【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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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汉、藏因明的交流对了解汉传因明及藏因明的历史与流交,全面把握中国因明实质、推动因明发展以及推进文化融合、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当前,汉、藏因明的交流有很大进步,在组织机构、学术会议、课题合作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但是依然存在诸如大局意识不足、交流平台欠缺、语言障碍、共同话语基础缺乏、人才流失等困境,我们需要从建立语言互译平台、加强义理对勘文本互译、充分挖掘因明的社会功用、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以及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功能等多方面着手,共同推进汉、藏因明的充分交流,推进中国因明的传承和发展。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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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孝感432000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秦皇岛063600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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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因明研究”（12＆ZD1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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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汉、藏因明的交流对了解汉传因明及藏因明的历史与流交,全面把握中国因明实质、推动因明发展以及推进文化融合、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当前,汉、藏因明的交流有很大进步,在组织机构、学术会议、课题合作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但是依然存在诸如大局意识不足、交流平台欠缺、语言障碍、共同话语基础缺乏、人才流失等困境,我们需要从建立语言互译平台、加强义理对勘文本互译、充分挖掘因明的社会功用、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以及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功能等多方面着手,共同推进汉、藏因明的充分交流,推进中国因明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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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民族过程既呈开放性，又不失部落制民族的特色，这与蒙古帝国把远东和中亚文明统一在一个王朝中的背景密不可分，本文从文化视角，探讨了蒙古民族过程中的涵化，分化和异向发等主要特点，认为：蒙古族民族过程中的涵可以归纳为混合成新民族的融合型，名存实亡的“假晶”型以及几乎无踪可寻的同化型三种；而东、西蒙古与漠南，漠北蒙古等族体长期不断的分化，形成蒙古族重大的文化异向发展，文章剖析了这些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理论和现实的启示。
关于元朝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本文认为大体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以及过渡到元朝政府直接管割两个阶段。此外，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下放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朝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至元年间畏兀儿亦都护王室受命东迁应是其直接后果。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的两年中（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经过了苗、瑶、壮、侗、土家、布依、回、彝、羌、藏族等十多个民族。其中,在四川民族地区停留、修整时间较长。1936年6月14日,由总指挥贺龙（1896—1969）等人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进入康区。该部红军从西康西南部巴塘县向白玉县进发,15日抵达,30日离开,总计在白玉县停留、修整了15天,基本走遍了白玉县全境。红军顺利通过白玉全境,在时间上属于长征的后期,文献记载较少,但是他们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群众路线,得到了当地
军纪问题事关一支军队的成败,而蒋介石历来重视军纪,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剿赤军＂军纪仍差且剿共失败。究其原因何在？文章检视了川西北土司头人苏永和、王生秀等对国民党中央军军纪问题的控状档案及蒋介石的处置电报,指出蒋介石治军虽＂严以军纪＂,但重＂人治＂轻＂法治＂,过分信任部下嫡系将领,轻信涉事者主官的＂调查＂结论,不严格走司法程序,有法必依,故不仅让原本对国民党军及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川西北土司头人大失所望且使军纪问题成为国民党＂剿赤军＂最终败绩的原因之一。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间红军长征经过了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长达—年以上,驻扎的地区包括云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肃等5省藏区。在这—年多时间里,红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役、召开了很多重要的会议,同时也在藏区开展了大量重要活动。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红军长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大事记》（西北卷）、《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1840—1949）》《三大主力红军
＂行国政治＂是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最高首领及其宫帐的居止之所,亦即国家阙廷之所在,也就是举国的政治中心。文章利用唐代汉文文献、古藏文文献＂大事纪年＂及相关史料分析吐蕃政权的性质问题,进而论证＂行国政治＂之成立,具体表现为吐蕃社会＂逐水草无常所＂,政府官员扈从赞普及其大拂庐,组成一个移动迁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迁徙游牧。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间红军长征经过了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是环境最恶劣,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中国战典（下卷）》等文献资料编辑整理了此文。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在经过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时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改变了红军错误的政治路线、解决了红军的团结统一问题,从而使红军从失败走向了胜利。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长征行》、人民网的《沙窝会议》及《毛尔盖会议前后》、南方新闻网《毛尔盖会议》、中国网《长征途中决定红军战略走向的历次会议》等文献资料编辑整理了此文。
＂九句因＂理论是陈那论师对因明逻辑所作的独具匠心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形式逻辑中有诸多的数学符号,这些符号也是为了将复杂、无限、繁缛的事物概念、判断、推理加以简化而出现的,同样,陈那的九句因理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立的。当然,陈那的九旬因没有达到完全的符号化,但陈那的九句因理论已基本接近了符号化的程度,至少可以认为已达到半符号化的状态。它的出现标志着因明逻辑对万物＂关系＂的理解,从不规范走向了规范,从不严谨走向了严谨,从幼稚走向了臻熟,从繁杂走向了简明,从混乱走向了秩序,从相对性走向了终极性。
明朝建立之初,即在甘青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通过广建寺院、颁行诏谕等措施安定僧俗民众,基本实现了西北边疆社会的稳定。明朝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这里顺利传播,究其终极原因,是在明朝建立之前本地区就已经具备了民族融合的良好氛围、和睦相处成为深得人心的理念等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