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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赵德发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非虚构作品《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讲述作者1970年代如何从一名“知仨教俩”的语文“小老师”成为正式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再到机关干部，最终成为作家的奋斗经历，透露出作家对沂蒙山乡土大地的挚爱。作为一份非虚构的个人回忆录，记录并见证了1970年代新中国乡村社会的教育体系从无到有的生发过程，具有非常高的教育史研究价值。
关键词：赵德发 1970年代 乡村教师
赵德发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出版了《通腿儿》 《闲肉》 《窖》 《缱绻与决绝》 《双手合十》《人类世》《白老虎》《经山海》等长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民间视角和乡土特质。身为作家的赵德发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自己的乡村教师经历，可见乡村教师经历在作家生命中的重要性。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曾说过：我们注定是扎根于前半生的，即使后半生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的确，人的青年时期在认知、处世态度、思维方式、情感寄托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初露端倪并发展定型。2019年9月赵德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讲述了自己1970年的乡村教师经历，作家自言再不写下来，恐怕就要被遗忘了。这部非虚构作品记录了赵德发1970年代如何从一名“知仨教俩”的语文“小老师”成为正式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再到机关干部，最终成为作家的奋斗经历，透露出作家对沂蒙山乡土大地的挚爱，同时作为一份非虚构的个人回忆录，记录并见证了1970年代新中国乡村社会的教育体系从无到有的生发过程，具有非常高的教育史研究价值。
一、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这一称呼延续至今，但已与赵德发笔下的乡村教师含义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乡村教师主要是以教师所执教的乡村空间区域去命名，在乡村执教的老师就被称为是乡村教师，但城市中的教师一般不被称为城市教师，可见强调的是乡村教师所在区域地区的独特性。乡村教师在乡村空间地域中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对象是农村学生，服务于中国最基层的教育组织。在赵德发笔下的乡村教师除了这层含义之外更重要的一层就是乡村教师=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对位。在书中，乡村教师包含了三种身份，并且中间存在层级的过度：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这三种称呼极具时代感和政治性，这是当时教育体制性差异所造成的时代称呼。在那个特殊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普及文化教育事业之初，乡村教育最为困难，当时政府派驻过很多受过正规教育“科班”出身的老师，但远远不能够满足广大乡村的需要，于是在乡村社会中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也加入到了教师队伍，他们通过基层政府组织部门的审查和考核等途径进入到教师行业，补齐乡村教育的师资缺口，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教育重任。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小学有民办教师10.5万人，占小学教师的12.6%，中学有民办教师2.8万人，占中学教师总体的42.4%，1977年我国民办教师数达到峰值的471.2万人，占当时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6%，正是这些乡村教师大大缓解了乡村教育的師资压力。随着社会发展，我国逐渐取消了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师资结构，将民办教师吸纳提升到教师系统之中，实行了全部国家财政收支管理。赵德发的《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回忆了自己作为乡村教师的经历，通过个人鲜活生动的记忆复原了1970年代乡村教师群体的产生和他们对乡村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世界发生的巨变。
二、“知仨教俩”的语文“小老师”
在序言中作者写到本来这本书的书名是“小老师”，出版时出版社用了“1970年代我的教师生涯”。通读全书，读者会发现，1970年代作者开始当老师时年龄的确很小，只有十五岁。那时作者初中才上了一年就因政治运动辍学在家，在村里做了一个小会计，负责村里粉条作坊的记账。后来乡村教育普及，要建设小学，有过初中教育经历的他便成为小学语文老师。这个“小老师”不仅年龄小，在乡村中的辈分还小。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从乡土中走来的他与他的学生们往往存在血缘、亲缘或地缘的关系。在当时的中国乡村，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宗法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尊敬长辈也成了赵德发的天性，那时他上课毕恭毕敬，因为“学生中，有我叔，有我舅，有我姨，有我姥爷，有我姨姥娘，还有几个老姥爷”这段话让人忍俊不禁。“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民办教师是乡村礼俗的维持者和乡村文化的代言人”a。站在长辈们面前的小老师自然露怯，“上学五六年，教过我的老师没有一个用普通话讲课”，当“小老师”用方言上语文课的时候引起了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这让作家本人遗憾并内疚了许久，甚至直到如今，他还是惭愧自己的“莒普”（山东莒南县普通话）。但这也为本书中有趣的方言提供了语境。书中的保留了许多具有地方性、时代性、群众性的方言语料，例如“喘气”叫作“喘长长气”，“真好”叫作“真管”，鲁南人对游手好闲者的蔑称叫“闲肉”，“果子米”就是花生米，“蛙子汪”（蛙在这里读Wái），则是指青蛙聒噪的池塘，“咸糊涂”是当地一种糊粥的叫法，至今沿用。这个小语文老师简直是在毫无准备之下匆忙地站到了三尺讲台上，而他凭借自身不懈的奋斗和努力终于将讲台站稳，并且走得更远。
三、语文“小老师”的成长
1970年代乡村教育的任务主要是扫盲和普及知识，教育学生认字、识字、写字，还有面向村民的识字班，还有夜校等形式，扫盲的基本要求是人均识字1500字以上，主力是语文教师。乡村语文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语文教师能够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道德修养，但是也有一些着实让人担忧。书中写到同为乡村语文教师的同事，把“教育”二字写成“叫玉”，这位同事指导的学生造句，有些“创意”作品，现在读来让人哭笑不得：“光辉——我们到西岭上光辉了一次”，“团结——你看我造的这个句团结不团结？”“偶尔——我下地拾了个小偶尔”等。在检查组发现后，这位老师被公社除名，并作为不合格教师的典型例子在全县教育系统内宣传，让教师们引以为戒。这样的反面教材更是让这位语文“小老师”警醒，他自己也遭遇到了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耻辱”，在中师函授的小学教师面授中，他作为主讲语文老师将“狭义”说成了“窄义”，这让“小老师”更加努力为自己充电。
关键词：赵德发 1970年代 乡村教师
赵德发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出版了《通腿儿》 《闲肉》 《窖》 《缱绻与决绝》 《双手合十》《人类世》《白老虎》《经山海》等长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民间视角和乡土特质。身为作家的赵德发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自己的乡村教师经历，可见乡村教师经历在作家生命中的重要性。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曾说过：我们注定是扎根于前半生的，即使后半生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的确，人的青年时期在认知、处世态度、思维方式、情感寄托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初露端倪并发展定型。2019年9月赵德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讲述了自己1970年的乡村教师经历，作家自言再不写下来，恐怕就要被遗忘了。这部非虚构作品记录了赵德发1970年代如何从一名“知仨教俩”的语文“小老师”成为正式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再到机关干部，最终成为作家的奋斗经历，透露出作家对沂蒙山乡土大地的挚爱，同时作为一份非虚构的个人回忆录，记录并见证了1970年代新中国乡村社会的教育体系从无到有的生发过程，具有非常高的教育史研究价值。
一、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这一称呼延续至今，但已与赵德发笔下的乡村教师含义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乡村教师主要是以教师所执教的乡村空间区域去命名，在乡村执教的老师就被称为是乡村教师，但城市中的教师一般不被称为城市教师，可见强调的是乡村教师所在区域地区的独特性。乡村教师在乡村空间地域中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对象是农村学生，服务于中国最基层的教育组织。在赵德发笔下的乡村教师除了这层含义之外更重要的一层就是乡村教师=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对位。在书中，乡村教师包含了三种身份，并且中间存在层级的过度：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这三种称呼极具时代感和政治性，这是当时教育体制性差异所造成的时代称呼。在那个特殊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普及文化教育事业之初，乡村教育最为困难，当时政府派驻过很多受过正规教育“科班”出身的老师，但远远不能够满足广大乡村的需要，于是在乡村社会中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也加入到了教师队伍，他们通过基层政府组织部门的审查和考核等途径进入到教师行业，补齐乡村教育的师资缺口，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教育重任。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小学有民办教师10.5万人，占小学教师的12.6%，中学有民办教师2.8万人，占中学教师总体的42.4%，1977年我国民办教师数达到峰值的471.2万人，占当时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6%，正是这些乡村教师大大缓解了乡村教育的師资压力。随着社会发展，我国逐渐取消了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师资结构，将民办教师吸纳提升到教师系统之中，实行了全部国家财政收支管理。赵德发的《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回忆了自己作为乡村教师的经历，通过个人鲜活生动的记忆复原了1970年代乡村教师群体的产生和他们对乡村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世界发生的巨变。
二、“知仨教俩”的语文“小老师”
在序言中作者写到本来这本书的书名是“小老师”，出版时出版社用了“1970年代我的教师生涯”。通读全书，读者会发现，1970年代作者开始当老师时年龄的确很小，只有十五岁。那时作者初中才上了一年就因政治运动辍学在家，在村里做了一个小会计，负责村里粉条作坊的记账。后来乡村教育普及，要建设小学，有过初中教育经历的他便成为小学语文老师。这个“小老师”不仅年龄小，在乡村中的辈分还小。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从乡土中走来的他与他的学生们往往存在血缘、亲缘或地缘的关系。在当时的中国乡村，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宗法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尊敬长辈也成了赵德发的天性，那时他上课毕恭毕敬，因为“学生中，有我叔，有我舅，有我姨，有我姥爷，有我姨姥娘，还有几个老姥爷”这段话让人忍俊不禁。“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民办教师是乡村礼俗的维持者和乡村文化的代言人”a。站在长辈们面前的小老师自然露怯，“上学五六年，教过我的老师没有一个用普通话讲课”，当“小老师”用方言上语文课的时候引起了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这让作家本人遗憾并内疚了许久，甚至直到如今，他还是惭愧自己的“莒普”（山东莒南县普通话）。但这也为本书中有趣的方言提供了语境。书中的保留了许多具有地方性、时代性、群众性的方言语料，例如“喘气”叫作“喘长长气”，“真好”叫作“真管”，鲁南人对游手好闲者的蔑称叫“闲肉”，“果子米”就是花生米，“蛙子汪”（蛙在这里读Wái），则是指青蛙聒噪的池塘，“咸糊涂”是当地一种糊粥的叫法，至今沿用。这个小语文老师简直是在毫无准备之下匆忙地站到了三尺讲台上，而他凭借自身不懈的奋斗和努力终于将讲台站稳，并且走得更远。
三、语文“小老师”的成长
1970年代乡村教育的任务主要是扫盲和普及知识，教育学生认字、识字、写字，还有面向村民的识字班，还有夜校等形式，扫盲的基本要求是人均识字1500字以上，主力是语文教师。乡村语文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语文教师能够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道德修养，但是也有一些着实让人担忧。书中写到同为乡村语文教师的同事，把“教育”二字写成“叫玉”，这位同事指导的学生造句，有些“创意”作品，现在读来让人哭笑不得：“光辉——我们到西岭上光辉了一次”，“团结——你看我造的这个句团结不团结？”“偶尔——我下地拾了个小偶尔”等。在检查组发现后，这位老师被公社除名，并作为不合格教师的典型例子在全县教育系统内宣传，让教师们引以为戒。这样的反面教材更是让这位语文“小老师”警醒，他自己也遭遇到了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耻辱”，在中师函授的小学教师面授中，他作为主讲语文老师将“狭义”说成了“窄义”，这让“小老师”更加努力为自己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