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峒是沈从文笔下的一座依山傍水、宛若仙境的小城。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和船的竞赛，人和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沈从文凭着对湘西端午民俗的细致观察和深切感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茶峒人同庆端午的温情画卷。
　　然而在这幅画卷里，有一些场景似乎有点异乎寻常。比赛前，“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比赛后，“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兵士把30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湘西小城，军官、税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对立紧张。这种官民和乐的场景，在当时的社会，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是极少见的。
　　但是，《边城》中这样的场景却不止这一处。
　　“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一營兵士驻扎老参将衙门，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戢保守，处置极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在“边城”的世界里，沈从文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两种婚俗观念的对立除外），既无阶级对立，又无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更无人际关系间的矛盾，有的是慈爱孝顺、恬静祥和、相濡以沫、同舟共济。这里虽有贫贱之分，富人却乐善好施，如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不因家境的富实而盛气凌人，反而能够常常体恤穷苦人，端午节送给老船夫鸭、粽子等。这里的各色人等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淳朴的民俗风情。作者笔下的“边城” 世界，人性皆善，人性皆美，是一个充满了“爱”与“美”的天国，瑰丽而温馨。
　　然而，当时的社会现状并非如此。茶峒地区原为历史上犯人流放之地，偏僻、荒凉，苗族、土家族等在这里耕作，过着原始的、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实行黑暗、罪恶的统治，残酷镇压苗民起义，大肆屠杀无辜人民。
　　青少年时代的沈从文，经常目睹发生在家乡的饥荒、暴乱与杀人越货的情景。他从小就产生了非暴力抗恶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正是其创作的思想基础。沈从文正是以充满“美”与“爱”的“边城”世界，表现他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宁静和谐的理想境界的想象，以此对照黑暗、罪恶的现实社会，表达了他对当时湘西黑暗社会的批判。
　　其实，对人性进行讴歌与表现，是沈从文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他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而且，沈从文把人性看成是美的至极，把它当作文学表现的终极理想，贯穿于自己20多年文学创作的始终。对笔下的人物，无论地主、绅士，还是农民、士兵、小业主等各类劳动者，沈从文都着力表现他们真、善、美的人性。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所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皆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