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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兵诞生
1856年，三千名来自广西的妇女，挡在了杀红眼的“北王” 韦昌辉前，为“天王”洪秀全筑起了最后一道屏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千女子以及曾经一度达到十万人的“天国”里的女性，是古典世界里第一批女兵，也是最后一批女兵。
在她们之前，“花木兰”、“穆桂英”等等零星的女将形象，只是停留在诗词戏曲小说中勇气和道德的化身，而在她们之后，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浩浩荡荡的现代女兵大潮。
女性一旦立志为信仰或主义献身，则往往会迸发出远远超出男性的执着和坚笃。无论是守卫“天王府”的大脚客家女，还是在战火烽烟中杀敌御辱的黄埔英烈，又或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艰难跋涉的女红军，无不是用事实和自身的命运一遍一遍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女兵的到来，彻底改写了男性社会里最强权的力量格局，当拿惯了绣针的双手，握起冰冷刀枪的时候，也意味着女性自身对这个社会最深层次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后的命运，却往往和她们自身最初设想的大相径庭。
太平天国的女兵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自焚而死。
1856年9月的一天，三千名披坚执锐的士兵包围了天王洪秀全的府邸，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北王”韦昌辉。
天色渐渐转亮，三千甲兵冲向宫门，但伴随着大门冲开时的一声巨响，一群妇女，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从天王府内杀出，与惊诧不已的三千士兵杀作一团。这是守卫天王府的广西妇女，洪秀全最早的女信徒，也是太平天国最早的一批女兵。
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这个兼有政治、军事、宗教多重色彩的政权，曾拥有十余万女兵，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女性军事组织。
女营的兴起
天国女兵的诞生，始于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洪秀全誓师起义，同时颁布了五条军纪，其中第二条是“别男行女行”，设立女营。这是天国女兵的最早记载。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支女兵队伍。那么女兵何以产生在“贫困”、“蒙昧”的广西紫荆山下？在此时已多达四万余人的天国队伍中，她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1844年，冯云山来到广西北部，他已“远离儒家教义和影响的中心，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集市，远离最肥沃的农田及有权有势的地主。”生存在大山深处的万千烧炭佬、矿工、农民、村妇们成了洪秀全、冯云山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
这些人群中，还包括了大批的女信徒。而1851年1月11日，伴随着洪秀全武装对抗清廷的开始，她们又有了中国历史上至今鲜闻的一种身份——女兵。这些大部分来自客家的女人，由于不缠足，她们在战斗中的勇猛一点也不比男人逊色。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就尝过客家妇女的苦头，以至痛恨地称这些英勇的客家女为“大脚蛮婆”。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本名为《祖国妇女界伟人传》的书出版问世，中间一篇《洪宣娇小传》，虽说演义的成分多于历史，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窥测当年那群“大脚蛮婆”的英姿。文中说：
“洪宣娇者，军中称萧王娘，天王姊，西王萧朝贵妻也。年不满三十，艳绝一世，骁勇异常，从女兵数百名，善战，所向有功。萧王娘及女兵皆广西产，深奉秀全教，每战先拜天帝。淡妆出阵，挥双刀，锋凛凛落皓雪。乘绛马，鞍腰笼白氍毹，长身白皙，衣裙间青皓色。临风扬素腕，指挥女军，衫佩声杂沓，望之以为天人。战酣，萧王娘解衣纵马，出入满清军。内服裹杏黄绸，刀术妙速，衣色隐幻，一军骇目。”
就这样，当太平天国的妇女着实让外界感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当时，一些外国人看见她们或骑马，或步行，大大方方地走在道路上，他们称“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国内的生活情景。如果此次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那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种“新现象”的出现，与太平天国提倡的“男女平等”教义不无关系。洪秀全宣称：“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
正因此，在天国崭新的社会图景里，一切都显示着与旧生活的决裂，之前被家庭、男人奴役的妇女，成了与男子一般可以行军打仗的女兵，还不止如此，连之前曾奴役着女子的家庭制度，也被天国的律令击得粉碎。
所以，自金田开始，在太平天国中就有了男女隔离的制度，洪秀全说：“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也正因此，在永安城，洪秀全颁行了模仿摩西“十诫”的天条，他说，“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他说，“邪淫尽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然而，洪秀全努力创造的新天国社会，军法维系下的种种清规戒律，却与天国领袖的荒淫生活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史料记载，离开金田时，洪秀全就有妃子15人；仅一年后，离开永安时，他的嫔妃达到了36人之多。
设立女馆
清教徒般的禁欲制度、男女分营政策，乃至洪秀全为“天国”设计的每一项规则，不仅存在于这个面貌混沌而又矛盾的团体中，还存在于太平军途经的城市。
1852年5月，他们跨过漓江，通过古运河抵达全州，由此进入了长江流域；这一年6月12日，在经历蓑衣渡大败后，他们走出广西、占领了湖南道州。在湘南，他们先后招募了大约5万名新兵，他们无一例外地遵循着男女分营制度，这也仅仅是金田、永安的延续。1853年1月12日，他们占领了长江重镇武昌。
太平军到达武昌时，清廷的衙门被打倒，咸丰的年号也代之以太平天国的名字。与国号的变化相比，社会制度的改变则更加剧烈。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的生活中的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
洪秀全改变的不仅是武昌，太平天国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天国的女兵，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者。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部迁往武昌火巷“归馆”，“迟延者鞭棰促之”。
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瓦解破裂了。
又何止是武昌，这一年3月20日，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三万湖北妇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十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为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地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中出现了。
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她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湖南妇女；又之下，则是大批被征服的湖北、江南妇女。
后来洪秀全的一项规定，则显示了天国官方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默认。1854年夏收时节，洪秀全、杨秀清派往湖北、湖南、安徽各地征粮的大军悻悻而归，回来的人禀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米谷俱无。”无奈之下，洪、杨规定：在女馆中，两广、湖南女子每人各发米六两，湖北和其他省的女子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食粥，否则杀。”
为什么在天国里一方面高悬着“人人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各地女子一视同仁呢？早在占领全州期间，因为冯云山的战死，他们几乎屠戮了全州全城，几万男女被屠杀殆尽；而攻占武昌、南京后，他们也几乎杀尽了城内的全部满人。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杀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性格悲剧呢？
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同时，似乎是抱定了誓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太平天国中，男女分馆的制度、“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乃至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
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遗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妖”。正如革命者内部是“兄弟”、是“姐妹”那样，“妖”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正因此，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武汉女性。他们的裹挟，不同于黄巢、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正因此，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械，杀进了南京。
分馆之争
毫无疑问，包括男女分馆在内的种种手笔，都面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问题在于，它行得通吗？早进军天京之前，有人便问杨秀清何时才能家室团圆，杨说：“必须等到天京奠定，政权在握，才能破此禁令。”但当太平军来到金陵的地界上，杨秀清似乎忘记了先前的承诺。于是，女馆设立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在广西起义的旧部中引起了不满，议论沸沸扬扬。
不满的又岂只是广西的旧部，女馆中地位卑微的湖北、江南妇女又何尝不是？在不断的枷责与不公的遭遇后，“天国”成了她们急切逃脱的梦魇。“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
当时即使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时才能偷偷地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姐妹见上一面。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京，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
然同时，“天国”的领袖们却广选嫔妃，妻妾成群。有些荒唐的是，洪秀全还曾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番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洪秀全则“有妇八十八人。”
就这样，男女分离的制度，在天国的事业鼎盛时，却走向了无比尴尬的地步。于是，1855年，在进驻天京一年半后，洪秀全终于下达了解散女馆的命令。一并而来的，还有准许男女配偶的诏命，专门设立媒官负责。这与其说是解散女馆，还不如说是将妇女赏赐给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出于担心卫队与后宫有染的顾虑，千余名来自广西的女兵，成了天王府的守卫者。
这时，洪秀全的宅院极尽奢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这样描述天朝宫殿：“天朝宫殿，……四面黄墙，高二丈多，厚四尺，内外两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太阳城向南开门，称为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有鼓吹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昂首曳尾，有攫拿之势……”。而1956年9月，南京的暑气渐已散尽之时，韦昌辉层层围住了华丽恢宏的天王府。
消亡
女兵们的疯狂守卫，表明她们的信仰没有消退。但女馆制度消失了，这些最后的天国女兵，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后来的年月，她们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在经历征服、屠杀、自相残杀之后，她们依旧没有出走天国梦。由此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直到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还以宗教徒特有的狂热，自焚而死。
1856年，三千名来自广西的妇女，挡在了杀红眼的“北王” 韦昌辉前，为“天王”洪秀全筑起了最后一道屏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千女子以及曾经一度达到十万人的“天国”里的女性，是古典世界里第一批女兵，也是最后一批女兵。
在她们之前，“花木兰”、“穆桂英”等等零星的女将形象，只是停留在诗词戏曲小说中勇气和道德的化身，而在她们之后，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浩浩荡荡的现代女兵大潮。
女性一旦立志为信仰或主义献身，则往往会迸发出远远超出男性的执着和坚笃。无论是守卫“天王府”的大脚客家女，还是在战火烽烟中杀敌御辱的黄埔英烈，又或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艰难跋涉的女红军，无不是用事实和自身的命运一遍一遍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女兵的到来，彻底改写了男性社会里最强权的力量格局，当拿惯了绣针的双手，握起冰冷刀枪的时候，也意味着女性自身对这个社会最深层次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后的命运，却往往和她们自身最初设想的大相径庭。
太平天国的女兵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自焚而死。
1856年9月的一天，三千名披坚执锐的士兵包围了天王洪秀全的府邸，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北王”韦昌辉。
天色渐渐转亮，三千甲兵冲向宫门，但伴随着大门冲开时的一声巨响，一群妇女，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从天王府内杀出，与惊诧不已的三千士兵杀作一团。这是守卫天王府的广西妇女，洪秀全最早的女信徒，也是太平天国最早的一批女兵。
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这个兼有政治、军事、宗教多重色彩的政权，曾拥有十余万女兵，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女性军事组织。
女营的兴起
天国女兵的诞生，始于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洪秀全誓师起义，同时颁布了五条军纪，其中第二条是“别男行女行”，设立女营。这是天国女兵的最早记载。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支女兵队伍。那么女兵何以产生在“贫困”、“蒙昧”的广西紫荆山下？在此时已多达四万余人的天国队伍中，她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1844年，冯云山来到广西北部，他已“远离儒家教义和影响的中心，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集市，远离最肥沃的农田及有权有势的地主。”生存在大山深处的万千烧炭佬、矿工、农民、村妇们成了洪秀全、冯云山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
这些人群中，还包括了大批的女信徒。而1851年1月11日，伴随着洪秀全武装对抗清廷的开始，她们又有了中国历史上至今鲜闻的一种身份——女兵。这些大部分来自客家的女人，由于不缠足，她们在战斗中的勇猛一点也不比男人逊色。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就尝过客家妇女的苦头，以至痛恨地称这些英勇的客家女为“大脚蛮婆”。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本名为《祖国妇女界伟人传》的书出版问世，中间一篇《洪宣娇小传》，虽说演义的成分多于历史，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窥测当年那群“大脚蛮婆”的英姿。文中说：
“洪宣娇者，军中称萧王娘，天王姊，西王萧朝贵妻也。年不满三十，艳绝一世，骁勇异常，从女兵数百名，善战，所向有功。萧王娘及女兵皆广西产，深奉秀全教，每战先拜天帝。淡妆出阵，挥双刀，锋凛凛落皓雪。乘绛马，鞍腰笼白氍毹，长身白皙，衣裙间青皓色。临风扬素腕，指挥女军，衫佩声杂沓，望之以为天人。战酣，萧王娘解衣纵马，出入满清军。内服裹杏黄绸，刀术妙速，衣色隐幻，一军骇目。”
就这样，当太平天国的妇女着实让外界感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当时，一些外国人看见她们或骑马，或步行，大大方方地走在道路上，他们称“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国内的生活情景。如果此次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那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种“新现象”的出现，与太平天国提倡的“男女平等”教义不无关系。洪秀全宣称：“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
正因此，在天国崭新的社会图景里，一切都显示着与旧生活的决裂，之前被家庭、男人奴役的妇女，成了与男子一般可以行军打仗的女兵，还不止如此，连之前曾奴役着女子的家庭制度，也被天国的律令击得粉碎。
所以，自金田开始，在太平天国中就有了男女隔离的制度，洪秀全说：“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也正因此，在永安城，洪秀全颁行了模仿摩西“十诫”的天条，他说，“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他说，“邪淫尽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然而，洪秀全努力创造的新天国社会，军法维系下的种种清规戒律，却与天国领袖的荒淫生活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史料记载，离开金田时，洪秀全就有妃子15人；仅一年后，离开永安时，他的嫔妃达到了36人之多。
设立女馆
清教徒般的禁欲制度、男女分营政策，乃至洪秀全为“天国”设计的每一项规则，不仅存在于这个面貌混沌而又矛盾的团体中，还存在于太平军途经的城市。
1852年5月，他们跨过漓江，通过古运河抵达全州，由此进入了长江流域；这一年6月12日，在经历蓑衣渡大败后，他们走出广西、占领了湖南道州。在湘南，他们先后招募了大约5万名新兵，他们无一例外地遵循着男女分营制度，这也仅仅是金田、永安的延续。1853年1月12日，他们占领了长江重镇武昌。
太平军到达武昌时，清廷的衙门被打倒，咸丰的年号也代之以太平天国的名字。与国号的变化相比，社会制度的改变则更加剧烈。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的生活中的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
洪秀全改变的不仅是武昌，太平天国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天国的女兵，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者。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部迁往武昌火巷“归馆”，“迟延者鞭棰促之”。
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瓦解破裂了。
又何止是武昌，这一年3月20日，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三万湖北妇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十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为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地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中出现了。
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她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湖南妇女；又之下，则是大批被征服的湖北、江南妇女。
后来洪秀全的一项规定，则显示了天国官方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默认。1854年夏收时节，洪秀全、杨秀清派往湖北、湖南、安徽各地征粮的大军悻悻而归，回来的人禀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米谷俱无。”无奈之下，洪、杨规定：在女馆中，两广、湖南女子每人各发米六两，湖北和其他省的女子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食粥，否则杀。”
为什么在天国里一方面高悬着“人人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各地女子一视同仁呢？早在占领全州期间，因为冯云山的战死，他们几乎屠戮了全州全城，几万男女被屠杀殆尽；而攻占武昌、南京后，他们也几乎杀尽了城内的全部满人。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杀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性格悲剧呢？
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同时，似乎是抱定了誓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太平天国中，男女分馆的制度、“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乃至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
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遗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妖”。正如革命者内部是“兄弟”、是“姐妹”那样，“妖”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正因此，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武汉女性。他们的裹挟，不同于黄巢、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正因此，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械，杀进了南京。
分馆之争
毫无疑问，包括男女分馆在内的种种手笔，都面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问题在于，它行得通吗？早进军天京之前，有人便问杨秀清何时才能家室团圆，杨说：“必须等到天京奠定，政权在握，才能破此禁令。”但当太平军来到金陵的地界上，杨秀清似乎忘记了先前的承诺。于是，女馆设立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在广西起义的旧部中引起了不满，议论沸沸扬扬。
不满的又岂只是广西的旧部，女馆中地位卑微的湖北、江南妇女又何尝不是？在不断的枷责与不公的遭遇后，“天国”成了她们急切逃脱的梦魇。“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
当时即使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时才能偷偷地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姐妹见上一面。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京，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
然同时，“天国”的领袖们却广选嫔妃，妻妾成群。有些荒唐的是，洪秀全还曾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番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洪秀全则“有妇八十八人。”
就这样，男女分离的制度，在天国的事业鼎盛时，却走向了无比尴尬的地步。于是，1855年，在进驻天京一年半后，洪秀全终于下达了解散女馆的命令。一并而来的，还有准许男女配偶的诏命，专门设立媒官负责。这与其说是解散女馆，还不如说是将妇女赏赐给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出于担心卫队与后宫有染的顾虑，千余名来自广西的女兵，成了天王府的守卫者。
这时，洪秀全的宅院极尽奢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这样描述天朝宫殿：“天朝宫殿，……四面黄墙，高二丈多，厚四尺，内外两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太阳城向南开门，称为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有鼓吹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昂首曳尾，有攫拿之势……”。而1956年9月，南京的暑气渐已散尽之时，韦昌辉层层围住了华丽恢宏的天王府。
消亡
女兵们的疯狂守卫，表明她们的信仰没有消退。但女馆制度消失了，这些最后的天国女兵，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后来的年月，她们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在经历征服、屠杀、自相残杀之后，她们依旧没有出走天国梦。由此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直到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还以宗教徒特有的狂热，自焚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