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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概括、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成为人们的核心话语，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开始从基本范式、理论根基、功能定位和当代建构等多重维度全面切入，并对其未来研究的基本路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向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180－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06JZD000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5—06D01)；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顾友仁，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安徽合肥230039。
自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来，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已经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我们不仅成功应对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挑战，而且在“苏东巨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的最新成就。然而，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体系、历史运动和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客观地说，长期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研究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意蕴关注较少，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观。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概括、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正日益成为人们的核心话语，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开始从多重维度全面切入，并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重要前提。所谓“范式”，即概念或范畴的基本表现形式。从其自身逻辑来说，它包括基本涵义、作为这种涵义之内在机理的内容以及作为这种涵义之外在形式的特征等要素。
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本涵义的研究是从辨析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开始的。在此层面，虽然有诸如“前提抽象”论〔1〕、“系统内核”论〔2〕、“形式内容”论〔3〕和“一般个别”论〔4〕等不同的说法，但人们对于二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则普遍持认同态度。正如有学者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性及其价值目标的体现”〔5〕，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概括”〔6〕。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可理解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民族长期秉承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理性集结体”〔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学者们的另一关注点。在此领域，学界讨论热烈，代表性的观点有要素论和系统论两种。所谓要素论，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由一个或多个要素并列而成。要素论大致有“基本”价值论、“阶段”价值论和“终极”价值论三种形式。“基本”价值论者集中探讨了社会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价值诉求，以李抒望〔8〕、任玉秋〔9〕、高国希〔10〕、何建华〔11〕、焦国成〔12〕、陈延斌〔13〕、李德顺〔14〕、李忠杰〔15〕、公方彬〔16〕和于俊如〔17〕等人为主体。“阶段”价值论者重点剖析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兰久富〔18〕、郭齐勇〔19〕、孙武安〔20〕、谭培文〔21〕、朱力〔22〕和江必新〔23〕等人为代表。“终极”价值论者则对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和最终追求进行了解读，以王占阳〔24〕和辛向阳〔25〕等人为骨干。所谓系统论，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由若干要素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整合而成。如戴木才等人就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对应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目标和最高社会理想〔26〕，而钟明华等人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应该与核心价值体系相呼应〔27〕。持系统论的学者还有吴向东〔28〕、侯才〔29〕、林尚立〔30〕、陈伟〔31〕、陈静〔32〕、欧清华〔33〕、吴倬〔34〕和韩震〔35〕等人。与要素论相比，系统论者注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解析与其内在肌理的梳理结合起来，从而增强了研究的学理性和说服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是其基本范式的重要体现，也是学界研究的着力点。在此方面，主要有统一论和整合论两种看法。统一论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时，重在突出特征个体之间的辩证统一，代表性的人物有包俊洪〔36〕、王泽应〔37〕和余乃忠〔38〕等。整合论者如李晓东〔39〕、罗哲〔40〕、吴潜涛〔41〕和吴倬等人则采用罗列的方式提炼所有属性，并注意在陈述中彰显其整体性。如吴倬教授便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概括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统摄或支配地位”的“主流思想意识”；是协调社会关系、教育民众的“思想工具”和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具有根本性、普遍性、广泛社会性和主导性意义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42〕。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基本条件。任何一种思想或观念都有自己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渊源。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之上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实践的产物，也是我国思想理论界数十年来审时度势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因而，它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根基。近五年来，随着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审视。
就其历史渊源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43〕，它既以发轫于先秦时期，具有鲜明伦理色彩的儒家道德理想以及中国近代和现当代历史上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追求为蓝本〔44〕，也以肇始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45〕为鉴戒，是“在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是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念合乎规律”〔46〕的继承和发展。
从其文化背景来说，学者们在注意发掘渗透于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儒教伦理文化之共性，以彰显其普世价值〔47〕的同时，着重解读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而强调作为传统文化之灵魂的儒家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意义〔48〕。在此基础上，澄清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中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良好文化语境的原则和方法，即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49〕，以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以及“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50〕。
按其哲学依据来论，学界重点剖析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指导意义〔51〕，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审视现实社会的理性回应”〔52〕，它只有在“社会主義的价值关系理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事实丰厚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得到普遍确立、巩固和提升”〔53〕。也有学者从经济哲学的视域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分析的基本方法论，指出它“应当是以劳动为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价值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历史性文本解读的基本精神”〔54〕。
此外，学者们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底蕴和其赖以确立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阐释。有学者认为，自由和道德在带来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和谐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印证、实践和外化。所以，它们便构成了“和谐社会之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底蕴”〔55〕。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认同基础是爱国主义〔56〕，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理论形态、社会形态、制度形态到价值形态四个层面步步深入的历史认同过程”〔5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超越。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定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定位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主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之所以及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并进而将其提升到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就是基于对其在我们应对时代挑战，切实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突出作用的考量。近五年来，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本功用的论证始终是学界的热点话题，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丰硕。
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功能定位已基本明确，功能体系研究成绩斐然。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58〕和“当代中国人民的主心骨”〔59〕，“它为引领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指导”〔60〕。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与我们传统意义上“主导”有着本质的不同，只有认真祛除“主导”理念中的上下、尊卑和强制意识，逐步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思维转向，才能切实提高“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61〕。在解决了“什么是引领”的问题之后，我们还要解决“引领什么”和“如何引领”的问题。有学者将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思潮概括为“正确思潮”、“中性思潮”和“错误思潮”三种形式，并强调我们应“以不同的态度方式”〔62〕加以对待。也有学者认为“西化论”、“新儒学”、“民社潮”和“宗教热”〔63〕等社会思潮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所必须关注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因素。还有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系统〔64〕、根本原则〔65〕和整体路径〔66〕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思考。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观功能检视已全面展开，多学科研究齐头并进的局面已然成型。在哲学领域，有学者对中国儒家核心价值有效引领封建社会思潮的策略进行了深入检讨,认为它“为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提供了深层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依据〔67〕。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社会具有导向、秩序和动力功能，并因此而成为当代社会制度的价值源泉和衡量道德规范的基本价值尺度〔68〕。在文化艺术领域，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我国文艺学建设中具有“理论指南与启示作用”〔69〕。还有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诠释〔70〕，说明了其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71〕，在大众文化良性发展中所起的理论支撑作用〔72〕。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则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济意蕴进行了阐发〔74〕，指出其在当前财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74〕。也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弥补社会裂痕”的整合功能〔75〕，并对其在当代中国国家意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细致解读〔76〕。此外，在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有学者透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大众伦理生活〔77〕和社会伦理秩序〔78〕的塑造过程，也有不少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思想政治教育〔79〕，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80〕。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建构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核心议题。理论研究的动机来自于现实的需要，理论研究本身及其成果也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曾经一度视共产主义理想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囿于高尚的精神盛宴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人民的物质需求。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似乎走向了另一极端，在“转向‘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在培育全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却并未同步”〔81〕，其结果便是全球化时代国人信仰的异化和价值观的扭曲。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成为党和国家的共识，也成为理论界近年来高度聚焦的中心话题。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当代建构问题的研究，学界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重维度展开的。在理论的层面，有学者率先揭示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即“按其固有规律，突出建设，加强建设”〔82〕，“重在内化”〔83〕，以实现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观实践由被动到自觉的转换”〔84〕。进而，有学者对实现这种转换的教育模式进行了解析，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教育主体和主体之间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因此，将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引入价值观教育，认识和把握基于交往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性和原则，“不仅有助于转变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的视角，更有助于反思传统的单向性的价值观教育模式”〔85〕。继之，有学者系统探讨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民众的政治认同〔86〕、价值认同〔87〕和道德认同〔88〕问题，澄清了核心价值观得以确立的社会心理条件。还有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非理性主义的价值〔89〕和批判性思维的作用〔90〕进行了发掘，从而在进一步拓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视野的同时，也增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学科整合的力度。
在实践的层面，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本方法论和实施路径的探索上。就价值观本身的特性和建设规律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实现“先进性与广泛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稳定性与开放性”以及“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91〕，才是正确的思路。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所具有的体现先进性与广泛性有机整合的层次性，有学者还提出了“科学的灌输理论”的理念，认为在新的时期，只有重新诠释和践行列宁的“灌输理论”，“创新一切有效的科学形式”，“使主导思想社会化”，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92〕。
更多的学者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射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施方略上。在此视域，学界的思考首先体现在宏观的角度。学者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的、民众的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基于现时代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国情”，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设想，便也“突出表现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社会制度安排上”〔93〕。在实际工作中，“要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来对待，既要“適时提出并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推动其“进入宪法、法律和政策制度”〔94〕，以实现“务虚”与“务实”、“核心”与“外延”、“政府”与“社会”、“运行”与“保障”的结合〔95〕，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证。其次，学者们还力求实现重点突破。他们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加强全社会尤其是重点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教育”〔96〕。其中，“未成年人教育任重道远”，关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百年大计” 〔97〕；而以“80后”和“90后”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则要注意研究其内在的“障碍性因素”〔98〕，弄清不同群体“价值观的共性与差异”〔99〕，积极探索种种现实路径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转化成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取向”〔100〕。同时，还有学者对农民和军人的价值观教育进行了强调，认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农民”，不仅是“改造小农价值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101〕；而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对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02〕。再次，学者们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载体的选择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的传播媒介，在选择载体时，既要着力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以形成“合力”〔103〕，为价值观的形成营造良好的文化语境，也要注意处理好“电视文化博弈”〔104〕中导向性与商业性的冲突问题，并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从而让网络这一“宏媒体”和“元媒体”〔105〕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健康力量。此外，还有学者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国际经验进行了引介。如任剑涛先生便对美国、北欧三国和新加坡等国加强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以凝聚全民共识、提升民众“国家认同”的成功做法进行了细致解析，并以其共性因素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启示〔106〕。吴兰丽女士则试图通过重新诠释西方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推动个人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对话和沟通的方式，来为我国当代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107〕。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运思路向
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运思路向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关键环节。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来自于实践，在实践中经过检验、丰富和思想家的概括、提炼，进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理论本身也只有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也才能充分发挥正确指导实践的功用。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法，既揭示了理论本身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明确了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和其发展的基本方向。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须，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成功应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思潮冲击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新时期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因此，我国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工作也应该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在理论的提升和实践的导引等层面有所精进，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推进的客观需要。对于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基本理论，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经做过较为明确的规划。他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的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要求”〔108〕。中央的决策也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推动理论研究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结合，将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动力。
在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总体线索之后，我们再反观目前学界该问题的研究路向，其基本脉络便显得较为清晰。那就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应该注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追求，逐步由单纯的理论化阐释向全面的系统化建构和深入的大众化渗透方向推进。一方面，要加快提炼和整合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步伐。近五年来，虽然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一个为全社会所普遍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式却还没有能够形成，这对于我国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推进无疑是不利的。近期便有学者在刊发的调研报告中，以详实的数据论证了“提炼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9〕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还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深化研究的五大理论问题之一加以强调，并提出了新形势下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标准 〔110〕，这些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要加紧探索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在现实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用来武装群众，这就需要解决其自身的大众化问题。目前，已有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问题进行解读〔111〕，指出了大众化与生活化、通俗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认真梳理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四大现实进路”和“三大问题”〔112〕。这些成果，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综上所述，近五年来，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良好政治生态中，我国学术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工作无论在基本范式的明确、理论渊源的挖掘，还是在社会功能的定位和时代建构的探索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总体框架已较为明晰。但是，客观地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话语，它更是一项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大的现实课题。因此，如果只是将学术研究的视野局限于理论框架的绘制，则未免显得过于狭隘。理论来源于现实，面对全球化时代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的种种价值困惑，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必须给出有力的回应。理论更要超越于现实，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应该以马克思关于价值分析的方法论为指导，以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线索，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以最终实现由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跨越。诚然，随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问题和大众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显示出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走向统一的态势。笔者以为，这也是我国学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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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冲）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向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180－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06JZD000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5—06D01)；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顾友仁，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安徽合肥230039。
自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来，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已经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我们不仅成功应对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挑战，而且在“苏东巨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的最新成就。然而，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体系、历史运动和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客观地说，长期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研究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意蕴关注较少，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观。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概括、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正日益成为人们的核心话语，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开始从多重维度全面切入，并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重要前提。所谓“范式”，即概念或范畴的基本表现形式。从其自身逻辑来说，它包括基本涵义、作为这种涵义之内在机理的内容以及作为这种涵义之外在形式的特征等要素。
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本涵义的研究是从辨析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开始的。在此层面，虽然有诸如“前提抽象”论〔1〕、“系统内核”论〔2〕、“形式内容”论〔3〕和“一般个别”论〔4〕等不同的说法，但人们对于二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则普遍持认同态度。正如有学者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性及其价值目标的体现”〔5〕，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概括”〔6〕。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可理解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民族长期秉承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理性集结体”〔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学者们的另一关注点。在此领域，学界讨论热烈，代表性的观点有要素论和系统论两种。所谓要素论，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由一个或多个要素并列而成。要素论大致有“基本”价值论、“阶段”价值论和“终极”价值论三种形式。“基本”价值论者集中探讨了社会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价值诉求，以李抒望〔8〕、任玉秋〔9〕、高国希〔10〕、何建华〔11〕、焦国成〔12〕、陈延斌〔13〕、李德顺〔14〕、李忠杰〔15〕、公方彬〔16〕和于俊如〔17〕等人为主体。“阶段”价值论者重点剖析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兰久富〔18〕、郭齐勇〔19〕、孙武安〔20〕、谭培文〔21〕、朱力〔22〕和江必新〔23〕等人为代表。“终极”价值论者则对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和最终追求进行了解读，以王占阳〔24〕和辛向阳〔25〕等人为骨干。所谓系统论，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由若干要素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整合而成。如戴木才等人就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对应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目标和最高社会理想〔26〕，而钟明华等人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应该与核心价值体系相呼应〔27〕。持系统论的学者还有吴向东〔28〕、侯才〔29〕、林尚立〔30〕、陈伟〔31〕、陈静〔32〕、欧清华〔33〕、吴倬〔34〕和韩震〔35〕等人。与要素论相比，系统论者注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解析与其内在肌理的梳理结合起来，从而增强了研究的学理性和说服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是其基本范式的重要体现，也是学界研究的着力点。在此方面，主要有统一论和整合论两种看法。统一论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时，重在突出特征个体之间的辩证统一，代表性的人物有包俊洪〔36〕、王泽应〔37〕和余乃忠〔38〕等。整合论者如李晓东〔39〕、罗哲〔40〕、吴潜涛〔41〕和吴倬等人则采用罗列的方式提炼所有属性，并注意在陈述中彰显其整体性。如吴倬教授便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概括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统摄或支配地位”的“主流思想意识”；是协调社会关系、教育民众的“思想工具”和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具有根本性、普遍性、广泛社会性和主导性意义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42〕。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基本条件。任何一种思想或观念都有自己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渊源。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之上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实践的产物，也是我国思想理论界数十年来审时度势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因而，它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根基。近五年来，随着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审视。
就其历史渊源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43〕，它既以发轫于先秦时期，具有鲜明伦理色彩的儒家道德理想以及中国近代和现当代历史上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追求为蓝本〔44〕，也以肇始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45〕为鉴戒，是“在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是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念合乎规律”〔46〕的继承和发展。
从其文化背景来说，学者们在注意发掘渗透于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儒教伦理文化之共性，以彰显其普世价值〔47〕的同时，着重解读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而强调作为传统文化之灵魂的儒家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意义〔48〕。在此基础上，澄清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中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良好文化语境的原则和方法，即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49〕，以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以及“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50〕。
按其哲学依据来论，学界重点剖析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指导意义〔51〕，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审视现实社会的理性回应”〔52〕，它只有在“社会主義的价值关系理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事实丰厚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得到普遍确立、巩固和提升”〔53〕。也有学者从经济哲学的视域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分析的基本方法论，指出它“应当是以劳动为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价值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历史性文本解读的基本精神”〔54〕。
此外，学者们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底蕴和其赖以确立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阐释。有学者认为，自由和道德在带来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和谐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印证、实践和外化。所以，它们便构成了“和谐社会之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底蕴”〔55〕。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认同基础是爱国主义〔56〕，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理论形态、社会形态、制度形态到价值形态四个层面步步深入的历史认同过程”〔5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超越。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定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定位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主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之所以及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并进而将其提升到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就是基于对其在我们应对时代挑战，切实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突出作用的考量。近五年来，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本功用的论证始终是学界的热点话题，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丰硕。
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功能定位已基本明确，功能体系研究成绩斐然。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58〕和“当代中国人民的主心骨”〔59〕，“它为引领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指导”〔60〕。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与我们传统意义上“主导”有着本质的不同，只有认真祛除“主导”理念中的上下、尊卑和强制意识，逐步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思维转向，才能切实提高“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61〕。在解决了“什么是引领”的问题之后，我们还要解决“引领什么”和“如何引领”的问题。有学者将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思潮概括为“正确思潮”、“中性思潮”和“错误思潮”三种形式，并强调我们应“以不同的态度方式”〔62〕加以对待。也有学者认为“西化论”、“新儒学”、“民社潮”和“宗教热”〔63〕等社会思潮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所必须关注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因素。还有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系统〔64〕、根本原则〔65〕和整体路径〔66〕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思考。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观功能检视已全面展开，多学科研究齐头并进的局面已然成型。在哲学领域，有学者对中国儒家核心价值有效引领封建社会思潮的策略进行了深入检讨,认为它“为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提供了深层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依据〔67〕。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社会具有导向、秩序和动力功能，并因此而成为当代社会制度的价值源泉和衡量道德规范的基本价值尺度〔68〕。在文化艺术领域，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我国文艺学建设中具有“理论指南与启示作用”〔69〕。还有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诠释〔70〕，说明了其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71〕，在大众文化良性发展中所起的理论支撑作用〔72〕。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则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济意蕴进行了阐发〔74〕，指出其在当前财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74〕。也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弥补社会裂痕”的整合功能〔75〕，并对其在当代中国国家意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细致解读〔76〕。此外，在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有学者透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大众伦理生活〔77〕和社会伦理秩序〔78〕的塑造过程，也有不少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思想政治教育〔79〕，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80〕。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建构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核心议题。理论研究的动机来自于现实的需要，理论研究本身及其成果也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曾经一度视共产主义理想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囿于高尚的精神盛宴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人民的物质需求。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似乎走向了另一极端，在“转向‘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在培育全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却并未同步”〔81〕，其结果便是全球化时代国人信仰的异化和价值观的扭曲。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成为党和国家的共识，也成为理论界近年来高度聚焦的中心话题。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当代建构问题的研究，学界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重维度展开的。在理论的层面，有学者率先揭示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即“按其固有规律，突出建设，加强建设”〔82〕，“重在内化”〔83〕，以实现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观实践由被动到自觉的转换”〔84〕。进而，有学者对实现这种转换的教育模式进行了解析，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教育主体和主体之间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因此，将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引入价值观教育，认识和把握基于交往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性和原则，“不仅有助于转变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的视角，更有助于反思传统的单向性的价值观教育模式”〔85〕。继之，有学者系统探讨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民众的政治认同〔86〕、价值认同〔87〕和道德认同〔88〕问题，澄清了核心价值观得以确立的社会心理条件。还有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非理性主义的价值〔89〕和批判性思维的作用〔90〕进行了发掘，从而在进一步拓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视野的同时，也增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学科整合的力度。
在实践的层面，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本方法论和实施路径的探索上。就价值观本身的特性和建设规律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实现“先进性与广泛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稳定性与开放性”以及“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91〕，才是正确的思路。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所具有的体现先进性与广泛性有机整合的层次性，有学者还提出了“科学的灌输理论”的理念，认为在新的时期，只有重新诠释和践行列宁的“灌输理论”，“创新一切有效的科学形式”，“使主导思想社会化”，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92〕。
更多的学者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射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施方略上。在此视域，学界的思考首先体现在宏观的角度。学者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的、民众的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基于现时代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国情”，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设想，便也“突出表现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社会制度安排上”〔93〕。在实际工作中，“要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来对待，既要“適时提出并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推动其“进入宪法、法律和政策制度”〔94〕，以实现“务虚”与“务实”、“核心”与“外延”、“政府”与“社会”、“运行”与“保障”的结合〔95〕，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证。其次，学者们还力求实现重点突破。他们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加强全社会尤其是重点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教育”〔96〕。其中，“未成年人教育任重道远”，关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百年大计” 〔97〕；而以“80后”和“90后”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则要注意研究其内在的“障碍性因素”〔98〕，弄清不同群体“价值观的共性与差异”〔99〕，积极探索种种现实路径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转化成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取向”〔100〕。同时，还有学者对农民和军人的价值观教育进行了强调，认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农民”，不仅是“改造小农价值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101〕；而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对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02〕。再次，学者们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载体的选择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的传播媒介，在选择载体时，既要着力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以形成“合力”〔103〕，为价值观的形成营造良好的文化语境，也要注意处理好“电视文化博弈”〔104〕中导向性与商业性的冲突问题，并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从而让网络这一“宏媒体”和“元媒体”〔105〕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健康力量。此外，还有学者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国际经验进行了引介。如任剑涛先生便对美国、北欧三国和新加坡等国加强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以凝聚全民共识、提升民众“国家认同”的成功做法进行了细致解析，并以其共性因素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启示〔106〕。吴兰丽女士则试图通过重新诠释西方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推动个人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对话和沟通的方式，来为我国当代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107〕。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运思路向
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运思路向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关键环节。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来自于实践，在实践中经过检验、丰富和思想家的概括、提炼，进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理论本身也只有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也才能充分发挥正确指导实践的功用。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法，既揭示了理论本身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明确了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和其发展的基本方向。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须，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成功应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思潮冲击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新时期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因此，我国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工作也应该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在理论的提升和实践的导引等层面有所精进，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推进的客观需要。对于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基本理论，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经做过较为明确的规划。他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的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要求”〔108〕。中央的决策也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推动理论研究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结合，将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动力。
在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总体线索之后，我们再反观目前学界该问题的研究路向，其基本脉络便显得较为清晰。那就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应该注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追求，逐步由单纯的理论化阐释向全面的系统化建构和深入的大众化渗透方向推进。一方面，要加快提炼和整合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步伐。近五年来，虽然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一个为全社会所普遍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式却还没有能够形成，这对于我国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推进无疑是不利的。近期便有学者在刊发的调研报告中，以详实的数据论证了“提炼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9〕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还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深化研究的五大理论问题之一加以强调，并提出了新形势下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标准 〔110〕，这些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要加紧探索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在现实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用来武装群众，这就需要解决其自身的大众化问题。目前，已有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问题进行解读〔111〕，指出了大众化与生活化、通俗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认真梳理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四大现实进路”和“三大问题”〔112〕。这些成果，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综上所述，近五年来，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良好政治生态中，我国学术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工作无论在基本范式的明确、理论渊源的挖掘，还是在社会功能的定位和时代建构的探索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总体框架已较为明晰。但是，客观地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话语，它更是一项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大的现实课题。因此，如果只是将学术研究的视野局限于理论框架的绘制，则未免显得过于狭隘。理论来源于现实，面对全球化时代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的种种价值困惑，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必须给出有力的回应。理论更要超越于现实，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应该以马克思关于价值分析的方法论为指导，以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线索，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以最终实现由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跨越。诚然，随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问题和大众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显示出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走向统一的态势。笔者以为，这也是我国学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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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