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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将许光达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曾任装甲兵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以开创人民军队装甲兵事业的卓越建树被后人尊奉为“装甲兵之父”。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精辟之论始终为军中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后继者们津津乐道。他与当时的装甲兵党委主导创建的朱日和训练基地及一些装甲兵训练场等硬件设施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许光达不独善必克之攻，且善不拔之守。他的“守”之道，除了体现在战场上，还体现于其信仰德操的方方面面。
鐵心向党的初心之守
1926年春，许光达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后被编入炮兵科学习。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埔军校也在“清党”之列。许光达不为所动，在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上毅然写下“死不退出共产党”！
1927年8月2日，许光达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见习排长，奉命由九江赴南昌参加起义，但6日抵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撤离。许光达便昼夜兼程，踏上了追赶起义军的南下之路。一路上散兵游勇很多，悲观气氛弥漫，许光达却义无反顾。有人就问他：“起义失败了，知道吗？”答：“知道。”又问：“那你又为啥追赶败军之师呢？”答：“虽败犹荣！”又问：“这不是去送死吗？”答：“虽死犹生。”问的真切，答得干脆。后来，许光达终于在江西宁都追上了起义部队，被任命为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1927年10月，许光达在与敌顽战斗中负伤，在农民家中养伤。伤势初愈，初心如铁的许光达便再次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路途，潮汕、上海、寿县、蚌埠、南京、武汉、长沙、清河、北平、无锡、芜湖，几经辗转，历尽艰辛，但他百折不挠，从不言弃。找到党组织后，许光达被赋予中央代表身份奔赴洪湖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六军的组建工作，随后被任命为参谋长。此后，许光达得以跟随贺龙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屡建奇功。后因战负伤，他于1932年夏被辗转送往苏联疗伤，伤愈后又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选送到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学习，从此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陆军主战装备坦克——装甲技术与战法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苦等十年的爱情之守
许光达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由于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受到该校教师邹希鲁的赏识，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邹靖华介绍给他。许光达的父亲极为中意，就应下了这门亲事。邹靖华小名唤作桃妹子，因家境困难，9岁就不得不辍学到花棚子学绣花，靠辛苦的劳动接济家庭生活。1928年9月，寻找党组织途中的许光达回到阔别3年的家乡。双方家长考虑两人年纪已经不小，又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就在10月3日这天为这一对年轻人办了喜事。
由于叛徒告密，新婚刚10天的许光达不得不作别新婚妻子返程。临行的夜晚，许光达告诉妻子，自己是共产党员，问她怕不怕。邹靖华理解自己的丈夫，告诉他自己参加过农会，懂得革命的道理，知道共产党和自己的关系最亲。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走吧，天崩地裂，我也等你回来！”
浏阳河畔依依惜别，他们谁也想不到，新婚10天后这一别，竟是近10年！
在洪湖地区的两年戎马生活中，不少同志给许光达介绍对象，劝他另组家庭，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怎能忘记那个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并始终期待着他的年轻妻子呢？对此，红二方面军的领导是这样评价他的：“许光达是个特殊的人，大节好，小节也好！”
在家乡戴着“共匪婆”帽子的邹靖华没人敢搭理，无依无靠，度日维艰。当从敌报上看到“击毙”许光达的消息时，邹靖华几乎绝望了。就在最苦闷的时刻，邹靖华突然接到了许光达寄来的信和100元钱。喜出望外的她勤奋读书，用一个暑期的时间补完了3年课程，如愿考上了初级师范。
生活在莫斯科的许光达，只能把思念寄托于书信。为了方便爱妻回信，许光达每次写信时都要把自己的地址用俄文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随信寄回，以便他的桃妹子写好回信后，把小纸片贴在信封上就可以寄了，正是：心细如发处，一往情深时。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边境，两人通信从此中断。没有书信的留苏岁月中，许光达始终守爱于心，从不动摇。
七七事变后，许光达返回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延安卫戍司令员等职。这时，他与邹靖华已多年没有联系，寄回家乡的信也没有回音。当时的许光达，黄埔军校的学历，又是吃过洋面包的将军，在延安自然是年轻姑娘们瞩目的对象。而抗大也不是一般的地方，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女记者，能歌善舞俊俏艳丽的女演员，还有风度翩翩的女军官……优秀女性多的是。有人追求他，有人劝说他，也有人议论说他“太清高、难接近、不近人情”，许光达心知肚明，但始终不为所动。他认准了一条，是死是活，他必须等到桃妹子的消息。延安期间，许光达对爱情的忠贞守望，由起初的不被人理解而终成美谈。
直到1938年徐特立到长沙做统战工作，见到老友邹希鲁后，“美谈”刹那间变成了桃妹子的巨大幸福。很快，邹靖华踏上了奔赴延安的旅程。
近10年之别，那样的年代，延安的团聚之喜更胜新婚。团聚不久，邹靖华便上了抗大入了党，紧跟着他们又迎来了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喜上加喜，百战将军秒变诗人，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许光达连夜作诗一首，第二天献给爱妻：
我俩的结婚整整已经有了十年，
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月零二十一天，
不知流过了多少的伤心泪，
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
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
誓死不退的阵地之守
1947年8月16日，国民党军5个整编旅和1个整编师向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机关扑来。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压到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包围圈越收越小，情况十分严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率机关人员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东的曹家庄。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中央机关处境困难，望速派一得力将领，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选择了许光达。许光达临危受命，率领第三纵队星夜从榆林进至乌龙铺一带，17日凌晨到达指定地点。指挥所和中央机关仅一沟之隔。许光达察看地形、判断形势后，果断向各旅旅长下令：“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绝不许后退一步！” 18日上午，瓢泼大雨中，三纵与敌先头部队交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战斗异常艰苦。黄昏时分，许光达召集各旅旅长，指着山梁下的中央机关队伍让大家看。他用坚毅的目光扫视着部下们。大家深知，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殊死对决在即，与其说考验的是大家坚守阵地的能力，不如说考验的是大家誓死一战的铁血气概！战斗进行到19日拂晓，许光达率领部队顶住了敌军的轮番进攻，敌人始终未能前进半步。清晨，我一、二纵队将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区，随后新四旅及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掉头西援的敌一二三旅包围在常家高山附近。战至黄昏，许光达率第三纵队阻敌两个半旅在当川寺一线，歼敌1个师部、击溃1个旅。与此同时，新四旅和教导旅也在黄昏前全歼敌一二三旅，活捉敌旅长刘子奇，大股敌军开始掉头回逃。
乌龙铺战斗以敌人完败告终，陕北战局得以扭转，中共中央机关从此化险为夷。此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名利当前的本色之守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毛泽东根据许光达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的需要，亲自提议说：“许光达应评大将。”
得知这一消息，许光达心里很是不安。人家授衔喜笑颜开，他却一脸愁容，郁郁寡欢。许光达的“心病”是觉得自己又养伤又留学的，贡献比不上人家始终战斗在一线的将领，应该把大将衔授给功劳更大的将领。于是，他找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贺龙请示“降衔”，未得到许可。按说也就算了，可许光达不但没泄气，反而更加执着起来。几番考量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申请书。他要更加郑重地书面请求“降衔”！
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信中，许光达细数自己的革命历史：前期“战绩平平”;后来去苏联疗伤，“毫无建树”;自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结论是，贡献微不足道，心中有愧。
毛泽东看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后，感慨万分：“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毛泽东对许光达的高风亮节给出了高度评价。这一评价，既有共产党人自身明镜的高度，也有与英名盖世的历史名将的类比，穿越500年时空的惊艳一叹。这在毛泽东对将帅的评价中算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没有接受许光达的请求。毛泽东说：“许光达评为大将，我们是经过全面衡量考虑的，他的要求不再议了。”
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许光达乐不起来。一天，他对妻子邹靖华说：“中央和军委决定授予我大将军衔，可我受之有愧呀！上书毛主席，可是被驳了回来。”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邹靖华说。
许光达赶忙问：“什么办法？”
邹靖华想了想说：“军衔降不下来，那你就要求降低工资呗！”
“对！这样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许光达为之一振，马上又写申请。最后，许光达要求降薪的报告被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行政级别被定为五级，成为共和国十大将中最低的，也是唯一的一个行政五级。荣誉、待遇面前的许光达，就是这样坚守本色的。
一个人即使过得了“功名关”的考验，也未必就一定能过得了“利益关”的考验，但许光达的“守关”是绝不含糊的。1961年，受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陷入了空前粮荒，一些干部亲属纷纷来京，住进装甲兵大院。装甲兵党委作出决议，凡是来京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住3天。就在此时，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也来到了北京。在许光达的心中，规矩是万万破不得的：领导没有“铁石心”，下属就都得变成“豆腐心”。许光达力劝四哥、六弟回乡。兄弟俩走后才两天，六弟许德强就在安阳车站病倒，最终没能抢救回来。六弟曾冒着生命危险，千里告知许光达国民党正缉拿他的消息。面对救过自己的亲弟弟，许光达在规定面前，守住了党性原则，没打半点折扣。
六弟许德强的离世，让许光达十分悲痛。然而，许光达知道：一亲之距不守，何以守万里之疆？大将须有大节，而大节之全，亦应不弃于小节之守。
忍辱负重的使命之守
许光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创建者，进行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50年7月14日，许光达在战车一师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整个人民解放军发展的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的观点。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我军建设方向尚不明确，许光达的这一鲜明主张体现了他基于现代战争的世界眼光和雄心壮志。
就在提出这一极具方向性的观点近10年后，1960年3月，许光达在高等军事学院的报告中再次提到这一问题：“现代战争要求陆军都能坐上车子，也就是说要摩托化。并且要求这些车子要有一定的防护力、强大的火力、快速的通行力和良好的通信能力，从而构成军队的强大突击力。所以陆军需要装甲坦克、机械化和摩托化……”他的论述是基于刚刚结束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苏等国坦克机械化作战经验已普遍为各国所重视，陆军应该机械化已经成为广泛共识的前提，但这一共识在我军尚未形成。一方面，由于我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局限和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军委一些领导人并不认同我军发展装甲机械化;另一方面，几乎清一色步兵出身的高级将领们主要依靠步兵打仗的观念和传统作战模式的认识仍居主流地位，“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等论调一度使陆军机械化理念受到冷落。在这种思想氛围中，许光达坚持陆军机械化观点，就显得“很不合群”，但这也恰恰体现了他发展的眼光与担当的勇气。
作为百战将军，许光达的这一坚守绝不仅仅出于身为装甲兵司令员的责任感，他的论断与坚守自有其更为深刻的理性认知。一个是基于其“儒将”特征的学识经历与敏锐认知。许光达参加革命前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是我军少数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将领之一，对新事物的学习比较敏感。作为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选送苏联学习深造期间，许光达曾深受当时苏军中很有名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熏陶。他在莫斯科列宁学院的学习笔记《坦克论》一直陪伴在身边，其中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基于装甲机械化机动能力优势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给苏军带来巨大成功的认识领悟，这基本上奠定了他牢固的建军思想基础。再一个是基于他对战争实践的观察与探索。许光达从担任排长职务参加作战，一路靠打仗升到兵团司令员，对战争的切身体验与广泛观察研究催生出了他的许多理性思考。1941年7月31日，许光达在延安撰写并发表了《闪击战的历史命运》一文。文章描述了德军闪击战中装甲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样式，说明他对战争的观察视角已经相当开阔，思考的方向也已经非常超前了，这在当时我军将领中并不多见。1957年8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许光达撰写了《加强人民装甲兵的建设》一文，文中剖析了砥平里之战等多次战役因志愿军火力弱，无坦克配合，致使被我合围之敌逃脱的深刻教训。这些，都愈使许光达建设发展装甲机械化部队的理念与志向牢不可破。
“文革”期间，许光达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隔离审查入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唐代诗人李贺《雁门太守行》中这两句诗，恰似当年压抑的政治气氛下，许光达忠心耿耿、果敢作为的真实写照。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强调“突出政治”，军事训练要求“少而精”，对装甲兵的建设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许光达对此尽可能地做出正面的解释，提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在业务上，军事训练“既要‘少而精’，又要高标准”。1962年，林彪在检查某坦克部队后批评装甲兵管多了、管死了。许光达并不认同，对林彪的一些做法和指责保留不同看法。为此，许光达被夸大其词地批判为“反对林副主席”，有些群众组织指责他“唯武器论”，揭发他曾讲过“要那么多人干什么？我就是要坦克，我就是对坦克感兴趣，坦克是进攻中决定性武器”。这话多少有点情绪化，但却足可看出许光达对装甲机械化部队建设的执着坚守。
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在抗争中含冤离世。清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一本被汗渍浸透的黨章。他在一本《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的诗句：“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千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
1975年和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平反、恢复名誉，他曾提出的那些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观念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许光达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始终坚持真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特别在以“铁甲”为阵地的这项全新事业中，坚守使命，矢志强军，虽壮志未酬，但丹心可鉴。其在推进我军建设向机械化迈进方面的先进理念与思想，也早已成为后来岁月中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思想的启明星。
许光达不独善必克之攻，且善不拔之守。他的“守”之道，除了体现在战场上，还体现于其信仰德操的方方面面。
鐵心向党的初心之守
1926年春，许光达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后被编入炮兵科学习。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埔军校也在“清党”之列。许光达不为所动，在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上毅然写下“死不退出共产党”！
1927年8月2日，许光达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见习排长，奉命由九江赴南昌参加起义，但6日抵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撤离。许光达便昼夜兼程，踏上了追赶起义军的南下之路。一路上散兵游勇很多，悲观气氛弥漫，许光达却义无反顾。有人就问他：“起义失败了，知道吗？”答：“知道。”又问：“那你又为啥追赶败军之师呢？”答：“虽败犹荣！”又问：“这不是去送死吗？”答：“虽死犹生。”问的真切，答得干脆。后来，许光达终于在江西宁都追上了起义部队，被任命为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1927年10月，许光达在与敌顽战斗中负伤，在农民家中养伤。伤势初愈，初心如铁的许光达便再次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路途，潮汕、上海、寿县、蚌埠、南京、武汉、长沙、清河、北平、无锡、芜湖，几经辗转，历尽艰辛，但他百折不挠，从不言弃。找到党组织后，许光达被赋予中央代表身份奔赴洪湖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六军的组建工作，随后被任命为参谋长。此后，许光达得以跟随贺龙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屡建奇功。后因战负伤，他于1932年夏被辗转送往苏联疗伤，伤愈后又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选送到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学习，从此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陆军主战装备坦克——装甲技术与战法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苦等十年的爱情之守
许光达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由于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受到该校教师邹希鲁的赏识，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邹靖华介绍给他。许光达的父亲极为中意，就应下了这门亲事。邹靖华小名唤作桃妹子，因家境困难，9岁就不得不辍学到花棚子学绣花，靠辛苦的劳动接济家庭生活。1928年9月，寻找党组织途中的许光达回到阔别3年的家乡。双方家长考虑两人年纪已经不小，又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就在10月3日这天为这一对年轻人办了喜事。
由于叛徒告密，新婚刚10天的许光达不得不作别新婚妻子返程。临行的夜晚，许光达告诉妻子，自己是共产党员，问她怕不怕。邹靖华理解自己的丈夫，告诉他自己参加过农会，懂得革命的道理，知道共产党和自己的关系最亲。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走吧，天崩地裂，我也等你回来！”
浏阳河畔依依惜别，他们谁也想不到，新婚10天后这一别，竟是近10年！
在洪湖地区的两年戎马生活中，不少同志给许光达介绍对象，劝他另组家庭，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怎能忘记那个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并始终期待着他的年轻妻子呢？对此，红二方面军的领导是这样评价他的：“许光达是个特殊的人，大节好，小节也好！”
在家乡戴着“共匪婆”帽子的邹靖华没人敢搭理，无依无靠，度日维艰。当从敌报上看到“击毙”许光达的消息时，邹靖华几乎绝望了。就在最苦闷的时刻，邹靖华突然接到了许光达寄来的信和100元钱。喜出望外的她勤奋读书，用一个暑期的时间补完了3年课程，如愿考上了初级师范。
生活在莫斯科的许光达，只能把思念寄托于书信。为了方便爱妻回信，许光达每次写信时都要把自己的地址用俄文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随信寄回，以便他的桃妹子写好回信后，把小纸片贴在信封上就可以寄了，正是：心细如发处，一往情深时。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边境，两人通信从此中断。没有书信的留苏岁月中，许光达始终守爱于心，从不动摇。
七七事变后，许光达返回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延安卫戍司令员等职。这时，他与邹靖华已多年没有联系，寄回家乡的信也没有回音。当时的许光达，黄埔军校的学历，又是吃过洋面包的将军，在延安自然是年轻姑娘们瞩目的对象。而抗大也不是一般的地方，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女记者，能歌善舞俊俏艳丽的女演员，还有风度翩翩的女军官……优秀女性多的是。有人追求他，有人劝说他，也有人议论说他“太清高、难接近、不近人情”，许光达心知肚明，但始终不为所动。他认准了一条，是死是活，他必须等到桃妹子的消息。延安期间，许光达对爱情的忠贞守望，由起初的不被人理解而终成美谈。
直到1938年徐特立到长沙做统战工作，见到老友邹希鲁后，“美谈”刹那间变成了桃妹子的巨大幸福。很快，邹靖华踏上了奔赴延安的旅程。
近10年之别，那样的年代，延安的团聚之喜更胜新婚。团聚不久，邹靖华便上了抗大入了党，紧跟着他们又迎来了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喜上加喜，百战将军秒变诗人，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许光达连夜作诗一首，第二天献给爱妻：
我俩的结婚整整已经有了十年，
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月零二十一天，
不知流过了多少的伤心泪，
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
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
誓死不退的阵地之守
1947年8月16日，国民党军5个整编旅和1个整编师向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机关扑来。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压到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包围圈越收越小，情况十分严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率机关人员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东的曹家庄。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中央机关处境困难，望速派一得力将领，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选择了许光达。许光达临危受命，率领第三纵队星夜从榆林进至乌龙铺一带，17日凌晨到达指定地点。指挥所和中央机关仅一沟之隔。许光达察看地形、判断形势后，果断向各旅旅长下令：“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绝不许后退一步！” 18日上午，瓢泼大雨中，三纵与敌先头部队交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战斗异常艰苦。黄昏时分，许光达召集各旅旅长，指着山梁下的中央机关队伍让大家看。他用坚毅的目光扫视着部下们。大家深知，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殊死对决在即，与其说考验的是大家坚守阵地的能力，不如说考验的是大家誓死一战的铁血气概！战斗进行到19日拂晓，许光达率领部队顶住了敌军的轮番进攻，敌人始终未能前进半步。清晨，我一、二纵队将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区，随后新四旅及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掉头西援的敌一二三旅包围在常家高山附近。战至黄昏，许光达率第三纵队阻敌两个半旅在当川寺一线，歼敌1个师部、击溃1个旅。与此同时，新四旅和教导旅也在黄昏前全歼敌一二三旅，活捉敌旅长刘子奇，大股敌军开始掉头回逃。
乌龙铺战斗以敌人完败告终，陕北战局得以扭转，中共中央机关从此化险为夷。此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名利当前的本色之守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毛泽东根据许光达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的需要，亲自提议说：“许光达应评大将。”
得知这一消息，许光达心里很是不安。人家授衔喜笑颜开，他却一脸愁容，郁郁寡欢。许光达的“心病”是觉得自己又养伤又留学的，贡献比不上人家始终战斗在一线的将领，应该把大将衔授给功劳更大的将领。于是，他找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贺龙请示“降衔”，未得到许可。按说也就算了，可许光达不但没泄气，反而更加执着起来。几番考量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申请书。他要更加郑重地书面请求“降衔”！
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信中，许光达细数自己的革命历史：前期“战绩平平”;后来去苏联疗伤，“毫无建树”;自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结论是，贡献微不足道，心中有愧。
毛泽东看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后，感慨万分：“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毛泽东对许光达的高风亮节给出了高度评价。这一评价，既有共产党人自身明镜的高度，也有与英名盖世的历史名将的类比，穿越500年时空的惊艳一叹。这在毛泽东对将帅的评价中算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没有接受许光达的请求。毛泽东说：“许光达评为大将，我们是经过全面衡量考虑的，他的要求不再议了。”
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许光达乐不起来。一天，他对妻子邹靖华说：“中央和军委决定授予我大将军衔，可我受之有愧呀！上书毛主席，可是被驳了回来。”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邹靖华说。
许光达赶忙问：“什么办法？”
邹靖华想了想说：“军衔降不下来，那你就要求降低工资呗！”
“对！这样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许光达为之一振，马上又写申请。最后，许光达要求降薪的报告被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行政级别被定为五级，成为共和国十大将中最低的，也是唯一的一个行政五级。荣誉、待遇面前的许光达，就是这样坚守本色的。
一个人即使过得了“功名关”的考验，也未必就一定能过得了“利益关”的考验，但许光达的“守关”是绝不含糊的。1961年，受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陷入了空前粮荒，一些干部亲属纷纷来京，住进装甲兵大院。装甲兵党委作出决议，凡是来京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住3天。就在此时，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也来到了北京。在许光达的心中，规矩是万万破不得的：领导没有“铁石心”，下属就都得变成“豆腐心”。许光达力劝四哥、六弟回乡。兄弟俩走后才两天，六弟许德强就在安阳车站病倒，最终没能抢救回来。六弟曾冒着生命危险，千里告知许光达国民党正缉拿他的消息。面对救过自己的亲弟弟，许光达在规定面前，守住了党性原则，没打半点折扣。
六弟许德强的离世，让许光达十分悲痛。然而，许光达知道：一亲之距不守，何以守万里之疆？大将须有大节，而大节之全，亦应不弃于小节之守。
忍辱负重的使命之守
许光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创建者，进行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50年7月14日，许光达在战车一师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整个人民解放军发展的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的观点。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我军建设方向尚不明确，许光达的这一鲜明主张体现了他基于现代战争的世界眼光和雄心壮志。
就在提出这一极具方向性的观点近10年后，1960年3月，许光达在高等军事学院的报告中再次提到这一问题：“现代战争要求陆军都能坐上车子，也就是说要摩托化。并且要求这些车子要有一定的防护力、强大的火力、快速的通行力和良好的通信能力，从而构成军队的强大突击力。所以陆军需要装甲坦克、机械化和摩托化……”他的论述是基于刚刚结束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苏等国坦克机械化作战经验已普遍为各国所重视，陆军应该机械化已经成为广泛共识的前提，但这一共识在我军尚未形成。一方面，由于我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局限和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军委一些领导人并不认同我军发展装甲机械化;另一方面，几乎清一色步兵出身的高级将领们主要依靠步兵打仗的观念和传统作战模式的认识仍居主流地位，“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等论调一度使陆军机械化理念受到冷落。在这种思想氛围中，许光达坚持陆军机械化观点，就显得“很不合群”，但这也恰恰体现了他发展的眼光与担当的勇气。
作为百战将军，许光达的这一坚守绝不仅仅出于身为装甲兵司令员的责任感，他的论断与坚守自有其更为深刻的理性认知。一个是基于其“儒将”特征的学识经历与敏锐认知。许光达参加革命前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是我军少数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将领之一，对新事物的学习比较敏感。作为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选送苏联学习深造期间，许光达曾深受当时苏军中很有名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熏陶。他在莫斯科列宁学院的学习笔记《坦克论》一直陪伴在身边，其中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基于装甲机械化机动能力优势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给苏军带来巨大成功的认识领悟，这基本上奠定了他牢固的建军思想基础。再一个是基于他对战争实践的观察与探索。许光达从担任排长职务参加作战，一路靠打仗升到兵团司令员，对战争的切身体验与广泛观察研究催生出了他的许多理性思考。1941年7月31日，许光达在延安撰写并发表了《闪击战的历史命运》一文。文章描述了德军闪击战中装甲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样式，说明他对战争的观察视角已经相当开阔，思考的方向也已经非常超前了，这在当时我军将领中并不多见。1957年8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许光达撰写了《加强人民装甲兵的建设》一文，文中剖析了砥平里之战等多次战役因志愿军火力弱，无坦克配合，致使被我合围之敌逃脱的深刻教训。这些，都愈使许光达建设发展装甲机械化部队的理念与志向牢不可破。
“文革”期间，许光达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隔离审查入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唐代诗人李贺《雁门太守行》中这两句诗，恰似当年压抑的政治气氛下，许光达忠心耿耿、果敢作为的真实写照。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强调“突出政治”，军事训练要求“少而精”，对装甲兵的建设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许光达对此尽可能地做出正面的解释，提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在业务上，军事训练“既要‘少而精’，又要高标准”。1962年，林彪在检查某坦克部队后批评装甲兵管多了、管死了。许光达并不认同，对林彪的一些做法和指责保留不同看法。为此，许光达被夸大其词地批判为“反对林副主席”，有些群众组织指责他“唯武器论”，揭发他曾讲过“要那么多人干什么？我就是要坦克，我就是对坦克感兴趣，坦克是进攻中决定性武器”。这话多少有点情绪化，但却足可看出许光达对装甲机械化部队建设的执着坚守。
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在抗争中含冤离世。清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一本被汗渍浸透的黨章。他在一本《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的诗句：“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千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
1975年和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平反、恢复名誉，他曾提出的那些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观念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许光达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始终坚持真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特别在以“铁甲”为阵地的这项全新事业中，坚守使命，矢志强军，虽壮志未酬，但丹心可鉴。其在推进我军建设向机械化迈进方面的先进理念与思想，也早已成为后来岁月中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思想的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