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上帝发誓，以此为职业。”这是医学界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Oath of Hippocrates)。那些立志成为医生的人要在医神阿波罗以及埃斯克雷彼斯等诸神面前庄重起誓，它代表同处平凡与伟大这两极、来自“职业”的专业主义精神。
　　
　　这种职业精神在此次“5·12”大地震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教师、消防员、医生、记者、企业家、军人、警察⋯⋯无数的职业符号汇成了抗震救灾里那一声声细雨中的呼喊。
　　印象里挥之不去的画面，是一个匍匐蜷缩进一堆坍塌物下的战士，给挤压在铁栏、夯土、钢筋里长度仅为十来公分的缝隙中那张被灰土和血模糊的脸喂水。我不知道这位战士是不是写下遗书的跳伞空降的伞兵之一，或者是平日需要走8 小时的路程，他们却能在余震不断的残垣只花了3 小时就急行军到援救现场的武警战士其中的一位——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特别职业的兵。
　　所谓“职业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论遇到的是来自物质的诱惑，还是灾难的残酷和危险，在任何境遇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工作职责是什么，能在属于自己的身份排行里把职业身份放在第一。
　　


　　在这种精神之下，我们承担责任是出于自愿和自觉，而不是某种舆论或压力。在一定意义上，它已经变成了现代公民身上极其可贵的一种职业本能和自治精神。
　　所以话说回来，由于职业的局限，我们很多人不可能像医生、武警消防员那样冲在最前面，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对他们心存敬意、自己跃跃欲试的同时，严格遵守非常时期的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牢记自己的职业，承担好自己工作领域内的职责，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精神。
　　引用《唐山大地震》作者钱刚的话来说，那就是：“心要热，头须冷。一切大话空言、华而不实的积习、对上负责的表面文章、为电视镜头准备的表演，此时，请统统走开！科学，专业，这是苦难中同胞的生之希望。”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任何程度的煽情都会显得虚假。所以我们试图让呈现出来的文字尽量老实，以免那些让文章看起来更圆润的词藻会伤害想要表达的真实，我们只想用这些尚显粗糙的人物片段去对被人们忽略的职业精神做一次检视。
　　四川、汶川、北川、青川，一个个“川”让人想不起山清水秀，而变成了心上那道紧皱的眉——我们在文章里记录的此次灾难中那些来自各自行业的“履行工作者”，他们被筛选出来作为“榜样”并不完全在于个体的特殊性，而在于事件中这些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职业共性。
　　


　　你的职业是什么，工作职责是什么？这句话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此刻这样振聋发聩，或者说，振奋人心。
　　立正！收腹挺胸，让我们向职业致敬。
　　
　　医生·对生命负责到底
　　
　　“希波克拉底誓言”对医生的职责做了9 条说明，其中包括：允许我行医，我要终生奉行人道主义；在行医过程中严守良心与尊严；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第一位；把同事视为兄弟；不因患者的人种、宗教、国籍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从受孕之始，即把人的生命作为至高无上之物来尊重；无论承受怎样的压力，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时也不会违背人道主义，等等——这便是属于医生这个职业的专业主义。
　　在选择医生的职业精神范本时，我们挑选了处于拯救最前方和医疗大后方这两极状态下的两位医生，一位是爬进废墟堆半躺着、一手撑地另一只手对病人进行截肢手术的都江堰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王奉雷，另外一位是在赈灾后方华西医院时时待命的小儿外科住院总医师唐耘熳。本文愿意使用第一人称来“记录”他们的口述，是因为我们发现出自他们口中的这些不加修饰的句子，最能展现医生的职业精神。
　　比如王奉雷，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个叫做张晓平的都江堰男子在被困128 小时后成功地由王奉雷等医生进行截肢手术救出( 救出后两小时因心脏和肾衰竭去世)，尽管大家通过媒体报道对现场的外环境有所了解，比如整栋楼摇摇欲坠，张晓平被困地处于楼房着力重心——一块预制板的下方，如果破坏预制板，张晓平会被倒塌下来的楼房压死；如果不破坏预制板，他就脱不了身，除非截肢，但他被困空间极小，可以实施截肢手术的可能性非常低。
　　


　　尽管也许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但我相信你对王奉雷是如何在那样一个狭窄的小洞里，在无法全身进入、没有无影灯的情况下实施截肢手术这一过程一无所知。
　　
　　王奉雷· 废墟下的手术室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学习，本来定的时间是3 个月，刚去了半个月，一听到消息，就急着赶了回来。我5 月13 日去买飞机票，结果航班被取消，所以14 日才回到四川。17 日那天下午5 点多我接到通知，说在废墟里发现生还者，但是伤者被压在极易倒塌的废墟下边，当时的情况是抢救队员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想了很多办法，可是伤者的两条小腿被卡住了，拽不出来。所以可能还是要采取截肢，希望骨科医生去看一看，能不能在废墟下面做截肢手术、挽救生命。
　　于是我和我们另一个大夫孙明辉赶到了现场，伤者被埋在废墟堆下面，而且和救援人员之间隔着一堵墙，救援人员在墙上掏了一个洞，便于给他输送流质食物。我朝洞里看进去，只见他头朝外、脚朝里被压在预制板下，整个空间非常狭小，他斜躺在里面，一个人就已经占去了空间的三分之二，剩下那三分之一布满了碎砖、泥块，而且里面还有一具已经死亡的遗骸，气味很臭。
　　这是我第一次进洞，和同事看过之后商量了一下，觉得如果要做截肢手术，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因为空间太小。于是我问救援人员是否还可以把墙上的洞口开得再大一点？他们告诉我不能再掏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于是只能又一次放弃截肢，考虑用别的方式。不得已，我们决定给伤者打上麻药——打上麻药后他处于半昏迷，并没有感觉。然后在他骨盆处套上带子，硬拽，结果试了几次都不行，最后考虑还是得截肢。
　　在结构专家的大胆尝试下，消防人员把洞口开大了一点，也就半块砖的程度。我又第2 次进去查看，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施手术，我只可以伸进一只胳膊，头都伸不进去，只能一只手操作。
　　再说详细点，我们需要弯着腰，斜躺在墙外，如果要把一双手放进去，我的胳膊最长能伸到他的大腿位置，如果是单手，最多能触到他的膝盖。所以如果洞口还能够开大，我可以整个人进入墙内侧，那么他的腿可以被保留的部分会更多——当然，如果可以那样，也就不需要做截肢了，直接就可以把他救出来了。
　　第3 次进洞，手术开始，现实的情况是，我必须半躺在他头前方，伸手进洞里给他上止血带，打麻药，然后用一只手撑着地，另一只手伸进去做手术。手术灯光用的是抢险队员的灯，他们从旁边的一个小孔把光线打进去，所以手术并不是在我的眼睛下方进行的，我只能通过看到的大概情况来推测具体的部位，难度非常大，基本是估摸着来做。
　　我和一位志愿者大夫一起进行手 术，把伤者大部分的肌肉皮肤、骨头给切掉，单手操作很费劲，我们俩是换着锯的。等我们手术出来消防人员去拉他出来还是拉不动，我才觉得可能还有肌肉连接，因为实在看不清楚，也许有些部分还没彻底切断，于是我又第4 次进去，做了添补——当然，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伤者被救出，切口肯定不规则，需要在救出后把切口再做一次正规的标准手术，可是他没能等到就⋯⋯心里很遗憾。
　　


　　在这种情况下做手术，从来没遇过，你问我当时怕不怕，我也不知道，那个情况你顾不了那么多。进去之后你根本想不到其他的，我是大夫，做我该做的事。你告诉我那个楼在手术过程里下降了一米，我是从你这儿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如果会怕，也就是后怕。我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人没救过来，心里很遗憾。
　　
　　唐耘熳· 留在后方发挥更大作用
　　
　　从我内心来讲，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累，反而让我有点失落，这是真的。要知道华西医院是全球最大的单家医院，灾难发生之后，我们很快就腾出来400 张外科床，其他科就动员程度轻的病人出院，然而来的伤者还不是很多，现在好像是1000 多人，到我们科的还不到100 人，大量的病人，可能还没能转移出来。
　　到目前为止，医院救治的最高峰是5月14日那天，因为空降成功，很多伤员得以被输送出来，那天我们科收了31 个急诊，其中29 个是地震伤员，13个来自映秀，其中10 个为疑似孤儿。
　　5月14日来的孩子，大多数有很严重的外伤，比如四肢，理论上很多小孩需要截肢，因为已经事发两天，肌肉大部分坏死。然而我们尽量想给他们保，还是那么小的孩子，能挽回尽量挽回。所以我们先做减胀，再观察，看能不能挽回，能挽回到多少，实在保不住才截肢，这虽然会增加暂时的工作量，但是对孩子的长远来说会好一些。
　　做手术得越快越好，因为小孩经过地震的严重创伤，身体状况很差，必须尽量快地把大面积坏的组织切除掉。我做的最长的一个手术是1 小时10 分钟，一个8 岁女孩左下肢和右上肢被压伤，必须截肢。小孩哭着闹着不能切，说以后还要挣钱养活自己呢，听了特心酸，可是如果不切，她命就没了，连解救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我这次主要是负责做协调工作，手术做得不多，只做了4 个，因为一方面病房的调配不好安排，但这事儿得有人来做；另一方面，还是希望用专业的医生做专业的事，我的主专业是小儿泌尿，手术方面如果医师力量够的话就让更专业的人来做。
　　


　　这就好像我很想去一线，当时我们有5辆救护车，我就问能不能去前线，我虽然比较瘦，但是经验还是不错的。小儿外科我搞了10 年，也有创伤治疗的经验，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地震中需要的骨科、胸外、脑外和麻醉医生最多，就没有小儿外科，特别郁闷。我很想到一线去，我们很多人都想到一线去，但是医院有医院的安排，我们得保证医院62 个手术室随时可以有专业的医生去做手术。
　　我估计呀，今后几天医院的病人会多一些，因为那些在一线处理后不太平稳的重症病人可能会转移过来，所以后期可能任务会重一些，比如那些出现感染的、需要截肢的、胸腹闭合伤，包括腹部并发症都需要重新判断处理。在我们医院，只要盖一个地震伤员的章，一切通行，我现在觉得留在后方也挺好，能发挥更大的后续作用。
　　
　　军人·我就是一个兵
　　
　　军人的职业精神是什么？是临危受命、钢铁纪律、舍生忘死、顽强意志、冲锋在前、迎难而上；是“不抛弃、不放弃”；是有面对非常惨痛现实的勇气和作战能力，能在没有安慰、没有寄托甚至没有希望、没有方向的极端环境中走出来的人。作为军人这份职业来说，他们的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
　　据一篇发自5 月14 日标题为《14 号上午空降》的文章显示，“明天上午9 点大量军人准备空降汶川，据称今天已先投了一个连下去，死了4 个，失踪10 个。”我不需要求证这个数字的真实性，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兵，这就是他们的职业精神。据一位知情者透露，第一批伞降的应该都是准备好了遗书遗言的敢死队。而对第二拨的15 名空降兵，成都军区方司令下达的指令中有一条是，“哪怕有十分钟的适应时机我们也会实行空降” 。汶川那里是山区，而且在下雨，能见度很低，这种条件下伞降危险性非同寻常，而且落地以后还有河流以及泥石流山崩等危险，对于徒步重负的伞兵而言随时可能牺牲。这次接受任务的15 军空降兵此前从没有训练过山地空降，而且没有一个国家会做这样的训练，要做这样的训练所导致的大规模伤亡谁都负不起责任。
　　5月15日12时20分，在没有明显标识物、缺氧、地形复杂、地磁异常、风速极高的情况下，李振波带领着15 名写下遗书的伞兵跳出机舱。尽管他们携带的是翼形伞( 以操作灵活、定点准确著称)，但在对地形不熟悉、没有地面指挥、没有引导以及没有气象资料的情况下实行伞降，这在中国空军空降兵部队并无前例。即便如此，中国空军空降兵部队目前已有超过4000 人集结在四川地震灾区，听候调遣。
　　郭阳，20 岁，近190 公分的个头，魁梧健壮，是济南军区驻洛阳的一名战士。5 月15 日，我在都江堰紫坪铺大坝见到他时，他黑红的脸上全是汗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前往紫坪铺大坝运送物资。问他来回奔跑是不是不很累，他说，“我们已经有两个战友在映秀镇通往汶川的道路上探路牺牲了，我们不怕累。”
　　为了打通汶川312 国道生命线，郭阳和他两个班的战友已经来回在汶川映秀镇到紫坪铺大坝之间40 余公里的山路之间来回跑了两趟。“要运输物资进去，通往映秀的路在地震中塌方，车辆进不去，很多物资只能靠背进去。”他说。
　　
　　军令如山倒
　　
　　5月13日，郭阳随部队从洛阳出发，抵达都江堰灾区。绵绵冷雨中，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余震不断、随时有塌方危险的山道，背负数十公斤的救援物资和抢救设备在通往映秀的生命线上衔枚疾进，经过9 小时的长途跋涉，在深夜抵达映秀镇救援现场。
　　“没有帐篷，我们露天休息了一下，从凌晨5 点开始救援在地震中被困的群众。”郭阳说，因为道路不通，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他们只能通过双手和铁锹等简单工具进行救援。
　　“很多人在压在废墟下面，能听见呼救的声音。”在映秀镇一个两层楼房的倒塌现场，郭阳他们发现了废墟下面还有活人，于是他和十多名战士立即开始施救。这堆废墟旁边是一栋已经高度倾斜、龟裂的三层楼房，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
　　下面压了3 个人，最外面是一个40余岁的男子。郭阳和战友用了3 个多小时，从两米多高的废墟上挪开压在受困者身上的三块大石板和无数楼体碎裂残块，掏出了一个半米宽的救援洞，被埋男子面朝里被压在废墟下面，只能看见双脚。
　　“坚持住，我们很快就把你救出来！”郭阳和救援战士一边向被埋者喊 话，一边派出一个瘦小的战士钻到洞里去，准备把受困者拖出来。但另一个预制板在废墟深处压住了被困者右侧的身体，不挪开无法将其救出。郭阳他们立即从被困者的另一侧开始挖掘，又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将其身上的预制板挪开。“挖出来时，被困的老乡身上的血都已经被灰尘给糊住了。”郭阳说。他立即抱起伤者奔向镇外的救护基地。
　　“有一次是突然发生余震，这是在一个学校，抢救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突然教学楼的废墟因为余震和机吊操作发生了移动，楼房开始摇晃，再进入废墟救援十分危险，几乎等于送死。”郭阳说，指挥部下了死命令，让战士后撤，必须等坍塌稳定后再进入。
　　“这时已经有一个学生快被挖掘出来了，几个正在救援的战士听到喊话不肯撤退，指挥的首长就命令我们冲上去把他们拖出来。我就只能冲上前，将其中的一个战友连拖带拽地拉了出来。”
　　被郭阳拉出来的那个战友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对郭阳他们说，“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郭阳说，“他一直说让我进去吧，人还是活的，马上就要救出来，再被埋住就活不了了！我也很想进去，可是我们是军人，我们在执行命令。”房子再度坍塌，郭阳他们默默站在一侧，泪水在脸上肆意横流。
　　
　　生死时速3 小时
　　
　　连续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让所有参与救援的官兵疲累不堪。而最为糟糕的事情是，由于被救出的伤者大量增加，急救药品的供应已经跟不上了。而镇外的救护基地上，最多已经积累了400 多名伤者。另外，饮用水也快消耗尽，“到后来，一个班的战士只有一瓶水。”有的战士因为体力消耗过大和缺水，出现了休克的情况。而后援的物资由于山路难行，还无法进入。
　　“有的战友渴得不行，想从旁边的岷江里取水烧开来喝，但从震区里流过的水是不能喝的。”映秀镇救援基地的首长立即命令包括郭阳在内的3 个班的战士快速沿山路奔跑到40 余公里外的紫坪铺大坝运输物资。
　　“那时是晚上7 点，按照命令我们要在晚上12 点前抵达紫坪铺。”郭阳和数十名战友立即冲上黑暗的山道，山道危机四伏，异常难行，他们只能靠手中的手电筒引路。一路上余震不断，还要穿越众多泥石流和塌方地段。郭阳和他的战友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滔滔岷江。
　　行进了20 多公里时，一名战士在山道奔行中不小心踏空，滑到了路边的陡峭高坡上！幸亏他及时抓住了一根粗壮的树藤，才没有跌落到岷江里。郭阳和战友一边拽着树藤，不让它断裂；一边脱下军衣，拧成救援带，然后由一个战士抓住高坡上的树桠，下行到滑落战友的身边，用救援带栓住腰，将其拉了上来。
　　晚上10 点多一点儿，这支负载着物资保障任务的突击小分队抵达了紫坪铺大坝，仅仅用了3 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一段路，即使是在白天徒步进入也至少需要8 个小时以上。在大坝上休息了不到一个小时，小分队的战士们又背上60 多斤药品和饮用水开始向映秀进发，在凌晨时分回到了映秀的救援大本营。
　　映秀镇已被地震摧毁了，但郭阳和他的战友仍在支撑着这里不灭的希望。
　　
　　老师· 拯救的不止是灵魂
　　
　　老师的职责是什么？往浅了说是“教书”，往深了说是“行为世范”。在这次事件中，“老师”的深层意义被激发了出来。三尺见方的讲台不仅是很多孩子人生大戏的开场，更变成了他们生命的接线板。作为“教师”，他们身上体现了这个职业最伟大的精神，那就是：拯救的不止是灵魂。有位主持人在评价德阳中学教导主任谭千秋为保护学生而牺牲这一事情时说了一句很棒的话，他说：“相信天堂有了他，会多一份朗朗的读书声。”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的张林给我发来一张映秀小学校长谭国强的照片，那是2007 年9 月他们去该小学支教时留的影，照片中的谭国强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穿一件质量一般的红色中式短袖，白色裤子皱巴巴，额头因为秃顶的缘故显得油光闪亮——这与他此后在救灾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职业精神有些单纯想象中的落差。
　　在映秀小学的简介里，“单位法人”一栏标注的名字就是谭国强，我没法儿查证他是这所小学的第几任校长，因为学校实在不起眼。这所自1939 年就成立的学校占地9 亩，学校有17 个教学班，学生近500 名——它被如此关注是因为处于汶川地震的震中，当然谭国强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被关注。
　　2008年5月12日14点27分，他坐在综合楼二楼的校长办公室办公，桌子的对面是几乎满满一墙的各种奖状，其中包括从1999 年到2004 年连续九年获得的县政府“教育学年年终考评一等奖”以及“省级校风示范校”的荣誉。
　　一分钟后，谭国强“被剧烈的震动从二楼甩到了教学楼外的跑道上”，当他睁开眼睛想回去叫人时，看见与综合楼连为一体的教学楼整体倒塌——他脑子里瞬间变成一片空白。
　　废墟前谭国强放声大哭，边哭边喊：“我的娃娃呀，我的娃娃！”这让我想起我的同事张林跟我提及的去支教时看到的画面：“据说谭国强很严厉，但是又很受学生喜欢，学生没觉得他是校长，没有距离感，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下课，就有学生跑过来拉着他，拽着他玩。”
　　
　　“所有的老师一切以大局为重！”
　　
　　地震发生十几分钟后，谭国强找到9名幸存的男教师，带着从附近烟草公司赶来的职工到达操场，“大家不要慌张，所有的老师一切以大局为重，就地开始抢救学生！”他大声喊道。从这一声喊到我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6 天，谭国强几乎没有休息过，其间可以不断看到一些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对他的报道：“两天两夜粒米未进”、“映秀小学的老师余琴告诉记者，校长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5 月17 日，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清理，谭国强也在，仍未放弃”、“连续六个昼夜，他都没有离开映秀小学”等等。事实上，该校所有躲过灾难的老师都至少在学校坚守了3 天，去找寻废墟里的孩子。
　　赶到学校的一些家长由于痛失爱子，多少会把怒和怨转发到谭国强身上，他们把他团团围住，质问为什么他能跑出来，却把孩子留在里面。这种时候他显得更沉默，“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但也理解家长们的心情。”谭国强说。
　　他几乎不做任何辩驳，只是卖力地找寻着废墟下的孩子。谭国强似乎做很多事都不喜欢说太多，就比如他会给来支教的老师准备一间多媒体教室，因为里面有一台电视，而且课桌比其他教室的新些。当然他没有告诉来支教的老师，这是映秀小学条件最好的课堂，是学校唯一的多媒体教室——所以很多学生家长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谭国强的岳母和妻子还埋在离小学不到100 米的一幢倒塌居民楼的废墟下。
　　
　　特殊时刻下的“木讷亲情”
　　
　　也许我们可以再刻薄点儿，质疑一下人性，比如谭国强跟他妻子和岳母的关系冷漠？然而我碰巧通过寻人帖找到了谭国强妻子董燕的好朋友王侠。她和 董燕是高中同学，同谭国强是校友，都是阿坝州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的，“谭国强81 级，我83 级的。”
　　“谭国强不爱说话，但做事踏实，虽然他工作上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但是生活方面，谭国强对他爱人很好，包括对董燕的妈妈也是，老人自打他们结婚就大部分时间都跟着他们，董燕有的时候跟她妈说话声音大了点，谭国强还会说她，说不能跟老人那么说话。”王侠说。
　　同时她希望通过我们让谭国强的女儿娟娟( 谭景的闺名) 赶紧跟自己联系，王侠一直反复强调，“娟娟这孩子没有我手机号。”( 在此，请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转告西南师范大学英语系的谭景，王侠非常担心她，如果需要手机号，请致电《职场》杂志编辑部)
　　王侠现在成都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就在我跟她通电话的过程中，成都又一次发生余震，于是我在电话这头听得她在电话里头冲着什么地方大喊，“注意安全，去操场！”后来我才知道，她喊这话的时候人在办公室，她是冲着楼外墙角下的学生喊的。
　　他们不是老师中的佼佼者，也不具备唯一性，之所以选择他们的故事，恰是因为，他们代表那群最最普通的老师。
　　
　　企业家· 社会责任和家国天下
　　
　　企业家作为社会构成里相对特殊的一个职业阶层，其职业精神在浅层上表现为：需要具有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在深层意义上来说，则是需要有家国天下的胸襟，并能承担社会责任。
　　之所以选择王雷雷为范本，就是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在第一时间带人悄悄深入震中，捐钱救人。他威胁我们的记者，“我是军方的，如果你要报道，我会找你麻烦。”
　　见到王雷雷时，是在都江堰体育中心抗灾指挥部外的公路上。我在指挥部的救灾志愿者报名处了解志愿者参与救灾的情况，负责志愿者报名点的同志给我隆重推荐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志愿者团队。“6 辆车，22 个人，全身迷彩，自带设备，装备着卫星电话，从北京直接飞过来，是目前报名志愿者团队中装备最专业的一支。”
　　顺着这个指引，我顺利地找到了他说的那群人，也顺利找到了队员们口中所称的负责人——王总。我找到他时，“王总”戴着墨镜，身着迷彩坐在一辆越野车的副驾位上，面无表情。“我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采访我们你会有麻烦的。”“王总”态度强横，根本没有配合的意思。他不配合，我也不放弃，继续绕着他问话——他依旧不答理。
　　我看出他是TOM 的王雷雷，但遇见死不承认的熟人，简直毫无办法，我只能固执地耗在周围不肯走，过了很久很久，他终于肯跟我说话，“我认识你，只是不想被采访。”
　　
　　自发型抢险团队
　　
　　王雷雷的团队5 月13 日从北京飞来成都，“看见电视上报道汶川地震，看着震区的惨景，坐不住。就想到现场来实际帮着做点事，能做多少算多少。”到达成都的当晚，王雷雷拜访了四川省的一位副省长，递出了200 万元的现金支票——以他个人名义捐赠的。交过支票的第二天，王雷雷带着他的团队到了都江堰。
　　“我不想被报道，一登出去，会被别人当成是公司炒作，所以你最好就不要写我。”他说。在答应不提公司、不提姓名的情况下，王雷雷愿意让我跟随观察他们团队的救援行动——对不起，“王总”，我还是“背弃”了许诺。“某知名互联网公司负责人”这种话写在稿件里实在是说不出的别扭。
　　在等待了一阵后，救灾指挥部给王雷雷的志愿者团队下达了抢险任务。在都江堰市内一处商业街有一栋四层的商业房垮塌了。王雷雷团队的任务是配合消防战士救援废墟里的被埋人员。
　　等我们穿过瓦砾四布的残街达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来自泸州等地的十多名消防官兵在现场展开了救援。由于怕废墟上站立的人太多，王雷雷的志愿者团队不能全部上去。于是他让其他人留在下面，自己带着两个人，爬上了废墟的顶端，和消防战士一起徒手开始挖掘。
　　街边已经摆放了两具挖掘出来的遇难者遗体。其中一个是17 岁的女孩子，躯体已被挖出来，可是头还在废墟里没找到。站在废墟下面的志愿队年轻人看见后，不少人脸变得刷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参与了救援，只是一些人在救援中，看见类似的遇难者遗体时，就再也没法控制地吐开了。
　　王雷雷也吐了。“当时上去没带口罩，有些遗体在瓦砾里压了两天，遇上气温升高，开始腐败，发出难闻的气味。”在抬出一具遗体时，王雷雷一口气没有屏住，也忍不住开始呕吐。
　　救援从下午2 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在这栋倒塌的大楼里，王雷雷的志愿者团队配合消防战士挖出来了6 具遇难者遗体。“还有7 具，已经见到了，但是被大石板压着，想了很多办法，可是没有大型挖掘机械，用人力没法挖出来。”王雷雷一直希望能从废墟里救出几个幸存者，可是没有找到。在之后的两天里，王雷雷他们参与的救援最终挖掘出的都是遇难者的遗体。“灾难太残酷了。”这是他感觉最为遗憾的地方。
　　在与消防战士共同实施救援的过程中，双方愈渐熟悉。得知战士们已经有一天半没有吃饭而坚持抢险救援时，王雷雷把自己团队的食品分了一半给战士。“这些战士都很年轻，太辛苦了，刚开始他们还坚持不要我们的食物。”
　　
　　“参与救援，这是使命”
　　
　　在随后两天的救援行动中，王雷雷的志愿者团队先后来到地震重灾区——什邡的红白镇和绵竹的汉旺镇。在红白镇，他们和一支空军空降部队参与了位于山区的红白镇小学的救援工作。
　　“那时几乎是闻着味道挖，哪里有臭味就往哪里挖。”而家长们就站在一旁，默默地守候自己的孩子被抬出来。8 个小时下来，挖出的依旧是遗体。在撤退时，王雷雷和团队的小伙子们伤感地望着巨大的废墟，默默伫立。
　　在绵竹汉旺镇，看到震后满地残垣，王雷雷拉上镇里的团委书记，直奔一处救援现场。这是一栋3 层的临街商业房，楼房在地震中完全倒塌，在经过8 小时的挖掘后，楼里压着的一个老太太被挖掘出来，王雷雷指挥团队将老太太的遗体小心地抬了出来。
　　看着站在一旁守候老太太的丈夫，王雷雷轻轻说：“遗体完好，请节哀。”后来在解释拼尽努力也要将遇难者遗体挖掘出来的行动的动机时，他说：“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他们不该在下面，亲人在等着见他们。”
　　经过3 天的生死救援，王雷雷觉得他救援团队的年轻人成熟了很多，对生命和生活的认识更加深切。“去救灾，对于我这个革命后代是义无反顾的使命和责任。”我后来才知道，他甚至连跟企业公关都没打一声招呼，就跑到一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