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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长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党的十八大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1]红军长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文化，长征的胜利是党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政策的典范，弘扬长征精神、继承长征文化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一、长征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巧合的是，蒋介石退居台湾以后，在总结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时，得出“六无”的结论，其中有一条是“无文化”。这里的文化，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数理化”和只有娱乐功能的文化活动，主要是指一支军队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涵养。长征文化的灵魂是由一个个红军战士的理想和信念铸就的，为建立新中国去流血，为实现共产主义去牺牲，这是红军不畏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红军尊重少数民族，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也是长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长征文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主张。针对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的反动的民族政策，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視，红军在长征中，旗帜宣明地把宣传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主张，作为自己民族宗教工作的着重点。
为了让少数民族群众尽快了解红军的宗旨和主张，红军采用了发表有关决议、布告、宣言，张贴有关标语、口号、法规等文化载体，以及传唱歌曲或让红军指战员用简单的民族语言进行喊话和宣讲等形式，宣传民族政策，使宣传工作取得了实效。1934年11月，红军进入西南苗、瑶少数民族地区，总政治部便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关于苗瑶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族的口号》等，号召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并把少数民族工作提高到实现红军战略任务的高度。为尽量消除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着的民族歧视，红军还郑重宣布废除过去统治阶级官方文告中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歧视性称呼，一律改用平等的称呼，如将“猺”、“狪”、“獞”等改为“瑶”、“侗”、“僮（壮）”，体现了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尊重。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在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为彝海结盟奠定了基础，是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党群关系的具体体现。1935年5月20日，红军来到四川冕宁，就要进入彝族聚居区时，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随后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的大会上，朱德在讲话里又提到“长征”一词，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布告和讲话。《布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集中表达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居住区域大小，一律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是极其宝贵的。当时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红军指战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把竹子砍下来整齐地排列成一样高，用手比划向群众解释，意思是你是彝人，我是汉人，我们都是一样高的，这就叫做民族平等。“尊重彝人风俗”，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尊重少数民族。“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则体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声。
第二，长征文化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内容，也是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各主力红军在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前，都有针对性地对全体官兵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红军全体官兵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藏区曾派人调查当地藏族居民的生活习惯、语言风俗、社会制度、家庭婚丧、宗教信仰、忌讳等情况，整理编写《情况通报》，供各部队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时参考。为了克服语言障碍，红军主动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宣传自己的主张，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把有关民族宗教政策的布告、标语、口号等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还编了常用汉藏语对照表供红军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时使用;红军的文艺工作者还主动学习少数民族的舞蹈，以便能进一步开展好民族宗教工作。由于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团结了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三，长征文化维护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赢得了同情和支持，为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胜利实现战略大转移提供了条件。长征中红军每到一地，都教育全体指战员，要注意保护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宁可挨饿，也不强买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粮食，宁可露营，也不住进寺庙;红军在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交往中，说话和气，买卖公平，马不踏庄稼，人不进经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以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形象出现在少数民族群众面前，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从心底里拥护红军。
党的十八大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同样，是否有先进文化，也是一支军队是否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兵民是胜利之本。当年石达开覆灭于大渡河，与没有得到民众支持有着极大关系。而红军之所以顺利渡河，并非靠运气，而是与当地民众支持关系极大，奥秘之一就是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在红军长征中粮食极端困难、危及生命的时刻，各族人民千方百计地日夜为红军筹集粮食和各种物资，不少群众把仅有的粮食和牛羊拿出来献给红军;有的还主动为红军作向导，当翻译，协助红军开展工作;有的组织担架队、运粮队，为红军运送伤员、粮食。由于红军转战四川经年，离川北上时留下很多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白利寺内。炉霍波巴政府为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领导人会议，指导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长征中红军严明的纪律和自身形象，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只有红军才是自己的军队，红军的道路才是自己争取解放的道路，拥护和支持红军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如果没有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要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几乎是没有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援助，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由上可见，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通过一系列红军布告、标语、口号等文化载体，全体红军官兵身体力行这一民族政策所形成的浓郁文化氛围，成为长征文化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在民族工作方面为创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和谐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也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加强对红军长征中实施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教育，有利于夯实民族平等、团结以及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二、弘扬长征精神、继承长征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长征文化中注重民族平等团结的优良传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各族人民以强大的凝聚力为促进民族和谐，共铸中国梦想这一新长征而努力奋斗。
首先，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积极帮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政权，如四川懋功、黑水等地的藏族苏维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等。值得一提的是，冕寧县革命委员会设立了两科一室，其中一科就是弱小民族科，这个科是红色政权建立以来从未设立过的科，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是今天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的民族工作机构的雏形。在建立革命政权过程中，红军还结合实际，努力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前提下，注意经过民主协商，吸收各阶层进步人士参加政权。四川甘孜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其主席就是当地宗教界上层人士格达活佛，博巴自治政府是最早建立的带有民族自治色彩的红色政权。其后，党和红军一再发布文告宣言，支持和主张在少数民族区域，由少数民族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文化等一切事务。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现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和国家用来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邓小平曾指出，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4，5]所以，要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必须把促进自治权的有效行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任务，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也才能大力推进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健康发展。
其次，必须加快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位于中国西部腹心，核心区域在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七省（区）交汇处，面积超过68万平方公里，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人口超过760万。长征中，红军及其帮助建立的革命政权在包括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西部民族地区宣传执行的经济政策，除土地革命中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外，还有工商业方面的政策。红军和革命政权宣传和实施“保护中小工商业”，“公买公卖”，“自由经营”，“奖励对外贸易”，“引进投资”，“开发富源”等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实践活动，无疑是对西部民族地区的人们进行了一次商品经济意识的启蒙宣传教育，对今天发展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地带的经济来说，可算是最早的“预备课”。
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是党的一贯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大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铸就了我国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坚实基础，但包括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地带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态等问题，长征路线中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地带总体发展仍然滞后，与适应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全面提高的要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一些群众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无不与贫困息息相关。发展是消除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民族地区的面貌得以改变，社会生活更加和谐的保证。
民族文化体现着民族心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是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存在形态和传播渠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今社会的信息革命、网络文化、传媒形态也使得文化的形态和功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使得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建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必须对藏、羌、彝等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要合理利用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培育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品牌;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加快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推进文化与生态、旅游的融合发展，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成为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支柱性产业，为西部和民族地区的振兴繁荣提供强大动力。
民族大学生作为未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思想素质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充分运用优质长征文化资源把他们培养成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家乡，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11页。
[5]张玉玲：《〈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发布》，《光明日报》2014年03月12日。
一、长征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巧合的是，蒋介石退居台湾以后，在总结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时，得出“六无”的结论，其中有一条是“无文化”。这里的文化，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数理化”和只有娱乐功能的文化活动，主要是指一支军队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涵养。长征文化的灵魂是由一个个红军战士的理想和信念铸就的，为建立新中国去流血，为实现共产主义去牺牲，这是红军不畏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红军尊重少数民族，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也是长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长征文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主张。针对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的反动的民族政策，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視，红军在长征中，旗帜宣明地把宣传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主张，作为自己民族宗教工作的着重点。
为了让少数民族群众尽快了解红军的宗旨和主张，红军采用了发表有关决议、布告、宣言，张贴有关标语、口号、法规等文化载体，以及传唱歌曲或让红军指战员用简单的民族语言进行喊话和宣讲等形式，宣传民族政策，使宣传工作取得了实效。1934年11月，红军进入西南苗、瑶少数民族地区，总政治部便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关于苗瑶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族的口号》等，号召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并把少数民族工作提高到实现红军战略任务的高度。为尽量消除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着的民族歧视，红军还郑重宣布废除过去统治阶级官方文告中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歧视性称呼，一律改用平等的称呼，如将“猺”、“狪”、“獞”等改为“瑶”、“侗”、“僮（壮）”，体现了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尊重。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在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为彝海结盟奠定了基础，是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党群关系的具体体现。1935年5月20日，红军来到四川冕宁，就要进入彝族聚居区时，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随后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的大会上，朱德在讲话里又提到“长征”一词，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布告和讲话。《布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集中表达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居住区域大小，一律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是极其宝贵的。当时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红军指战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把竹子砍下来整齐地排列成一样高，用手比划向群众解释，意思是你是彝人，我是汉人，我们都是一样高的，这就叫做民族平等。“尊重彝人风俗”，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尊重少数民族。“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则体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声。
第二，长征文化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内容，也是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各主力红军在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前，都有针对性地对全体官兵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红军全体官兵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藏区曾派人调查当地藏族居民的生活习惯、语言风俗、社会制度、家庭婚丧、宗教信仰、忌讳等情况，整理编写《情况通报》，供各部队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时参考。为了克服语言障碍，红军主动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宣传自己的主张，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把有关民族宗教政策的布告、标语、口号等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还编了常用汉藏语对照表供红军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时使用;红军的文艺工作者还主动学习少数民族的舞蹈，以便能进一步开展好民族宗教工作。由于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团结了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三，长征文化维护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赢得了同情和支持，为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胜利实现战略大转移提供了条件。长征中红军每到一地，都教育全体指战员，要注意保护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宁可挨饿，也不强买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粮食，宁可露营，也不住进寺庙;红军在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交往中，说话和气，买卖公平，马不踏庄稼，人不进经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以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形象出现在少数民族群众面前，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从心底里拥护红军。
党的十八大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同样，是否有先进文化，也是一支军队是否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兵民是胜利之本。当年石达开覆灭于大渡河，与没有得到民众支持有着极大关系。而红军之所以顺利渡河，并非靠运气，而是与当地民众支持关系极大，奥秘之一就是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在红军长征中粮食极端困难、危及生命的时刻，各族人民千方百计地日夜为红军筹集粮食和各种物资，不少群众把仅有的粮食和牛羊拿出来献给红军;有的还主动为红军作向导，当翻译，协助红军开展工作;有的组织担架队、运粮队，为红军运送伤员、粮食。由于红军转战四川经年，离川北上时留下很多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白利寺内。炉霍波巴政府为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领导人会议，指导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长征中红军严明的纪律和自身形象，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只有红军才是自己的军队，红军的道路才是自己争取解放的道路，拥护和支持红军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如果没有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要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几乎是没有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援助，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由上可见，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通过一系列红军布告、标语、口号等文化载体，全体红军官兵身体力行这一民族政策所形成的浓郁文化氛围，成为长征文化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在民族工作方面为创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和谐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也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加强对红军长征中实施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教育，有利于夯实民族平等、团结以及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二、弘扬长征精神、继承长征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长征文化中注重民族平等团结的优良传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各族人民以强大的凝聚力为促进民族和谐，共铸中国梦想这一新长征而努力奋斗。
首先，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积极帮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政权，如四川懋功、黑水等地的藏族苏维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等。值得一提的是，冕寧县革命委员会设立了两科一室，其中一科就是弱小民族科，这个科是红色政权建立以来从未设立过的科，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是今天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的民族工作机构的雏形。在建立革命政权过程中，红军还结合实际，努力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前提下，注意经过民主协商，吸收各阶层进步人士参加政权。四川甘孜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其主席就是当地宗教界上层人士格达活佛，博巴自治政府是最早建立的带有民族自治色彩的红色政权。其后，党和红军一再发布文告宣言，支持和主张在少数民族区域，由少数民族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文化等一切事务。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现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和国家用来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邓小平曾指出，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4，5]所以，要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必须把促进自治权的有效行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任务，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也才能大力推进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健康发展。
其次，必须加快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位于中国西部腹心，核心区域在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七省（区）交汇处，面积超过68万平方公里，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人口超过760万。长征中，红军及其帮助建立的革命政权在包括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西部民族地区宣传执行的经济政策，除土地革命中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外，还有工商业方面的政策。红军和革命政权宣传和实施“保护中小工商业”，“公买公卖”，“自由经营”，“奖励对外贸易”，“引进投资”，“开发富源”等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实践活动，无疑是对西部民族地区的人们进行了一次商品经济意识的启蒙宣传教育，对今天发展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地带的经济来说，可算是最早的“预备课”。
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是党的一贯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大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铸就了我国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坚实基础，但包括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地带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态等问题，长征路线中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地带总体发展仍然滞后，与适应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全面提高的要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一些群众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无不与贫困息息相关。发展是消除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民族地区的面貌得以改变，社会生活更加和谐的保证。
民族文化体现着民族心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是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存在形态和传播渠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今社会的信息革命、网络文化、传媒形态也使得文化的形态和功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使得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建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必须对藏、羌、彝等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要合理利用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培育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品牌;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加快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推进文化与生态、旅游的融合发展，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成为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支柱性产业，为西部和民族地区的振兴繁荣提供强大动力。
民族大学生作为未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思想素质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充分运用优质长征文化资源把他们培养成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家乡，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11页。
[5]张玉玲：《〈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发布》，《光明日报》2014年0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