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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过程中，无疑面临着各种困难。而其中各环节间的互相牵扯影响使得这些问题越发错综复杂。生态翻译学认为，译品的成功流通需要充分适应不同“翻译群落”的生态翻译环境，包括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译品评论者，译著出版者，译事资助者或委托者等，“任何翻译活动的发生、发展、操纵、结果、功能、效果等都彼此影响、相互作用”。杨武能先生指出，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至于原著的作者，自然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是他提供了整个活动的基础，限定了它的范围;而译本的读者也并非处于消极被动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他们实际上也参与了译本和原著的价值的创造。这段话说明了生态翻译环境中呈现线性关系的要素，即的作家—原著—翻译家—译本—读者。尽管杨教授仅列举作者、原作、译者、译品、读者，这里可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将其称之为典型要件，但并不带表其他因素就不起作用。而所谓的其他因素在生态环境中，以非线性的方式，间接地对整个翻译行为起能动作用，可相应的称之为非典型的要件。本研究将从典型要件和非典型要件两方面来探讨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因素。
二、典型要件因素
（一）作家&作品
1.作家应具备“世界性”
作为生态翻译循环的起始点，可以说对作者，对原文的选择至关重要。葛浩文曾说：难的不是翻译，选择才是最困难的。我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基本上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而作为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影响较少的儿童文学而言，对作家、作品的选择时更应该把重心放在对作家、作品本身品质的考量上。
从作家的角度来讲，首先是获奖情况。一个获得过国内顶尖儿童文学奖项或者是获得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作家更容易受到国外出版社的青睐。如曹文轩的作品不仅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重要文学奖项，其在2016年获得了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更是为其作品走出国门推波助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除此以外，相对于成人文学在境外屡获大奖来说，中国儿童文学在境外却鲜有声名。为什么中国儿童文学无法进入国际舞台？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上缺少一种“世界性”的主题意识。而这恰恰是曹文轩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曹文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观点：“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新世纪以来，他将这个观念修正了一下，提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而他的这些观点在获得安徒生奖时获得了印证，显示了其创作的普世价值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活力。这也是中国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应学习的地方。
2.作品应兼具普世性和本土特征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阶段，通常是由翻译家挑选原文的情况下，往往是那些具有普世价值，能够展现某一时代人类的生存与困惑的作品能吸引翻译家们的注意。李伟荣曾指出，那些具有普世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作品，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都应该译介出去。而这里应加上一句，“不管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都应该译介出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教授许子东曾列举了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六个基本条件”：第一，要写乡土;第二，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第三，要写文革;第四，要批判政府;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第六，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而《青铜葵花》除了在第一条，曹文轩仍坚持自己的古典主义风格外，都或多或少有涉及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在国际视域上的共通之处，也给中国儿童文学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译出的选材上提供些许启示。
（二）译者因素
涉及译者的要素有很多。从生态翻译学关于译者研究的角度来看，大体上应当包括译者以往的成绩、阅历、能力、诚信度、知名度等。具体体现在其对跨文化的敏锐度，对翻译主体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判断能力、对“市场”的洞悉程度、以及其背景知识、翻译经验、工作态度等。而在这其中，最首要的一点就是双语及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双语的能力毋庸置疑，而根据以往的翻译实践经验来看，译者母语的能力更为重要。而在语言能力与跨文化能力之间，跨文化的能力又更为重要。由于文化习得的特殊性决定了源语国家的译者大多无法自如地实现源语文化到目的语文化的转换。这也是为什么往往中国文学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译作往往是来自海外的汉学家，如葛浩文、杜莱特、白睿文等。而《青铜葵花》的译者汪海岚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也从小在英国长大，熟知西方文化。
其次，作为儿童文学，还需具备一点的是具备“童心”、“童趣”。 有经验的译者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一般也会唤醒自己的童心去感受原作的童趣，甚至会 “出声朗读原作，从而用心体味原作的韵律节奏，声调语调。”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译者在翻译成人作品时很得心应手，而在翻译儿童作品时却捉襟见肘。汪海岚在翻译《青铜葵花》之前也翻译了多部成人文学作品，均反映平平。而其翻译的《青铜葵花》颇受好评，并因此获得了2017年马什儿童文学翻译奖（Marsh Award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由此可見，汪具有良好的针对儿童文学的翻译技能。
最后，对译者的信任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翻译尽管不好也仍然享有盛誉，有时甚至到达难以超越的经典地位。由此可见，正如知名的作家具有象征资本一样，好的译者也同样具有象征资本，能为作品本身增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多作家想让葛浩文翻译自己作品的原因;而汪海岚获得马什儿童文学翻译奖之后又接连受邀翻译了曹文轩的几部短篇小说及很多中国原创图画书，从中可以看出，她因着《青铜葵花》翻译的成功，积累了自身的象征资本。
（三）译作
从传统翻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这里的译作指的是由源语文本翻译成目的语的文本。然而，很明显，读者对于一部作品的接受不单单是一堆文字。因而这里讨论的译作是指呈现到读者面前的整本书，即除了文本内容外，还包括封面、插画、译序、后记等内容。 1.译文
毋庸置疑，译文作为一本译著的主体部分，仍是评价该书好坏的最核心部分。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文化阐释和跨文化交流的不可替代的载体，对扩大孩子们的异域文化知识和培养其正确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文本的完整准则在今天的严肃成人文学翻译中显然是一个共识，大量删改原文的情形比较少。但由于对儿童文学一直被定义为较低等的文学，对翻译要求不高，所以对于儿童文学翻译存在随意删减，随意改动的情况。而实际上这不仅仅使原著的价值大大受损，也无形中影响了译文在目的语国家的接受情况。笔者仔细核对了《青铜葵花》的中英版本，除了对几处描写葵花父亲对葵花的怜惜之情及其为女儿洗澡的场景作较明显的调整和删减外，基本上不存在由于文化差异而随意更改删减原文内容的情况，可以说在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作的文化和语言的风貌，做到了不打断和损害目标语儿童的阅读乐趣。
当然，笔者不是说对所有的儿童文学都不能删改。在面对一些由成人文学改编成儿童文学的著作时，另当别论。
2. 插画
可以说，插画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最大的区别所在之一。而插画和翻译有什么关系呢？雅各布森把翻译进行了三种分类（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2）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其中郭建中对符际翻译是这样解释的：指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语言符号用图画、手势、数学或音乐来表达。所以毫无疑问.而在西方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插画早就被认定为符际翻译的一种。荷兰学者Riitta Ottinen将文本与插图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对话，认为翻译儿童文学读本时必须将插图的翻译也考虑在内。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但直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颜色、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注意，给儿童提供审美的愉悦。而好的插画师往往能抓住文本的精髓，将其定格在一副画中呈现给读者。因而有时一个有吸引力的封面便能使儿童选择该书。
《青》的插画师为Meilo So，该插画师为很多儿童文学作品都画过插画，且反馈都还不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的插画家为《青铜葵花》、《草房子》、《细米》这些经典作品绘制插画，推出该系列的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由于这些插画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因此虽为中文版本，作品一出来就很容易引起国外专业人士的兴趣和关注。这也体现了插画师的象征资本对作品的市场的号召力。因而笔者认为，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过程中，应多重视插画环节，尽可能寻求与国际知名的插画师合作，为作品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3.译序、后记等
在成人文学翻译中，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将译序或译后记其看成译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谢天振教授就明确指出无论是原作本文的翻译，还是译序、译后记和译注，它们都是译者对原作细心研究的结果。而杨武能认为，写好译序同翻译好文本一样，是译者的“責任”之一，他认为通过为译本作序跋、加注释、写评价赏析文章可以改善读者的“先结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当译者比较有名时，可以通过前言后记，可以起到让让译者“显身”的作用，从而利用其象征资本扩大译著的影响力。葛浩文翻译的《干校六记》英译本邀请了海外知名学者为其写序，以扩大该书的影响。然而在儿童文学中，尽管由于儿童文学读者人群的特殊性，译序等的沟通，调解作用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儿童文学翻译的边缘位置，这部分材料往往是缺失的。根据Jeremy Munday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英国往往只有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会有译序等。令人欣喜的是尽管《青铜葵花》英译本在英国出版，相对于其他中国儿童文学在欧美出版时，译序、作者信息、译者信息的缺失，该书各部分均比较完整：不仅在文末有对作者译者的介绍，还有“历史背景”（Historical Note）及“《青铜葵花》缘起”（On Writing Bronze and Sunflower）两个部分。前者对《青》的写作背景，即文化大革命、干校等作出解释，这使得国外读者能更好的理解书中所描述的“苦难”主题;而后者是曹文轩讲述构思和写作该书的过程，在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
因而，在中国儿童文学版权售出后，可以通过与目的语出版社沟通，在译文外增加译序、后记等，让读者对中国儿童文学有更多认同。
（四）读者因素
1.高层读者和一般读者
作者所写的原文是种子，译者是异域的园丁，译文是在园丁辛勤培育下结出的果，而插画师、文学代理人、出版社、国家等则好比是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阳光、水、和空气，一部译著的出版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努力。而只有使之成为读者的一部分，才能实现其价值。
目前，国外对于儿童文学对外传播和接受的态度总体上如同赵芃所说的那样：“基本上是直接将海外版权卖给国外出版商，一纸协议签过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对海外读者的需求关注度远远不够。”因而，相关出版机构应该转变策略，多多寻求各层面读者的反馈。如在《青铜葵花》2015年版的英译本上，由于当时曹文轩还没有获得安徒生文学奖，因而不像2017新版上有标注明显的获奖信息。但是出版商在封面上方引用了大卫·阿尔蒙德对该书的一句评价：“一本优美的书，值得所有小读者细细品味。”作为英国本土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且为2010年安徒生奖的获得者，大卫·阿尔蒙德的评价无疑增加了本身的影响力。
2.儿童读者与成人读者
儿童文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双重读者性。安徒生曾在自传《我的童话人生》中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在为孩子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无独有偶，曹文轩先生很早之前就说过：“我的作品，是青年曹文轩、中年曹文轩写给老年曹文轩看的。”英国女作家 J·K 罗琳创作的《哈利·波特》系列，引起全球畅销，从儿童到老人的各个年龄段都有大批读者。由此可见，越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越有双重读者的意识。同样的道理，越是优秀的儿童文学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能兼顾各个层面读者的需要，尤其是能把原作双重读者的话语特征传递到位。所有的译者在开始翻译之间都应先知道出版商定位的目标受众是谁，因为翻译的目标受众可以说是决定翻译过程和所用语言水平的主要因素。 三、非典型要件
（一）文学代理人
文学代理人是源于欧美国家的一项职业，其工作为向出版商推荐稿件、交涉稿费和谈判合同。一般来说，可以说，文学代理人是作者和出版社之间中介和纽带，为作家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必须非常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法，要融入对方的社会，习惯他们的操作流程，如把握经纪人、代理机构与出版系统之间的运作规律。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在走向欧美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文学代理人制度，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论文的个案《青》的英文版版权能顺利出售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代理人姜汉忠可谓功不可没。在美国市场打不通的情况下，他转攻英国市场，终于取得成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易，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更难。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过程中，相对于成人文学，更是缺乏专门的儿童文学代理人。从目前来说，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更多是归于偶然因素，鲜有文学代理人专门挖掘中国儿童进行对外版权销售。可见，当前摆在中国儿童文学译介面前的重要难题之一是，如何让国内外的文学代理人发现和认识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并成功架起中国儿童文学与海外编辑、出版商、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之间的沟通之桥。
（二）出版社
对于版权输出到国外的作品而言，涉及到了国内与国外两个国家的出版社。对于国内出版社而言，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大部分出版社没有树立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的观念和意识。由于中国的出版市场巨大，每年有1000多亿的发行规模使得大多数出版社主要考虑国内市场的开发。这不仅制约了出版社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从过去的海外版权销售经验来看，国内相关出版社是否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推广国内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直接影响了作品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版权输出。《青铜葵花》正是因为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力宣传和推荐，才实现了多个国家的版权输出，为此该书还获得了2016年“中国版权金奖”。
而对于购买版权的国外出版社而言，在翻译方面，越有实力的出版社拥有越多合作的优秀的译者;在营销策划方面，越有实力的出版社也更有经验。正如王侃所说，中国学者的译著在国外如果不能得到相关机构的大力推介，海外读者根本无法了解这些作品，西方学界根本无从了解中国学者的译著，也就谈不上研究和推广了。如曹文轩的在欧美出版的两部作品《草房子》和《青铜葵花》，前者有两个版本，一是长河出版社（Long River Press）的版本，二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的版本。二者在童书的出版和营銷实力远远不如出版《青铜葵花》的沃克公司（Walker）。沃克是国际知名的独立童书出版机构，旗下童书颇受市场和书评界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两本书在国外的受关注度大不一样。
（三）国家因素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推动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推动了图书版权“走出去”的步伐。从数据上可见贸易逆差逐年缩小，尤其是少儿图书的输出数量更是实现了反超。然而，版权贸易品种数量几乎成了衡量我国对外贸易成绩的标准。而数量不等于影响力，数量逆差扭转不等于文化逆差缓解。而在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规划中，国家在图书对外贸易上也仅以数量为标杆，而对版权输出和签约之后的后续事宜和成效没做规定。而各大媒体对中国图书输出后的影响力、市场反馈等也鲜有报道。
国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上起着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相关部门机构也要充分意识到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在中国图书全面向外输出的现阶段，尤其是中国童书此时在数量输出上已经处于顺差的阶段，应该加大其市场化走出去的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确定时，要适当改变量化式的目标和规划，更多注重每一本“走出去”图书的在海外的反馈情况。
此外，国家在资助方式上也应多参考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意见。如白睿文在一次访谈中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拨出专项资金支持美国出版公司非常必要。此外，政府不能全面主导译介，需把选材，选译者，编辑和出版的部分权力交给异域的专业人士。谢天振认为国家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国文学翻译出版是必要途径之一。郑克鲁认为可以设立一些重要语种的翻译奖，奖励外国翻译家来鼓励外国翻译家翻译我国作家的作品。
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在其对外译介的过程中，国家作为生态翻译环境中最强有力的影响主体，应该起到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充足的资源”的辅助作用，而不是包办一切的作用。
由于翻译本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特征，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永远无法找到终点，只能通过不断变换参照系，逐渐向其靠近。本论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和对策，跳出以往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局限于文本内因素的窠臼，利用生态翻译学的注重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将论证点覆盖到文本内及文本外，比较系统地对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进行了探讨。限于篇幅，笔者在探讨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各个要件时并没有做十分深入地挖掘，而只是做点到为止的罗列。此外，如活跃在生态翻译环境中的非典型要件也远远不止文学代理人、出版社、国家三个方面，还有其他如译文审查者、书籍营销者等很多方面都可以挖掘。
（作者为仰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本文为仰恩大学2017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生态翻译视角下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译介——以曹文轩《青铜葵花》为例”[编号：JY20170006]研究成果）
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过程中，无疑面临着各种困难。而其中各环节间的互相牵扯影响使得这些问题越发错综复杂。生态翻译学认为，译品的成功流通需要充分适应不同“翻译群落”的生态翻译环境，包括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译品评论者，译著出版者，译事资助者或委托者等，“任何翻译活动的发生、发展、操纵、结果、功能、效果等都彼此影响、相互作用”。杨武能先生指出，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至于原著的作者，自然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是他提供了整个活动的基础，限定了它的范围;而译本的读者也并非处于消极被动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他们实际上也参与了译本和原著的价值的创造。这段话说明了生态翻译环境中呈现线性关系的要素，即的作家—原著—翻译家—译本—读者。尽管杨教授仅列举作者、原作、译者、译品、读者，这里可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将其称之为典型要件，但并不带表其他因素就不起作用。而所谓的其他因素在生态环境中，以非线性的方式，间接地对整个翻译行为起能动作用，可相应的称之为非典型的要件。本研究将从典型要件和非典型要件两方面来探讨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因素。
二、典型要件因素
（一）作家&作品
1.作家应具备“世界性”
作为生态翻译循环的起始点，可以说对作者，对原文的选择至关重要。葛浩文曾说：难的不是翻译，选择才是最困难的。我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基本上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而作为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影响较少的儿童文学而言，对作家、作品的选择时更应该把重心放在对作家、作品本身品质的考量上。
从作家的角度来讲，首先是获奖情况。一个获得过国内顶尖儿童文学奖项或者是获得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作家更容易受到国外出版社的青睐。如曹文轩的作品不仅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重要文学奖项，其在2016年获得了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更是为其作品走出国门推波助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除此以外，相对于成人文学在境外屡获大奖来说，中国儿童文学在境外却鲜有声名。为什么中国儿童文学无法进入国际舞台？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上缺少一种“世界性”的主题意识。而这恰恰是曹文轩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曹文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观点：“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新世纪以来，他将这个观念修正了一下，提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而他的这些观点在获得安徒生奖时获得了印证，显示了其创作的普世价值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活力。这也是中国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应学习的地方。
2.作品应兼具普世性和本土特征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阶段，通常是由翻译家挑选原文的情况下，往往是那些具有普世价值，能够展现某一时代人类的生存与困惑的作品能吸引翻译家们的注意。李伟荣曾指出，那些具有普世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作品，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都应该译介出去。而这里应加上一句，“不管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都应该译介出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教授许子东曾列举了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六个基本条件”：第一，要写乡土;第二，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第三，要写文革;第四，要批判政府;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第六，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而《青铜葵花》除了在第一条，曹文轩仍坚持自己的古典主义风格外，都或多或少有涉及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在国际视域上的共通之处，也给中国儿童文学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译出的选材上提供些许启示。
（二）译者因素
涉及译者的要素有很多。从生态翻译学关于译者研究的角度来看，大体上应当包括译者以往的成绩、阅历、能力、诚信度、知名度等。具体体现在其对跨文化的敏锐度，对翻译主体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判断能力、对“市场”的洞悉程度、以及其背景知识、翻译经验、工作态度等。而在这其中，最首要的一点就是双语及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双语的能力毋庸置疑，而根据以往的翻译实践经验来看，译者母语的能力更为重要。而在语言能力与跨文化能力之间，跨文化的能力又更为重要。由于文化习得的特殊性决定了源语国家的译者大多无法自如地实现源语文化到目的语文化的转换。这也是为什么往往中国文学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译作往往是来自海外的汉学家，如葛浩文、杜莱特、白睿文等。而《青铜葵花》的译者汪海岚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也从小在英国长大，熟知西方文化。
其次，作为儿童文学，还需具备一点的是具备“童心”、“童趣”。 有经验的译者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一般也会唤醒自己的童心去感受原作的童趣，甚至会 “出声朗读原作，从而用心体味原作的韵律节奏，声调语调。”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译者在翻译成人作品时很得心应手，而在翻译儿童作品时却捉襟见肘。汪海岚在翻译《青铜葵花》之前也翻译了多部成人文学作品，均反映平平。而其翻译的《青铜葵花》颇受好评，并因此获得了2017年马什儿童文学翻译奖（Marsh Award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由此可見，汪具有良好的针对儿童文学的翻译技能。
最后，对译者的信任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翻译尽管不好也仍然享有盛誉，有时甚至到达难以超越的经典地位。由此可见，正如知名的作家具有象征资本一样，好的译者也同样具有象征资本，能为作品本身增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多作家想让葛浩文翻译自己作品的原因;而汪海岚获得马什儿童文学翻译奖之后又接连受邀翻译了曹文轩的几部短篇小说及很多中国原创图画书，从中可以看出，她因着《青铜葵花》翻译的成功，积累了自身的象征资本。
（三）译作
从传统翻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这里的译作指的是由源语文本翻译成目的语的文本。然而，很明显，读者对于一部作品的接受不单单是一堆文字。因而这里讨论的译作是指呈现到读者面前的整本书，即除了文本内容外，还包括封面、插画、译序、后记等内容。 1.译文
毋庸置疑，译文作为一本译著的主体部分，仍是评价该书好坏的最核心部分。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文化阐释和跨文化交流的不可替代的载体，对扩大孩子们的异域文化知识和培养其正确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文本的完整准则在今天的严肃成人文学翻译中显然是一个共识，大量删改原文的情形比较少。但由于对儿童文学一直被定义为较低等的文学，对翻译要求不高，所以对于儿童文学翻译存在随意删减，随意改动的情况。而实际上这不仅仅使原著的价值大大受损，也无形中影响了译文在目的语国家的接受情况。笔者仔细核对了《青铜葵花》的中英版本，除了对几处描写葵花父亲对葵花的怜惜之情及其为女儿洗澡的场景作较明显的调整和删减外，基本上不存在由于文化差异而随意更改删减原文内容的情况，可以说在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作的文化和语言的风貌，做到了不打断和损害目标语儿童的阅读乐趣。
当然，笔者不是说对所有的儿童文学都不能删改。在面对一些由成人文学改编成儿童文学的著作时，另当别论。
2. 插画
可以说，插画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最大的区别所在之一。而插画和翻译有什么关系呢？雅各布森把翻译进行了三种分类（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2）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其中郭建中对符际翻译是这样解释的：指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语言符号用图画、手势、数学或音乐来表达。所以毫无疑问.而在西方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插画早就被认定为符际翻译的一种。荷兰学者Riitta Ottinen将文本与插图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对话，认为翻译儿童文学读本时必须将插图的翻译也考虑在内。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但直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颜色、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注意，给儿童提供审美的愉悦。而好的插画师往往能抓住文本的精髓，将其定格在一副画中呈现给读者。因而有时一个有吸引力的封面便能使儿童选择该书。
《青》的插画师为Meilo So，该插画师为很多儿童文学作品都画过插画，且反馈都还不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的插画家为《青铜葵花》、《草房子》、《细米》这些经典作品绘制插画，推出该系列的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由于这些插画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因此虽为中文版本，作品一出来就很容易引起国外专业人士的兴趣和关注。这也体现了插画师的象征资本对作品的市场的号召力。因而笔者认为，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过程中，应多重视插画环节，尽可能寻求与国际知名的插画师合作，为作品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3.译序、后记等
在成人文学翻译中，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将译序或译后记其看成译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谢天振教授就明确指出无论是原作本文的翻译，还是译序、译后记和译注，它们都是译者对原作细心研究的结果。而杨武能认为，写好译序同翻译好文本一样，是译者的“責任”之一，他认为通过为译本作序跋、加注释、写评价赏析文章可以改善读者的“先结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当译者比较有名时，可以通过前言后记，可以起到让让译者“显身”的作用，从而利用其象征资本扩大译著的影响力。葛浩文翻译的《干校六记》英译本邀请了海外知名学者为其写序，以扩大该书的影响。然而在儿童文学中，尽管由于儿童文学读者人群的特殊性，译序等的沟通，调解作用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儿童文学翻译的边缘位置，这部分材料往往是缺失的。根据Jeremy Munday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英国往往只有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会有译序等。令人欣喜的是尽管《青铜葵花》英译本在英国出版，相对于其他中国儿童文学在欧美出版时，译序、作者信息、译者信息的缺失，该书各部分均比较完整：不仅在文末有对作者译者的介绍，还有“历史背景”（Historical Note）及“《青铜葵花》缘起”（On Writing Bronze and Sunflower）两个部分。前者对《青》的写作背景，即文化大革命、干校等作出解释，这使得国外读者能更好的理解书中所描述的“苦难”主题;而后者是曹文轩讲述构思和写作该书的过程，在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
因而，在中国儿童文学版权售出后，可以通过与目的语出版社沟通，在译文外增加译序、后记等，让读者对中国儿童文学有更多认同。
（四）读者因素
1.高层读者和一般读者
作者所写的原文是种子，译者是异域的园丁，译文是在园丁辛勤培育下结出的果，而插画师、文学代理人、出版社、国家等则好比是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阳光、水、和空气，一部译著的出版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努力。而只有使之成为读者的一部分，才能实现其价值。
目前，国外对于儿童文学对外传播和接受的态度总体上如同赵芃所说的那样：“基本上是直接将海外版权卖给国外出版商，一纸协议签过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对海外读者的需求关注度远远不够。”因而，相关出版机构应该转变策略，多多寻求各层面读者的反馈。如在《青铜葵花》2015年版的英译本上，由于当时曹文轩还没有获得安徒生文学奖，因而不像2017新版上有标注明显的获奖信息。但是出版商在封面上方引用了大卫·阿尔蒙德对该书的一句评价：“一本优美的书，值得所有小读者细细品味。”作为英国本土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且为2010年安徒生奖的获得者，大卫·阿尔蒙德的评价无疑增加了本身的影响力。
2.儿童读者与成人读者
儿童文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双重读者性。安徒生曾在自传《我的童话人生》中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在为孩子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无独有偶，曹文轩先生很早之前就说过：“我的作品，是青年曹文轩、中年曹文轩写给老年曹文轩看的。”英国女作家 J·K 罗琳创作的《哈利·波特》系列，引起全球畅销，从儿童到老人的各个年龄段都有大批读者。由此可见，越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越有双重读者的意识。同样的道理，越是优秀的儿童文学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能兼顾各个层面读者的需要，尤其是能把原作双重读者的话语特征传递到位。所有的译者在开始翻译之间都应先知道出版商定位的目标受众是谁，因为翻译的目标受众可以说是决定翻译过程和所用语言水平的主要因素。 三、非典型要件
（一）文学代理人
文学代理人是源于欧美国家的一项职业，其工作为向出版商推荐稿件、交涉稿费和谈判合同。一般来说，可以说，文学代理人是作者和出版社之间中介和纽带，为作家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必须非常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法，要融入对方的社会，习惯他们的操作流程，如把握经纪人、代理机构与出版系统之间的运作规律。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在走向欧美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文学代理人制度，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论文的个案《青》的英文版版权能顺利出售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代理人姜汉忠可谓功不可没。在美国市场打不通的情况下，他转攻英国市场，终于取得成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易，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更难。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过程中，相对于成人文学，更是缺乏专门的儿童文学代理人。从目前来说，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更多是归于偶然因素，鲜有文学代理人专门挖掘中国儿童进行对外版权销售。可见，当前摆在中国儿童文学译介面前的重要难题之一是，如何让国内外的文学代理人发现和认识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并成功架起中国儿童文学与海外编辑、出版商、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之间的沟通之桥。
（二）出版社
对于版权输出到国外的作品而言，涉及到了国内与国外两个国家的出版社。对于国内出版社而言，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大部分出版社没有树立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的观念和意识。由于中国的出版市场巨大，每年有1000多亿的发行规模使得大多数出版社主要考虑国内市场的开发。这不仅制约了出版社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从过去的海外版权销售经验来看，国内相关出版社是否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推广国内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直接影响了作品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版权输出。《青铜葵花》正是因为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力宣传和推荐，才实现了多个国家的版权输出，为此该书还获得了2016年“中国版权金奖”。
而对于购买版权的国外出版社而言，在翻译方面，越有实力的出版社拥有越多合作的优秀的译者;在营销策划方面，越有实力的出版社也更有经验。正如王侃所说，中国学者的译著在国外如果不能得到相关机构的大力推介，海外读者根本无法了解这些作品，西方学界根本无从了解中国学者的译著，也就谈不上研究和推广了。如曹文轩的在欧美出版的两部作品《草房子》和《青铜葵花》，前者有两个版本，一是长河出版社（Long River Press）的版本，二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的版本。二者在童书的出版和营銷实力远远不如出版《青铜葵花》的沃克公司（Walker）。沃克是国际知名的独立童书出版机构，旗下童书颇受市场和书评界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两本书在国外的受关注度大不一样。
（三）国家因素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推动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推动了图书版权“走出去”的步伐。从数据上可见贸易逆差逐年缩小，尤其是少儿图书的输出数量更是实现了反超。然而，版权贸易品种数量几乎成了衡量我国对外贸易成绩的标准。而数量不等于影响力，数量逆差扭转不等于文化逆差缓解。而在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规划中，国家在图书对外贸易上也仅以数量为标杆，而对版权输出和签约之后的后续事宜和成效没做规定。而各大媒体对中国图书输出后的影响力、市场反馈等也鲜有报道。
国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上起着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相关部门机构也要充分意识到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在中国图书全面向外输出的现阶段，尤其是中国童书此时在数量输出上已经处于顺差的阶段，应该加大其市场化走出去的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确定时，要适当改变量化式的目标和规划，更多注重每一本“走出去”图书的在海外的反馈情况。
此外，国家在资助方式上也应多参考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意见。如白睿文在一次访谈中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拨出专项资金支持美国出版公司非常必要。此外，政府不能全面主导译介，需把选材，选译者，编辑和出版的部分权力交给异域的专业人士。谢天振认为国家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国文学翻译出版是必要途径之一。郑克鲁认为可以设立一些重要语种的翻译奖，奖励外国翻译家来鼓励外国翻译家翻译我国作家的作品。
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在其对外译介的过程中，国家作为生态翻译环境中最强有力的影响主体，应该起到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充足的资源”的辅助作用，而不是包办一切的作用。
由于翻译本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特征，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永远无法找到终点，只能通过不断变换参照系，逐渐向其靠近。本论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和对策，跳出以往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局限于文本内因素的窠臼，利用生态翻译学的注重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将论证点覆盖到文本内及文本外，比较系统地对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进行了探讨。限于篇幅，笔者在探讨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的各个要件时并没有做十分深入地挖掘，而只是做点到为止的罗列。此外，如活跃在生态翻译环境中的非典型要件也远远不止文学代理人、出版社、国家三个方面，还有其他如译文审查者、书籍营销者等很多方面都可以挖掘。
（作者为仰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本文为仰恩大学2017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生态翻译视角下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译介——以曹文轩《青铜葵花》为例”[编号：JY20170006]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