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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中央六部委联合印发6号文件之后，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央意见的出台，意味着爱德27年来的探索，终于得到了肯定。”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发起人丁光训主教，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在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爱德是全国唯一一家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基金会。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宗教、社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这种关系有了许多变化。爱德基金会的历史，正是从狭小的缝隙中起步，并伴随社会空间的扩大而逐步壮大，堪称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社会领域的一个注脚。按照丘仲辉的话说：“爱德实际是一个公益特区。”
由“外教项目”起步
1985年爱德基金会成立，与宗教活动逐渐恢复正常步伐一致。当年4月，基金会成立之初，就与联合圣经公会签订协议，成立了爱德印刷厂。时至今日，它已是全球最大的《圣经》印刷机构，至2010年印制了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圣经》逾8000万册。
国门刚刚打开的1980年代，对外交流中的一大困境，就是中国英语人才稀缺。1991年加入爱德的庄爱玲记得，直至1990年代末，爱德员工基本以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为主，其中不少人甚至是英语教师。而在当时各大高校中，拥有外籍教师的可谓凤毛麟角。爱德的优势，在于丁光训等早期领导者，他们以主教身份很快与海外各大教派恢复了交流，并与具有宗教背景的各国际NGO组织进行对接。于是，爱德从一开始就将对外交流作为最重要的使命。
由此，“外教项目”成为爱德的第一个公益项目。1985年8月，爱德引进的第一批外籍教师飞赴中国各高校任教。这个“外教项目”，延续至今已近30年。目前负责该项目的刘茹红记得，早期外教大部分都被派往东部各重点院校，而此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爱德将外教更多派往欠发达地区。比如身处东部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盐城师范学院，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完全依赖于爱德为其招募外籍教师。直到2006年，盐城师范学院具有独立聘请外教的能力之后，爱德才退出。行至今日，爱德已为中国教育界输入外教逾千人次。
爱德的海外资源，早期以各教会及具有宗教背景的NGO（faith based organization以下称FBO）为主，所以，招募至中国的外教是否会传教，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并要妥善处理的问题。
爱德在和外教签订的工作合同中，单辟一栏写明，外教可以公开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不得传教，并且要了解和遵守中国的法律。外教必须在此栏中签字。
那么，如何定义传教行为？
对于《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个问题，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表示，丁光训主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谈及中国文化，一定会涉及‘四书五经’。同样，《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源泉，所以会自然而然提到《圣经》，这和传教是可以区别的。”而在英语教学中，如果涉及圣诞节、复活节等内容，则不必回避；客观介绍基督教的文化、历史，均不被视作传教。
爱德招募的外教，一般会由其海外合作机构代为聘用。名为“外教”，实际上通常是自愿者性质。海外合作机构只负担外教最基本的生活开支，以及合同期首尾时间的来回机票。年轻的外教到中国来工作，年收入往往尚不及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打工一周的工资，也不如当地的中方教师。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确难以坚持下来。
对于这些外教，爱德还有一些非常细致、甚至是严苛的規定。比如，学生如对基督教发生兴趣，求助于外教，外教可以告诉对方教堂的位置；外教和学生可以在当地教堂见面，但不能相携同去。假如外教和中国人谈恋爱，爱德规定，决不允许婚前同居，或草率处理男女关系。其一，是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二，也是尊重基督教教义。
规范与开拓
在许多公益服务领域，爱德都是垦荒者。如1980年代，爱德就开始的助残、防盲、聋哑人康复、自闭症儿童等项目，实际引进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方法和医疗器械，间接提高了中国的医疗水平。1989年开始的乡村医生培训，至今已在中国农村地区培养了2.2万名乡村医生。这要归功于爱德的教会背景和民间NGO的身份，使其能够方便引进国外FBO的资金和技术。
爱德开展的社会服务，一般都会从公众的需求开始。大致的顺序，都是弱势群体，或者当地政府、学校、医院等机构，因某种特定需求找上门来，爱德派出项目官员到当地考察后，形成一个具体的项目规划。之后，爱德再将该规划发给可能会资助的国际NGO，争取资金、技术和人力的支持。一些耗资巨大的项目，国际NGO往往也会派其技术人员和专家到当地进行考察。各方确定了公益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再开始具体的合作。爱德签订的项目，往往是四方联署，包括当地受益方，作为项目执行的爱德基金会，外部审计事务所和提供资金的国际NGO。项目执行中，爱德会有各种类型的评估。而项目结束后，如何使当地已经形成的团队、硬件设施及场地进行转型，也需要科学的设计。
上述种种环节，实际上都具有高度的专业要求。也因为数方参与，尤其是和国际NGO的合作，使得爱德在项目的规范管理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爱德是最早引进外部审计的中国NGO，也是最早开展年报、年审的机构，从1985年即开始实施，与国际规范接轨。同时，出于国外捐赠机构的不同要求，基金会还不时进行独立的项目审计，或者以特定机构当年捐助的所有项目为单位进行审计；甚至有的机构要求一个项目每年进行两次审计。此外，爱德基金会是中国最早将资金使用情况通过年报、网络、会议等形式公布于众的机构。
回顾27年历史，丘仲辉认为，爱德最大的经验，在于推进社会发展的理念，因此强调“参与式管理”。丘本人曾经历的一个项目，是1990年代初期，爱德为某农村建设了一个电灌站。一年之后，电站的水表坏了，当地人拆下来拿到爱德在当地的项目办公室，说你们的表坏了，给换一下。爱德的工作人员就很纳闷，明明是为你们建立的，怎么说是我们的？ 于是，爱德因此思考，并向国际机构请教，逐渐引入并完善了“参与式管理”的方法。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爱德会与当地受惠人群以及地方政府官员一起讨论。而当受惠人群参与决策和整个项目的实施，那么，即使遇到了障碍，受惠人群也自然会有共渡难关的责任心。
“所以，过程比结果重要。项目只是一个平台，普通人都可以参与讨论，这就锻炼了社区精神。”丘仲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也防止了受惠对象的依赖观念，真正做到授人以渔。”
而当“参与式管理”推行下去，地方政府也受到教育。曾有扶贫方面的官员告诉丘仲辉，其扶贫项目逐渐引入“参与式管理”之后，效果相比之前政府单方面决定大增。
作为一个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慈善基金会，爱德并未在项目的设计、或在受益人群中考虑对方的宗教信仰。艾滋病防控项目即是典型例子：早在1990年代初，爱德即受当地戒毒部门的邀请，赴云南开展HIV干预的项目。当时，人们对HIV和艾滋病有很深的误解，病人也被社会普遍歧视，这种误解在宗教界中同样存在。项目官员赵静文记得，爱德曾经组织一次五大宗教人士有关HIV知识的培训，遭到不少神职人员的反对。
赵静文所负责的一个项目，对于基督教教义来说是极大的突破——在男男性接触者中进行艾滋病预防控制，这一人群包括了男同性恋和双性恋。
2007年起，爱德与重庆的一家服务于男男同性恋的NGO取得联系，并寻求到了一家国际FBO——瑞典信义会的资助，从次年开始服务男男性接触人群，大致为健康教育、组织服务对象爬山、远足等社会活动。最有意思的是，爱德还特意为受助者提供男男性接触专用的安全套，上面还印着爱德基金会和瑞典信义会的标志。信义会虽然也以基督教为背景，却非常乐意对这一项目提供帮助。
根据基督教教义，同性恋违反了上帝创造世界的基本原则，因此是不可容忍的“罪行”。赵静文本人是基督徒，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在各教会，还是在爱德基金会的基督徒员工中，该项目引起一定争议。“而我的回答是，在《圣经》中，耶稣不对行淫女人定罪的那个故事。按照教义，耶稣是为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并没有对别人定罪的权利。更何况，我看到了这些弱势群体的痛苦，更觉得有责任帮他们。”
爱德项目官员称，在接受海外资金方面，他们不会接受附带任何前提条件的资助。“实际上，具有宗教背景的国际NGO，对于项目的普惠性其实比我们还要敏感。他们也不愿让资金仅仅用于基督徒，而更愿意推进宗教间的对话。”赵静文说。
让社会了解教会，让教会服务于社会
基督教历来有开展社会服务的功能，尤其在教育、医疗、养老、孤残救助等方面。这些公益活动自1840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中国的现代教育和现代医疗体系，甚至是汉语拼音系统，均拜传教士所赐。爱德基金会的项目，也大致在这些方面与传统对接。
不过，走进爱德基金会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刻意搜索，很难看到明显的基督教痕迹。《中国新闻周刊》并未在任何一堵墙上看到十字架高悬。“爱德是一个基金会，不是教会。”在爱德工作了十几年的庄爱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爱德其实保持了相当“世俗”的一面，基督教只是一层淡淡的机构文化底色。其员工中，基督徒、共产党员和无神论者的人数大致相同。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秘书长办公会议一共5人，目前基督徒只占其中两席。员工在晋升、加薪和工作分配方面，也不会因其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
如果非基督徒前来应聘，爱德会先问明对方对基督教的基本了解和态度，也会在入职前进行一定的宗教知识培训。在办公室里，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相互尊重，不会谈进化论、同性恋等观点差异过大的话题。而员工集体外出就餐时，即使在座只有一位基督徒，非基督徒也会尊重对方习惯，一起祷告谢饭之后方才用餐。
无论是在机构内，还是在项目运作过程中，爱德都在努力扮演教会与社会沟通的角色，以消除社会对教会、教徒的误解。事实上，教会愈显神秘，社会则愈对教会有烛光斧影般的猜测和不信任。而社会与教会之间关系脆弱，也使教会禁锁大门、脱离社会，很多信徒甚至认为，教徒的洁净，要通过禁闭大门而维持。其结果是，教徒本身反而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甚至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因而，爱德基金会的另一项使命，是让教会打开大门，帮助教徒走向社会。2009年，基金会下成立了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其工作重点是培训省内各教会的牧师和热心公益的基督徒。2010年，爱心公益基金做了一个环保项目，联合江苏省内的基督教会，倡导环保，节制，低碳生活。此后，教会开始开设以环保为目的二手市场，并推广社区环保的理念。
“打开一扇窗，让教会和社会互相接触。”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负责人寇薇薇说。她希望，以此基金为核心，将公益服务的观念辐射到普通信众，至少让后者理解基督教有进行公益服务的传統和使命。
2009年，爱德成立了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开始针对各类教会、各类社会组织进行服务能力和机构管理的培训。这将是爱德的一次重大转型，即从“操作型NGO”，部分转为“支持型NGO”，以孵化、培育NGO为重点服务内容。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发起人丁光训主教，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在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爱德是全国唯一一家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基金会。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宗教、社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这种关系有了许多变化。爱德基金会的历史，正是从狭小的缝隙中起步，并伴随社会空间的扩大而逐步壮大，堪称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社会领域的一个注脚。按照丘仲辉的话说：“爱德实际是一个公益特区。”
由“外教项目”起步
1985年爱德基金会成立，与宗教活动逐渐恢复正常步伐一致。当年4月，基金会成立之初，就与联合圣经公会签订协议，成立了爱德印刷厂。时至今日，它已是全球最大的《圣经》印刷机构，至2010年印制了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圣经》逾8000万册。
国门刚刚打开的1980年代，对外交流中的一大困境，就是中国英语人才稀缺。1991年加入爱德的庄爱玲记得，直至1990年代末，爱德员工基本以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为主，其中不少人甚至是英语教师。而在当时各大高校中，拥有外籍教师的可谓凤毛麟角。爱德的优势，在于丁光训等早期领导者，他们以主教身份很快与海外各大教派恢复了交流，并与具有宗教背景的各国际NGO组织进行对接。于是，爱德从一开始就将对外交流作为最重要的使命。
由此，“外教项目”成为爱德的第一个公益项目。1985年8月，爱德引进的第一批外籍教师飞赴中国各高校任教。这个“外教项目”，延续至今已近30年。目前负责该项目的刘茹红记得，早期外教大部分都被派往东部各重点院校，而此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爱德将外教更多派往欠发达地区。比如身处东部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盐城师范学院，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完全依赖于爱德为其招募外籍教师。直到2006年，盐城师范学院具有独立聘请外教的能力之后，爱德才退出。行至今日，爱德已为中国教育界输入外教逾千人次。
爱德的海外资源，早期以各教会及具有宗教背景的NGO（faith based organization以下称FBO）为主，所以，招募至中国的外教是否会传教，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并要妥善处理的问题。
爱德在和外教签订的工作合同中，单辟一栏写明，外教可以公开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不得传教，并且要了解和遵守中国的法律。外教必须在此栏中签字。
那么，如何定义传教行为？
对于《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个问题，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表示，丁光训主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谈及中国文化，一定会涉及‘四书五经’。同样，《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源泉，所以会自然而然提到《圣经》，这和传教是可以区别的。”而在英语教学中，如果涉及圣诞节、复活节等内容，则不必回避；客观介绍基督教的文化、历史，均不被视作传教。
爱德招募的外教，一般会由其海外合作机构代为聘用。名为“外教”，实际上通常是自愿者性质。海外合作机构只负担外教最基本的生活开支，以及合同期首尾时间的来回机票。年轻的外教到中国来工作，年收入往往尚不及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打工一周的工资，也不如当地的中方教师。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确难以坚持下来。
对于这些外教，爱德还有一些非常细致、甚至是严苛的規定。比如，学生如对基督教发生兴趣，求助于外教，外教可以告诉对方教堂的位置；外教和学生可以在当地教堂见面，但不能相携同去。假如外教和中国人谈恋爱，爱德规定，决不允许婚前同居，或草率处理男女关系。其一，是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二，也是尊重基督教教义。
规范与开拓
在许多公益服务领域，爱德都是垦荒者。如1980年代，爱德就开始的助残、防盲、聋哑人康复、自闭症儿童等项目，实际引进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方法和医疗器械，间接提高了中国的医疗水平。1989年开始的乡村医生培训，至今已在中国农村地区培养了2.2万名乡村医生。这要归功于爱德的教会背景和民间NGO的身份，使其能够方便引进国外FBO的资金和技术。
爱德开展的社会服务，一般都会从公众的需求开始。大致的顺序，都是弱势群体，或者当地政府、学校、医院等机构，因某种特定需求找上门来，爱德派出项目官员到当地考察后，形成一个具体的项目规划。之后，爱德再将该规划发给可能会资助的国际NGO，争取资金、技术和人力的支持。一些耗资巨大的项目，国际NGO往往也会派其技术人员和专家到当地进行考察。各方确定了公益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再开始具体的合作。爱德签订的项目，往往是四方联署，包括当地受益方，作为项目执行的爱德基金会，外部审计事务所和提供资金的国际NGO。项目执行中，爱德会有各种类型的评估。而项目结束后，如何使当地已经形成的团队、硬件设施及场地进行转型，也需要科学的设计。
上述种种环节，实际上都具有高度的专业要求。也因为数方参与，尤其是和国际NGO的合作，使得爱德在项目的规范管理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爱德是最早引进外部审计的中国NGO，也是最早开展年报、年审的机构，从1985年即开始实施，与国际规范接轨。同时，出于国外捐赠机构的不同要求，基金会还不时进行独立的项目审计，或者以特定机构当年捐助的所有项目为单位进行审计；甚至有的机构要求一个项目每年进行两次审计。此外，爱德基金会是中国最早将资金使用情况通过年报、网络、会议等形式公布于众的机构。
回顾27年历史，丘仲辉认为，爱德最大的经验，在于推进社会发展的理念，因此强调“参与式管理”。丘本人曾经历的一个项目，是1990年代初期，爱德为某农村建设了一个电灌站。一年之后，电站的水表坏了，当地人拆下来拿到爱德在当地的项目办公室，说你们的表坏了，给换一下。爱德的工作人员就很纳闷，明明是为你们建立的，怎么说是我们的？ 于是，爱德因此思考，并向国际机构请教，逐渐引入并完善了“参与式管理”的方法。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爱德会与当地受惠人群以及地方政府官员一起讨论。而当受惠人群参与决策和整个项目的实施，那么，即使遇到了障碍，受惠人群也自然会有共渡难关的责任心。
“所以，过程比结果重要。项目只是一个平台，普通人都可以参与讨论，这就锻炼了社区精神。”丘仲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也防止了受惠对象的依赖观念，真正做到授人以渔。”
而当“参与式管理”推行下去，地方政府也受到教育。曾有扶贫方面的官员告诉丘仲辉，其扶贫项目逐渐引入“参与式管理”之后，效果相比之前政府单方面决定大增。
作为一个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慈善基金会，爱德并未在项目的设计、或在受益人群中考虑对方的宗教信仰。艾滋病防控项目即是典型例子：早在1990年代初，爱德即受当地戒毒部门的邀请，赴云南开展HIV干预的项目。当时，人们对HIV和艾滋病有很深的误解，病人也被社会普遍歧视，这种误解在宗教界中同样存在。项目官员赵静文记得，爱德曾经组织一次五大宗教人士有关HIV知识的培训，遭到不少神职人员的反对。
赵静文所负责的一个项目，对于基督教教义来说是极大的突破——在男男性接触者中进行艾滋病预防控制，这一人群包括了男同性恋和双性恋。
2007年起，爱德与重庆的一家服务于男男同性恋的NGO取得联系，并寻求到了一家国际FBO——瑞典信义会的资助，从次年开始服务男男性接触人群，大致为健康教育、组织服务对象爬山、远足等社会活动。最有意思的是，爱德还特意为受助者提供男男性接触专用的安全套，上面还印着爱德基金会和瑞典信义会的标志。信义会虽然也以基督教为背景，却非常乐意对这一项目提供帮助。
根据基督教教义，同性恋违反了上帝创造世界的基本原则，因此是不可容忍的“罪行”。赵静文本人是基督徒，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在各教会，还是在爱德基金会的基督徒员工中，该项目引起一定争议。“而我的回答是，在《圣经》中，耶稣不对行淫女人定罪的那个故事。按照教义，耶稣是为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并没有对别人定罪的权利。更何况，我看到了这些弱势群体的痛苦，更觉得有责任帮他们。”
爱德项目官员称，在接受海外资金方面，他们不会接受附带任何前提条件的资助。“实际上，具有宗教背景的国际NGO，对于项目的普惠性其实比我们还要敏感。他们也不愿让资金仅仅用于基督徒，而更愿意推进宗教间的对话。”赵静文说。
让社会了解教会，让教会服务于社会
基督教历来有开展社会服务的功能，尤其在教育、医疗、养老、孤残救助等方面。这些公益活动自1840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中国的现代教育和现代医疗体系，甚至是汉语拼音系统，均拜传教士所赐。爱德基金会的项目，也大致在这些方面与传统对接。
不过，走进爱德基金会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刻意搜索，很难看到明显的基督教痕迹。《中国新闻周刊》并未在任何一堵墙上看到十字架高悬。“爱德是一个基金会，不是教会。”在爱德工作了十几年的庄爱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爱德其实保持了相当“世俗”的一面，基督教只是一层淡淡的机构文化底色。其员工中，基督徒、共产党员和无神论者的人数大致相同。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秘书长办公会议一共5人，目前基督徒只占其中两席。员工在晋升、加薪和工作分配方面，也不会因其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
如果非基督徒前来应聘，爱德会先问明对方对基督教的基本了解和态度，也会在入职前进行一定的宗教知识培训。在办公室里，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相互尊重，不会谈进化论、同性恋等观点差异过大的话题。而员工集体外出就餐时，即使在座只有一位基督徒，非基督徒也会尊重对方习惯，一起祷告谢饭之后方才用餐。
无论是在机构内，还是在项目运作过程中，爱德都在努力扮演教会与社会沟通的角色，以消除社会对教会、教徒的误解。事实上，教会愈显神秘，社会则愈对教会有烛光斧影般的猜测和不信任。而社会与教会之间关系脆弱，也使教会禁锁大门、脱离社会，很多信徒甚至认为，教徒的洁净，要通过禁闭大门而维持。其结果是，教徒本身反而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甚至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因而，爱德基金会的另一项使命，是让教会打开大门，帮助教徒走向社会。2009年，基金会下成立了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其工作重点是培训省内各教会的牧师和热心公益的基督徒。2010年，爱心公益基金做了一个环保项目，联合江苏省内的基督教会，倡导环保，节制，低碳生活。此后，教会开始开设以环保为目的二手市场，并推广社区环保的理念。
“打开一扇窗，让教会和社会互相接触。”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负责人寇薇薇说。她希望，以此基金为核心，将公益服务的观念辐射到普通信众，至少让后者理解基督教有进行公益服务的传統和使命。
2009年，爱德成立了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开始针对各类教会、各类社会组织进行服务能力和机构管理的培训。这将是爱德的一次重大转型，即从“操作型NGO”，部分转为“支持型NGO”，以孵化、培育NGO为重点服务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