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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的自传《我的早年生活》就是教师实现这一目标的好文本，它犹如一座丰富的矿藏，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教师既要借助文中多处有益的观点向学生传递正能量，也要用辨伪去妄的方式把含有负能量的一段文字转化成有利因素。
（一）
课文至少有四处让人受益匪浅的地方，现浅析如下。
早年的丘吉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名列全校倒数第一名，但这并没有使他灰心失望、怨天尤人。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盏明灯在亮着——“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个萤火虫”；“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差”。在他看来，芸芸众生是平等的，没有智力上的本质差别，只有个性的差异。他把自己比作在黑暗中发光的萤火虫，是如李白发出“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最强音般的自信。正是因为有这种可贵的自信品质，丘吉尔才能在人类的历史天空中留下熠熠的光辉。而现在的一部分学生，在学习方面一旦遇到挫折，就丧失信心。更有甚者，倘若在班级里长期处于学习成绩的末游，就自暴自弃，产生严重的厌学情绪。
当然，光有自信就想获得成功女神的青睐，显然是不够的。尽管丘吉尔与数学、拉丁文等无缘，但他对英语、文学、历史、军事等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并坚持不懈地努力。例如，他“只管把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牢记在心”；他“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麦考利的1200行史诗，并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他“成功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很難想像，没有对它们的兴趣和为之挥洒的汗水，丘吉尔能够脱颖而出，与成功握手？
丘吉尔作为英国人，极其重视对母语——英语的学习。他说：“自然我倾向让孩子们学习英语。我会首先让他们都学英语，然后再让聪明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耀，学习希腊语作为一种享受。但只有一件事我会强迫他们去做，那就是不能不懂英语。”丘吉尔早年就读的哈罗公学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也许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当时的英国是尊崇地位和高贵身份的象征，但丘吉尔坚定地认为，英国孩子必须首先学好母语（英语）。丘吉尔的话语的确是真知灼见，因为母语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最多，最有实用价值。母语基础打得越扎实，对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就会越有帮助。反观当代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过于强调外语的作用而削弱了我们的母语——汉语的地位。诚然，我们在国际交流和贸易中离不开外语，但把外语提高到与母语同等的地位上甚至凌驾于母语之上则是不明智的。外语学习与母语学习应有主次之分，但现在不少老师、学生花在外语学习上的精力和时间都大大多于语文。君不见，许多中国人，在读书期间花大量时间学习外语，在实际生活中外语却派不上用场，而他们的母语却学得令人不敢恭维，即使写一篇短文，也语句不通顺，错别字丛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好在如今，国内的有识之士正在拨乱反正，让我们看到了母语复兴的曙光。教师要通过有效的引导，让学生深刻认识牢固掌握母语的重要意义，勿让汉语哭泣。
丘吉尔的父亲原本打算让儿子将来投身律师界，但当丘吉尔向其展示了锡兵部队后，他改变了初衷。他从孩子摆弄的玩具中发现了孩子的兴趣所在，尊重孩子的意愿，并为之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最终让丘吉尔如愿以偿地进入军事学院学习。对比丘吉尔父亲的做法，中国许多家长是不是应该认真反思？“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无可厚非，但如果家长早早地为孩子规划好未来的人生之路，根本不顾孩子的兴趣、爱好，一味强迫孩子按自己设定的道路去走，那很可能会伤害孩子的心灵，甚至毁掉孩子的一生。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丘吉尔父亲开明的做法值得中国家长们学习。也许，我们教的学生是中国家长压制教育下的牺牲品，但我们希望学生能够从丘吉尔父亲的言行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对将来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产生一点正面效果。
（二）
至于课文中的一处谬误，教师则应引导学生质疑、探究。
哈罗公学是英国一所久负盛名的顶级贵族学校，其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有拉丁文。丘吉尔的拉丁文水平出奇得差，那么他是如何通过考试而进入哈罗公学的呢？他在文中这样介绍：“我进入哈罗公学的入学考试是极其严格的，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因为拉丁文试卷上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我在试卷上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试题的编号‘1’，经过再三考虑，又在‘1’的外面加上一个括号，因而成了‘（1）’。但这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会了。我干瞪眼没办法，在这种惨境中整整过了两个小时。最后仁慈的监考老师总算收去了我的考卷。正是从这些表明我的学识水平的蛛丝马迹中，威尔登博士断定我有资格进哈罗公学上学。这说明，他能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是一个不以卷面分数取人的人，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尊敬他。”
丘吉尔的拉丁文试卷实质上是白卷，但他认定是自己在试卷上写的“（1）”挽救了自己，让校长大人慧眼识英才。这实在令读者感到困惑。笔者上课讲到这里时，不少学生对此提出疑问，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学生开玩笑地说今后在升学考试的试卷上也这么写，看会不会有阅卷老师“独具慧眼”。显然，丘吉尔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任何一个老师，都不可能仅仅凭一个题号就能看出该考生的素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确实曾有破格录取的佳话，譬如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数学仅得十五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被破格录取；吴晗当年考试时语文和外语都是一百分，数学却是零分，清华大学让他做了历史系插班生；臧克家参加青岛大学的入学考试，数学考了鸭蛋，作文也仅仅是三句话的诗歌，却被闻一多相中……他们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丘吉尔并不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丘吉尔迈入哈罗公学的大门依仗的是什么呢？笔者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认为丘吉尔之所以能进入哈罗公学，绝不是因为他自鸣得意的什么全面能力，而是因为他具有显赫的家世背景。
丘吉尔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上约翰·丘吉尔因在“光荣革命”中支持威廉三世，且又在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中作为军队总司令取得胜利而于1702年被安妮女王封为马尔巴罗公爵，马尔巴罗家族在19世纪英国王室以外20个公爵家族中名列第十。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是保守党“樱草会”的创办人，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百万富翁、《纽约时报》股东之一的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对于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孩子，哈罗公学的校长又怎么会拒之门外呢？后来的历史不断证明，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靠家世走后门进入哈罗公学的富家子弟中，丘吉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面对学生对丘吉尔进入哈罗公学的质疑，笔者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根据史料，得出自己的论断，推翻丘吉尔标榜自己的说法。尽管这会带来消极影响，但如果不向学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那是教师的失职。教师可以把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使之转化为积极因素。比如教师向学生这样阐述：虽然丘吉尔凭借祖上和父母的光环成为哈罗公学的学生，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实情，而且根据他进入哈罗公学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有特长，也有学习的动力，所以最后他能学有所成，并成为彪炳史册的世界名人。如果他是纨绔子弟，在哈罗公学里不学无术，那他就不可能取得以后的辉煌成就，甚至会沦为败家子。因此，一个人即使家财万贯或者门第显赫，假如自己不努力，不去奋斗，再好的家庭条件也无济于事。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去书写！相信这么一说，学生的注意力就会从他的家世转移到他的努力上。
在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发掘并传递课文中的正能量，抑制并转化课文中的负能量，这是笔者教学《我的早年生活》最深切的感受。
（作者单位：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七中学）
（一）
课文至少有四处让人受益匪浅的地方，现浅析如下。
早年的丘吉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名列全校倒数第一名，但这并没有使他灰心失望、怨天尤人。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盏明灯在亮着——“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个萤火虫”；“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差”。在他看来，芸芸众生是平等的，没有智力上的本质差别，只有个性的差异。他把自己比作在黑暗中发光的萤火虫，是如李白发出“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最强音般的自信。正是因为有这种可贵的自信品质，丘吉尔才能在人类的历史天空中留下熠熠的光辉。而现在的一部分学生，在学习方面一旦遇到挫折，就丧失信心。更有甚者，倘若在班级里长期处于学习成绩的末游，就自暴自弃，产生严重的厌学情绪。
当然，光有自信就想获得成功女神的青睐，显然是不够的。尽管丘吉尔与数学、拉丁文等无缘，但他对英语、文学、历史、军事等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并坚持不懈地努力。例如，他“只管把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牢记在心”；他“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麦考利的1200行史诗，并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他“成功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很難想像，没有对它们的兴趣和为之挥洒的汗水，丘吉尔能够脱颖而出，与成功握手？
丘吉尔作为英国人，极其重视对母语——英语的学习。他说：“自然我倾向让孩子们学习英语。我会首先让他们都学英语，然后再让聪明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耀，学习希腊语作为一种享受。但只有一件事我会强迫他们去做，那就是不能不懂英语。”丘吉尔早年就读的哈罗公学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也许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当时的英国是尊崇地位和高贵身份的象征，但丘吉尔坚定地认为，英国孩子必须首先学好母语（英语）。丘吉尔的话语的确是真知灼见，因为母语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最多，最有实用价值。母语基础打得越扎实，对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就会越有帮助。反观当代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过于强调外语的作用而削弱了我们的母语——汉语的地位。诚然，我们在国际交流和贸易中离不开外语，但把外语提高到与母语同等的地位上甚至凌驾于母语之上则是不明智的。外语学习与母语学习应有主次之分，但现在不少老师、学生花在外语学习上的精力和时间都大大多于语文。君不见，许多中国人，在读书期间花大量时间学习外语，在实际生活中外语却派不上用场，而他们的母语却学得令人不敢恭维，即使写一篇短文，也语句不通顺，错别字丛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好在如今，国内的有识之士正在拨乱反正，让我们看到了母语复兴的曙光。教师要通过有效的引导，让学生深刻认识牢固掌握母语的重要意义，勿让汉语哭泣。
丘吉尔的父亲原本打算让儿子将来投身律师界，但当丘吉尔向其展示了锡兵部队后，他改变了初衷。他从孩子摆弄的玩具中发现了孩子的兴趣所在，尊重孩子的意愿，并为之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最终让丘吉尔如愿以偿地进入军事学院学习。对比丘吉尔父亲的做法，中国许多家长是不是应该认真反思？“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无可厚非，但如果家长早早地为孩子规划好未来的人生之路，根本不顾孩子的兴趣、爱好，一味强迫孩子按自己设定的道路去走，那很可能会伤害孩子的心灵，甚至毁掉孩子的一生。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丘吉尔父亲开明的做法值得中国家长们学习。也许，我们教的学生是中国家长压制教育下的牺牲品，但我们希望学生能够从丘吉尔父亲的言行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对将来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产生一点正面效果。
（二）
至于课文中的一处谬误，教师则应引导学生质疑、探究。
哈罗公学是英国一所久负盛名的顶级贵族学校，其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有拉丁文。丘吉尔的拉丁文水平出奇得差，那么他是如何通过考试而进入哈罗公学的呢？他在文中这样介绍：“我进入哈罗公学的入学考试是极其严格的，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因为拉丁文试卷上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我在试卷上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试题的编号‘1’，经过再三考虑，又在‘1’的外面加上一个括号，因而成了‘（1）’。但这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会了。我干瞪眼没办法，在这种惨境中整整过了两个小时。最后仁慈的监考老师总算收去了我的考卷。正是从这些表明我的学识水平的蛛丝马迹中，威尔登博士断定我有资格进哈罗公学上学。这说明，他能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是一个不以卷面分数取人的人，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尊敬他。”
丘吉尔的拉丁文试卷实质上是白卷，但他认定是自己在试卷上写的“（1）”挽救了自己，让校长大人慧眼识英才。这实在令读者感到困惑。笔者上课讲到这里时，不少学生对此提出疑问，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学生开玩笑地说今后在升学考试的试卷上也这么写，看会不会有阅卷老师“独具慧眼”。显然，丘吉尔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任何一个老师，都不可能仅仅凭一个题号就能看出该考生的素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确实曾有破格录取的佳话，譬如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数学仅得十五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被破格录取；吴晗当年考试时语文和外语都是一百分，数学却是零分，清华大学让他做了历史系插班生；臧克家参加青岛大学的入学考试，数学考了鸭蛋，作文也仅仅是三句话的诗歌，却被闻一多相中……他们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丘吉尔并不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丘吉尔迈入哈罗公学的大门依仗的是什么呢？笔者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认为丘吉尔之所以能进入哈罗公学，绝不是因为他自鸣得意的什么全面能力，而是因为他具有显赫的家世背景。
丘吉尔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上约翰·丘吉尔因在“光荣革命”中支持威廉三世，且又在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中作为军队总司令取得胜利而于1702年被安妮女王封为马尔巴罗公爵，马尔巴罗家族在19世纪英国王室以外20个公爵家族中名列第十。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是保守党“樱草会”的创办人，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百万富翁、《纽约时报》股东之一的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对于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孩子，哈罗公学的校长又怎么会拒之门外呢？后来的历史不断证明，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靠家世走后门进入哈罗公学的富家子弟中，丘吉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面对学生对丘吉尔进入哈罗公学的质疑，笔者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根据史料，得出自己的论断，推翻丘吉尔标榜自己的说法。尽管这会带来消极影响，但如果不向学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那是教师的失职。教师可以把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使之转化为积极因素。比如教师向学生这样阐述：虽然丘吉尔凭借祖上和父母的光环成为哈罗公学的学生，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实情，而且根据他进入哈罗公学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有特长，也有学习的动力，所以最后他能学有所成，并成为彪炳史册的世界名人。如果他是纨绔子弟，在哈罗公学里不学无术，那他就不可能取得以后的辉煌成就，甚至会沦为败家子。因此，一个人即使家财万贯或者门第显赫，假如自己不努力，不去奋斗，再好的家庭条件也无济于事。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去书写！相信这么一说，学生的注意力就会从他的家世转移到他的努力上。
在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发掘并传递课文中的正能量，抑制并转化课文中的负能量，这是笔者教学《我的早年生活》最深切的感受。
（作者单位：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