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本有一双绣花的手。
　　母亲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外祖父一家曾是我们县城最大的布铺商，商号“同心和”。母亲出生于1933年，当时家道殷实。作为富商家的千金，自小习文读书，针织绣花，自然有一双灵巧的手。虽不是“纤纤擢素手”“指如削葱根”，倒也是一双白嫩的手。
　　可惜好景不长。1944年，日本鬼子打进我们县城，一把大火，将县城烧成焦土。外祖父一家和所有资产也被大火烧毁殆尽，家道于是衰落下来。忧愤不已的外祖父从家道中衰中洞穿世事，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经商发财只是短暂的，只有土地才是实在的。于是到了母亲谈婚论嫁时，力排众议，将母亲嫁到我们城郊乡下，于是，有了我们耕种的母亲。
　　自从我家大姐出生以后，我们兄弟姐妹5个，一个个像陀螺一样蹦出来，围着母亲转，伸手要吃的。要养活这么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也逼着她去苦干。父亲当时远在外地工作，母亲是地道的“半边户”。一个妇女拖着一群孩子，其情其景可想而知。
　　母亲虽然历尽辛苦，可得到的报酬要比同村的妯娌们低。当时，生产队出工都按工分计酬，一般男劳动力每天计10分，女劳动力每天计7分，而母亲却只能计6分。理由是，你一个城里人，才到乡下学会劳作，先这样吧，还算是照顾呢。
　　这时，母亲已经训练成典型的村妇，干什么活儿都不输同辈妯娌。生活的重压，使她摒弃了几分羞怯，增添了几分泼辣。她找到村干部提出要加工分。村干部觉得也有道理，但要说服众人，便提出了最原始的办法，让她同几个持反对意见的妇女比试。
　　比赛就在我们家门口不远的一丘大田里进行。比试的内容是插秧。事先由村干部將一丘大田用秧苗划成几格，每格大小一样，然后挑了几个手脚麻利、口齿伶俐又极力反对给母亲加工分的妇女参加比赛。扯秧、挑秧、插秧，一系列连贯动作，哪个地方出一点儿差错，都难有胜数。几个回合下来，母亲最早上岸，秧插得整齐均匀，笔直挺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质量上，都胜过其他人。
　　比赛一结束，老队长问其他几个妇女，你们还有意见吗？其他人再没有话说。自此，母亲同其他妇女一样，实现了同工同酬。
　　母亲有一双伤痕累累的手。
　　每天参加劳动，妇女要割草喂牛，杀秧青肥田。一手持刀，一手握草，有时手被锋利的刀子割开口子，血肉模糊。她忍着疼痛，从附近扯点药草捣烂，糊上。难免留下疤痕。
　　家里养猪，要砍猪草。白天是没有工夫的，只能在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挥刀砍猪草。一不小心，便把手指砍开一道大口子，深见白骨。当时也没有创可贴之类，就从房门后面找一个蜘蛛窝，贴在冒血处，止血止痛。自然，又留下一道疤痕。
　　母亲给我们做鞋子，纳千层底，有时候，顶针被针头戳穿，针头插进了手指的肉里，渗出血来，钻心的痛。她也只能强忍着，继续劳作。每到冬天，天气干燥。淘米煮饭，洗菜切菜，洗衣服铺盖，接触冷水多了，手便皲裂开来。再加握锄头、挖土等，用力过猛，那裂缝崩开了，露出鲜红的肉来。再用手去接触生水，痛得嘴里发出“哧哧”的叫声。这种开裂越来越多，有时候，一个冬天都不会痊愈。到了老年，母亲视力不好，我陪她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要打消炎针，护士摸着母亲的手，犯了难。
　　那手满是褶皱，伤痕累累，手背上有一种黑色泥土一样洗不掉的颜色，就像岁月在手上烙下的印痕。护士反复察看，竟然无法找到血管。后来，只能撸起衣袖，从手腕上找血管，扎针。
　　我抚摸着母亲的手，手掌里长满老茧，有些茧皮正在脱落，那老茧是一层一层的，就像给我们纳的千层底鞋底一样。手背上满是皱褶，还有伤痕，像罗中立油画《父亲》中那双捧着碗的老手。指甲有些残缺，没有一点儿光亮。手指干枯，像放了许久的干柴棒。
　　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一双操劳过度的手，哪里还是当年绣花的手啊？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马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