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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萧军是鲁迅的学生，晚年时的萧军还专门刻了一方印章，曰：“鲁门小弟子。”这其中的因由，既有鲁迅为高扬民族御侮大旗的成名作、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作品《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与为反击狄克（张春桥）攻击《八月的乡村》所作《三月的租界》的檄文;更有1936年10月19日晨鲁迅逝世时，他跪倒在鲁迅床前石破天惊的号啕大哭，与鲁迅逝世周月忌日，在鲁迅墓前将刚出版的刊有鲁迅照片与纪念文章的《中流》《作家》《译文》等杂志当作祭品焚化等感人场景，以及面对狄克同伙马吉蜂讥讽他为鲁迅的孝子贤孙，他与其决斗摔跤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文坛掌故……
萧军的另一个属性，即他是左翼作家：1936年5月，鲁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寓所，就自1919年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若干问题回答美国友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一次又一次地将萧军萧红这对来自沦陷区的抗战作家列入与自己同一方阵的“左翼”行列。故而，萧军在进入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作为时，将自己与毛泽东、陈云、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友谊，定格在了“鲁迅关系的基础上”;在74岁高龄时，参加美国多所高校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联合举行的“鲁迅遗产会议”，面对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的咄咄逼问，萧军旗帜鲜明地做出了自己是一名跟随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当然我就要拥护共产党”的铿锵有力的回答。
萧军视鲁迅为再生父母，多年后他在进入延安后，他也是这样向人宣称的，包括在毛泽东面前。萧军的这个认识发自于内心深处，源自于他与鲁迅两年间的交往。在这两年中，萧军无时无刻不置身于其前28年的人生中不曾拥有的温馨与关爱：还在他与萧红刚抵达上海时，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鲁迅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他还去二萧的租住屋探望，为他们排解失却家园的孤独和忧愁。一次次在饭店宴请，一次次语重心长的教诲，还一次次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一起叙谈、共餐，令萧军直到临终都无法忘怀。不仅如此，鲁迅在教萧军怎样作文著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做人，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一部不过14万字的《八月的乡村》，倾注了鲁迅的多少心血！夜幕下，鲁迅逐字逐句地审读、批改完了这部“不容于中华民国”的抗战作品。为使其尽快面世，鲁迅提笔亲自为之作序，在序中写道：
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鲁迅先生还强调指出：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钳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以后的实践完全印证了鲁迅的上述论断是多么的正确：《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即遭到狄克之流的攻击。鲁迅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作《三月的租界》予以反击，有效地声援了萧军。正是在鲁迅的一手扶持与广为推介下，自《八月的乡村》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后不久，又有斯诺先生根据鲁迅先生的提议而亲手翻译的英译本得以在美国面世，并在英语系国家广为流传。就是在法西斯声浪横行的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国内，也很快出现了《八月的乡村》的德译本和日译本。
鲁迅逝世后，萧军头顶鲁迅学生、著名抗战作家的双重桂冠，进入了红星照耀下的延安。
在对待萧军为人为文的这个原则问题上，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1936年5月，鲁迅在自己寓所接待到访的国际友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提出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若干问题时，鲁迅先后三次将田（萧）军列入自己所在的第一方阵中。
当海伦·福斯特提出第一个问题，即“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回答：鲁迅（似斯诺添注）、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田（萧）军。
第三个大问题：“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回答：鲁迅（似斯诺添注）、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已牺牲）、郭沫若、田（萧）军……鲁迅还认为：“田（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第十五个大问题，在海伦·福斯特开列出的一大批作家名单中，有关“新现实主义派”一类（计26位），萧军又赫然在列。有关妻子海伦·福斯特提出的“新现实主义”一词，斯诺亲笔做了如下说明：在中国鲜为人知，极少为人们应用。佩格（即海伦的爱称）当作“新现实主义派”开列出的那些作家，（鲁迅认为）绝大部分是左翼或左翼倾向的作家：
左翼：茅盾、沙汀、东平、欧阳山、夏征农、艾芜、胡风、萧红、田（萧）军、蒲风、鲁迅。
有关鲁迅回答斯诺夫妇问题单的英文记录稿，系我国学者、翻译家安危先生在1985年赴美讲学时，从当时尚健在的海伦·福斯特处获得。据安危先生介绍，对于斯诺和姚克一起拜访鲁迅并进行专题长谈，时年近八旬的海伦·福斯特记得大约有过两三次，“一九三六年去陕北之前的那次访问（鲁迅），她迄今仍有印象”。
这次会面，为斯诺日后在美国及英语系国家翻译出版《八月的乡村》提供了帮助。经鲁迅与斯诺商定，萧军于5月25日写了《萧军小传》，并由鲁迅转给了斯诺。 鲁迅如此，中国共产党同样如此——并不因为萧军后来在延安的一些狂妄自大的出格言行举止而有所改变。
1980年4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公布了同年2月20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的《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强调指出：“萧军同志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为了追求进步和光明，两次去延安。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我与萧军交往有九年（1979年至1988年）。至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有1984年6月4日、1987年11月14日、12月8日、10日在其北京后海边寓所内进行的几次谈话。几乎每一次，他都要同我谈及鲁迅、鲁迅精神，特别是鲁迅对他和萧红的言传身教，及为他们作序、推介作品的动人故事。1987年末的这三次谈话，距他去世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此时已查出他患有贲门癌。不甘向病魔屈服的他，一味地硬生生捱延着，加上由于某种特别的原因，我俩多年未见，谈及对祖国、民族、共产党与毛泽东的话题，也就相对地多了些。
1987年12月8日晚，非常寒冷，在后海鸦儿胡同寓所二楼的房间里，我与他围炉而坐。萧军谈到了延安，谈到了毛泽东先后给他的十封信，毛泽东两次主动探望他的一些动人情景。毛泽东平易近人、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令晚年的萧军依然肃然起敬。他说他在1938年3月21日自山西临汾徒步20余天来到延安，抵达次日，毛泽东从前来延安汇报工作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负责人丁玲那儿获知了他抵达的消息。毛泽东听后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在这一年半之前，毛泽东就从鲁迅的信上“认识”了他，并在五个月前于陕北公学所作的《论鲁迅》的演讲中，有两处引用了鲁迅1934年11月致萧军萧红信上的话——作者注），于是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去边区招待所探望他，并向他询问：愿不愿意去见毛泽东？而心气孤傲的萧军则这样回答道：“我打算去五台山打小鬼子，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然而，还不及萧军动身，毛泽东就亲自到招待所来探望萧军来了。不仅仅是简单会面、叙谈，毛泽东还盛邀他和丁玲、何思敬、聂绀弩等在招待所共进午餐，令萧军大为感动，深感自己的年少气狂，不谙礼数，过于渺小了。席间，当听说毛泽东五个月前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在陕北公学做《论鲁迅》演讲时对鲁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毛泽东愈发崇敬了。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又邀他参加了在陕北公学举行的第二届开学典礼。会后，他与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一起在漫天风沙的操场上会餐，而且是用一个大碗盛酒，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喝着……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毛泽东又一次主动上门探望了他，还数十次与他面对面谈话，包括不请而来的几次。萧军不请自来，毛泽东只要不忙，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予以热情接待。有时甚至派专人携马相请。其间，毛泽东十次亲笔致函萧军。在谈话中，毛泽东还热情地提请萧军“入党、做官”。在1942年5月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萧军狂妄地宣称要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作家”，并且放话要同共产党平起平坐时，毛泽东依然不急不恼，不当众对他进行批评。文艺座谈会后，作家们都去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去了，独萧军住在边区招待所，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不对他进行干预。后来，因为与招待所负责人闹矛盾，萧军愤而下乡，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毛泽东闻讯后，先是指示让边区政府值班人员托词拒开介绍信挽留。挽留不成，萧军执意下乡后，毛泽东及时派秘书胡乔木和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一道前往探望并劝萧军回延安城里。抗战胜利后，萧军去东北前夕向毛泽东话别，毛泽东邀他去朱德总司令家聚餐，餐毕，一直送他到大路旁。离开延安经张家口、内蒙古大草原去东北途中，东北局公布了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任命萧军这位党外人士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任职令。不久，当萧军要求改行去办鲁迅文化出版社时，处于如火如荼解放战争中财政经济相对拮据的东北局给予了有力支持：当即批给他三两半金子作为办社经费，并拨出闹市区一座设施较为齐全的小楼做办公场所。未几，萧军向东北局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此时，已在河北西柏坡的党中央、毛泽东很快给予了批准，并且迅速传达至萧军本人……
20世纪50年代初，尽管萧军头上顶着东北局错误地给他戴上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三顶大帽，在接到萧军要求出版自己著述的求助信后，毛泽东又亲自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包括那部不为编辑们看好、艺术上相对不成熟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也几乎是在毛泽东批准出版萧军三部长篇小说的同时，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党组织委派一位姓龙的同志，找到了经彭真安排在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当考古研究员的萧军，与他洽谈参加党小组生活的问题，却因萧军耿耿于怀三年前东北局、东北文协对他的错误处理，而被永久地搁置了下来。
1981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的美国，都举行了纪念活动。1981年8月21日，作为鲁迅学生的萧军，与北京大学的吴组缃、著名翻译家戈宝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濮良沛等人一道，应邀前往美国加州三藩市蒙特利尔会议中心，出席由多所美国大学发起的“鲁迅遗产会议”。萧军在大会上讲述了他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参加鲁迅葬仪并担任万人送葬队伍总指挥并在落葬现场发表演讲;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鲁迅研究会，及日本投降后在张家口的鲁迅学会，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宣传、研究鲁迅的一些情况。
在这次美国海滨城市举行的“中国座谈会”上，有一名西方作家挑战性地问道：“中国共产党犯了那么些错误，你们为什么不换一个党啊？”
萧军掷地有声地作答： 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它最大的功劳，是带领民众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战士，使国家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你找不出一个党来代替共产党，当然我就要拥护共产党，我是它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啊！批评是批评，鼓掌还是要鼓掌的。
紧随萧军作答的是吴组缃教授，他的回答同样令人肃然起敬。他说道：“我认为呀，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犯错的历史。错了，也认识了，并且正在改正，这个党、这个国家就是有希望的。”
萧军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拥护”的信念。而且，他将这个“拥护”的信念定在了“鲁迅关系”的基石上，直到他1988年6月22日去世为止。所谓“鲁迅关系”的基石，也就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鲁迅的深刻认识。萧军晚年在诠释鲁迅给他的信件时，结合毛泽东所作的《论鲁迅》，得出了“毛主席应该是最理解鲁迅精神和灵魂，最懂得鲁迅的伟大人格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的唯一的人”的结论。论及萧军对毛泽东《论鲁迅》演讲的领会，可以从其71岁时，对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他和萧红的第五封信的注释中，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来（见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第53至56页）。萧军这样写道：
毛主席说鲁迅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的一人，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边圈是我所加——萧军）。这是否“过誉”了呢？有的人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因此很不甘心情愿地让鲁迅先生享有这样的“荣誉”。
在同一封信的注释中，萧军又写道：其实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是位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曾坦率地批判过自己相信《进化论》的“偏颇”。
萧军还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我们观察人和事，首先是持客观的实践尺度来衡量一切。……也就是说，不在于他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他做的是什么;不在于他标榜的信奉的是什么，而在于他对于自己所标榜信奉的实践得如何而定。
在对同一封鲁迅致自己和萧红的信的注释中，萧军进一步指出：
毛主席对于鲁迅先生的评价，我以为这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评价，它是从全面的概括，历史的发展，本质的确定，客观的实践……这一辩证标准出发的，决不是机械的、隔离（裂）的、固定的……从那种形而上学的“标准”出发的。
……
综括以上鲁迅先生对于姚蓬子“转向”的分析和看法起（此处指毛泽东《论鲁迅》中所说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而毛泽东此话，恰恰是鲁迅先生1934年11月17日致二萧信中“蓬子的变化，……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的一段回复——作者注），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原因止，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对待任何人与事，全是具体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而后才下适当的判断。如果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人，恐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罢？因此毛主席断然地给予了鲁迅先生“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这一高度评价。如果毛主席平时不是对于鲁迅先生作过全面的、深刻的研究，我以为这一评价是不会得出来的。从而也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应该是最理解鲁迅的精神和灵魂，最懂得鲁迅的伟大人格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的唯一的人。因此毛主席曾说过，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
1987年6月20日上午，在海军总医院的小花园内，萧军对家里人说了以下一番话：
——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有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以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毛泽东、彭真对鲁迅的深刻认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深刻认识，从而形成了萧军脑海深处的“鲁迅关系”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石！
在同一天与家人的谈话中，萧军还驳斥了社会上一些试图挑拨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人散布的一些非议，萧军强调指出：
他们都以为我是“李逵”，手持两把大斧到处乱捶乱砍！其实他们还没有真正地理解我，我也并不是那样的莽撞和单纯！我有我的思想和理想，我不是只凭感情用事的，我也不是计较个人恩怨和区区琐事的……
萧军说得好，他不是手持两把大斧乱捶乱砍的李逵！在历经31年的莫须有“三反”生涯后，他以一名中华民族的赤子，一位跟随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和当年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诤友的身份，牢牢地守住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写的中国人的阵脚。（编辑 黄 艳）
（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史学者）
萧军的另一个属性，即他是左翼作家：1936年5月，鲁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寓所，就自1919年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若干问题回答美国友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一次又一次地将萧军萧红这对来自沦陷区的抗战作家列入与自己同一方阵的“左翼”行列。故而，萧军在进入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作为时，将自己与毛泽东、陈云、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友谊，定格在了“鲁迅关系的基础上”;在74岁高龄时，参加美国多所高校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联合举行的“鲁迅遗产会议”，面对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的咄咄逼问，萧军旗帜鲜明地做出了自己是一名跟随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当然我就要拥护共产党”的铿锵有力的回答。
“鲁门小弟子”、“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萧军视鲁迅为再生父母，多年后他在进入延安后，他也是这样向人宣称的，包括在毛泽东面前。萧军的这个认识发自于内心深处，源自于他与鲁迅两年间的交往。在这两年中，萧军无时无刻不置身于其前28年的人生中不曾拥有的温馨与关爱：还在他与萧红刚抵达上海时，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鲁迅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他还去二萧的租住屋探望，为他们排解失却家园的孤独和忧愁。一次次在饭店宴请，一次次语重心长的教诲，还一次次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一起叙谈、共餐，令萧军直到临终都无法忘怀。不仅如此，鲁迅在教萧军怎样作文著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做人，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一部不过14万字的《八月的乡村》，倾注了鲁迅的多少心血！夜幕下，鲁迅逐字逐句地审读、批改完了这部“不容于中华民国”的抗战作品。为使其尽快面世，鲁迅提笔亲自为之作序，在序中写道：
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鲁迅先生还强调指出：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钳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以后的实践完全印证了鲁迅的上述论断是多么的正确：《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即遭到狄克之流的攻击。鲁迅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作《三月的租界》予以反击，有效地声援了萧军。正是在鲁迅的一手扶持与广为推介下，自《八月的乡村》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后不久，又有斯诺先生根据鲁迅先生的提议而亲手翻译的英译本得以在美国面世，并在英语系国家广为流传。就是在法西斯声浪横行的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国内，也很快出现了《八月的乡村》的德译本和日译本。
鲁迅逝世后，萧军头顶鲁迅学生、著名抗战作家的双重桂冠，进入了红星照耀下的延安。
在对待萧军为人为文的这个原则问题上，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1936年5月，鲁迅在自己寓所接待到访的国际友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提出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若干问题时，鲁迅先后三次将田（萧）军列入自己所在的第一方阵中。
当海伦·福斯特提出第一个问题，即“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回答：鲁迅（似斯诺添注）、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田（萧）军。
第三个大问题：“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回答：鲁迅（似斯诺添注）、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已牺牲）、郭沫若、田（萧）军……鲁迅还认为：“田（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第十五个大问题，在海伦·福斯特开列出的一大批作家名单中，有关“新现实主义派”一类（计26位），萧军又赫然在列。有关妻子海伦·福斯特提出的“新现实主义”一词，斯诺亲笔做了如下说明：在中国鲜为人知，极少为人们应用。佩格（即海伦的爱称）当作“新现实主义派”开列出的那些作家，（鲁迅认为）绝大部分是左翼或左翼倾向的作家：
左翼：茅盾、沙汀、东平、欧阳山、夏征农、艾芜、胡风、萧红、田（萧）军、蒲风、鲁迅。
有关鲁迅回答斯诺夫妇问题单的英文记录稿，系我国学者、翻译家安危先生在1985年赴美讲学时，从当时尚健在的海伦·福斯特处获得。据安危先生介绍，对于斯诺和姚克一起拜访鲁迅并进行专题长谈，时年近八旬的海伦·福斯特记得大约有过两三次，“一九三六年去陕北之前的那次访问（鲁迅），她迄今仍有印象”。
这次会面，为斯诺日后在美国及英语系国家翻译出版《八月的乡村》提供了帮助。经鲁迅与斯诺商定，萧军于5月25日写了《萧军小传》，并由鲁迅转给了斯诺。 鲁迅如此，中国共产党同样如此——并不因为萧军后来在延安的一些狂妄自大的出格言行举止而有所改变。
1980年4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公布了同年2月20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的《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强调指出：“萧军同志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为了追求进步和光明，两次去延安。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对鲁迅学生萧军的礼遇
我与萧军交往有九年（1979年至1988年）。至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有1984年6月4日、1987年11月14日、12月8日、10日在其北京后海边寓所内进行的几次谈话。几乎每一次，他都要同我谈及鲁迅、鲁迅精神，特别是鲁迅对他和萧红的言传身教，及为他们作序、推介作品的动人故事。1987年末的这三次谈话，距他去世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此时已查出他患有贲门癌。不甘向病魔屈服的他，一味地硬生生捱延着，加上由于某种特别的原因，我俩多年未见，谈及对祖国、民族、共产党与毛泽东的话题，也就相对地多了些。
1987年12月8日晚，非常寒冷，在后海鸦儿胡同寓所二楼的房间里，我与他围炉而坐。萧军谈到了延安，谈到了毛泽东先后给他的十封信，毛泽东两次主动探望他的一些动人情景。毛泽东平易近人、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令晚年的萧军依然肃然起敬。他说他在1938年3月21日自山西临汾徒步20余天来到延安，抵达次日，毛泽东从前来延安汇报工作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负责人丁玲那儿获知了他抵达的消息。毛泽东听后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在这一年半之前，毛泽东就从鲁迅的信上“认识”了他，并在五个月前于陕北公学所作的《论鲁迅》的演讲中，有两处引用了鲁迅1934年11月致萧军萧红信上的话——作者注），于是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去边区招待所探望他，并向他询问：愿不愿意去见毛泽东？而心气孤傲的萧军则这样回答道：“我打算去五台山打小鬼子，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然而，还不及萧军动身，毛泽东就亲自到招待所来探望萧军来了。不仅仅是简单会面、叙谈，毛泽东还盛邀他和丁玲、何思敬、聂绀弩等在招待所共进午餐，令萧军大为感动，深感自己的年少气狂，不谙礼数，过于渺小了。席间，当听说毛泽东五个月前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在陕北公学做《论鲁迅》演讲时对鲁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毛泽东愈发崇敬了。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又邀他参加了在陕北公学举行的第二届开学典礼。会后，他与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一起在漫天风沙的操场上会餐，而且是用一个大碗盛酒，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喝着……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毛泽东又一次主动上门探望了他，还数十次与他面对面谈话，包括不请而来的几次。萧军不请自来，毛泽东只要不忙，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予以热情接待。有时甚至派专人携马相请。其间，毛泽东十次亲笔致函萧军。在谈话中，毛泽东还热情地提请萧军“入党、做官”。在1942年5月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萧军狂妄地宣称要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作家”，并且放话要同共产党平起平坐时，毛泽东依然不急不恼，不当众对他进行批评。文艺座谈会后，作家们都去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去了，独萧军住在边区招待所，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不对他进行干预。后来，因为与招待所负责人闹矛盾，萧军愤而下乡，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毛泽东闻讯后，先是指示让边区政府值班人员托词拒开介绍信挽留。挽留不成，萧军执意下乡后，毛泽东及时派秘书胡乔木和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一道前往探望并劝萧军回延安城里。抗战胜利后，萧军去东北前夕向毛泽东话别，毛泽东邀他去朱德总司令家聚餐，餐毕，一直送他到大路旁。离开延安经张家口、内蒙古大草原去东北途中，东北局公布了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任命萧军这位党外人士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任职令。不久，当萧军要求改行去办鲁迅文化出版社时，处于如火如荼解放战争中财政经济相对拮据的东北局给予了有力支持：当即批给他三两半金子作为办社经费，并拨出闹市区一座设施较为齐全的小楼做办公场所。未几，萧军向东北局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此时，已在河北西柏坡的党中央、毛泽东很快给予了批准，并且迅速传达至萧军本人……
20世纪50年代初，尽管萧军头上顶着东北局错误地给他戴上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三顶大帽，在接到萧军要求出版自己著述的求助信后，毛泽东又亲自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包括那部不为编辑们看好、艺术上相对不成熟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也几乎是在毛泽东批准出版萧军三部长篇小说的同时，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党组织委派一位姓龙的同志，找到了经彭真安排在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当考古研究员的萧军，与他洽谈参加党小组生活的问题，却因萧军耿耿于怀三年前东北局、东北文协对他的错误处理，而被永久地搁置了下来。
“我当然就要拥护共产党，
我是它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啊！”
1981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的美国，都举行了纪念活动。1981年8月21日，作为鲁迅学生的萧军，与北京大学的吴组缃、著名翻译家戈宝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濮良沛等人一道，应邀前往美国加州三藩市蒙特利尔会议中心，出席由多所美国大学发起的“鲁迅遗产会议”。萧军在大会上讲述了他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参加鲁迅葬仪并担任万人送葬队伍总指挥并在落葬现场发表演讲;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鲁迅研究会，及日本投降后在张家口的鲁迅学会，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宣传、研究鲁迅的一些情况。
在这次美国海滨城市举行的“中国座谈会”上，有一名西方作家挑战性地问道：“中国共产党犯了那么些错误，你们为什么不换一个党啊？”
萧军掷地有声地作答： 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它最大的功劳，是带领民众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战士，使国家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你找不出一个党来代替共产党，当然我就要拥护共产党，我是它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啊！批评是批评，鼓掌还是要鼓掌的。
紧随萧军作答的是吴组缃教授，他的回答同样令人肃然起敬。他说道：“我认为呀，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犯错的历史。错了，也认识了，并且正在改正，这个党、这个国家就是有希望的。”
萧军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拥护”的信念。而且，他将这个“拥护”的信念定在了“鲁迅关系”的基石上，直到他1988年6月22日去世为止。所谓“鲁迅关系”的基石，也就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鲁迅的深刻认识。萧军晚年在诠释鲁迅给他的信件时，结合毛泽东所作的《论鲁迅》，得出了“毛主席应该是最理解鲁迅精神和灵魂，最懂得鲁迅的伟大人格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的唯一的人”的结论。论及萧军对毛泽东《论鲁迅》演讲的领会，可以从其71岁时，对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他和萧红的第五封信的注释中，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来（见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第53至56页）。萧军这样写道：
毛主席说鲁迅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的一人，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边圈是我所加——萧军）。这是否“过誉”了呢？有的人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因此很不甘心情愿地让鲁迅先生享有这样的“荣誉”。
在同一封信的注释中，萧军又写道：其实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是位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曾坦率地批判过自己相信《进化论》的“偏颇”。
萧军还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我们观察人和事，首先是持客观的实践尺度来衡量一切。……也就是说，不在于他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他做的是什么;不在于他标榜的信奉的是什么，而在于他对于自己所标榜信奉的实践得如何而定。
在对同一封鲁迅致自己和萧红的信的注释中，萧军进一步指出：
毛主席对于鲁迅先生的评价，我以为这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评价，它是从全面的概括，历史的发展，本质的确定，客观的实践……这一辩证标准出发的，决不是机械的、隔离（裂）的、固定的……从那种形而上学的“标准”出发的。
……
综括以上鲁迅先生对于姚蓬子“转向”的分析和看法起（此处指毛泽东《论鲁迅》中所说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而毛泽东此话，恰恰是鲁迅先生1934年11月17日致二萧信中“蓬子的变化，……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的一段回复——作者注），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原因止，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对待任何人与事，全是具体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而后才下适当的判断。如果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人，恐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罢？因此毛主席断然地给予了鲁迅先生“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这一高度评价。如果毛主席平时不是对于鲁迅先生作过全面的、深刻的研究，我以为这一评价是不会得出来的。从而也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应该是最理解鲁迅的精神和灵魂，最懂得鲁迅的伟大人格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的唯一的人。因此毛主席曾说过，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
1987年6月20日上午，在海军总医院的小花园内，萧军对家里人说了以下一番话：
——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有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以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毛泽东、彭真对鲁迅的深刻认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深刻认识，从而形成了萧军脑海深处的“鲁迅关系”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石！
在同一天与家人的谈话中，萧军还驳斥了社会上一些试图挑拨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人散布的一些非议，萧军强调指出：
他们都以为我是“李逵”，手持两把大斧到处乱捶乱砍！其实他们还没有真正地理解我，我也并不是那样的莽撞和单纯！我有我的思想和理想，我不是只凭感情用事的，我也不是计较个人恩怨和区区琐事的……
萧军说得好，他不是手持两把大斧乱捶乱砍的李逵！在历经31年的莫须有“三反”生涯后，他以一名中华民族的赤子，一位跟随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和当年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诤友的身份，牢牢地守住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写的中国人的阵脚。（编辑 黄 艳）
（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