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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广东画坛上,人们习惯将居巢、居廉二人并称“二居”。居巢为居廉的从兄,同时也是居廉艺术道路上的导师。他们二人创造与发扬光大的撞水、撞粉之法在近代岭南画坛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今,每当人们谈论高剑父、高奇蜂、陈树人等创立的“岭南画派”时,几乎总要提到高剑父、陈树人的启蒙老师居廉,并由此上溯到居巢;在谈论19世纪末广东的美术状态时,也无一例外地要提到“二居”。他们所高扬的悍寿平以来的没骨花鸟传统几乎主宰了广东画坛半个世纪。
一、居巢的艺术历程
居巢生于清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年),卒于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享寿五寸。有五。居巢原籍江苏宝应县,先世来粤做官,遂落籍番禹河南隔山乡。祖父允敬是乾隆戊子(1768年)举人,选大埔县教谕,园丁外艰,未赴,遂署乐昌教谕。嘉庆初年,出任福建闽清知县。为政廉明,深得民戴。在任20年后被罢免,当地老百姓建祠纪念,后来被敕授“文林郎”。生有4子,长子椿华与四子又云均早逝;次子棣华(少石)系居巢的父亲,任广西郁林州判,卒于官,敕授“修职郎”,家属侨寓桂林,生活极为贫困,后得广西巡抚梁章钷(福建人)接济得以为生;第三子樟华,年40余始补诸生,诰封“奉直大夫”,系居廉父亲。
居巢大致在道光中期游居于广西。居廉在所作的一件《十香图册》(香港艺术馆藏品)中称居巢“侍宦粤西二十二年”,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居巢大约在咸丰六年(1856年)随张敬修返回广东,若按此逆算22年,则居巢到广西“侍宦”的时间当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左右。而张敬修服官粤西,以礼聘请居巢至营中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后,因此据此可知居巢实际在张敬修赴桂之前已先赴广西。
居巢先是作幕僚,后经张氏推举,任过比知县略高的“同知”一职。他在广西期间,曾问画于宋光宝、孟觐乙。按,宋光宝,字流百,一字耦塘,江苏吴县(苏州)人;孟觐乙,字丽堂,号云溪,江苏阳湖(常州)人。二八同被江西籍的李秉绶聘至广西寓所环碧园教写花卉。他们的生卒年不详,但从传世的画迹可知,二人艺术活动大致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居巢向他们问学,也大致在入张氏幕下之先,且时间不长。
张敬修在广西任上,正值各地义军不断暴动之时,因此辗转各地,疲于应付,并于1855年因浔城失守而落职,次年返籍,居巢亦回到番禺。后来,几次应张敬修及其侄张嘉谟之邀,与居廉同赴东莞,断断续续住了几年。是时,张敬修筑可园,张鼎铭建道生园,二居相继在两园中居住作画。
可园现在仍然保存完整,经整修后如今成立了可园博物馆。张敬修任职广西期间,便已开始构筑可园,咸丰六年(1856年)督战伤股,回籍休养,得以继续经营园林。因而渐成规模,史有“内储书史,外莳花木”汪兆镛《岭南画征录》卷九之谓,极一时人文、园林之盛,与番禺的余荫山房、佛山的梁园、顺德的清晖园并称清代广东的四大名园。可园优美的自然风景和优裕的物质条件使二居能够静下心来,潜心作画。
居巢主要是居住在可园。在这里,他创造出大量极为精致的艺术作品,如上款为德甫(张敬修)、鼎铭(张嘉谟)、汝南(张家齐)的作品,便是极为难得的上乘之作。同时,他也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张德甫廉访可园杂咏》《可园梅开,月上独坐,悄然寄怀李少韦、洪少竹、黎慈白、李松孙诸吟侣》等,足有30余首。可园期间,成为他艺术的鼎盛时期。
居巢的艺术生涯是与张敬修休戚相关的。成丰九年(1859年),张敬修调任江西按察史,次年,居巢也随之赴南昌。《今夕庵诗钞》中有两首诗题便提及此点,其一:
江右八月后,茉莉不复作花,四时花放,不知秋老,得不思岭南哉?因忆开岁落灯日在佛山解维,桃花已盛,至三月十四日抵南昌,桃花犹正开也,补作一绝寄示故园吟侣。
其二:峡山飞流之下,菖蒲生石上,细密可爱,采数豢养盘水中,携至南昌臬署。庭柯午阴,生意茁壮,不异在山时也,诗以赏之。
顺德赖学海汇川《虚舟诗草》有《读居梅生山人石马岗诗有感并序》云:“山人游幕江右,予在吴城,相隔一百八十里。”也可证之。
居巢于1856年离开广西后,除长期寓居东莞和随张氏赴江西行署外,也不时返回广州等地,与当时文人交往。从他的一些署有年款的诗词及画作中可依稀看出一些行迹。此外,张敬修《梅生少尉将赴滇中索画题句》一诗中有“萝带既已搴,蓉裳既已绢”等旬,由此可知居巢的足迹当远至云南。
同治三年(1864年),张敬修在可园病卒后,居氏兄弟回到了故里,翌年,居巢也病卒于隔山乡。
纵观居巢一生的艺术活动,从中年以后,基本上是与张敬修的升降荣辱紧密相连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乡度过,“流离未有安居策,衰老偏轻去国思”(居巢《今夕庵诗钞·张德甫访招游章留别诸同社》)。在长期流寓的生活中,创造出精湛的艺术作品和优美的诗篇,成就了他在近代广东画坛上独特的历史地位。
二、居巢的字号、署款、斋轩及用印
一般说来,一个画家的字号、署款、斋轩和用印往往反映出本人的情趣爱好与价值取向,不同时期使用的习惯反映出作品的创作年代和作者的艺术历程——这一点尤其得到书画鉴定界的共识,并常常被作为鉴定书画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二居”自然也不例外。
居巢的字与号并不多。其字主要有“士杰”“巢父”和“梅生”。“士杰”在其书画款印中尚未见,“梅生”则较多见,并且常常书写成“某生”或“楳生”。其号有“梅巢”,他晚期作画常自署“老巢”,因此也可视作是其别号。
他的室名主要有昔耶室、今夕庵和十香籀,所以其诗词集便命名为《昔耶室诗》和《今夕庵诗钞》等。
从居巢诗、画中可知,昔耶室应在东莞可园。他在《古泉画我小影,置梅花中戏题七绝句》中有“昔耶寄迹好池台,客予光阳数举杯”句,并注云:“时避地莞城主可园。”另在《咏可园并蒂菊》中有“莫怪平泉寄昔耶,秋深群卉俪春华”句,均由此可知“昔耶室”在可园无疑。他在咸丰九年(1959年)4月为张汝南作《野塘闲鹭》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里,题云:“居巢并识于昔耶室”,也可佐证之。
今夕庵则在番禺隔山乡。居巢刻有一方朱文印曰“今夕庵”,在传世的全部书画中,便有9件钤有此印。咸丰三年(1853年)之春,居巢为张鼎铭作《韦石》扇面(广州美术馆藏),题云:“今夕庵居巢并识。”这是目前所见居巢署款最早使用“今夕庵”一语。后来居巢在咸丰五年(1855年)所作的《杜鹃花》扇面(广州美术馆藏)、《花卉草虫》册(广东东莞博物馆藏)、1857年所作的《白剪绒》扇面(广州美术馆藏)中均钤有“今夕庵”印,同治四年(1865)冬为张鼎铭所作《花卉》四屏(广州美术馆藏)中,有“居巢并识于今夕庵”之题。同年为张家齐所作之《五福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也钤有“今夕庵”印。因此可认定,今夕庵之名至少始于是1853
一、居巢的艺术历程
居巢生于清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年),卒于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享寿五寸。有五。居巢原籍江苏宝应县,先世来粤做官,遂落籍番禹河南隔山乡。祖父允敬是乾隆戊子(1768年)举人,选大埔县教谕,园丁外艰,未赴,遂署乐昌教谕。嘉庆初年,出任福建闽清知县。为政廉明,深得民戴。在任20年后被罢免,当地老百姓建祠纪念,后来被敕授“文林郎”。生有4子,长子椿华与四子又云均早逝;次子棣华(少石)系居巢的父亲,任广西郁林州判,卒于官,敕授“修职郎”,家属侨寓桂林,生活极为贫困,后得广西巡抚梁章钷(福建人)接济得以为生;第三子樟华,年40余始补诸生,诰封“奉直大夫”,系居廉父亲。
居巢大致在道光中期游居于广西。居廉在所作的一件《十香图册》(香港艺术馆藏品)中称居巢“侍宦粤西二十二年”,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居巢大约在咸丰六年(1856年)随张敬修返回广东,若按此逆算22年,则居巢到广西“侍宦”的时间当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左右。而张敬修服官粤西,以礼聘请居巢至营中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后,因此据此可知居巢实际在张敬修赴桂之前已先赴广西。
居巢先是作幕僚,后经张氏推举,任过比知县略高的“同知”一职。他在广西期间,曾问画于宋光宝、孟觐乙。按,宋光宝,字流百,一字耦塘,江苏吴县(苏州)人;孟觐乙,字丽堂,号云溪,江苏阳湖(常州)人。二八同被江西籍的李秉绶聘至广西寓所环碧园教写花卉。他们的生卒年不详,但从传世的画迹可知,二人艺术活动大致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居巢向他们问学,也大致在入张氏幕下之先,且时间不长。
张敬修在广西任上,正值各地义军不断暴动之时,因此辗转各地,疲于应付,并于1855年因浔城失守而落职,次年返籍,居巢亦回到番禺。后来,几次应张敬修及其侄张嘉谟之邀,与居廉同赴东莞,断断续续住了几年。是时,张敬修筑可园,张鼎铭建道生园,二居相继在两园中居住作画。
可园现在仍然保存完整,经整修后如今成立了可园博物馆。张敬修任职广西期间,便已开始构筑可园,咸丰六年(1856年)督战伤股,回籍休养,得以继续经营园林。因而渐成规模,史有“内储书史,外莳花木”汪兆镛《岭南画征录》卷九之谓,极一时人文、园林之盛,与番禺的余荫山房、佛山的梁园、顺德的清晖园并称清代广东的四大名园。可园优美的自然风景和优裕的物质条件使二居能够静下心来,潜心作画。
居巢主要是居住在可园。在这里,他创造出大量极为精致的艺术作品,如上款为德甫(张敬修)、鼎铭(张嘉谟)、汝南(张家齐)的作品,便是极为难得的上乘之作。同时,他也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张德甫廉访可园杂咏》《可园梅开,月上独坐,悄然寄怀李少韦、洪少竹、黎慈白、李松孙诸吟侣》等,足有30余首。可园期间,成为他艺术的鼎盛时期。
居巢的艺术生涯是与张敬修休戚相关的。成丰九年(1859年),张敬修调任江西按察史,次年,居巢也随之赴南昌。《今夕庵诗钞》中有两首诗题便提及此点,其一:
江右八月后,茉莉不复作花,四时花放,不知秋老,得不思岭南哉?因忆开岁落灯日在佛山解维,桃花已盛,至三月十四日抵南昌,桃花犹正开也,补作一绝寄示故园吟侣。
其二:峡山飞流之下,菖蒲生石上,细密可爱,采数豢养盘水中,携至南昌臬署。庭柯午阴,生意茁壮,不异在山时也,诗以赏之。
顺德赖学海汇川《虚舟诗草》有《读居梅生山人石马岗诗有感并序》云:“山人游幕江右,予在吴城,相隔一百八十里。”也可证之。
居巢于1856年离开广西后,除长期寓居东莞和随张氏赴江西行署外,也不时返回广州等地,与当时文人交往。从他的一些署有年款的诗词及画作中可依稀看出一些行迹。此外,张敬修《梅生少尉将赴滇中索画题句》一诗中有“萝带既已搴,蓉裳既已绢”等旬,由此可知居巢的足迹当远至云南。
同治三年(1864年),张敬修在可园病卒后,居氏兄弟回到了故里,翌年,居巢也病卒于隔山乡。
纵观居巢一生的艺术活动,从中年以后,基本上是与张敬修的升降荣辱紧密相连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乡度过,“流离未有安居策,衰老偏轻去国思”(居巢《今夕庵诗钞·张德甫访招游章留别诸同社》)。在长期流寓的生活中,创造出精湛的艺术作品和优美的诗篇,成就了他在近代广东画坛上独特的历史地位。
二、居巢的字号、署款、斋轩及用印
一般说来,一个画家的字号、署款、斋轩和用印往往反映出本人的情趣爱好与价值取向,不同时期使用的习惯反映出作品的创作年代和作者的艺术历程——这一点尤其得到书画鉴定界的共识,并常常被作为鉴定书画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二居”自然也不例外。
居巢的字与号并不多。其字主要有“士杰”“巢父”和“梅生”。“士杰”在其书画款印中尚未见,“梅生”则较多见,并且常常书写成“某生”或“楳生”。其号有“梅巢”,他晚期作画常自署“老巢”,因此也可视作是其别号。
他的室名主要有昔耶室、今夕庵和十香籀,所以其诗词集便命名为《昔耶室诗》和《今夕庵诗钞》等。
从居巢诗、画中可知,昔耶室应在东莞可园。他在《古泉画我小影,置梅花中戏题七绝句》中有“昔耶寄迹好池台,客予光阳数举杯”句,并注云:“时避地莞城主可园。”另在《咏可园并蒂菊》中有“莫怪平泉寄昔耶,秋深群卉俪春华”句,均由此可知“昔耶室”在可园无疑。他在咸丰九年(1959年)4月为张汝南作《野塘闲鹭》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里,题云:“居巢并识于昔耶室”,也可佐证之。
今夕庵则在番禺隔山乡。居巢刻有一方朱文印曰“今夕庵”,在传世的全部书画中,便有9件钤有此印。咸丰三年(1853年)之春,居巢为张鼎铭作《韦石》扇面(广州美术馆藏),题云:“今夕庵居巢并识。”这是目前所见居巢署款最早使用“今夕庵”一语。后来居巢在咸丰五年(1855年)所作的《杜鹃花》扇面(广州美术馆藏)、《花卉草虫》册(广东东莞博物馆藏)、1857年所作的《白剪绒》扇面(广州美术馆藏)中均钤有“今夕庵”印,同治四年(1865)冬为张鼎铭所作《花卉》四屏(广州美术馆藏)中,有“居巢并识于今夕庵”之题。同年为张家齐所作之《五福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也钤有“今夕庵”印。因此可认定,今夕庵之名至少始于是1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