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挨着日本东京北侧，是小城市琦玉市。在琦玉市岩槻区的一片安静的民居中，一所简易、破旧的二层楼房，被不高的围墙和小铁栅栏围成一个紧密的小院。小铁栅栏旁边写着门牌“稻叶绩”。
　　上了年纪的稻叶绩老两口，就住在这里。年近91岁的稻叶绩，出生在东京，因参加侵华战争在中国待了13年，此后，他一直居住在琦玉市。
　　老伴身体不好，矮个子、戴老花镜、留着短短白色山羊胡的稻叶绩，会在天气不错的时候，推着近90岁的老伴出门走走。
　　大多数时候，老伴因病需要躺在床上。稻叶绩身体还算硬朗，“（我们俩）现在生活很健康，不用依靠他人，但还是会生病，需要用到（医疗）保险。”稻叶绩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
　　因为曾在二战中参加日本的侵华战争，并在日本投降后成为中国战俘而没有立即回国，稻叶绩和许多日本二战“老兵”一样，被日本政府认定为“自动放弃了日本军人的地位”，领不到补助金。
　　中国“抚顺教育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的研究人员曾专程到日本采访稻叶绩，并送他一只玉雕神龟作为礼物，寓意长寿。
　　接过礼物时，稻叶绩表情依然平静，只用中文说了一句“谢谢”，便不再说什么。和他一样被否定军人身份的二战老兵中，稻叶绩是最“年轻的一个”。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准教授、历史学者张宏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中“最小的90岁，最长的有100多岁了。”

　　二战已经结束69年了，战争的阴影一直伴随着稻叶绩。

“天皇士兵”的残酷生存

　　1943年，二战爆发的第4年，正在读大学的稻叶绩被“强制毕业”，然后作为学生兵送往日本亚洲战场的中国战区。“我那时20岁，和大家一样，也是学生。”2013年 6月24日，稻叶绩在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向大学生们絮叨着，语速急促，“当时的我们没有未来，甚至不知生来的意义。”
　　稻叶绩回忆，他在学生时代接受的是日本的“神国教育”：天皇就是神，为国牺牲是精英，前往战场是理所当然。“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自由，而去战场为国牺牲是最大的荣誉。”
　　大学生还不能直接成为士兵，需要一些强制“训练”。一般，这种“训练”需要很长时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训练”。
　　“训练”由“老兵”进行。“每天晚上在倒下之前不停地挨揍，倒下就被泼水弄醒，站起来又继续被打。我记得有时牙齿被打飞了，身体痛苦不堪，每天都是这些记忆。”稻叶绩回忆说，除此之外，“老兵”还会在其他“新兵”面前杀死中国的农民、“间谍”，并把头颅割下来摆在那里，给新兵看。
　　由于对稻叶绩等二战老兵做过大量访谈，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在现场向大学生总结稻叶绩的回忆：“没有一个士兵是从一开始就会杀人的，而习惯杀人这种（行为），也是通过残酷的‘训练’然后形成的。”
　　每次看到中国人，稻叶绩心里就会发毛，“不就是那个人吗？”“自己会不会被杀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他都会在口袋里装着抢，准备随时开枪，很害怕，“我非常恐惧，心惊胆战。但是在战场上不断地看到、不断地‘学习’，慢慢地就习惯了。”
　　因为是大学生，稻叶绩入伍后一直从事着通信联络的工作。为了服务于各个战场的秘密联络，稻叶绩接受了很多通信联络的训练。因此，稻叶绩说，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为止，他并没有太多在正面战场的经历，也“没有杀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稻叶绩所在的部队在山西太原。因为那里有共产党的军队，大家觉得比较危险，就去了“满洲”。一部分日军觉得不甘心，留在太原继续打仗。
　　“当贴出告示告知战争结束时，大家都很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回日本了。”稻叶绩说，“正在大家很高兴的时候，上级来了命令，说要留下三分之一的人员继续战争。当时，大家脑海里都一片空白。”
　　“上级对我们说，你们回到了日本也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都留下来。还说，中国迟早会攻进日本的，所以要在前线保卫国家。我会留在这里，你们也要留在这里。这是天皇的命令，你们没有意见吧？”
　　“当时的我们，也只能说好。”稻叶绩说。

被日本政府抛弃

　　留下来的共有2600人，被武装送到了山西、陕西‘前线’ 。
　　“留下来的人，在中国经历过各种战场，后来被送往了陕西省的一个工厂，上头说这是为了日本的复兴，做好了日本就复兴了。有人想回去，上头就说，‘你们犯下了杀人罪、虐待罪、强奸罪，任何人都回不了国。’我们被长官的威逼利诱和花言巧语给骗了，再一次充当了战争罪人，而军队长官们则（作为战俘）乘坐了美国的飞机，逃回了日本。”
　　据稻叶绩回忆， 那些“被抛弃的日本兵们”，最终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后来，被阎锡山的军队“收编”参加“内战”。就是在那段时间，稻叶绩最好的一个朋友，死在了他的眼前。“他倒在了我的背上，我踉跄了一下，把他背在背上，他一直说，‘妈妈、妈妈对不起’，不知说了多少遍。那是我最真切最直接体会到战争的一次。”
　　1949年4月，“内战”结束后，稻叶绩等975名日本侵华战犯，被关进了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
　　关押稻叶绩的“俘虏营“是日本人建的，他在里面待了5年。战俘之间不能交头接耳，每天就是“反省自己”。
　　“伙食虽然没那么好，但一天三顿饭还是有着落的。”有时候他们被叫出去问话，问战争时的事情。
　　“当我们被逮捕，带往‘俘虏营’的时候就想过，他们找我们问完话之后肯定也是一枪毙了我们的吧。在日本部队里，俘虏都是要被杀掉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反抗，觉得反正都活不了了。” 　　稻叶绩说，慢慢地，他和一些日本兵开始认真反省自己，意识到自己过去残忍杀掉的中国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人类。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稻叶绩才知道“我们需要反对战争”。
　　他们被告知好好反省是可以被释放的。稻叶绩在俘虏营里写下非常多的他所知的事实。
　　1956年6月，稻叶绩可以回日本时，他摸着自己的身体，“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可让稻叶绩没想到的是，时隔13年回国后，迎接他们的是日本战后新政府的“不承认”。
　　政府的理由是，“战争结束后，你们擅自离开大部队，留在中国。你们明明是可以回来的，却擅自留下，政府或部队又没有命令你们这样做。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放弃了日本军人的地位。”
　　稻叶绩等战俘失去了“军人”地位，意味着不能像其他“军人”领到国家发的补助金。稻叶绩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背叛了。
　　实际上，战后的日本政坛，政治精英有许多是从二战战场归来的军人。在国会上做证词时，稻叶绩质问，“你们这些先逃跑的人，你们的军人责任感在哪里？”
　　据稻叶绩回忆，议员们认为这件事情如果真要讲清楚，在国际上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不想处理这件事。“总之，（政府）一旦决定要做那件事情，就无法回头了。他们告诉我们，为了日本国民利益，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国家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战争。”
　　可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切切实实地保密——你们说的话就当是没有说过吧，你们就忍一忍吧。”

留下历史真实的记忆

　　1956年稻叶绩回国时33岁。彼时的日本，正在战后《和平宪法》下开始重整经济，在政策鼓励下，大量的归国战犯开始重振或者新成立制造业等企业、公司。
　　稻叶绩也开始帮忙打理父亲的公司，从事经营工作，同时努力向国会作“山西省残留问题”的请愿，揭示战后日本军的阴谋。“在日本，战犯‘私自留下’的话会被政府当作国贼，我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使者’，不仅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照料，还因此被警察跟踪、监视，而被剥夺了人权。”
　　这些被抛弃的战犯归国者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

　　稻叶绩很快也加入了“中归联”，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7年9月，他们召开“中归联”全国大会，宗旨是，“作为战犯，在认罪、谢罪的反省下，为了中日友好、反战和平的精神奉献终身”。
　　稻叶绩在其间一直以战争体验者的身份现身说法，呼吁反战、和平，批判现政权的战争政策。
　　稻叶绩说，自己和“中归联”的成员一样，回国后“从来没有脱离侵略战争的记忆”。
　　“在证词集会、战争展，中学、大学等一些场合的演讲中，我站在战争体验者的立场申诉：不管什么样的理由，战争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我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中国人民宽大的心。”
　　1962年，稻叶绩39岁时，经朋友介绍，与一位两个哥哥都阵亡了的“独生”女结婚。
　　2002年，由于成员年龄普遍偏大，“中归联”宣告解散，而他们经历集结出版的书流传下来。稻叶绩写了《没有结束的战争》一书。
　　直到现在，尽管行动已不是很方便，说话思路也不算清晰，稻叶绩还是愿意到大学去演讲，听过讲座的学生会对他说，“我爷爷曾经也参加过战争，他在世时从来没有跟我提过战争的事，所以我对此一无所知。在他去世后，我开始对那段战争历史很感兴趣，所以我独自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也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但是好的资料并不多。”
　　但稻叶绩的子女们一直不支持父亲的行为。孩子们由于不太愿意接受老父亲“回忆战争”的行为，不常常回家看望他们；稻叶所有相关的演讲、集会、接受采访或调研，也都得不到儿女的任何支持。张宏波也介绍，日本社会很忌讳一种特殊的气氛，叫“异质”。正因如此，右翼政府执政时，左翼的研究就不太受欢迎。
　　6月24日的演讲现场，另一位在现场的老人筑紫太太这样总结战争对自己的影响：“稻叶先生在战争中得以幸存下来，没有受什么伤……我丈夫虽然也幸存了下来，但是失去了一只眼睛，而且遍体鳞伤，他的余生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度过的。” 筑紫太太在丈夫去世后，自费为其出版了回忆录。她和稻叶绩把书都带到现场，由学生们自愿领取。
　　“我都90岁了，也不清楚自己何时会离开，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同大家一起努力，也觉得跟你们一起，我自己也能获得力量。”稻叶绩碎碎念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