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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0后代表作家徐则臣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就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尴尬接受状况这一话题做了一次演讲，他围绕着“了解中国文学的人很少”、导致“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比较小的原因”以及中国文学的突破与完善三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应当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在演讲开始，徐则臣就遗憾地陈述了“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很小”这一事实：这些年国外了解中国文学的人依然很少，在国外的书店里，零星散落着几本中国文学书，许多国外学生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仅仅只停留在老子、孔子、曹雪芹等几个人身上，有的甚至只知道张艺谋的电影。针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一尴尬接受现状，作为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作家，徐则臣表现出了十分的惋惜与无奈。
导致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比较小的原因很多，在演讲中，徐则臣主要概括为以下两点。首先，汉语和汉语文学表达的独特性造成懂汉语的外国人相对较少，汉语文学翻译传播的障碍影响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其次，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民族性，造成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文本的困惑与不解，这不仅与各国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也与不同民族之间人们的习惯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弘扬了中国文化传统，满足了中国读者欣赏习惯，体现了民族性的中国文学为何难以走进世界文学之林？这不禁引人重新思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当然，也不能由此定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无法相容。徐则臣指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并不是单纯的以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更为庸俗的爆料来满足外国读者的阅读与审美需求，而是应该展示中国文学的艺术追求与价值取向，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世界文学的共通性结合起来，取其精华，而不能因陈守旧，固步自封。
文学的世界性，是指在相当的审美层次上，从内容到形式诸方面，世界各民族对某一民族文学作品的认同、共识或共鸣。其中的历史意识、哲学理趣、道德观念及艺术上的价值，为世界各民族几代人和几代作家所汲取，对于提高人类的文明素养，对于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类文学作品才可以说是具有了较强的世界性。文学的民族性，是指一种文学在各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显现出的差异性、个性色彩。文学的民族性要充分体现出民族的精神。纯粹的民族性，例如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更庸俗爆料也可以获得西方的青睐，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但是这似乎与文学的意义无关，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与窥探心理，很容易沦为民族劣根性的产物。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放在世界的台面上广为流传、历久弥新、被世人所接受，必定有其存在的文化共性与思想价值。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以世界性的眼光来审视未庄而塑造出来的底层人物形象，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中国底层农民形象所具有的代表意义，他的身上具有人类的共性。阿Q“精神胜利法”折射出来的是世上大多数底层农民所拥有的带有缺陷的性格与无法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辛酸。正如同徐则臣在演讲中所说：“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所有人，不管你待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是共通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通约的东西达成理解与共识，通过这样的文学去相互理解和响应。”文学的独特性与民族性，只有在具备世界性的前提下，才能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体现出特性与共性、变异与汇通的统一，达成沟通与情感的共鸣。因此，我们的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就必须具有一个世界的标准，需要把本民族的经验纳入到一种世界性视野之中，通过本民族的生存状态来关怀整个人类的发展情况。反之，则会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反人类主义。
中国作家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程度上无声地驳斥了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莫言的获奖是把世界眼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紧密交流的契机；同时也为中国作家的创作、翻译机制以及文学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作家的创作不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充分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而且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囊括人类的普遍特性。中国文学要想“走出去”，被其他民族所阅读与了解，还需要设立比较健全的翻译机制，尽可能地实现中西的平衡对话。中国文学要想不被西方“殖民化”，不仅要保证良好的文学批评氛围，真正促进中国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不要善意的“捧杀”和恶意的“棒杀”，而且对西方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要给予有力的学术批判。只有这样既坚守本民族的特性，又打开眼界，放眼全球，才能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融合，才能推出更多拥有国际读者的优秀作品。
徐则臣的这篇演讲，层次清晰，观点鲜明。结合自己在国外驻校的所闻所感，层层推入，表达了其对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尴尬接受处境的认识与担忧，认真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了独到的建议。从分析“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很少”这一文学现象，到客观分析导致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比较小的原因，最后提出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必须跳出圈子，遵守“拿来主义”，行文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具有很强的说理性。整篇演讲结合实例分析，通俗易懂，没有艰涩干枯的理论，也没有拐弯抹角的空话、套话，结构紧凑、一气呵成，是一篇精彩的演讲。
蒯舒，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责任编校：郑利玲
在演讲开始，徐则臣就遗憾地陈述了“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很小”这一事实：这些年国外了解中国文学的人依然很少，在国外的书店里，零星散落着几本中国文学书，许多国外学生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仅仅只停留在老子、孔子、曹雪芹等几个人身上，有的甚至只知道张艺谋的电影。针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一尴尬接受现状，作为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作家，徐则臣表现出了十分的惋惜与无奈。
导致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比较小的原因很多，在演讲中，徐则臣主要概括为以下两点。首先，汉语和汉语文学表达的独特性造成懂汉语的外国人相对较少，汉语文学翻译传播的障碍影响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其次，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民族性，造成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文本的困惑与不解，这不仅与各国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也与不同民族之间人们的习惯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弘扬了中国文化传统，满足了中国读者欣赏习惯，体现了民族性的中国文学为何难以走进世界文学之林？这不禁引人重新思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当然，也不能由此定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无法相容。徐则臣指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并不是单纯的以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更为庸俗的爆料来满足外国读者的阅读与审美需求，而是应该展示中国文学的艺术追求与价值取向，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世界文学的共通性结合起来，取其精华，而不能因陈守旧，固步自封。
文学的世界性，是指在相当的审美层次上，从内容到形式诸方面，世界各民族对某一民族文学作品的认同、共识或共鸣。其中的历史意识、哲学理趣、道德观念及艺术上的价值，为世界各民族几代人和几代作家所汲取，对于提高人类的文明素养，对于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类文学作品才可以说是具有了较强的世界性。文学的民族性，是指一种文学在各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显现出的差异性、个性色彩。文学的民族性要充分体现出民族的精神。纯粹的民族性，例如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更庸俗爆料也可以获得西方的青睐，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但是这似乎与文学的意义无关，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与窥探心理，很容易沦为民族劣根性的产物。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放在世界的台面上广为流传、历久弥新、被世人所接受，必定有其存在的文化共性与思想价值。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以世界性的眼光来审视未庄而塑造出来的底层人物形象，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中国底层农民形象所具有的代表意义，他的身上具有人类的共性。阿Q“精神胜利法”折射出来的是世上大多数底层农民所拥有的带有缺陷的性格与无法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辛酸。正如同徐则臣在演讲中所说：“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所有人，不管你待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是共通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通约的东西达成理解与共识，通过这样的文学去相互理解和响应。”文学的独特性与民族性，只有在具备世界性的前提下，才能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体现出特性与共性、变异与汇通的统一，达成沟通与情感的共鸣。因此，我们的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就必须具有一个世界的标准，需要把本民族的经验纳入到一种世界性视野之中，通过本民族的生存状态来关怀整个人类的发展情况。反之，则会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反人类主义。
中国作家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程度上无声地驳斥了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莫言的获奖是把世界眼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紧密交流的契机；同时也为中国作家的创作、翻译机制以及文学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作家的创作不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充分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而且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囊括人类的普遍特性。中国文学要想“走出去”，被其他民族所阅读与了解，还需要设立比较健全的翻译机制，尽可能地实现中西的平衡对话。中国文学要想不被西方“殖民化”，不仅要保证良好的文学批评氛围，真正促进中国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不要善意的“捧杀”和恶意的“棒杀”，而且对西方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要给予有力的学术批判。只有这样既坚守本民族的特性，又打开眼界，放眼全球，才能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融合，才能推出更多拥有国际读者的优秀作品。
徐则臣的这篇演讲，层次清晰，观点鲜明。结合自己在国外驻校的所闻所感，层层推入，表达了其对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尴尬接受处境的认识与担忧，认真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了独到的建议。从分析“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很少”这一文学现象，到客观分析导致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比较小的原因，最后提出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必须跳出圈子，遵守“拿来主义”，行文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具有很强的说理性。整篇演讲结合实例分析，通俗易懂，没有艰涩干枯的理论，也没有拐弯抹角的空话、套话，结构紧凑、一气呵成，是一篇精彩的演讲。
蒯舒，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责任编校：郑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