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我住在纽约皇后区一栋近百年的老房子里。很多朋友觉得我们不应该住这个社区，中国人、东南亚人、墨西哥人，以上三种人会凑在车库里打一桌麻将；路边有黑人高中生抽大麻；再往后走几个街区，发生过连环凶杀案。有个朋友跟我感慨，如果女儿以后一辈子住在“皇后区这种烂地方”，她会非常失望，她的女儿在第二年考进哈佛，大概永远走出了皇后区。
　　我在皇后区过得很好。身为暂住一年的游客，我体会不到那些让人不安的东西——肤色、收入、地位、阶层，我只享受了一个廉价而安静的纽约：一美元三把葱，广东人开的西饼店咖啡齁甜，但有刚出炉的老婆饼。后院空旷破败，铁丝网锈迹斑斑，整个秋天我都在扫不可能扫净的落叶，彻夜大雪后有猫走过，留下梅花形脚印。当然我也经常去曼哈顿，在MOMA看凡·高，东村吃日本菜，去大学教授的家中过圣诞节，经过用查理·布朗和史努比玩偶装饰的橱窗——你也知道，就是那种让人觉得理应如此的纽约生活。
　　回家时走出地铁，看黑人排着队吃4.5美元三荤一素的中式快餐，可以选一条黑乎乎的红烧鱼。我想到老家有类似的盒饭，专卖给干力气活的工人们，菜很咸，所以量不需要多，但随便添饭，有些人就一直添，我坐在边上的小炒店里，看他们蹲在路边，把那些饭吃完。我为纽约和家乡之间的巨大落差和微小相似着迷，于是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那个时候我已经写完《小镇姑娘》和《小城故事》，这两部作品有诸多毛病，却对我很重要。在技术上，它们让我在长达十年的中断后，渐渐重新握住写小说的笔；在情感上，则像往外吐出自我，在吐干净之后，我暂时对书写自我和记忆都失去兴趣，我想写他人，也想写当下。
　　《微小的命运》基于一个简单疑问：到底是什么决定生活的流向，是命运，还是人心？在前两本书中，我书写命运，尤其是苦难中人的不可选择，但在这一本中，我想写在那些谈不上任何苦难的生活中，人心是如何反作用于命运。以前我相信命运是一条不可辩驳的河流，我们唯有顺流而下；现在我却相信它在途中有诸多分叉，也许所有分叉最终又将汇合，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是选择让这一切有所不同。于是有了这本书的题记：“命运屈从于外力，也屈从于内心。”书中主体故事平行发生于纽约和自贡，又有一部分发生在北京，城市和际遇带来不同，却并没有那么不同，因为人心的相似带来更多相似，犹疑、软弱、动摇、勇气、决心，是它们带领我们，走向命运的结局。
　　在最初的想法里，它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最后它只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两年，中间我修改其它书稿、写两个专栏，又陆续写了一些看起来题材“更重要”的短篇，同时在酝酿一部新的长篇，这一度让我对这本书失去信心，觉得它试图面对的问题太小，也太不重要。但2014年冬天，生活发生了一些激烈剧变，两个好友在一个月之内先后出事，我们总是回家很晚，雾霾深重，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暗夜里，我会打开这个文档写上几行字。这给了我无限安慰，它让我觉得，命运中有不可能被夺走的部分，最无用的东西，会在最无望的时候帮助你。就这样，在这几年难得的持续低潮中，我一鼓作气，完成了初稿和第一次修订，写到结尾，我想，没有什么比我们如何面对命运更重要的事情。
　　最后是题外话。有一天，看到朋友的新书，他在序言里说，朋友总说他应该有个定位，但他又不是一颗卫星。我也收到过如此劝告，“定位”的意思，大概是选定一个位置，让他人能更清晰地寻找到你。但我并没有找到这个位置，恢复写作五六年，如果给我写的故事加上标签，会发现既有“乡土文学”，也有“都市爱情”。这一两年我写了几个政治意味很重的短篇，而正在写的长篇发生在一百年前，属于“历史半架空”。在这些作品间隙，我还一度化名去言情小说网站写连载（写了四万多字，一共只有一千多个点击，不怪读者，的确写得很差）。写这篇自序时我生活在东京，因为看了一本叫《春画入门》的学术书籍（主要是看了插图），雄心勃勃地想写一个艳情故事，类似《金瓶梅》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有一天，我去超市买菜，发现日本人在每一种食物上标注精确产地，豆腐来自琦玉，冬瓜是冲绳直达，一种我不认识的鱼被开膛破肚，写上北海道某个地名。一颗葡萄也能明确定位的世界当然挺好，但我不是葡萄，我还没有想好长在哪里。
　　（编辑：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