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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混搭与拼接成为以印花元素著称的老牌与新秀的主流玩法，意识流的内核和蒙太奇的外延也开始统治时装图案设计。
花朵的、几何的、具象的、抽象的、局部的、满地的、印染的、机织的……本季的印花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最为新颖的莫过于各种形式印花之间的混搭，让人看到印花的奇妙特色，然而这股潮流并非一蹴而就，在半个世纪前那个以搭配为主流的年代，图案混搭只是万不得已做出的妥协。
1970s：迷幻嬉皮
无论是50年代后期的浪漫主义印花，还是60年代初期的波普风格图案，套装的概念彼时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衣身的印花图案强调整体性，同时与配饰的色彩及风格相匹配。可以说，6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嬉皮士运动极大地撼动了高级时装严谨典雅的正统地位，反叛自由、随意混搭的着装风格伴随着对原始部落民族回归自然、随意原始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被大众所实践。手镯念珠、花朵装饰、羽毛流苏、长袍披肩等着装元素被任意搭配，自然而然，民族风格繁复多变的印花图案也相互交织混杂。
1964年，《飞越疯人院》作者Ken Kesey掀起迷幻药运动，身着奇装异服的迷幻摇滚乐手成为了街头、群居村和音乐节上的意见领袖。从The Byrds、The Beatles、Pink Floyd等乐队这一时期的专辑封面、海报和穿戴装束上，都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迷幻风格图案（Psychedelic Prints）——如同万花筒般变形夸张，风格混杂而又光怪陆离。
尽管嬉皮士运动在进入70年代后渐渐淡出，但是迷幻多变、斑斓交织的印花风格仍然延续了那整个十年，如同补丁般“青黄不接”的图案拼接（Patchwork Quilts）成了普遍推崇的印花元素设计手法。迷幻年代的伦敦时装之王Ossie Clark与妻子、面料设计师Cecil Birtwell，在1970年前后联手创造了大量令人难忘的印花长裙，风格迥异的图形通过剪裁和拼接在衣身上旋转爬升，带着一股嬉皮士群体原始的冲劲。Giorgio di Sant’Angelo则将嬉皮士热衷的印第安民族风格拼接印花贯穿在那个时期的设计中。这股风潮也席卷了上层社会和高级时装：在同一时期的Lanvin和Oscar de la Renta设计上都可见一斑；美国传奇名媛Gloria Vanderbilt受自己喜爱的Adolfo Dominguez印花拼接长裙的影响，将自己在纽约上东区的寓所按照同样手法进行装饰，窗帘、地板、墙面和床单上缀满大小不规则的印花布片，交织成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迷幻世界。
嬉皮士和迷幻摇滚也成为之后不少设计师的风格标签，例如Anna Sui、Roberto Cavalli和Missoni。在今年春夏高级成衣秀场上，Anna Sui的系列让人们回想起六七十年代的时尚缪斯Anita Pallenberg和Nigel Weymouth为迷幻摇滚乐队设计的海报；而Roberto Cavalli在副线Just Cavalli的呈现上则避开一贯的狂野不羁的摇滚风格，用链条图案、雏菊和心形图案的堆叠，包裹住一位位嬉皮少女。
1980S：解构戏法
散乱、残缺、突变、失重和超常是艺术设计中解构主义的特征，也是风行于80年代中后期设计风格的关键词，譬如Peter Eisenman和Frank Gehry的建筑、Kenny Scharf的涂鸦。在同一时期的时装设计中，图案混搭和解构主义一拍即合，一方面伴随着对服装结构的拆解和重组，纹样的对齐榫合已不再是重点，例如下摆的边缘花纹可以被移至前胸；另一方面因为服装功能性的弱化，不同图案所适用的场合风格也不再被强调，例如正装条纹与民族印花的拼接成为常用的手法。
高田贤三（Kenzo）和Dries Van Noten是当时日本和比利时设计师阵营里通过印花解构时装的典型代表，两者都混合了东西多元的文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再往后，在Maison Margiela、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秀场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图案面料混搭元素。本季，Dries Van Noten的系列灵感源自19世纪英国画家John Everett Millais的名作《奥菲利亚》里那种植物肆意共生的强大力量，艳丽条纹的方向和宽窄干变万化，具象的花朵和抽象的民族风印花随意分化，同时他还利用复杂的提花工艺将两种图案“拼接”在同一块布料上，将混搭手法运用到极致；Maison Margiela将针织的红蓝条纹与不同大小和形态的日式雏菊纹样通过不同的面积比例并置一身；曾出任Kenzo第三代艺术总监的Antonio Marras也一直是混搭印花的拥趸，他在自己的同名品牌中致敬了略微偏门的意大利艺术家Carol Rama的绘画作品，并且穿插了波浪纹和波点；不按常理出牌的Thom Browne也加入了更多纹理图案丰富的面料，通过数十片布料的拼接呈现一种叵测和无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像Vivienne Westwood这样被冠以朋克标签的设计风格虽然和解构主义是两套迥然相异的语汇，但是溯其内在，却同样带着一种否定一切、打破规则的精神。Vivienne Westwood本季将洛可可风格的油画印花、花纹缎面与波普涂鸦元素印花混搭，延续了设计师挑衅而矛盾的作风。
1990S：街头混响
1992年，Marc Jacobs为Perry Ellis设计的1993年春夏系列让他丢了工作，却也炒热了持续数季的Grunge风格。90年代初风靡的Grunge Rock（垃圾摇滚）得名于泄漏的汽油与路面泥土的混合物的名字，音乐形式充满嘈杂和失真，正如Grunge风格时装那样颓废邋遢：法兰绒面料常见的格子图案、皮衣露出的印花内里、印着Nirvana和Pearl Jam乐队海报的T恤、带着反叛意味的粗条纹被胡乱地拼凑，形成一种独特、散漫的风格。
不过，Grunge带来的面料纹理混搭马上被几年之后高级时装的极简主义转向所压制，并没有形成一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向。1994年后一直到90年代结束，印花的混搭使用并没有在高级时装中得到新的发展，Tom Ford为Gucci设计的1996年春夏系列和Miuccia Prada同季推出的带有复古风格的几何印花混搭是少有的例子，即便是这样，二者还是被90年代的主流声音归为“坏品位”的代表。 反倒是街头时尚和高级时装愈发分庭抗礼，嘻哈、锐舞、滑板、拉斯塔法里……这些流派各异的街头潮流忍受不了极简主义的清规戒律，通过充满戏谑意味的印花表达一种解嘲和反抗。玩兴大发的动漫图案、橄榄球运动衣的动感彩色长条、迷彩、T恤上布满的logo和涂鸦，花样纷呈的印花图案混杂在一起，也成为不少设计师的灵感来源，Moschino和Jeremy Scott都是这样的例子。今年春夏系列中，Jeremy Scott通过卡通图案的混搭和艳丽印花布片的拼缝，让那些戴着婴儿帽、含着奶嘴的锐舞青年们又一次登上伸展台。而在Stella McCartney的系列中，可以辨认出混搭在动物斑纹图案中的Alan Moore和Dave Gibbons画笔下的“守望者”Rorschach的那张面具。
2000S：折衷主义
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伴随着信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浪潮，高级成衣老牌们面临着两类矛盾：老派的经典与新兴的潮流、西方的审美和全球的文化；第一类矛盾阻碍了他们面向更为年轻的消费群体，第二类矛盾阻碍了他们占领更多地区的新兴市场。在这种两难之下，1996年Christian Dior和Givenchy两个老牌时装屋聘请了具有革命精神的John Galliano和Alexander McQueen，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的折衷思维开始笼罩高级时装。在“拿来”与“杂烩”的美学原则影响之下，印花的混搭再次达到了高潮。
在高级定制秀场上，从2001年秋冬系列开始，John Galliano给Dior定下了多元文化混搭的命题，与一度擅长玩混搭的Emanuel Ungaro和Jean Paul Gaultier一道开始了长达数季的新波希米亚式狂欢。喜马拉雅和加德满都的提花图案、非洲的康茄纹样、美洲的印加几何、中国的瓷器和刺绣、印度的纱丽印花、日本的友禅染，与欧式的巴洛克卷草纹、佩斯利图案、莫里斯花草、波普卡通一起打乱拼搭，图案的杂烩并陈粉碎了不同文化的本地性。Emilio Pucci和Etro这些主打民族风格印花的品牌也从通身统一的图案转向混合和打乱，助推了这样一股新趋势。
对世界文化兼收并蓄的折衷式印花杂烩仍然影响着今天的设计师。本季，东非的马赛族成为Preen by Thornton Bregazzi的灵感之源，马赛长袍上的红绿黄白条纹与或抽象或具象的花朵图案穿插；Thakoon从1959年的电影《黑色奥菲欧》（Black Orpheus）中找到了灵感，影片中的热带场景让他思考着“以游客的视角来诉说异国情调”，在这个系列中既有极简的波点、条纹和几何，也有波普风格的棕榈叶图案，还有白描的热带花木；Dalmau兄弟在Custo Barcelona的系列中再次展现了环游世界的精神，图纹的分割和填充创造出一种提炼过的异域风情。
2010S：数码狂潮
Alexander McQueen生前最后一个系列——以海洋生物和爬行动物为主题的2010春夏系列，无疑让数码印花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受到业界的关注。技术革命往往能开启时尚的新纪元，数码印花与传统印花的革命性区别有两点：首先是直接跳过制版套色的环节，起印量和速度都不再是难题；更重要的是数码印花突破了原先可怜巴巴的套色丰富程度，细腻写实的图片得以直接打印，同时印花的混搭也不必非得通过布料的拼接甚至是复杂的嵌花提花工艺去实现，只消在电脑上预先混合好不同种类的图案，就可以直接呈现在同一块布料上。借由这种便利，印花混搭美学达到了新的高潮。
近几年，包括Prada、Etro、Ralph Rucci等一众老牌对数码印花进行了尝试，然而Duro Olowu、Basso
花朵的、几何的、具象的、抽象的、局部的、满地的、印染的、机织的……本季的印花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最为新颖的莫过于各种形式印花之间的混搭，让人看到印花的奇妙特色，然而这股潮流并非一蹴而就，在半个世纪前那个以搭配为主流的年代，图案混搭只是万不得已做出的妥协。
1970s：迷幻嬉皮
无论是50年代后期的浪漫主义印花，还是60年代初期的波普风格图案，套装的概念彼时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衣身的印花图案强调整体性，同时与配饰的色彩及风格相匹配。可以说，6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嬉皮士运动极大地撼动了高级时装严谨典雅的正统地位，反叛自由、随意混搭的着装风格伴随着对原始部落民族回归自然、随意原始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被大众所实践。手镯念珠、花朵装饰、羽毛流苏、长袍披肩等着装元素被任意搭配，自然而然，民族风格繁复多变的印花图案也相互交织混杂。
1964年，《飞越疯人院》作者Ken Kesey掀起迷幻药运动，身着奇装异服的迷幻摇滚乐手成为了街头、群居村和音乐节上的意见领袖。从The Byrds、The Beatles、Pink Floyd等乐队这一时期的专辑封面、海报和穿戴装束上，都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迷幻风格图案（Psychedelic Prints）——如同万花筒般变形夸张，风格混杂而又光怪陆离。
尽管嬉皮士运动在进入70年代后渐渐淡出，但是迷幻多变、斑斓交织的印花风格仍然延续了那整个十年，如同补丁般“青黄不接”的图案拼接（Patchwork Quilts）成了普遍推崇的印花元素设计手法。迷幻年代的伦敦时装之王Ossie Clark与妻子、面料设计师Cecil Birtwell，在1970年前后联手创造了大量令人难忘的印花长裙，风格迥异的图形通过剪裁和拼接在衣身上旋转爬升，带着一股嬉皮士群体原始的冲劲。Giorgio di Sant’Angelo则将嬉皮士热衷的印第安民族风格拼接印花贯穿在那个时期的设计中。这股风潮也席卷了上层社会和高级时装：在同一时期的Lanvin和Oscar de la Renta设计上都可见一斑；美国传奇名媛Gloria Vanderbilt受自己喜爱的Adolfo Dominguez印花拼接长裙的影响，将自己在纽约上东区的寓所按照同样手法进行装饰，窗帘、地板、墙面和床单上缀满大小不规则的印花布片，交织成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迷幻世界。
嬉皮士和迷幻摇滚也成为之后不少设计师的风格标签，例如Anna Sui、Roberto Cavalli和Missoni。在今年春夏高级成衣秀场上，Anna Sui的系列让人们回想起六七十年代的时尚缪斯Anita Pallenberg和Nigel Weymouth为迷幻摇滚乐队设计的海报；而Roberto Cavalli在副线Just Cavalli的呈现上则避开一贯的狂野不羁的摇滚风格，用链条图案、雏菊和心形图案的堆叠，包裹住一位位嬉皮少女。
1980S：解构戏法
散乱、残缺、突变、失重和超常是艺术设计中解构主义的特征，也是风行于80年代中后期设计风格的关键词，譬如Peter Eisenman和Frank Gehry的建筑、Kenny Scharf的涂鸦。在同一时期的时装设计中，图案混搭和解构主义一拍即合，一方面伴随着对服装结构的拆解和重组，纹样的对齐榫合已不再是重点，例如下摆的边缘花纹可以被移至前胸；另一方面因为服装功能性的弱化，不同图案所适用的场合风格也不再被强调，例如正装条纹与民族印花的拼接成为常用的手法。
高田贤三（Kenzo）和Dries Van Noten是当时日本和比利时设计师阵营里通过印花解构时装的典型代表，两者都混合了东西多元的文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再往后，在Maison Margiela、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秀场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图案面料混搭元素。本季，Dries Van Noten的系列灵感源自19世纪英国画家John Everett Millais的名作《奥菲利亚》里那种植物肆意共生的强大力量，艳丽条纹的方向和宽窄干变万化，具象的花朵和抽象的民族风印花随意分化，同时他还利用复杂的提花工艺将两种图案“拼接”在同一块布料上，将混搭手法运用到极致；Maison Margiela将针织的红蓝条纹与不同大小和形态的日式雏菊纹样通过不同的面积比例并置一身；曾出任Kenzo第三代艺术总监的Antonio Marras也一直是混搭印花的拥趸，他在自己的同名品牌中致敬了略微偏门的意大利艺术家Carol Rama的绘画作品，并且穿插了波浪纹和波点；不按常理出牌的Thom Browne也加入了更多纹理图案丰富的面料，通过数十片布料的拼接呈现一种叵测和无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像Vivienne Westwood这样被冠以朋克标签的设计风格虽然和解构主义是两套迥然相异的语汇，但是溯其内在，却同样带着一种否定一切、打破规则的精神。Vivienne Westwood本季将洛可可风格的油画印花、花纹缎面与波普涂鸦元素印花混搭，延续了设计师挑衅而矛盾的作风。
1990S：街头混响
1992年，Marc Jacobs为Perry Ellis设计的1993年春夏系列让他丢了工作，却也炒热了持续数季的Grunge风格。90年代初风靡的Grunge Rock（垃圾摇滚）得名于泄漏的汽油与路面泥土的混合物的名字，音乐形式充满嘈杂和失真，正如Grunge风格时装那样颓废邋遢：法兰绒面料常见的格子图案、皮衣露出的印花内里、印着Nirvana和Pearl Jam乐队海报的T恤、带着反叛意味的粗条纹被胡乱地拼凑，形成一种独特、散漫的风格。
不过，Grunge带来的面料纹理混搭马上被几年之后高级时装的极简主义转向所压制，并没有形成一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向。1994年后一直到90年代结束，印花的混搭使用并没有在高级时装中得到新的发展，Tom Ford为Gucci设计的1996年春夏系列和Miuccia Prada同季推出的带有复古风格的几何印花混搭是少有的例子，即便是这样，二者还是被90年代的主流声音归为“坏品位”的代表。 反倒是街头时尚和高级时装愈发分庭抗礼，嘻哈、锐舞、滑板、拉斯塔法里……这些流派各异的街头潮流忍受不了极简主义的清规戒律，通过充满戏谑意味的印花表达一种解嘲和反抗。玩兴大发的动漫图案、橄榄球运动衣的动感彩色长条、迷彩、T恤上布满的logo和涂鸦，花样纷呈的印花图案混杂在一起，也成为不少设计师的灵感来源，Moschino和Jeremy Scott都是这样的例子。今年春夏系列中，Jeremy Scott通过卡通图案的混搭和艳丽印花布片的拼缝，让那些戴着婴儿帽、含着奶嘴的锐舞青年们又一次登上伸展台。而在Stella McCartney的系列中，可以辨认出混搭在动物斑纹图案中的Alan Moore和Dave Gibbons画笔下的“守望者”Rorschach的那张面具。
2000S：折衷主义
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伴随着信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浪潮，高级成衣老牌们面临着两类矛盾：老派的经典与新兴的潮流、西方的审美和全球的文化；第一类矛盾阻碍了他们面向更为年轻的消费群体，第二类矛盾阻碍了他们占领更多地区的新兴市场。在这种两难之下，1996年Christian Dior和Givenchy两个老牌时装屋聘请了具有革命精神的John Galliano和Alexander McQueen，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的折衷思维开始笼罩高级时装。在“拿来”与“杂烩”的美学原则影响之下，印花的混搭再次达到了高潮。
在高级定制秀场上，从2001年秋冬系列开始，John Galliano给Dior定下了多元文化混搭的命题，与一度擅长玩混搭的Emanuel Ungaro和Jean Paul Gaultier一道开始了长达数季的新波希米亚式狂欢。喜马拉雅和加德满都的提花图案、非洲的康茄纹样、美洲的印加几何、中国的瓷器和刺绣、印度的纱丽印花、日本的友禅染，与欧式的巴洛克卷草纹、佩斯利图案、莫里斯花草、波普卡通一起打乱拼搭，图案的杂烩并陈粉碎了不同文化的本地性。Emilio Pucci和Etro这些主打民族风格印花的品牌也从通身统一的图案转向混合和打乱，助推了这样一股新趋势。
对世界文化兼收并蓄的折衷式印花杂烩仍然影响着今天的设计师。本季，东非的马赛族成为Preen by Thornton Bregazzi的灵感之源，马赛长袍上的红绿黄白条纹与或抽象或具象的花朵图案穿插；Thakoon从1959年的电影《黑色奥菲欧》（Black Orpheus）中找到了灵感，影片中的热带场景让他思考着“以游客的视角来诉说异国情调”，在这个系列中既有极简的波点、条纹和几何，也有波普风格的棕榈叶图案，还有白描的热带花木；Dalmau兄弟在Custo Barcelona的系列中再次展现了环游世界的精神，图纹的分割和填充创造出一种提炼过的异域风情。
2010S：数码狂潮
Alexander McQueen生前最后一个系列——以海洋生物和爬行动物为主题的2010春夏系列，无疑让数码印花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受到业界的关注。技术革命往往能开启时尚的新纪元，数码印花与传统印花的革命性区别有两点：首先是直接跳过制版套色的环节，起印量和速度都不再是难题；更重要的是数码印花突破了原先可怜巴巴的套色丰富程度，细腻写实的图片得以直接打印，同时印花的混搭也不必非得通过布料的拼接甚至是复杂的嵌花提花工艺去实现，只消在电脑上预先混合好不同种类的图案，就可以直接呈现在同一块布料上。借由这种便利，印花混搭美学达到了新的高潮。
近几年，包括Prada、Etro、Ralph Rucci等一众老牌对数码印花进行了尝试，然而Duro Olowu、Bas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