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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对不起
我很少遇到这样的采访对象：除了外面穿了件看守所的衣服外，他的精神依然饱满，看不出任何的倦容和疲态，也没有丝毫的拘谨和胆怯，看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当一切准备就绪，面对摄像机镜头，他很快进入了受访者的角色，一发而不可收。
“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心中有三个对不起:第一个是对不起看重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我一介书生，能被人赏识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应该为赏识自己的领导负责，给他们争光，但是我却以一个犯罪之人的身份坐在这里，只能说对不起了。
第二个是对不起工作在本系统的我的部下。我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第三个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和亲人。我给他们带来的是心灵的创伤和耻辱。诸多亲友为我蒙羞伤心。一想到这些，即使现在捶胸顿足也无法解除我内心的悔恨之痛…… ”
我在旁默默倾听，不打断，也不插话，只有身陷囹圄的人才会说出如此体会以及令人如此触动的语言。
我递给他一支烟，不会吸烟的他也没有推辞就接了过去，点着后深深吸了一口，烟的呛辣让他顿时干咳起来，稍稍平缓后，他持着抑扬顿挫的声音娓娓道来……
“现在我最痛苦的是享受不到自由，没有尊严；享受不到亲情，没有事业。我想对正在工作的领导干部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党的反腐制度越来越严密，办案力度越来越大，任何人都不能有侥幸心理，一定要谨记依法办事、按章办事。你办不了的事，也别想着去化解，你化解了别人的事，却化解不了你自己的事。”
这番话，没有官腔，没有高调。尽情地倾诉，只为释放一种赎罪感。我把准备好的采访提纲压在了法律文书的下面。
摄像机在默默地转动，我也在静静地倾听、思索，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在经受着考验，权力与金钱、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需要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
深思了良久，他语气沉重地说，“我1963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实事求是地讲，我从一名农村孩子成长为博士、教授、院长，这当中不仅有我自己的勤奋努力、家人的支持，更有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教育。面对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待，我本应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然而我没有经受住权力和金钱的考验，一步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我抓住时机，向他发问，他也毫不避諱，将自己敛财的两个途径和盘托出。
受贿两途径
对系统外的，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把基建工程当成了吸款机。
2000年至2008年，在任两个单位一把手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在划拨工程款、承揽基建工程和取得单位食堂、宿舍经营权等方面为七个建筑开发公司谋取利益，共收受这些单位所送人民币103万元、美金11万元、港币13万元。
“某建筑公司的李某，为承揽我单位的基建工程和请求我在支付工程款方面给予关照，从2003年至2008年，他先后八次共向我行贿人民币29万元、港币3万元；在另一基建工程和追缴工程欠款上，我为刘某谋取利益，分三次收受他送的美金11万元、港币10万元……”
对系统内的，他大肆权钱交易，利用职权在人事安排上大做文章。
2003年至2008年，在任单位一把手期间，他把权力当成了以权谋私的工具，多次收受本单位机关干部、下属单位、直属单位负责人等19人以人事调整和请求关照等名义所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33万元、美金3000元。
“方某原是下属某单位的副职领导，2003年7月调到另一下属单位任一把手。在以后的五年里，每逢春节前，方某都以过年为由给我送钱，五年共送了九万元；张某为谋取某热点部门副主任职务，送给我20万元，后被我任命为该部门副主任。”
为了自己的前途，给他送礼的又何止方某和张某两人？王某原是下属某事业单位的副主任，为了调回机关工作，分四次共送给他13万元，结果如愿以偿，顺利地调回机关，并任某处处长。
“如果我当时把别人送给我的钱款退回去，那与周围人的关系就更难处理了。现在出了问题，回想起来收钱是不值得的，但当时如果我把钱退还回去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我认为那样做就是对部下的不信任，是对部下的疏远。”听到他这样的“理论”，我有些毛骨悚然，暗自心想：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东窗事发是早晚的事。
在说到犯罪的思想根源时，他也已大彻大悟，“那时，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钱之后，说话办事不一样了，变得更大方、更豁达、更平和，危机感和后顾之忧减少了。胆识不是凭空产生的，比如说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我可以冒一定的风险去处理，大不了我从家里拿钱去摆平，我过年过节拿两万元去看你，你可能就对我没那么大意见了。如果没有这两万元，还敢吗?所以说，钱是工作生活的定海神针! ”从他忽然生动的神情，不难看出那时他的气派和胆魄，以及那番振振有词！
“我想在镜头前向组织、向领导、向同志们发自内心地说几句话，我深知自己错了，犯了罪，我悔不该当初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悔不该放弃自己的人生准则和做人底线。我对不起的太多了……”
侥幸心理源于“花钱不问出处”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他用自己政治生命写成的反面教材，成为党员干部特别领导干部明断得失的镜子。
在我整理制作警示教育片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回放着他的犯罪历程，其心态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开始时，收受别人贿赂的目的是为了处理报不了账的一些支出和公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受贿数额的增大，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觉得自己留一点、用一点也没关系，最后，随着受贿数额越来越大，他内心中道德与法律的堤坝终于崩塌，贪欲占据其全部身心，从此就无所顾忌。
为了妥善处理受贿的巨款，他曾经绞尽脑汁，尤其是在上级严禁收受款物之际，他就主动交公一部分，并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在本单位内部私设“小金库”，仅他放入“小金库”的贿赂款就达140多万元，用于单位花销。另外为单位垫付10.1万元，还让时任办公室主任管理“小金库”，摆出没装自己腰包的假象。
“当时为了掩人耳目，我将别人送给我的一部分钱放在单位的‘小金库’里，用于处理报不了的账和公务支出。‘取之于私用之于公’，我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过了几年，见没出什么问题，我就想为自己留点钱。此时侥幸心态就起作用了，以前我给公家花那么多钱也没人问我钱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这件事为我的侥幸心理奠定了基础。没钱时想钱，怕没钱艰难，实际上有钱也不轻松，怕被人知道，甚至怕妻子、孩子知道，怕被盗、怕损坏，怕事情败露，心理上始终是负担。在这些糊涂认识的支配下，我不知不觉地突破了法律底线。”
做完了这个警示教育专题片，我深深体会到，权力观的错位是他违纪违法的思想根源，泛滥的人情、监督乏力是他走向违法犯罪的催化剂。他在担任领导职务初期，还是能够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但随着工作业绩日益显著，他在荣誉、赞扬和掌声中变得飘飘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攀比思想占据了他的头脑，开始把名利看得很重。
为了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他在树立政绩上大做文章，没有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而权力观的错位，也使他开始利用职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对本系统危害极大。在他担任一把手期间，他个人意见时常左右班子意见，使班子的内部监督和群众监督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他悔之晚矣的话语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费尽心机的腐败，只能换来一时惬意，后来，他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禁感慨，昔日博士院长的蜕变之旅为何如此眼熟？在同样沉痛教训的背后，我们该如何预防此类危害无穷的案件一再上演？■
编辑：成韵chengyunpipi@126.com
我很少遇到这样的采访对象：除了外面穿了件看守所的衣服外，他的精神依然饱满，看不出任何的倦容和疲态，也没有丝毫的拘谨和胆怯，看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当一切准备就绪，面对摄像机镜头，他很快进入了受访者的角色，一发而不可收。
“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心中有三个对不起:第一个是对不起看重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我一介书生，能被人赏识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应该为赏识自己的领导负责，给他们争光，但是我却以一个犯罪之人的身份坐在这里，只能说对不起了。
第二个是对不起工作在本系统的我的部下。我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第三个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和亲人。我给他们带来的是心灵的创伤和耻辱。诸多亲友为我蒙羞伤心。一想到这些，即使现在捶胸顿足也无法解除我内心的悔恨之痛…… ”
我在旁默默倾听，不打断，也不插话，只有身陷囹圄的人才会说出如此体会以及令人如此触动的语言。
我递给他一支烟，不会吸烟的他也没有推辞就接了过去，点着后深深吸了一口，烟的呛辣让他顿时干咳起来，稍稍平缓后，他持着抑扬顿挫的声音娓娓道来……
“现在我最痛苦的是享受不到自由，没有尊严；享受不到亲情，没有事业。我想对正在工作的领导干部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党的反腐制度越来越严密，办案力度越来越大，任何人都不能有侥幸心理，一定要谨记依法办事、按章办事。你办不了的事，也别想着去化解，你化解了别人的事，却化解不了你自己的事。”
这番话，没有官腔，没有高调。尽情地倾诉，只为释放一种赎罪感。我把准备好的采访提纲压在了法律文书的下面。
摄像机在默默地转动，我也在静静地倾听、思索，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在经受着考验，权力与金钱、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需要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
深思了良久，他语气沉重地说，“我1963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实事求是地讲，我从一名农村孩子成长为博士、教授、院长，这当中不仅有我自己的勤奋努力、家人的支持，更有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教育。面对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待，我本应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然而我没有经受住权力和金钱的考验，一步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我抓住时机，向他发问，他也毫不避諱，将自己敛财的两个途径和盘托出。
受贿两途径
对系统外的，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把基建工程当成了吸款机。
2000年至2008年，在任两个单位一把手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在划拨工程款、承揽基建工程和取得单位食堂、宿舍经营权等方面为七个建筑开发公司谋取利益，共收受这些单位所送人民币103万元、美金11万元、港币13万元。
“某建筑公司的李某，为承揽我单位的基建工程和请求我在支付工程款方面给予关照，从2003年至2008年，他先后八次共向我行贿人民币29万元、港币3万元；在另一基建工程和追缴工程欠款上，我为刘某谋取利益，分三次收受他送的美金11万元、港币10万元……”
对系统内的，他大肆权钱交易，利用职权在人事安排上大做文章。
2003年至2008年，在任单位一把手期间，他把权力当成了以权谋私的工具，多次收受本单位机关干部、下属单位、直属单位负责人等19人以人事调整和请求关照等名义所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33万元、美金3000元。
“方某原是下属某单位的副职领导，2003年7月调到另一下属单位任一把手。在以后的五年里，每逢春节前，方某都以过年为由给我送钱，五年共送了九万元；张某为谋取某热点部门副主任职务，送给我20万元，后被我任命为该部门副主任。”
为了自己的前途，给他送礼的又何止方某和张某两人？王某原是下属某事业单位的副主任，为了调回机关工作，分四次共送给他13万元，结果如愿以偿，顺利地调回机关，并任某处处长。
“如果我当时把别人送给我的钱款退回去，那与周围人的关系就更难处理了。现在出了问题，回想起来收钱是不值得的，但当时如果我把钱退还回去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我认为那样做就是对部下的不信任，是对部下的疏远。”听到他这样的“理论”，我有些毛骨悚然，暗自心想：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东窗事发是早晚的事。
在说到犯罪的思想根源时，他也已大彻大悟，“那时，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钱之后，说话办事不一样了，变得更大方、更豁达、更平和，危机感和后顾之忧减少了。胆识不是凭空产生的，比如说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我可以冒一定的风险去处理，大不了我从家里拿钱去摆平，我过年过节拿两万元去看你，你可能就对我没那么大意见了。如果没有这两万元，还敢吗?所以说，钱是工作生活的定海神针! ”从他忽然生动的神情，不难看出那时他的气派和胆魄，以及那番振振有词！
“我想在镜头前向组织、向领导、向同志们发自内心地说几句话，我深知自己错了，犯了罪，我悔不该当初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悔不该放弃自己的人生准则和做人底线。我对不起的太多了……”
侥幸心理源于“花钱不问出处”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他用自己政治生命写成的反面教材，成为党员干部特别领导干部明断得失的镜子。
在我整理制作警示教育片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回放着他的犯罪历程，其心态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开始时，收受别人贿赂的目的是为了处理报不了账的一些支出和公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受贿数额的增大，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觉得自己留一点、用一点也没关系，最后，随着受贿数额越来越大，他内心中道德与法律的堤坝终于崩塌，贪欲占据其全部身心，从此就无所顾忌。
为了妥善处理受贿的巨款，他曾经绞尽脑汁，尤其是在上级严禁收受款物之际，他就主动交公一部分，并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在本单位内部私设“小金库”，仅他放入“小金库”的贿赂款就达140多万元，用于单位花销。另外为单位垫付10.1万元，还让时任办公室主任管理“小金库”，摆出没装自己腰包的假象。
“当时为了掩人耳目，我将别人送给我的一部分钱放在单位的‘小金库’里，用于处理报不了的账和公务支出。‘取之于私用之于公’，我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过了几年，见没出什么问题，我就想为自己留点钱。此时侥幸心态就起作用了，以前我给公家花那么多钱也没人问我钱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这件事为我的侥幸心理奠定了基础。没钱时想钱，怕没钱艰难，实际上有钱也不轻松，怕被人知道，甚至怕妻子、孩子知道，怕被盗、怕损坏，怕事情败露，心理上始终是负担。在这些糊涂认识的支配下，我不知不觉地突破了法律底线。”
做完了这个警示教育专题片，我深深体会到，权力观的错位是他违纪违法的思想根源，泛滥的人情、监督乏力是他走向违法犯罪的催化剂。他在担任领导职务初期，还是能够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但随着工作业绩日益显著，他在荣誉、赞扬和掌声中变得飘飘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攀比思想占据了他的头脑，开始把名利看得很重。
为了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他在树立政绩上大做文章，没有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而权力观的错位，也使他开始利用职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对本系统危害极大。在他担任一把手期间，他个人意见时常左右班子意见，使班子的内部监督和群众监督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他悔之晚矣的话语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费尽心机的腐败，只能换来一时惬意，后来，他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禁感慨，昔日博士院长的蜕变之旅为何如此眼熟？在同样沉痛教训的背后，我们该如何预防此类危害无穷的案件一再上演？■
编辑：成韵chengyunpip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