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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志青年誓死不做亡国奴，纷纷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上海女青年姚维钧也辞别家乡，一路辗转，最后到达贵阳，考入了为躲避战乱从上海迁至此地的大夏大学（今上海华东师大，抗战时期迁址更名为大夏大学）。在大学里，她和进步同学一起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抗战宣传中，她们发传单、编节目、上街头演讲，鼓动民众奋起抗日，日子过得充实无比。她还在这里邂逅了自己后来的丈夫黄炎培。
1941年12月的一天，大夏大学的演讲台上一位圆脸大眼、性情敦厚的先生正在作抗日演讲，他的上海乡音、爱国激情瞬间感染了台下的姚维钧，原来他就是应邀来演讲的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作为同乡，已经32岁的姚维钧虽然没有见过63岁的黄炎培，却对他仰慕已久：他十几岁失母丧父，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青年时轰轰烈烈办教育，担任浦东中学首任校长，又开创了职业教育的先河……
其实，在给好友的信中，她也不止一次地透露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但使君有妇，爱再热烈，她也只能埋在心底。不过此时的情况不一样了：他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病逝，他含泪写下的悼妻诗“谁说天长地久来，吾生万念一时灰”让闻者无不动容。在他激情演讲的背后，她也看出了他的忧伤和落寞。埋藏近二十年的情感复苏了，她决定与他结识。
不久，她鼓足勇气给已回重庆的黄炎培写了一封信，说愿拜他为师，并介绍了自己的学习情况。二人的通信就此展开，她称他“任之（黄炎培的字）吾师”，他则叫她“维钧学友”。
渐渐地，同样离别家乡为救国奔波、同样的忧国忧民情怀让他们的心靠得越来越近。二人经常在信中交谈彼此的想法，从国家谈到个人，从工作谈到生活，黄炎培因思念妻子而紧闭的心扉也渐渐打开，他也慢慢走出了悲痛，相互间的关切与欣赏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升级为密切的异性朋友。
作为盛名在外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妻子去世后，登门说媒者众多，对此，他一一婉拒。经历过坎坷命运，洞察过无数人心，他需要的是一个事业上理解他、情感上又能与他“火烈烈”的诗心相契合的女子。此时姚维钧寄来一首《沁园春》： “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无言久， 有一腔熱血， 相映红轮。”她的才情和词中流露出的憧憬让他情不能自已。回信中，他以一篇洋洋洒洒的《论家庭再造》表明了自己对婚姻的认真态度，并附一信笺表达了鲜明的爱意，将自己与姚维钧的感情和家国之情合奏：“我和你只有两颗鲜红的心，两颗并成一颗，怎么样可以发生效力，把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弄好一点……”
尽管他从未见过她，尽管他们之间隔着31年的时间长河，但这份感情让他珍惜。在信中，他多次坦诚地对她说，因为想念她，“我又哭了”。她不得不哄他少哭，“哭果然能使胸中畅快，但损害眼睛，观吾师照相上之眼，知为多哭所致”。
面对他情到深处的炽热奔放，她既意外又感动，但她又是智慧和理性的。毕业前，他给她寄来一笔钱，她婉言谢绝，坚持原封不动奉还。
阅人无数的黄炎培深深折服于姚维钧的品格，此后更加敬重她。二人相识的几个月中，经过百余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他已认定他们互为灵魂伴侣，并约定了见面的日子。
1942年8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通信八个月的二人终于正式见面了。佳人虽姗姗来迟，见面却是惊喜，她一头短发，服装简朴，甚合他意。对于爱，时间既是分钟，也是世纪，他再也不想等待，六天后，二人就举行了婚礼。在告亲友书中，他写下了八个字：“佳人易得， 同志难求。”
婚后，姚维钧一边在巴蜀中学执教，一边承担起抚育黄炎培未成年子女的任务。黄炎培忙于公务常常晚归，她便在家中眺望等候，并作诗云：“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回。”黄炎培则答复：“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二人之伉俪情深由此可见。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主动奔走于国共和谈，姚维钧则全力支持他；他从延安访问回来后，他们闭门谢客，他口述，她执笔，合作完成了《延安归来》。他与毛泽东那著名的“窑洞对” （也称“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就出自她笔下。然而和谈失败了，因不满国民党内战，黄炎培带头发表署名文章批评蒋介石，预料之中，他被列入暗杀名单，家人也跟着陷入危险。
接着，他迎来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她不得不跟随他奔波逃难，以致腹中的孩子不幸早产。他们一度靠卖字为生，但对此磨难，她毫无怨言，毅然选择和他一起面对。共同的救国情怀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1948年，她过生日时，他感激地写下：“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磨难过后是平静。次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盛情相邀下，71岁的黄炎培出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姚维钧放弃自己喜爱的教师工作，做了他的秘书。
公务之余，他们常常在书桌旁书文写字，葡萄架下吟诗赋词。她生病住院，他写下相思的诗篇；他出版诗集，她亲自作序；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书法作品送给她，并特意题写“赠我爱维”。
走过艰辛与动荡，她为他生育了四个子女，陪他走向事业的顶峰。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岁月，1954年，共同生活12年后，黄炎培特意定制一部紫红色封面的纸夹，里面是古色古香的信札，重新抄录了二人写的书信、诗词等，并收集成册，取名《灵珰百札》。
后来，黄炎培受到打击。作为他的亲密助手，姚维钧的处境可想而知，短短时日内，不到五十岁的她头发全白了。但她无怨无悔，声称既爱他，就要与他荣辱与共。
1965年，黄炎培病逝，不忍独活的她也于三年后跟随他一起去了。
世事沧桑， 终归要化作云淡风轻，唯有二人的《灵挡百札》留下了他们合奏的爱之歌。
1941年12月的一天，大夏大学的演讲台上一位圆脸大眼、性情敦厚的先生正在作抗日演讲，他的上海乡音、爱国激情瞬间感染了台下的姚维钧，原来他就是应邀来演讲的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作为同乡，已经32岁的姚维钧虽然没有见过63岁的黄炎培，却对他仰慕已久：他十几岁失母丧父，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青年时轰轰烈烈办教育，担任浦东中学首任校长，又开创了职业教育的先河……
其实，在给好友的信中，她也不止一次地透露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但使君有妇，爱再热烈，她也只能埋在心底。不过此时的情况不一样了：他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病逝，他含泪写下的悼妻诗“谁说天长地久来，吾生万念一时灰”让闻者无不动容。在他激情演讲的背后，她也看出了他的忧伤和落寞。埋藏近二十年的情感复苏了，她决定与他结识。
不久，她鼓足勇气给已回重庆的黄炎培写了一封信，说愿拜他为师，并介绍了自己的学习情况。二人的通信就此展开，她称他“任之（黄炎培的字）吾师”，他则叫她“维钧学友”。
渐渐地，同样离别家乡为救国奔波、同样的忧国忧民情怀让他们的心靠得越来越近。二人经常在信中交谈彼此的想法，从国家谈到个人，从工作谈到生活，黄炎培因思念妻子而紧闭的心扉也渐渐打开，他也慢慢走出了悲痛，相互间的关切与欣赏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升级为密切的异性朋友。
作为盛名在外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妻子去世后，登门说媒者众多，对此，他一一婉拒。经历过坎坷命运，洞察过无数人心，他需要的是一个事业上理解他、情感上又能与他“火烈烈”的诗心相契合的女子。此时姚维钧寄来一首《沁园春》： “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无言久， 有一腔熱血， 相映红轮。”她的才情和词中流露出的憧憬让他情不能自已。回信中，他以一篇洋洋洒洒的《论家庭再造》表明了自己对婚姻的认真态度，并附一信笺表达了鲜明的爱意，将自己与姚维钧的感情和家国之情合奏：“我和你只有两颗鲜红的心，两颗并成一颗，怎么样可以发生效力，把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弄好一点……”
尽管他从未见过她，尽管他们之间隔着31年的时间长河，但这份感情让他珍惜。在信中，他多次坦诚地对她说，因为想念她，“我又哭了”。她不得不哄他少哭，“哭果然能使胸中畅快，但损害眼睛，观吾师照相上之眼，知为多哭所致”。
面对他情到深处的炽热奔放，她既意外又感动，但她又是智慧和理性的。毕业前，他给她寄来一笔钱，她婉言谢绝，坚持原封不动奉还。
阅人无数的黄炎培深深折服于姚维钧的品格，此后更加敬重她。二人相识的几个月中，经过百余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他已认定他们互为灵魂伴侣，并约定了见面的日子。
1942年8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通信八个月的二人终于正式见面了。佳人虽姗姗来迟，见面却是惊喜，她一头短发，服装简朴，甚合他意。对于爱，时间既是分钟，也是世纪，他再也不想等待，六天后，二人就举行了婚礼。在告亲友书中，他写下了八个字：“佳人易得， 同志难求。”
婚后，姚维钧一边在巴蜀中学执教，一边承担起抚育黄炎培未成年子女的任务。黄炎培忙于公务常常晚归，她便在家中眺望等候，并作诗云：“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回。”黄炎培则答复：“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二人之伉俪情深由此可见。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主动奔走于国共和谈，姚维钧则全力支持他；他从延安访问回来后，他们闭门谢客，他口述，她执笔，合作完成了《延安归来》。他与毛泽东那著名的“窑洞对” （也称“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就出自她笔下。然而和谈失败了，因不满国民党内战，黄炎培带头发表署名文章批评蒋介石，预料之中，他被列入暗杀名单，家人也跟着陷入危险。
接着，他迎来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她不得不跟随他奔波逃难，以致腹中的孩子不幸早产。他们一度靠卖字为生，但对此磨难，她毫无怨言，毅然选择和他一起面对。共同的救国情怀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1948年，她过生日时，他感激地写下：“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磨难过后是平静。次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盛情相邀下，71岁的黄炎培出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姚维钧放弃自己喜爱的教师工作，做了他的秘书。
公务之余，他们常常在书桌旁书文写字，葡萄架下吟诗赋词。她生病住院，他写下相思的诗篇；他出版诗集，她亲自作序；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书法作品送给她，并特意题写“赠我爱维”。
走过艰辛与动荡，她为他生育了四个子女，陪他走向事业的顶峰。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岁月，1954年，共同生活12年后，黄炎培特意定制一部紫红色封面的纸夹，里面是古色古香的信札，重新抄录了二人写的书信、诗词等，并收集成册，取名《灵珰百札》。
后来，黄炎培受到打击。作为他的亲密助手，姚维钧的处境可想而知，短短时日内，不到五十岁的她头发全白了。但她无怨无悔，声称既爱他，就要与他荣辱与共。
1965年，黄炎培病逝，不忍独活的她也于三年后跟随他一起去了。
世事沧桑， 终归要化作云淡风轻，唯有二人的《灵挡百札》留下了他们合奏的爱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