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国民政府，历史作用，台湾问题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1—43032—03
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1943年1月相关外交文件的签署“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新纪元”。这一评论指的是
A 中国与英、美等国签署宣言，保证团结一致打败法西斯
B 中国与英、美两国签署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
C 中国与英、美两国发表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D 中国与英、美两国签约，宣布废除英美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
这是今年高考文综全国卷Ⅰ的历史试题，答案为D。此题无论是题干创设的情境，还是4个选项的设计，都有一定的新意。关于本题所涉及的时间(1943年1月)以及概念(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历史教学(中学版)》2008年第9期刘汝明的文章“中国是如何废除列强在华治外法权”已作了评析，不再重复。笔者以为，此题最大意义并不在于题目本身的命制水准。命题者以“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英美在华治外法权”作为切入点，其实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这是此题的最大价值。在以后的教学与复习中，我们要关注并把握好类似的内容。
有人说，1927年4月18日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近代史上至少有三件大事是应该肯定的。这三件大事分别是：一是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二是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共同领导了全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三是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宣布废除了英美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笔者觉得还有一件大事：近代史上的国民政府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这同样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贡献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
在以上所说的4件大事，教材从另一个角度则讲得比较多。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主要讲它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抗日战争时期，重点讲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解放战争时期，突出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涉及台湾则较多地叙述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这些事当然可以讲，但是，国民政府做的有利于民族的事也应该介绍，否则既不利于学生全面地理解和看待历史，也不利于学生认识当今台海两岸的问题，甚至影响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治外法权问题刘汝明老师已有详细叙述，笔者就另3个问题做相关说明，以飨读者。
一、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民族工业的短暂发展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成绩显著。这主要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法币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整顿税务、控制金融，还有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改订新约运动”以及实施新税则，这些政策和措施尽管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对国民经济建设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此次运动以“改善民生”为总目标，从而实现三民主义，具体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为了“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内容涉及工商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多个领域。这是一场由政府号召并组织的、动员各界人士参加的经济建设运动。在运动中，不仅注意生产本身的发展，同时也注意了生产意识、劳动观念的宣传及理论的研究。因此，它是一场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经济建设运动，对中国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
1935年11月4日，南京政府财政部发布公告，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次年2月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同时又发表宣言明确规定，“所有银元持有人，立即将其缴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法币政策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四大银行发行钞票，广收白银，这对于统一全国货币，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市场，促进商品交流，刺激生产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这些重要措施外，当时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二、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历史作用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刘汝明老师在他的文章中略有提及，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之间的关系，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一些细节上提出若干教学建议。
(一)两条抗战路线的问题。
按照革命史的模式，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采取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因此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人教版必修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这样表述的，新课程的人民版教材基本上回避了这一问题。然而，许多教师仍认可这一说法。其实，对于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我们应该引导学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当时中国国情和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一条实行动员和依靠全民族一切力量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否就能简单地得出，国民党正面战场推行的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路线，就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呢?众所周知，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手中自然掌握着正规军队。在强敌入侵之时，政府依靠正规军队去抗战，并没有错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以阵地防御为主，采用主力决战的形式，组织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四大会战，表现出了很大的抗战积极性，从而粉碎了日本侵略者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并吸引、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敌强我弱是当时的基本态势，未能阻止优势敌人的进攻，也符合持久战的预想。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国民政府的所谓片面抗战路线。
(二)两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问题。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国民政府掌握着200万正规军，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等抗日武装。这就决定了不同的作战方式。前者多是大兵团的大会战，打的是阵地防御为主的正规战，后者是小规模的伏击战，基本上只能采取游击战。国际援助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基本上都是给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自皖南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只能自给自足，因此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因此，从战略地位看，正面战场是主战场， 敌后战场是辅战场；前者起主导作用，后者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作用更大。尽管两个战场因为各自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但是双方基本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抵抗着日军的侵略。所以，从国民党正面战场具有的这些特点来看，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三)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问题。
两个战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互相依存的，驱逐日寇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在战略防御阶段，没有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积极抵抗，就没有共产党敌后战场的迅猛发展；而没有敌后战场的迅猛发展，战略相持阶段也不会迅速到来。尤其在战略相持阶段，因为有正面战场的继续抵抗，才有敌后战场反“扫荡”的胜利；因为敌后战场牵制了在华日军的主力，国民党军队才赢得在西南休整的时机，也为其取得西线滇缅战场的胜利提供了条件。在战略反攻阶段，在美苏等国的帮助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携手共进，彻底打败了日本法西斯。总之，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两个战场，国共两党对国家和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
三、国民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态度
台湾自古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清政府以一纸屈辱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自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呼声下，国民政府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国际环境，向中外昭示收复台湾的坚定立场，积极开展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最终实现了台湾光复，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逐渐步入全面抗战轨道，收复台湾的目标日渐明确。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表态：“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必须针对着日本之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郑重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据此，日本凭借《马关条约》所获取的对台湾的占有，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已经失效。国民政府发布对日宣战文告，表明了中国收复台湾的决心。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收复台湾的宣传运动，一些军政要员如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人，或发表广播演说，或出席宣传集会，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台湾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和收复台湾的意义。然而在同盟国内，有人公然提出战后要对台湾实行“国际共管”，如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于1942年8月印发的《太平洋关系》一文即有此提议。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惕。同年11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指出“日本所侵据之地均应交还原主”，明确表示“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立法院长孙科也撰文指出：“设使抗战胜利后，中国失去五十年之台湾，仍不能收复，则在中国之立场言，绝不能承认其为公平与合理。”这表达了国民政府光复台湾的态度和立场，即：无条件地恢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在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下，中国收复台湾的主张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在赴会前就向美国表明了“战后决定收回台湾、澎湖”的态度。在听取了中方意见后，美方起草的公报草案提交讨论。《草案》规定，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等，“当然应归还中国”。但英方修正案却将其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对此与会的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据理力争，指出：“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必须由日本放弃’，固矣，然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明言，转滋疑惑。”12月1日，由中、美、英三国政府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公布，其中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宣言》的发表，不仅宣布中国无条件地收回台湾，而且表明国际社会也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以国际法的形式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开罗会议后，台湾回归祖国已成定局，国民政府为确保台湾回归的顺利实现，开始了筹备收复台湾的具体工作。1944年3月，蒋介石下令在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之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专司有关接收台湾的各种准备工作。4月17日，正值《马关条约》签订49周年之际，“台湾调查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蒋介石特派陈仪为主任委员。台湾长期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而陈仪曾两度负笈日本，在国民党内有“日本通”之称，并曾在主政福建期间赴台湾考察，可谓出任斯职的最佳人选。在陈仪的主待下，有关台湾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台湾光复前后各项工作的设计，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
1945年10月上旬，中国3个师、2个飞行大队、20艘军舰，陆续开赴台湾参加接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接受侵台日军投降仪式，于25日上午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隆重举行。整个受降仪式尽管只有5分钟，但短短的5分钟，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陈仪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同盟国，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并通过电台宣布：“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皆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本人特向我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台湾现已光复!”
[作者简介]黄顺源，男，1964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学历史课程教学与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1—43032—03
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1943年1月相关外交文件的签署“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新纪元”。这一评论指的是
A 中国与英、美等国签署宣言，保证团结一致打败法西斯
B 中国与英、美两国签署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
C 中国与英、美两国发表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D 中国与英、美两国签约，宣布废除英美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
这是今年高考文综全国卷Ⅰ的历史试题，答案为D。此题无论是题干创设的情境，还是4个选项的设计，都有一定的新意。关于本题所涉及的时间(1943年1月)以及概念(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历史教学(中学版)》2008年第9期刘汝明的文章“中国是如何废除列强在华治外法权”已作了评析，不再重复。笔者以为，此题最大意义并不在于题目本身的命制水准。命题者以“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英美在华治外法权”作为切入点，其实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这是此题的最大价值。在以后的教学与复习中，我们要关注并把握好类似的内容。
有人说，1927年4月18日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近代史上至少有三件大事是应该肯定的。这三件大事分别是：一是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二是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共同领导了全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三是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宣布废除了英美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笔者觉得还有一件大事：近代史上的国民政府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这同样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贡献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
在以上所说的4件大事，教材从另一个角度则讲得比较多。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主要讲它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抗日战争时期，重点讲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解放战争时期，突出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涉及台湾则较多地叙述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这些事当然可以讲，但是，国民政府做的有利于民族的事也应该介绍，否则既不利于学生全面地理解和看待历史，也不利于学生认识当今台海两岸的问题，甚至影响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治外法权问题刘汝明老师已有详细叙述，笔者就另3个问题做相关说明，以飨读者。
一、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民族工业的短暂发展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成绩显著。这主要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法币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整顿税务、控制金融，还有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改订新约运动”以及实施新税则，这些政策和措施尽管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对国民经济建设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此次运动以“改善民生”为总目标，从而实现三民主义，具体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为了“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内容涉及工商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多个领域。这是一场由政府号召并组织的、动员各界人士参加的经济建设运动。在运动中，不仅注意生产本身的发展，同时也注意了生产意识、劳动观念的宣传及理论的研究。因此，它是一场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经济建设运动，对中国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
1935年11月4日，南京政府财政部发布公告，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次年2月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同时又发表宣言明确规定，“所有银元持有人，立即将其缴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法币政策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四大银行发行钞票，广收白银，这对于统一全国货币，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市场，促进商品交流，刺激生产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这些重要措施外，当时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二、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历史作用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刘汝明老师在他的文章中略有提及，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之间的关系，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一些细节上提出若干教学建议。
(一)两条抗战路线的问题。
按照革命史的模式，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采取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因此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人教版必修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这样表述的，新课程的人民版教材基本上回避了这一问题。然而，许多教师仍认可这一说法。其实，对于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我们应该引导学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当时中国国情和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一条实行动员和依靠全民族一切力量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否就能简单地得出，国民党正面战场推行的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路线，就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呢?众所周知，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手中自然掌握着正规军队。在强敌入侵之时，政府依靠正规军队去抗战，并没有错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以阵地防御为主，采用主力决战的形式，组织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四大会战，表现出了很大的抗战积极性，从而粉碎了日本侵略者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并吸引、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敌强我弱是当时的基本态势，未能阻止优势敌人的进攻，也符合持久战的预想。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国民政府的所谓片面抗战路线。
(二)两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问题。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国民政府掌握着200万正规军，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等抗日武装。这就决定了不同的作战方式。前者多是大兵团的大会战，打的是阵地防御为主的正规战，后者是小规模的伏击战，基本上只能采取游击战。国际援助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基本上都是给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自皖南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只能自给自足，因此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因此，从战略地位看，正面战场是主战场， 敌后战场是辅战场；前者起主导作用，后者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作用更大。尽管两个战场因为各自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但是双方基本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抵抗着日军的侵略。所以，从国民党正面战场具有的这些特点来看，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三)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问题。
两个战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互相依存的，驱逐日寇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在战略防御阶段，没有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积极抵抗，就没有共产党敌后战场的迅猛发展；而没有敌后战场的迅猛发展，战略相持阶段也不会迅速到来。尤其在战略相持阶段，因为有正面战场的继续抵抗，才有敌后战场反“扫荡”的胜利；因为敌后战场牵制了在华日军的主力，国民党军队才赢得在西南休整的时机，也为其取得西线滇缅战场的胜利提供了条件。在战略反攻阶段，在美苏等国的帮助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携手共进，彻底打败了日本法西斯。总之，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两个战场，国共两党对国家和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
三、国民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态度
台湾自古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清政府以一纸屈辱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自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呼声下，国民政府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国际环境，向中外昭示收复台湾的坚定立场，积极开展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最终实现了台湾光复，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逐渐步入全面抗战轨道，收复台湾的目标日渐明确。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表态：“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必须针对着日本之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郑重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据此，日本凭借《马关条约》所获取的对台湾的占有，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已经失效。国民政府发布对日宣战文告，表明了中国收复台湾的决心。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收复台湾的宣传运动，一些军政要员如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人，或发表广播演说，或出席宣传集会，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台湾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和收复台湾的意义。然而在同盟国内，有人公然提出战后要对台湾实行“国际共管”，如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于1942年8月印发的《太平洋关系》一文即有此提议。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惕。同年11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指出“日本所侵据之地均应交还原主”，明确表示“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立法院长孙科也撰文指出：“设使抗战胜利后，中国失去五十年之台湾，仍不能收复，则在中国之立场言，绝不能承认其为公平与合理。”这表达了国民政府光复台湾的态度和立场，即：无条件地恢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在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下，中国收复台湾的主张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在赴会前就向美国表明了“战后决定收回台湾、澎湖”的态度。在听取了中方意见后，美方起草的公报草案提交讨论。《草案》规定，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等，“当然应归还中国”。但英方修正案却将其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对此与会的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据理力争，指出：“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必须由日本放弃’，固矣，然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明言，转滋疑惑。”12月1日，由中、美、英三国政府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公布，其中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宣言》的发表，不仅宣布中国无条件地收回台湾，而且表明国际社会也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以国际法的形式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开罗会议后，台湾回归祖国已成定局，国民政府为确保台湾回归的顺利实现，开始了筹备收复台湾的具体工作。1944年3月，蒋介石下令在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之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专司有关接收台湾的各种准备工作。4月17日，正值《马关条约》签订49周年之际，“台湾调查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蒋介石特派陈仪为主任委员。台湾长期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而陈仪曾两度负笈日本，在国民党内有“日本通”之称，并曾在主政福建期间赴台湾考察，可谓出任斯职的最佳人选。在陈仪的主待下，有关台湾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台湾光复前后各项工作的设计，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
1945年10月上旬，中国3个师、2个飞行大队、20艘军舰，陆续开赴台湾参加接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接受侵台日军投降仪式，于25日上午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隆重举行。整个受降仪式尽管只有5分钟，但短短的5分钟，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陈仪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同盟国，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并通过电台宣布：“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皆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本人特向我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台湾现已光复!”
[作者简介]黄顺源，男，1964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学历史课程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