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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的四川省蓬安县城，街边的店铺都已打烊。清冷的柏油路上，昏黄的路灯将我疲惫的身影拖得老长。我紧了紧衣服，禁不住打了几个呵欠，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我叫翟晓云，是县委电教中心唯一的一名党员电教工作者，这是我一次很普通的加班经历。每次制作电教片，由于没有独立配音室，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才开始剪片编辑。五年里，我共拍摄制作了63部电教专题片，采写的200多条党建新闻先后在省市电视台播出。熟悉我的人都把电教中心称作是“一个人的‘电视台’”。
肩上的使命叫我不敢懈怠
与电教结缘是在2002年冬天。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组织部领导把一纸工作调令递到我的面前，语重心长地说：“小翟，你在电视台这六年干得不错。这次挖了电视台的墙脚，调你到电教中心，你可要搞出些名堂啊！”领导的信任和期望让我感到了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我用力点了点头。
然而当我满怀激情到部里报到时，眼前的情景却让我的心霎时凉了半截。办公室里仅有的一台M9000模拟机已经落满了灰尘，空空的四壁极目尽是冰冷。听老同志们说，组织上曾经给电教中心派过来两个人，可一个不愿意来，一个干了三个月就走了。我问，为啥？大家摇摇头说，都是受不了这里的苦呗。自己将要起步的事业居然是一个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我一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但“组织要你做泥鳅，再深的泥巴也要钻”，抱着这样的念头，我接演了这出“独角戏”。
在这个并不宽广的舞台上，我曾感到无助，也曾抱怨太累，然而更多的时候我都在寻找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蓬安电教“火”起来的机会。2003年，南充市选调生工作现场会在蓬安召开。县委临时决定由电教中心拍摄一部专题汇报片，在会议期间播出。当时距会议召开就只剩七天，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从策划撰稿到拍摄制作的全部流程，那一周我的日程表几乎是以秒来规划的。白天跑社区、进企业、下农村，忙着采访、拍摄，晚上我就在办公室整理素材、剪辑制片。虽然还是一个人跑前跑后，但我却忙得不亦乐乎。
第六天下午，我按计划先到河舒镇取景。火辣的太阳底下，一丝风也没有，接近四十度的高温简直能烤焦泥土。每走一步，空气中涌动的热浪都让人感到窒息。拍完外景后，我收拾好器材，准备去采下一组素材。由于连日奔波，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眼发花，腿发软，走了没多远就一头栽倒在菜地里。路过的村民发现时，我已经处于脱水状态。他们赶紧给我喂水、掐人中。清醒后老乡们要背我去看大夫，我连连摆手，晃悠着站起来就往下一个现场赶去。远远地听他们喊道：“你这人不要命了？”会议期间，市、县电视台同步播出了《寸草春晖——选调生工作在蓬安》这部专题片，与会领导纷纷称赞：“片子真实生动，让人很受启发。”电教工作的成果获得了肯定，那一刻，欣慰冲去了我所有的疲累。
让青春燃烧在激情的岁月
2007年8月，连续不断的暴雨导致蓬安很多地区发生了地质灾害。为了真实反映受灾情况和灾区人民抗灾自救、重建家园的感人场面，我独自前往山体滑坡最为严重的新河乡半街村进行拍摄。进村的山路被洪水冲刷得泥泞不堪，混着碎石和枯枝的泥浆甚至没过了脚踝。我一只胳膊抱紧摄像机，另一只手拄着一截树干艰难地往前走。落脚抬脚，我都小心翼翼，生怕哪步没踩实，把摄像机摔出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我总算到达了新河水库上方的半街村。
在滑坡现场，我顾不得休息，立即着手拍摄。拍大滑坡造成的断裂沟壑时，我想要几个近景的特写镜头。村支书听了，劝阻说：“太危险了，还是算了吧。”我笑着争辩：“没关系，我这人命大。”见拗不过我，村支书叫人找来一根大绳拴在我的腰间，几个村民从沟上一点点地往下放。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调整拍摄角度，详细记录下每一处断层。也许是初次历险的成功给我壮了胆，我又提出要到对面的山上俯拍滑坡的全貌。这次村支书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说啥都不再支持了。眼看天色将晚，这最后的任务要是完不成就会耽误制片。我心一横，带上把砍刀就偷偷上山了。在荆棘丛生的山坡上，我挥舞着砍刀开路，手脚并用往上爬。上到山顶已是筋疲力尽，我的脸上、手上被枝杈剐出了很多口子，汗水风干的盐末儿渍得伤口生疼。我强忍着架好摄像机拍了一组镜头，然后几乎连滚带爬地下了山。回到县里，我守着办公室的编辑机奋战了两个通宵，终于完成了这部汇报灾情的专题片。片子报送市委、县委领导观看后，为灾区的重建工作争取到了充足的资金。
从走上这个岗位的那天起，我就始终怀着一个不变的追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电教工作始终如一的目标。
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我结合县委“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的倡议制作的专题片《承诺》，在四川电视台《共产党人》栏目播出，开创了蓬安县独立制作的专题片第一次在省级电视台播出的历史。2006年，我与中央电视台记者合作拍摄的反映中坝村新农村建设的专题片《一个村缘何两个样》，又在中央电视台第7套节目播出，使电教中心真正成为面向全国宣传蓬安党建工作的窗口。
我收获了温暖和快乐
我从小长在农村，深知农民对于科技致富的渴望。每当接触到农民兄弟那一束束热切的目光，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一次到柳滩乡检查电教工作时，响水滩村村民杨松柏拽住我说：“我搞了几个致富项目，但钱没挣着还欠下许多债。你能不能帮帮我？”回去后我特地为他送去了一套《致富快车》电教片，并帮助他确定了发展獭兔养殖的项目。此后一有新的资料和市场信息，我就及时给他送过去。由于找对了门路，杨松柏当年养殖獭兔的纯收入就达到4万多元。那以后他见到我就叫恩人，拉着手不放，硬是要吃了兔肉才让走。在蓬安县有很多通过学习电教片里的科技知识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他们见到我时都有着道不尽的感谢。这些农民的淳朴、善良让我的心中不时澎湃起幸福的暖流。
扁担挑水两头搁，顾得了一头，顾不了另一头。我读小学的儿子曾经在作文里这样写道：“我的爸爸是一个‘野人’，经常加班不回家，我在家里就叫我的妈妈‘女爸爸’……”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我对家人的愧疚是永远无法释怀的。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一我都要到中坝村跟村民一起过年，用镜头捕捉那里的新变化、新发展。妻子开始很不理解我为什么大过年的总往外跑。2006年年初一，她索性跟我进了趟中坝村。当村民们围着妻子讲我为村里送科技、做宣传的事迹，当饭口时大家争着邀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当临别前乡亲们一袋一袋地往车上装着自家腌制的咸菜腊肉，妻子终于明白我真正割舍不下的，其实是与当地人之间这有如亲人般长长的挂牵。后来，妻子对我说：“这么多年，对你的工作由认识到理解，由理解到支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真的要感谢我的妻子，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或许也坚持不到今天。
选择了这个岗位，就是选择了一份责任；选择了前进方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五年里，我连年被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有组织的肯定、群众的认可和家人的理解，受再多的苦，也值得。
我一个人走在电教事业的大路上，但是心却从未独行。
（作者为四川省蓬安县委组织部干部）
我叫翟晓云，是县委电教中心唯一的一名党员电教工作者，这是我一次很普通的加班经历。每次制作电教片，由于没有独立配音室，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才开始剪片编辑。五年里，我共拍摄制作了63部电教专题片，采写的200多条党建新闻先后在省市电视台播出。熟悉我的人都把电教中心称作是“一个人的‘电视台’”。
肩上的使命叫我不敢懈怠
与电教结缘是在2002年冬天。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组织部领导把一纸工作调令递到我的面前，语重心长地说：“小翟，你在电视台这六年干得不错。这次挖了电视台的墙脚，调你到电教中心，你可要搞出些名堂啊！”领导的信任和期望让我感到了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我用力点了点头。
然而当我满怀激情到部里报到时，眼前的情景却让我的心霎时凉了半截。办公室里仅有的一台M9000模拟机已经落满了灰尘，空空的四壁极目尽是冰冷。听老同志们说，组织上曾经给电教中心派过来两个人，可一个不愿意来，一个干了三个月就走了。我问，为啥？大家摇摇头说，都是受不了这里的苦呗。自己将要起步的事业居然是一个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我一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但“组织要你做泥鳅，再深的泥巴也要钻”，抱着这样的念头，我接演了这出“独角戏”。
在这个并不宽广的舞台上，我曾感到无助，也曾抱怨太累，然而更多的时候我都在寻找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蓬安电教“火”起来的机会。2003年，南充市选调生工作现场会在蓬安召开。县委临时决定由电教中心拍摄一部专题汇报片，在会议期间播出。当时距会议召开就只剩七天，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从策划撰稿到拍摄制作的全部流程，那一周我的日程表几乎是以秒来规划的。白天跑社区、进企业、下农村，忙着采访、拍摄，晚上我就在办公室整理素材、剪辑制片。虽然还是一个人跑前跑后，但我却忙得不亦乐乎。
第六天下午，我按计划先到河舒镇取景。火辣的太阳底下，一丝风也没有，接近四十度的高温简直能烤焦泥土。每走一步，空气中涌动的热浪都让人感到窒息。拍完外景后，我收拾好器材，准备去采下一组素材。由于连日奔波，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眼发花，腿发软，走了没多远就一头栽倒在菜地里。路过的村民发现时，我已经处于脱水状态。他们赶紧给我喂水、掐人中。清醒后老乡们要背我去看大夫，我连连摆手，晃悠着站起来就往下一个现场赶去。远远地听他们喊道：“你这人不要命了？”会议期间，市、县电视台同步播出了《寸草春晖——选调生工作在蓬安》这部专题片，与会领导纷纷称赞：“片子真实生动，让人很受启发。”电教工作的成果获得了肯定，那一刻，欣慰冲去了我所有的疲累。
让青春燃烧在激情的岁月
2007年8月，连续不断的暴雨导致蓬安很多地区发生了地质灾害。为了真实反映受灾情况和灾区人民抗灾自救、重建家园的感人场面，我独自前往山体滑坡最为严重的新河乡半街村进行拍摄。进村的山路被洪水冲刷得泥泞不堪，混着碎石和枯枝的泥浆甚至没过了脚踝。我一只胳膊抱紧摄像机，另一只手拄着一截树干艰难地往前走。落脚抬脚，我都小心翼翼，生怕哪步没踩实，把摄像机摔出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我总算到达了新河水库上方的半街村。
在滑坡现场，我顾不得休息，立即着手拍摄。拍大滑坡造成的断裂沟壑时，我想要几个近景的特写镜头。村支书听了，劝阻说：“太危险了，还是算了吧。”我笑着争辩：“没关系，我这人命大。”见拗不过我，村支书叫人找来一根大绳拴在我的腰间，几个村民从沟上一点点地往下放。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调整拍摄角度，详细记录下每一处断层。也许是初次历险的成功给我壮了胆，我又提出要到对面的山上俯拍滑坡的全貌。这次村支书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说啥都不再支持了。眼看天色将晚，这最后的任务要是完不成就会耽误制片。我心一横，带上把砍刀就偷偷上山了。在荆棘丛生的山坡上，我挥舞着砍刀开路，手脚并用往上爬。上到山顶已是筋疲力尽，我的脸上、手上被枝杈剐出了很多口子，汗水风干的盐末儿渍得伤口生疼。我强忍着架好摄像机拍了一组镜头，然后几乎连滚带爬地下了山。回到县里，我守着办公室的编辑机奋战了两个通宵，终于完成了这部汇报灾情的专题片。片子报送市委、县委领导观看后，为灾区的重建工作争取到了充足的资金。
从走上这个岗位的那天起，我就始终怀着一个不变的追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电教工作始终如一的目标。
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我结合县委“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的倡议制作的专题片《承诺》，在四川电视台《共产党人》栏目播出，开创了蓬安县独立制作的专题片第一次在省级电视台播出的历史。2006年，我与中央电视台记者合作拍摄的反映中坝村新农村建设的专题片《一个村缘何两个样》，又在中央电视台第7套节目播出，使电教中心真正成为面向全国宣传蓬安党建工作的窗口。
我收获了温暖和快乐
我从小长在农村，深知农民对于科技致富的渴望。每当接触到农民兄弟那一束束热切的目光，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一次到柳滩乡检查电教工作时，响水滩村村民杨松柏拽住我说：“我搞了几个致富项目，但钱没挣着还欠下许多债。你能不能帮帮我？”回去后我特地为他送去了一套《致富快车》电教片，并帮助他确定了发展獭兔养殖的项目。此后一有新的资料和市场信息，我就及时给他送过去。由于找对了门路，杨松柏当年养殖獭兔的纯收入就达到4万多元。那以后他见到我就叫恩人，拉着手不放，硬是要吃了兔肉才让走。在蓬安县有很多通过学习电教片里的科技知识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他们见到我时都有着道不尽的感谢。这些农民的淳朴、善良让我的心中不时澎湃起幸福的暖流。
扁担挑水两头搁，顾得了一头，顾不了另一头。我读小学的儿子曾经在作文里这样写道：“我的爸爸是一个‘野人’，经常加班不回家，我在家里就叫我的妈妈‘女爸爸’……”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我对家人的愧疚是永远无法释怀的。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一我都要到中坝村跟村民一起过年，用镜头捕捉那里的新变化、新发展。妻子开始很不理解我为什么大过年的总往外跑。2006年年初一，她索性跟我进了趟中坝村。当村民们围着妻子讲我为村里送科技、做宣传的事迹，当饭口时大家争着邀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当临别前乡亲们一袋一袋地往车上装着自家腌制的咸菜腊肉，妻子终于明白我真正割舍不下的，其实是与当地人之间这有如亲人般长长的挂牵。后来，妻子对我说：“这么多年，对你的工作由认识到理解，由理解到支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真的要感谢我的妻子，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或许也坚持不到今天。
选择了这个岗位，就是选择了一份责任；选择了前进方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五年里，我连年被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有组织的肯定、群众的认可和家人的理解，受再多的苦，也值得。
我一个人走在电教事业的大路上，但是心却从未独行。
（作者为四川省蓬安县委组织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