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的一年，一个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来到中国。此时，山东和直隶两地，已经闹起了义和团，但朝廷还在剿抚之间摇摆，没有拿定主意是否扶植义和团对付洋人。所以，在内藤所到之处，已经嗅到了排外的味道，但还没有遭遇危险。在华的洋人，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传教的传教。洋人的兵舰，在中国港口停泊，还不时地挑逗一下中国兵舰。没有人会想到，不到一年，这些地方居然会掀起一场排外的大潮。
　　内藤在天津，见了严复，两个人笔谈了很久。对于中国变法，严复还能说及，但一涉及已经逃往到日本的康有為和梁启超，就不敢搭茬了。最后，内藤问到，到北京有什么人可以谈谈时务吗？严复答道，政变之后，士大夫钳口结舌，怎么能有人谈时务。果然，内藤到了北京后，一个人都不敢见他。在北京的日本人告诉他，在戊戌维新期间，北京翰林院的翰林们，特别喜欢见洋人，现在则踪影皆无，即使刻意找人也找不到。内藤想见一下李鸿章，但手续极为繁杂，折腾许久，还是见不成。但是，他在北京城内外游玩，想攀城墙，尽管有守军把守，他给了点钱，就可以随意闲逛。后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尽管北京城墙很高大，几小时就失守了。有这样的守军，一点都不奇怪。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一个人都没见到的内藤，很是气闷。其实，比他还气闷的，还有此前的伊藤博文。这个日本明治维新的杰士，在戊戌政变之前，是被光绪皇帝请来做客卿（顾问）的。但等他到了北京，这边政变已经发生，光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自由了。当然，尽管皇帝失去了自由，却不能不见来头很大的伊藤博文。但接见伊藤博文的光绪皇帝，只能做一具会说话的木偶。“愤愤不平”的伊藤博文南下上海，见了中国最了解日本的黄遵宪。当得知黄遵宪的驻日公使任命已经被撤销时，他激动得要日本政府拒绝除黄遵宪之外的所有人选，将黄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当然，黄遵宪作为中国人，不大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伊藤博文也只好悻悻地启程回国。
　　戊戌政变，要论起因，当然康梁一党有责任。不该策动军事冒险，置他们唯一依仗的皇帝于险境，把变法迅速而彻底地毁掉。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西太后总是对变法下绊子，几乎让光绪感到绝望，谭嗣同之辈，也未必会出此下策。谭嗣同的冒险，给了西太后一个再度垂帘的借口。但是，发动政变，剿杀维新人士的做法，却让士人瞠目结舌。北京城里，从此没有人敢见洋人，没有人敢谈时务。整个朝廷，只剩下一种声音，主张封闭保守，进而盲目排外。一直以用洋货为耻，从来不见外国人的徐桐，成了朝廷第一号“理论家”。而顽固的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成为朝中说话动静最大的人。
　　显然，如果西太后冷静下来，这样一边倒的局面，绝对不是她乐见的。但是，对权势的依恋，却让这个老太婆昏了头。顽固派大臣们，抓住了她的软肋，一再强调洋人不希望她垂帘这个事实，拖着她一步一步走向跟洋人决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没有一个人敢提供相反的意见，西太后的决策，就只有单向度的可能。当唯一对洋人的担心，由于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也被打消之后，庚子义和团之乱，也就没法避免了。几位懂点洋务的大臣，虽然在最后关头还是说了几句实话，一直以来被吓得噤声的光绪，也硬撑着表达了自己的抗议。但是，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几名说了话的大臣，吃饭的家伙很快就丢了。光绪的脑袋之所以还在脖子上，是因为西太后还尊重祖制，不想特别造次。再说，替换皇帝的大阿哥早就准备下了，随时都可以废皇帝的。可以想象，如果义和团真的可以刀枪不入，洋人吃了败仗，那么，光绪多半小命不保。只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中国的北京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就一定会倒着走。朝廷可以倒退，但历史却不会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