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以东莞市某大型企业744名外来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采用SPSS软件分析了不同年龄、性别、月收入、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份等外来工的归属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发现，东莞市外来工的归属感、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显著相关。建議通过增强外来工归属感进一步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外来工 归属感 生活满意度 心理健康
东莞作为珠三角中心城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一、新一线城市之一，号称“世界工厂”，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一直以来，东莞以外来人口为主，外来工在东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离开家人，更容易体验到孤独，对于群体归属感的需要更强烈。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会引发不良的情绪，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从而影响工作投入。外来工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通过调查了解东莞市外来工的归属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掌握东莞市外来工的心理状况，为今后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卫生工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对东莞市某大型企业非东莞市户籍的外地务工人员进行一般归属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67份，回收有效问卷74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00%。
（二）研究方法
1.一般归属感量表（GBS）。由Malone等人编制，共计12个条目[1]，量表包括拒绝/排斥和接受/包含两个维度，采用Likert7级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分数范围为12—84分，分数越高表明归属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7。
2.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由美国学者Diener等人于1985年编制[2]，量表包括5个条目，采用Likert7级评分，得分范围为5—35分，5个条目相加所得的总分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该量表的总分范围为在我国应用中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0。
3.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Derogatis于1975年编制，量表共90个项目，10个因子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等因子，共90个题目，采用5级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
（三）统计学方法
对资料进行检查和校对后，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录入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Symbol`A@x±s）表示，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逐步分层回归分析等。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中，男性473人，女性271人;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有141人，26—30岁之间的有168人，31—40岁之间的有297人，41岁以上的有138人;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有35人，3000—4999元之间的有326人，月收入在5000—7999元之间的有348人，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有35人;未婚者232人，已婚者480人，其他（如离异、丧偶等）32人;学历为高中及以下者，575人，专科学历112人，本科及以上学历者57人;普通员工651人，管理身份者93人。
（二）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
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总体得分为（61.88±13.82）分，生活满意度总体得分为（21.66±7.80），心理健康总体得分为（112.24±32.71）分。将东莞市外来工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与全国常模比较，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1。
（三）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归属感得分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r=0.478，p<0.001），即归属感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归属感得分与心理健康总分显著负相关（r=0.385，p<0.001），即归属感越高，心理症状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归属感得分与SCL-90各因子均呈显著负相关（r在-0.281—-0.404之间，p值均小于0.001），即归属感得分越高，躯体化症状、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等症状越少。结果见表2。
（四）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生活满意度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归属感状况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月收入、婚姻、管理身份的归属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年龄在41及以上者归属感高，月收入越高归属感越高，已婚者归属感高，管理身份员工归属感高。
生活满意度状况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婚姻、学历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女性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年龄在41及以上者，生活满意度高，已婚者生活满意度高，高中及以下文化者，生活满意度高。
心理健康状况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学历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同（p<0.01），且年龄在41岁以上者，心理症状总分最低，心理健康水平最高，已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学历越低的人群，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研究还对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的心理健康主要因子如躯体化、抑郁、焦虑等三个因子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东莞市外来工的归属感较高 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总体得分为（61.88±13.82）分，高于60分，归属感较高。从调查对象来看，31—40以上者在本调查中占据人数最多，高达39.92%，26—30岁占比22.58%，大多数外来工都已在东莞工作多年，生活环境、习惯、人际等随着工作年限等，基本适应。相对于深圳、广州两地，东莞生活成本、物价及房价要远低于深广两地。此外，低龄、低收入、离异或丧偶者、一线员工其归属感低，研究者应多关注刚入职人群、低收入人群、离异或丧偶者以及一线员工的归属感。
（二）东莞市外来工的生活满意度较高
本研究中，东莞市外来工的生活满意度为（21.66±7.80），生活满意度较高，且结果高于已有的某些职业人群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如芜湖医务人员的生活满意度为（17.58±5.727）[3]、电信服务业员工的生活满意度为（15.32±4.695）[4]。
研究发现，女性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与其他研究相一致[5-6]。这可能与女性对自身的角色认知和需求有关。本研究中，年龄段在41岁及以上者，生活满意度高于26—30岁和31—40岁年龄段的人，25岁以下年龄者生活满意度最低。41岁及以上者各方面压力变小，工作及人际支持环境相对稳定，总体烦恼较少，生活满意度高，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7]。研究还发现，文化水平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高中及以下文化者，对外界要求期望不高，生活满意度最高。已婚人群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婚、离异和丧偶人群。已婚人员有配偶及家庭的支持，有更多情感归属，生活满意度高。因此，社會与企业应多关注男性、低龄、未婚、高学历等人群的生活满意度。
（三）东莞市外来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东莞外来工SCL-90总分为（112.24±32.71），心理健康水平良好，本研究中SCL-90总分及因子分均低于全国常模，与郑磊、蒋立新等有关深圳外来工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8]，SCL-90量表各因子均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近24年来我国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在逐年提升[9]。东莞是国内经济发达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相对务工所在家长待遇高，生活环境好，环境待遇等对其心理健康有一定积极影响。
调查还显示，年龄在41岁以上者，心理健康水平高，其次是31—40年龄，26—30岁者，25岁以下者心理健康水平最低，这可能与年长者人生经验丰富，心理成熟度高有关。学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10]。高学历者，自我要求与期望更高，心理压力更大，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已婚者相比于未婚者、离异或丧偶者，心理健康水平最高。已婚者有更多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社会及企业应对25岁以下、高学历、社会支持薄弱的外来务工人员。
（四）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积极正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归属感是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因子。相关研究表明，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11]。影响青少年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客观因素有一个共同点：主要与个体低、中级需要特别是归属与爱的需要满足有关[12]，这一结论同样在青中年中同样适用。这一结果对于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启示，研究者可以通过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归属感，从而增进其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由于本课题调查时间为疫情防控期间，研究抽样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且调查时间为8月份，工厂订单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工厂订单在11—12月为高峰期，相比较而言，订单压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来工的心理健康以及生活满意度，研究有一定局限性。此外，本研究未能够实现对东莞外来工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动态监测及跟踪调查。
综上所述，东莞市外来工的归属感较高，生活满意度较高，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影响外来工归属感的因素有年龄、性别、月收入、婚姻状况、身份，影响外来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其归属感是影响外来工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有关部门及企业可以进一步提升外来工的归属感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外来工自身也应积极融入群体，增强其归属感。
参考文献：
[1]Malone GP， Pillow DR， Osman A. The General BelongingnessScale（GBS）： assessing achiened belongingness[J]. Pers Individ Differ， 2012，52（3）.
[2]Diener， E， Wirtz， D.， Tov， W.， Kim-Prieto， C.， Choi， D.，Oishi， S.，&Biswas-Diener， R.（2010）.New well-being measures： Short scales to assess flourish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7（2）.
[3]张铭，刘欢，胡明霞，郑翔.医护人员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J].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18，39（02）.
[4]龚会，时勘，卢嘉辉.电信服务业员工的情绪劳动与生活满意度——心理解脱的调节作用[J].软科学，2012，26（08）.
[5]崔丽娟，秦茵.养老院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和生活满意度研究[J].心理科学，2001（04）.
[6]巩金培，张琰，王俊峰，张澜.县处级干部亚健康与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2，39（01）.
[7]张铭，刘欢，胡明霞，郑翔.医护人员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J].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18，39（02）.
[8]郑磊，许贤，刘德坚.深圳市“80后”外来劳务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J].中国卫生统计，2013，30（04）.
[9]卢文玉，于鑫悦，姜文源，辛素飞.1993—2016年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变迁[J].心理技术与应用，2020，8（02）.
[10]蒋立新.深圳市工业企业外来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4（01）.
[11]吴倩，都秋薇，尹天子.大学生学校归属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8，20（04）.
[12]姚本先，石升起，方双虎.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学术界，2011（08）.
〔本文系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2019年“创新强校工程”建设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东莞市人才归属感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13844067）阶段性成果〕
（余琼、杜鹏举，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生处。黄学森，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关键词：外来工 归属感 生活满意度 心理健康
东莞作为珠三角中心城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一、新一线城市之一，号称“世界工厂”，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一直以来，东莞以外来人口为主，外来工在东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离开家人，更容易体验到孤独，对于群体归属感的需要更强烈。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会引发不良的情绪，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从而影响工作投入。外来工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通过调查了解东莞市外来工的归属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掌握东莞市外来工的心理状况，为今后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卫生工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对东莞市某大型企业非东莞市户籍的外地务工人员进行一般归属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67份，回收有效问卷74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00%。
（二）研究方法
1.一般归属感量表（GBS）。由Malone等人编制，共计12个条目[1]，量表包括拒绝/排斥和接受/包含两个维度，采用Likert7级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分数范围为12—84分，分数越高表明归属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7。
2.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由美国学者Diener等人于1985年编制[2]，量表包括5个条目，采用Likert7级评分，得分范围为5—35分，5个条目相加所得的总分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该量表的总分范围为在我国应用中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0。
3.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Derogatis于1975年编制，量表共90个项目，10个因子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等因子，共90个题目，采用5级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
（三）统计学方法
对资料进行检查和校对后，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录入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Symbol`A@x±s）表示，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逐步分层回归分析等。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中，男性473人，女性271人;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有141人，26—30岁之间的有168人，31—40岁之间的有297人，41岁以上的有138人;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有35人，3000—4999元之间的有326人，月收入在5000—7999元之间的有348人，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有35人;未婚者232人，已婚者480人，其他（如离异、丧偶等）32人;学历为高中及以下者，575人，专科学历112人，本科及以上学历者57人;普通员工651人，管理身份者93人。
（二）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
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总体得分为（61.88±13.82）分，生活满意度总体得分为（21.66±7.80），心理健康总体得分为（112.24±32.71）分。将东莞市外来工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与全国常模比较，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1。
（三）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归属感得分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r=0.478，p<0.001），即归属感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归属感得分与心理健康总分显著负相关（r=0.385，p<0.001），即归属感越高，心理症状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归属感得分与SCL-90各因子均呈显著负相关（r在-0.281—-0.404之间，p值均小于0.001），即归属感得分越高，躯体化症状、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等症状越少。结果见表2。
（四）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生活满意度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归属感状况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月收入、婚姻、管理身份的归属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年龄在41及以上者归属感高，月收入越高归属感越高，已婚者归属感高，管理身份员工归属感高。
生活满意度状况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婚姻、学历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女性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年龄在41及以上者，生活满意度高，已婚者生活满意度高，高中及以下文化者，生活满意度高。
心理健康状况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学历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同（p<0.01），且年龄在41岁以上者，心理症状总分最低，心理健康水平最高，已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学历越低的人群，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研究还对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的心理健康主要因子如躯体化、抑郁、焦虑等三个因子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东莞市外来工的归属感较高 东莞市外来工归属感总体得分为（61.88±13.82）分，高于60分，归属感较高。从调查对象来看，31—40以上者在本调查中占据人数最多，高达39.92%，26—30岁占比22.58%，大多数外来工都已在东莞工作多年，生活环境、习惯、人际等随着工作年限等，基本适应。相对于深圳、广州两地，东莞生活成本、物价及房价要远低于深广两地。此外，低龄、低收入、离异或丧偶者、一线员工其归属感低，研究者应多关注刚入职人群、低收入人群、离异或丧偶者以及一线员工的归属感。
（二）东莞市外来工的生活满意度较高
本研究中，东莞市外来工的生活满意度为（21.66±7.80），生活满意度较高，且结果高于已有的某些职业人群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如芜湖医务人员的生活满意度为（17.58±5.727）[3]、电信服务业员工的生活满意度为（15.32±4.695）[4]。
研究发现，女性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与其他研究相一致[5-6]。这可能与女性对自身的角色认知和需求有关。本研究中，年龄段在41岁及以上者，生活满意度高于26—30岁和31—40岁年龄段的人，25岁以下年龄者生活满意度最低。41岁及以上者各方面压力变小，工作及人际支持环境相对稳定，总体烦恼较少，生活满意度高，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7]。研究还发现，文化水平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高中及以下文化者，对外界要求期望不高，生活满意度最高。已婚人群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婚、离异和丧偶人群。已婚人员有配偶及家庭的支持，有更多情感归属，生活满意度高。因此，社會与企业应多关注男性、低龄、未婚、高学历等人群的生活满意度。
（三）东莞市外来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东莞外来工SCL-90总分为（112.24±32.71），心理健康水平良好，本研究中SCL-90总分及因子分均低于全国常模，与郑磊、蒋立新等有关深圳外来工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8]，SCL-90量表各因子均与年代呈显著负相关，近24年来我国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在逐年提升[9]。东莞是国内经济发达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相对务工所在家长待遇高，生活环境好，环境待遇等对其心理健康有一定积极影响。
调查还显示，年龄在41岁以上者，心理健康水平高，其次是31—40年龄，26—30岁者，25岁以下者心理健康水平最低，这可能与年长者人生经验丰富，心理成熟度高有关。学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10]。高学历者，自我要求与期望更高，心理压力更大，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已婚者相比于未婚者、离异或丧偶者，心理健康水平最高。已婚者有更多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社会及企业应对25岁以下、高学历、社会支持薄弱的外来务工人员。
（四）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积极正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归属感是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因子。相关研究表明，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11]。影响青少年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客观因素有一个共同点：主要与个体低、中级需要特别是归属与爱的需要满足有关[12]，这一结论同样在青中年中同样适用。这一结果对于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启示，研究者可以通过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归属感，从而增进其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由于本课题调查时间为疫情防控期间，研究抽样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且调查时间为8月份，工厂订单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工厂订单在11—12月为高峰期，相比较而言，订单压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来工的心理健康以及生活满意度，研究有一定局限性。此外，本研究未能够实现对东莞外来工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动态监测及跟踪调查。
综上所述，东莞市外来工的归属感较高，生活满意度较高，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影响外来工归属感的因素有年龄、性别、月收入、婚姻状况、身份，影响外来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其归属感是影响外来工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有关部门及企业可以进一步提升外来工的归属感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外来工自身也应积极融入群体，增强其归属感。
参考文献：
[1]Malone GP， Pillow DR， Osman A. The General BelongingnessScale（GBS）： assessing achiened belongingness[J]. Pers Individ Differ， 2012，52（3）.
[2]Diener， E， Wirtz， D.， Tov， W.， Kim-Prieto， C.， Choi， D.，Oishi， S.，&Biswas-Diener， R.（2010）.New well-being measures： Short scales to assess flourish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7（2）.
[3]张铭，刘欢，胡明霞，郑翔.医护人员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J].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18，39（02）.
[4]龚会，时勘，卢嘉辉.电信服务业员工的情绪劳动与生活满意度——心理解脱的调节作用[J].软科学，2012，26（08）.
[5]崔丽娟，秦茵.养老院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和生活满意度研究[J].心理科学，2001（04）.
[6]巩金培，张琰，王俊峰，张澜.县处级干部亚健康与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2，39（01）.
[7]张铭，刘欢，胡明霞，郑翔.医护人员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J].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18，39（02）.
[8]郑磊，许贤，刘德坚.深圳市“80后”外来劳务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J].中国卫生统计，2013，30（04）.
[9]卢文玉，于鑫悦，姜文源，辛素飞.1993—2016年我国工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变迁[J].心理技术与应用，2020，8（02）.
[10]蒋立新.深圳市工业企业外来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4（01）.
[11]吴倩，都秋薇，尹天子.大学生学校归属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8，20（04）.
[12]姚本先，石升起，方双虎.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学术界，2011（08）.
〔本文系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2019年“创新强校工程”建设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东莞市人才归属感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13844067）阶段性成果〕
（余琼、杜鹏举，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生处。黄学森，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