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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嫚：《团扇》之后，您陆续出版了《长日将尽——我的北京故事》、《永远的情人：四十六篇藏书札记》、《多余的人》、《文学的滋味》、《亚果号的返航》、《林布兰特》、《尚未尘封的过往》等书，产量颇丰，大家都很好奇您如何分配你的日常生活？
韩秀：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不必上班，因此可以把每天最好的时间用来敲键。
每天早上七点钟带一杯咖啡下楼到书房，十点钟结束敲键。之后的时间用于阅读、写信（手写、贴邮票请邮局寄送的那一种）、处理家事、购物、园艺、烹饪，以及偶尔同朋友相聚等等。
早上那三个钟头就是直接将意念变成文字的三个钟头，非常珍贵。构思的时间可以同时做其他的事情，因此，早上的三个小时纯粹是敲键。我也有“倒带”的习惯，随时随地（除了开车的时间以外）将当日写的文字字斟句酌回味一番，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会在脑子里“存盘”，第二天逐字修改之后继续向前推进。
出门旅行的日子，不带计算机、没有手机，全身心感受，写笔记，留下当时当地的最初印象与感觉。旅行所得常常在日后化为各种不同的书写，或小说，或散文，甚至纳入传记，并无定规。
如此这般，周末、假日照常做功课，除了住院开刀，没有休息日。
如此这般，就有了你所说的“产量颇丰”。
我觉得，现代社会“有趣”的事情颇多，如果心不定或者“坐不住”，是没有办法持续写作的。
林黛嫚：这些书有长篇小说、读书札记、名人传记等，内容及类型都十分多元，请您大略介绍一下这些作品的内容以及创作渊源。
韩秀：《长日将尽——我的北京故事》是我最重要的以中国大陆为背景的一组短篇小说，完成的时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曾经出版过，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大修多次，最后交给允晨出版社的时候加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序《怀想八十年代——那些人与那些事》。这篇序断断续续几乎写了一年，伴随着小说的修订，完成的时候感觉上把一条命送掉了一半。允晨发行人廖志峰先生不但不嫌这篇序太长，反而发现我有许多含糊过去了的“空洞”，希望我再有一本书来补足，比方说关于沈从文先生的点点滴滴，这就为《尚未尘封的过往》留下了伏笔。
《永远的情人——四十六篇读书札记》同你早先为三民书局编辑的《与书同在》一样，是书介专栏的结集。文学类书籍实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绝对是永远的情人，不弃不离、生死相守。你一定注意到了，这一批书介百分之五十是翻译文学，绝大多数是台湾出版品。我一向认为华文读者一定要阅读翻译文学，否则怎么可能知道别的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在怎样地生活着。当然，如果能读原文书自然是好，但是，能读土耳其文、匈牙利文、波兰文、俄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等等的读者毕竟是少数。台湾出版的翻译文学高质量地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在这里，我要借《文讯》这个平台向多家台湾出版社致上最高的敬意。当联经出版《追忆似水年华》、木马出版托尔斯泰全集、九歌出版《神曲》、台湾商务出版博尔赫斯全集、桂冠出版里尔克诗集、猫头鹰出版《黎明到衰退》、幼狮出版《世界文明史》的时候，每一个编辑部大约都不会将销售业绩作为最重要的考虑。他们只是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大块、脸谱、远流、麦田、允晨、洪范、商周、天下文化带给我无数好书，还有业强、宝瓶、志文、时报、樱桃园、馥林、野人、究竟、寂寞等等许许多多的大、中、小出版社都在没有评文介绍、没有登上畅销排行榜、没有赚到钱的情况下，开启一扇扇明窗，引领着华文读者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应当给予台湾出版界更多的掌声，更有力的支持。这许许多多的书都在我的书房里有着显赫的位置，伴随我度过无数悦读时光；他们也一部又一部、一本又一本走进我的专栏。因此，我的书介专栏以及之后的结集都有着浓厚的感激之情，以及我个人从书中所得到的启迪。现如今，我的这批书介文字已经超过一百篇，又有一本集子可以出版了。
《多余的人》这本长篇小说讲的是比《折射》更深刻的内容。1978年，我回到美国，身处政治中心华府。因此，我从一个“多余的人”变成了一块“香饽饽”（齐邦媛语）。其间，思想、文化、情感的激荡异常剧烈，而这一切在我停留台湾一年之后沉静下来。小说结束在我将再次踏上那块土地，以不同的身分，不同的精神状态出现。这本书酝酿的时间很长，我不断地集聚着力量，让自己能够面对一些永远不愿面对的事实。允晨发行人廖志峰先生耐心等待，时时鼓励，让我心存感激。
《文学的滋味》是一本奇妙之书。当我在台湾商务出版了一本《韩秀show上桌——一位外交官夫人的宴客秘籍》、出版了一本《永远的情人——四十六篇藏书札记》之后，台湾商务前总编辑方鹏程先生跟我说，能不能将文学与美食结合来写一本书。我欣然应命，《文学的滋味》由此而生。其实，古希腊以降，文学与美食总是结伴而行的，因之，文学的滋味格外丰富、格外美好。而我个人，在进入美国外交圈之后，便热心于各式美食的烹制，颇有心得。在写《盐的传奇》这一篇的时候因为陪同大陆学者傅光明造访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亚洲部研究员宋玉武先生陪同傅光明去浏览某些馆藏的时候，我便坐在阅览室里等候。如有神助，我惊喜地发现周围书架上集中了大量有关亚洲盐业的中文书籍，于是，迅速地抄写了许多的摘要。宋先生回来，我便告诉他我的收获，他微笑，前两天，一位学者调集了许多有关书籍，做完了研究，书却尚未来得及归档。于是我同这一批书有了这样的一段渊源，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被我插在计算机后面的数据板上，带来一种严谨而诙谐的氛围，直到这本书写完、付梓。这一本书写得极为舒畅，真是一本舍不得写完的书，滋味妙极了。
《亚果号的返航》是《折射》的新版。《折射》这本书1990年初版，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感动了很多人也激励了很多人，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轨道。幼狮出版社的编者朋友们越来越感觉到这本书不只是反映出一个时代一种人生，她更有着一种激励的作用，在告诉人们，无论怎样的坚苦卓绝，我们仍然有机会实现理想，重点在于永不放弃以及随时随地做好前行的准备。改版之前，朋友们告诉我这本书将进入“小说馆”，于是《亚果号的返航》应运而生，书前小序谈及电影《亚果出任务》。读者见到这篇短文，自然缩短了与书之间的距离。一年下来，许多读者对新版赞誉有加，令人欣慰。 《林布兰特》这本书的出现也是很奇妙的事情。2014年台北书展期间，幼狮周雅娣、沈怡汝、黄净闵三位跟我约稿，我答应了怡汝的专栏稿约，却不能马上答应净闵的艺术家专书稿约，因为我已经答应另外一家出版社在这一年要以书信为经线贯穿出一本文林忆往，不能黄牛。净闵善解人意，乐意耐心等到2015年。我们便谈到要选哪一位艺术家来打头阵。我毫不犹疑就说出了林布兰特的名字，因为我已经研究这位艺术家很多年了。幼狮的朋友们都很赞成我的选择，于是，我在2015年春开始了这个浩大的工程。说浩大，毫不过分，因为各种原因，堆积如山的有关林布兰特的各种语文的专书都有着大量的谬误、扭曲、掩盖、避重就轻，许多矛盾、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部分需要厘清。以一支文学之笔去探索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还原四百年前的场景，需要握管人“搬到”阿姆斯特丹去，“走进”布雷街的画室，“亲眼目睹”艺术家的探索、同他一道挣扎与奋斗。一百五十六天的抽丝剥茧终于达到拨云见日的目的。这一役的成功给了我同编辑朋友极大的信心，我们准备2016年再下一城。
《尚未尘封的过往》是欢愉之书，也是哀伤之书。最重要的缘起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写信的人，因此也就收到许多的来信，同朋友们聊天也就会谈到一些信件的故事。方鹏程先生曾经建议我根据来信来写一本书，廖志峰先生更是明确地表示过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沈从文先生的点点滴滴。2013年年底，夏志清教授辞世，我在静夜中打开夏公的专属信夹，夏先生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这本书，就这样开笔了，2014年底完成了第一稿，寄给廖先生看，他很喜欢。但是，如果另外写一本书来谈沈从文先生，在记忆轴上便有着重复。如果以编年方式来写，不但可以使文本更简洁、清爽，而且可以从我的数据库中挖掘出更多的数据来丰富之。我想写第二稿，得到廖先生支持。于是，2015年成了我特别忙碌的写作年。两本截然不同的书交叉进行，其中的辛苦实在不足与外人道。结果便是，《林布兰特》同《尚未尘封的过往》几乎同时问世。透过这两本书，我向林布兰特、向夏志清教授、向沈从文先生、向端木蕻良先生等，致上我最深沉的敬意。而《尚未尘封的过往》更是以夏先生为主轴将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文学出版的种种以及两岸之间的文坛往事做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记叙。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在读者寻找当代文学史的参照物时，必然会显现出来。
林黛嫚：您经常回台参加国际书展，您游历过许多国家的书展，谈谈书展对您的意义，以及您对台北国际书展的看法。
韩秀：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多年来，几乎年年回台北看书展，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国际出版界将台北国际书展列为世界四大书展之一，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台北是华文书籍的出版重镇之一，台湾为此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台湾出版界的国际视野也为此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美国书展大家都比较熟悉，我想在这里谈一谈美国国家图书节。
美国国家图书节是一个一年一度在9月的一个周末于首都华府举办一天的盛会，其最高宗旨是整个国家向作家、出版社致上最高的礼敬。主办者是美国国会图书馆，2014年邀请了一百位作家，他们每人的一本著作，以及这本著作的出版社。赞助者是富邦银行同《华盛顿邮报》，富邦银行为作家同出版社的一切开支买单；《华盛顿邮报》则负责宣传报导。盛况空前之余，主办者也听取了读者大众的意见与建议，2015年便邀请了一百七十位作家，他们的全部出版品以及相关的所有的出版社。一如既往，赞助者富邦银行提供全部财务支持，《华盛顿邮报》持续深入报导。以往，图书节在市中心户外进行，自2014年起，举办盛会的场地改为华府最大的展事中心，一楼二十个会议厅（每个会议厅可容纳五百人）为作家们提供每位一小时的演讲时间，二楼签书区也为每位作家提供一小时的签书时间；二楼也有一个书籍展示、销售的区域，读者们在那里安静地看书、选书、排队缴费，没有任何书籍是减价出售的。作者、出版社、书籍在这里备受尊敬，因为书籍担任的是延续文明的重责大任。在这里绝对看不到电子书、看不到电子阅读器，这里是古腾堡的世界，不受现代科技的影响。甚至，每年的1月23日已经被命名为美国的“手工书写日”，在这一天，我会关闭计算机，铺开信纸写更多的信给朋友，或者制作手工书，来声援这样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于我而言，台北书展能够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搜集到最多的台湾出版品，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藉这一展示接触到一些平时比较不会接触到的国家的文学，比方说像匈牙利，2016年，匈牙利是台北书展主题国。他们的文宣做得好，以英文详细介绍了这个国家的许多重要的现代作家。
现如今，书籍当然是商品，但同时，书籍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收藏品，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人类四大文明，只有传统中国字还在我们的书籍里存活着，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台湾出版界在文明的延续方面功劳卓著。他们应当真正重视一年一度的书展，不是只是来讲讲话就算了，而是应当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书展也应当同其他的展事区别对待，出版社绝对没有必要为了场地费一再地伤透脑筋。
在版权交易方面，我也热切地希望着台湾出版品能够得到更好的介绍，使得外国出版社了解更多书籍的内容，产生兴趣，乐意翻译介绍。台湾翻译人才济济，为一些好书翻译短短三、五页，应当不是一个问题。
台北国际书展应当像世界其他重要的书展一样，对书籍表达出充分的尊重。书展是一个教育场所，教育人们“敬惜字纸”，书展绝对不应当变成一个大卖场。
林黛嫚：董桥曾说：“我很羡慕韩秀有过不少机缘近距离观察这两位前辈的哀乐。那是珍贵的一份洞悉。”这两位前辈是指沈从文和老舍，能否谈谈几件您和这两位前辈相处的往事，也让读者了解一下所谓的“那一份洞悉”？
韩秀：1948年9月19日，我两岁，从纽约坐船到上海。来到码头接船的两位长辈是我的外婆同她的远亲赵清阁。清阁先生是著名的作家、戏剧家，也是老舍先生早年的合作者。于是，我小时候便常在舒家出入，为远在上海的清阁先生同住在北京的舒先生悄悄地传送信笺，亲眼见证了两位长辈的无奈，也见证了这样一段凄美的爱情。关于舒先生，我写过很多，在这里讲一个片段，一个未曾写过的片段。 我同舒先生之间有着信任、有着默契。1958年，我刚刚进入初中一年级。我有一盒来自美国的组装玩具，是各种形状的铁片，上面钻了圆孔，可用螺丝钉组装成飞机、轮船、火车头、拖拉机等等，是科学家孙天风先生从美国返回中国的时候带给我的礼物。舒先生的女儿舒丽看到了，借了去玩。这一天，我到了舒家，舒先生指给我看，方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我心爱的玩具。舒先生一直说抱歉，我知道舒丽一向被母亲呵护得很好，不怎么珍惜东西的，我的玩具还在，并没有毁坏丢失，也就没有关系。我便很高兴地跟舒先生说，不要紧，我来归位就好。舒先生便聚精会神看我用一把小小的螺丝刀将拧得歪七扭八的螺丝旋开，将铁片按形状归类，我的手指熟练、迅速地移动着，桌面很快被清理出来，玩具也都井井有条的被放进盒子里。就在大功告成，我把盒子盖好的剎那，我看到了舒先生眼睛里的泪光。我静静看着他，知道他有话要说。他沉吟半晌问了一句话，日后，你大约不愿意写文章？我很坚定地回答，不，我不要写文章，我要学造船。他扬起眉毛，眼神专注。我跟他说，我要造一艘大船，驶向大海，驶向月牙儿升起的地方，您同清阁姨是我要带走的乘客。舒先生看着我，我们四目相望一声不响交换了许多的信息……除此之外，舒先生当然明白，我喜欢他写的《月牙儿》，我希望他只写他要写的文字。当然，数年后，学造船的梦想被彻底地粉碎了。我被迫下乡，那是1964年，舒先生满心绝望，他送给我最后的四个字是“吃饱穿暖”。之后，我度过了吃不饱也穿不暖的十二年。而舒先生，在1966年8月，被百般凌辱后投湖而去，终于完全地自由了。1983年，我成了一个写文章的人，在《联合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写的正是舒先生。二十六年以后，2009年年底，北京学者傅光明居然不顾某些人的反对写电邮来询问有关舒先生的事情，我便在电邮中写长信给他细说从头。根据这许多来往信件，他编写了《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4月，傅光明来到华府，我便有了机会直接将清阁姨的来信交给他，方便他研究清阁先生的晚景晚境。光明的这本书出版时遭到删节，虽然董桥先生等许多人予以声援，但是删节未能避免。而这本书，正是我寄给夏公的最后一本书。在此之前，夏公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也提到了他对舒先生早期作品的关注。这一切，经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最后，被收进了《尚未尘封的过往》，留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见证。
我同沈先生见面，却是另外一个情形，我们常能见面的时间是1983年到1986年，我同我先生在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从一开始，我同这位哲人之间就有着信任同默契。那时候，沈家还在极为狭小的旧公寓里居住，每一个角落都被书籍占满。沈先生对这一切完全不觉尴尬，总是笑眯眯。哪怕谈到“单位分房子”这种令人极为不平的事，沈先生也只是笑着把两只手团起来，告诉我说，“新房子的钥匙在我手里还没有捂热，就被别人拿走了，因为别人更需要……”我在大陆住过很多年，深知住房困难是怎样的痛苦，面对沈先生的潇洒，我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发现，沈家有着极为高明的办法，使得拥挤与堆积并未造成严重的障碍。一日，我在沈家，兆和姨跟我说，昨天接到通知，今天有日本客人会来。我要告辞，沈先生却说，你是自家人，坐着。于是，我看到了一场精彩好戏。日本要在一张纸钞上印制一幅佛像，派人前来请教沈先生鉴别其真伪。沈先生端详着这幅画像，然后跟兆和姨说，张先生，劳烦你，请你把床头右边第×排、第×本书拿来，应该在第××页可以找到这一幅画像。兆和姨马上起身去拿书。她走回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本破旧的册子，一边走一边翻开沈先生说到的那一页。然后，便是沈先生将两幅画像对照着解释给日本客人听，袍袖、领口、手印诸方面的细微不同，“供你们参考”。沈先生笑眯眯地这样作结。日本客人极为恭敬地点头称是，双手奉上谢仪。沈先生的笑容更加灿烂，“外国人送的东西要上缴，请收回，谢谢”。看到剧终，我非常开心，沈先生爱吃甜点，我带了点心来，他总是大笑着跟我说：“外国人送的东西要上缴，你今天不做外国人，好不好？”我也总是很高兴地回答：“沈伯伯，没问题，今天不做外国人。”然后，我会看到世界上最令我心仪的美丽画面，沈先生像孩子一样纯真的笑容。
1986年7月初，我们的任期到了，我们将飞往纽约工作。这时候，沈家已经搬进了宽敞的新居，墙壁上已经挂上了黄永玉先生的画。兆和姨到厨房张罗茶水，我同沈伯伯坐在客厅里，他的笑容消失不见了。他从椅子扶手上抬起一只右手，握住我的一只左手，跟我说，“你不会再来了……”我看着他，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不能说话。他又说，“好好写，不要中断……”我郑重点头。兆和姨端着茶盘进来了，沈先生的脸上浮上了温暖的笑容，跟我说，“到了纽约，有了机会，代我问候夏志清、金介甫”。
果真，在纽约便有了机会结识夏公，转达沈先生的问候。1988年5月，沈先生辞世，我同夏公有过一次长谈的机会，我们谈到沈先生、谈到沈家，看着沈先生伉俪的照片，夏公非常的感慨。他也谈到端木一家，谈到他同他们见面的情形，告诉我，他多么喜欢端木一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夏先生的心绪是非常复杂的。
在《尚未尘封的过往》这一本书里，我用了《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这一章记叙了一些往事，尤其是关于著名的《沈从文自定年表》同《沈从文自我评述》产生、传递、刊布的经过。
1995年，我最后一次前往中国大陆，只得短短四天签证，前往拜望的长辈只有兆和姨一位。她跟我说：“我在看你沈伯伯留下的那些‘检查’，字里行间都是意思。”之后，我们相对无言，满心凄楚。
新世纪，我得到沈龙朱、沈虎雏昆仲极大的支持、理解、指点，无论是为《长日将尽》写序还是书写这本《尚未尘封的过往》，都与他们的支持分不开，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林黛嫚：细读《尚未尘封的过往》一书，能够感觉隐约还有一些尘封的往事等待开启，如您透过特殊管道，传输的一些珍贵史料，以及默默协助许多需要帮助的文人，这些素材是否会进入您下一阶段的写作？
韩秀：这本书的出现有着非常特别的机缘，热爱朋友、勤于写信的夏志清教授遇到我这个爱写信、从来不肯丢掉一封来信的小学生，而且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们关心着、热爱着许多文学人、文化人。如此这般，以信件为经，以事件为纬，这才能仔仔细细地织出这么样的一本书来。许多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信件被随手丢掉了，如果没有写日记、写笔记的习惯，这样的一本书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还得有一位非常有心的出版人耐心地等待，等到瓜熟蒂落，然后尽心尽力打造一本美丽之书。如此这般，这段几几乎被尘封的过往才有被披露的可能。这样的机缘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比方说，夏教授是绝顶聪明之人，下笔写任何东西也都小心在意，而且，他也有“倒带”的习惯。一日，上午十一点钟，夏先生从纽约打电话到华盛顿，劈头就问：“我的信，你收到了没有？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三行那个句子要划掉......”夏公讲话极快，连珠炮一般。我也在脑中飞快倒带，努力在记忆库里寻找他所提到的那个必须划掉的句子。没有，完全没有印象，于是我问夏公，您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寄出的？他理直气壮：“早上九点钟，我亲自寄掉的。”我便请他放心，信尚未到，还在路上，收到后，会把那句“不妥”的话用修正液涂掉，夏先生这才高高兴兴地收线。第二天下午，这封信到了，我很快找到夏先生要删掉的句子，细心地将这个句子用修正液涂掉。但是，多年后，当我打开信夹，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马上一字不差地记起这个句子，记起相关的人与事，也完全的理解当初夏先生要删去这一句的全部理由。《尚未尘封的过往》写了两稿，这个句子在两本文稿中都没有出现。同朋友们谈起，也绝对不提，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只有一点，我必须对得起夏先生的信任。
同理，人们写信，里面会有许多只得意会不得言传的部分，以及只有通信双方了解的底蕴。这些内容或可以其他形式来处理，但是，像《尚未尘封的过往》这般“没有一笔无着落”（董桥先生语）的书写牵涉的层面极多，书写者不但要忠于史料，还要忠诚对待当事人的期待，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林黛嫚：夏志清先生对您的小说作品常常表达出阅读兴趣，未来的写作计划中是否有小说创作这部分？
韩秀：感谢你的理解与关心。小说创作是最为迷人的书写。我绝对无法抵抗其诱惑，一定会继续，也一定会让沈伯伯放心，好好写，不要中断……事实上，到了我这个年纪，除了疾病与死亡，还有甚么东西能够让我离开文学写作吗？
韩秀：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不必上班，因此可以把每天最好的时间用来敲键。
每天早上七点钟带一杯咖啡下楼到书房，十点钟结束敲键。之后的时间用于阅读、写信（手写、贴邮票请邮局寄送的那一种）、处理家事、购物、园艺、烹饪，以及偶尔同朋友相聚等等。
早上那三个钟头就是直接将意念变成文字的三个钟头，非常珍贵。构思的时间可以同时做其他的事情，因此，早上的三个小时纯粹是敲键。我也有“倒带”的习惯，随时随地（除了开车的时间以外）将当日写的文字字斟句酌回味一番，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会在脑子里“存盘”，第二天逐字修改之后继续向前推进。
出门旅行的日子，不带计算机、没有手机，全身心感受，写笔记，留下当时当地的最初印象与感觉。旅行所得常常在日后化为各种不同的书写，或小说，或散文，甚至纳入传记，并无定规。
如此这般，周末、假日照常做功课，除了住院开刀，没有休息日。
如此这般，就有了你所说的“产量颇丰”。
我觉得，现代社会“有趣”的事情颇多，如果心不定或者“坐不住”，是没有办法持续写作的。
林黛嫚：这些书有长篇小说、读书札记、名人传记等，内容及类型都十分多元，请您大略介绍一下这些作品的内容以及创作渊源。
韩秀：《长日将尽——我的北京故事》是我最重要的以中国大陆为背景的一组短篇小说，完成的时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曾经出版过，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大修多次，最后交给允晨出版社的时候加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序《怀想八十年代——那些人与那些事》。这篇序断断续续几乎写了一年，伴随着小说的修订，完成的时候感觉上把一条命送掉了一半。允晨发行人廖志峰先生不但不嫌这篇序太长，反而发现我有许多含糊过去了的“空洞”，希望我再有一本书来补足，比方说关于沈从文先生的点点滴滴，这就为《尚未尘封的过往》留下了伏笔。
《永远的情人——四十六篇读书札记》同你早先为三民书局编辑的《与书同在》一样，是书介专栏的结集。文学类书籍实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绝对是永远的情人，不弃不离、生死相守。你一定注意到了，这一批书介百分之五十是翻译文学，绝大多数是台湾出版品。我一向认为华文读者一定要阅读翻译文学，否则怎么可能知道别的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在怎样地生活着。当然，如果能读原文书自然是好，但是，能读土耳其文、匈牙利文、波兰文、俄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等等的读者毕竟是少数。台湾出版的翻译文学高质量地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在这里，我要借《文讯》这个平台向多家台湾出版社致上最高的敬意。当联经出版《追忆似水年华》、木马出版托尔斯泰全集、九歌出版《神曲》、台湾商务出版博尔赫斯全集、桂冠出版里尔克诗集、猫头鹰出版《黎明到衰退》、幼狮出版《世界文明史》的时候，每一个编辑部大约都不会将销售业绩作为最重要的考虑。他们只是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大块、脸谱、远流、麦田、允晨、洪范、商周、天下文化带给我无数好书，还有业强、宝瓶、志文、时报、樱桃园、馥林、野人、究竟、寂寞等等许许多多的大、中、小出版社都在没有评文介绍、没有登上畅销排行榜、没有赚到钱的情况下，开启一扇扇明窗，引领着华文读者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应当给予台湾出版界更多的掌声，更有力的支持。这许许多多的书都在我的书房里有着显赫的位置，伴随我度过无数悦读时光；他们也一部又一部、一本又一本走进我的专栏。因此，我的书介专栏以及之后的结集都有着浓厚的感激之情，以及我个人从书中所得到的启迪。现如今，我的这批书介文字已经超过一百篇，又有一本集子可以出版了。
《多余的人》这本长篇小说讲的是比《折射》更深刻的内容。1978年，我回到美国，身处政治中心华府。因此，我从一个“多余的人”变成了一块“香饽饽”（齐邦媛语）。其间，思想、文化、情感的激荡异常剧烈，而这一切在我停留台湾一年之后沉静下来。小说结束在我将再次踏上那块土地，以不同的身分，不同的精神状态出现。这本书酝酿的时间很长，我不断地集聚着力量，让自己能够面对一些永远不愿面对的事实。允晨发行人廖志峰先生耐心等待，时时鼓励，让我心存感激。
《文学的滋味》是一本奇妙之书。当我在台湾商务出版了一本《韩秀show上桌——一位外交官夫人的宴客秘籍》、出版了一本《永远的情人——四十六篇藏书札记》之后，台湾商务前总编辑方鹏程先生跟我说，能不能将文学与美食结合来写一本书。我欣然应命，《文学的滋味》由此而生。其实，古希腊以降，文学与美食总是结伴而行的，因之，文学的滋味格外丰富、格外美好。而我个人，在进入美国外交圈之后，便热心于各式美食的烹制，颇有心得。在写《盐的传奇》这一篇的时候因为陪同大陆学者傅光明造访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亚洲部研究员宋玉武先生陪同傅光明去浏览某些馆藏的时候，我便坐在阅览室里等候。如有神助，我惊喜地发现周围书架上集中了大量有关亚洲盐业的中文书籍，于是，迅速地抄写了许多的摘要。宋先生回来，我便告诉他我的收获，他微笑，前两天，一位学者调集了许多有关书籍，做完了研究，书却尚未来得及归档。于是我同这一批书有了这样的一段渊源，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被我插在计算机后面的数据板上，带来一种严谨而诙谐的氛围，直到这本书写完、付梓。这一本书写得极为舒畅，真是一本舍不得写完的书，滋味妙极了。
《亚果号的返航》是《折射》的新版。《折射》这本书1990年初版，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感动了很多人也激励了很多人，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轨道。幼狮出版社的编者朋友们越来越感觉到这本书不只是反映出一个时代一种人生，她更有着一种激励的作用，在告诉人们，无论怎样的坚苦卓绝，我们仍然有机会实现理想，重点在于永不放弃以及随时随地做好前行的准备。改版之前，朋友们告诉我这本书将进入“小说馆”，于是《亚果号的返航》应运而生，书前小序谈及电影《亚果出任务》。读者见到这篇短文，自然缩短了与书之间的距离。一年下来，许多读者对新版赞誉有加，令人欣慰。 《林布兰特》这本书的出现也是很奇妙的事情。2014年台北书展期间，幼狮周雅娣、沈怡汝、黄净闵三位跟我约稿，我答应了怡汝的专栏稿约，却不能马上答应净闵的艺术家专书稿约，因为我已经答应另外一家出版社在这一年要以书信为经线贯穿出一本文林忆往，不能黄牛。净闵善解人意，乐意耐心等到2015年。我们便谈到要选哪一位艺术家来打头阵。我毫不犹疑就说出了林布兰特的名字，因为我已经研究这位艺术家很多年了。幼狮的朋友们都很赞成我的选择，于是，我在2015年春开始了这个浩大的工程。说浩大，毫不过分，因为各种原因，堆积如山的有关林布兰特的各种语文的专书都有着大量的谬误、扭曲、掩盖、避重就轻，许多矛盾、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部分需要厘清。以一支文学之笔去探索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还原四百年前的场景，需要握管人“搬到”阿姆斯特丹去，“走进”布雷街的画室，“亲眼目睹”艺术家的探索、同他一道挣扎与奋斗。一百五十六天的抽丝剥茧终于达到拨云见日的目的。这一役的成功给了我同编辑朋友极大的信心，我们准备2016年再下一城。
《尚未尘封的过往》是欢愉之书，也是哀伤之书。最重要的缘起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写信的人，因此也就收到许多的来信，同朋友们聊天也就会谈到一些信件的故事。方鹏程先生曾经建议我根据来信来写一本书，廖志峰先生更是明确地表示过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沈从文先生的点点滴滴。2013年年底，夏志清教授辞世，我在静夜中打开夏公的专属信夹，夏先生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这本书，就这样开笔了，2014年底完成了第一稿，寄给廖先生看，他很喜欢。但是，如果另外写一本书来谈沈从文先生，在记忆轴上便有着重复。如果以编年方式来写，不但可以使文本更简洁、清爽，而且可以从我的数据库中挖掘出更多的数据来丰富之。我想写第二稿，得到廖先生支持。于是，2015年成了我特别忙碌的写作年。两本截然不同的书交叉进行，其中的辛苦实在不足与外人道。结果便是，《林布兰特》同《尚未尘封的过往》几乎同时问世。透过这两本书，我向林布兰特、向夏志清教授、向沈从文先生、向端木蕻良先生等，致上我最深沉的敬意。而《尚未尘封的过往》更是以夏先生为主轴将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文学出版的种种以及两岸之间的文坛往事做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记叙。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在读者寻找当代文学史的参照物时，必然会显现出来。
林黛嫚：您经常回台参加国际书展，您游历过许多国家的书展，谈谈书展对您的意义，以及您对台北国际书展的看法。
韩秀：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多年来，几乎年年回台北看书展，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国际出版界将台北国际书展列为世界四大书展之一，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台北是华文书籍的出版重镇之一，台湾为此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台湾出版界的国际视野也为此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美国书展大家都比较熟悉，我想在这里谈一谈美国国家图书节。
美国国家图书节是一个一年一度在9月的一个周末于首都华府举办一天的盛会，其最高宗旨是整个国家向作家、出版社致上最高的礼敬。主办者是美国国会图书馆，2014年邀请了一百位作家，他们每人的一本著作，以及这本著作的出版社。赞助者是富邦银行同《华盛顿邮报》，富邦银行为作家同出版社的一切开支买单；《华盛顿邮报》则负责宣传报导。盛况空前之余，主办者也听取了读者大众的意见与建议，2015年便邀请了一百七十位作家，他们的全部出版品以及相关的所有的出版社。一如既往，赞助者富邦银行提供全部财务支持，《华盛顿邮报》持续深入报导。以往，图书节在市中心户外进行，自2014年起，举办盛会的场地改为华府最大的展事中心，一楼二十个会议厅（每个会议厅可容纳五百人）为作家们提供每位一小时的演讲时间，二楼签书区也为每位作家提供一小时的签书时间；二楼也有一个书籍展示、销售的区域，读者们在那里安静地看书、选书、排队缴费，没有任何书籍是减价出售的。作者、出版社、书籍在这里备受尊敬，因为书籍担任的是延续文明的重责大任。在这里绝对看不到电子书、看不到电子阅读器，这里是古腾堡的世界，不受现代科技的影响。甚至，每年的1月23日已经被命名为美国的“手工书写日”，在这一天，我会关闭计算机，铺开信纸写更多的信给朋友，或者制作手工书，来声援这样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于我而言，台北书展能够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搜集到最多的台湾出版品，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藉这一展示接触到一些平时比较不会接触到的国家的文学，比方说像匈牙利，2016年，匈牙利是台北书展主题国。他们的文宣做得好，以英文详细介绍了这个国家的许多重要的现代作家。
现如今，书籍当然是商品，但同时，书籍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收藏品，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人类四大文明，只有传统中国字还在我们的书籍里存活着，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台湾出版界在文明的延续方面功劳卓著。他们应当真正重视一年一度的书展，不是只是来讲讲话就算了，而是应当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书展也应当同其他的展事区别对待，出版社绝对没有必要为了场地费一再地伤透脑筋。
在版权交易方面，我也热切地希望着台湾出版品能够得到更好的介绍，使得外国出版社了解更多书籍的内容，产生兴趣，乐意翻译介绍。台湾翻译人才济济，为一些好书翻译短短三、五页，应当不是一个问题。
台北国际书展应当像世界其他重要的书展一样，对书籍表达出充分的尊重。书展是一个教育场所，教育人们“敬惜字纸”，书展绝对不应当变成一个大卖场。
林黛嫚：董桥曾说：“我很羡慕韩秀有过不少机缘近距离观察这两位前辈的哀乐。那是珍贵的一份洞悉。”这两位前辈是指沈从文和老舍，能否谈谈几件您和这两位前辈相处的往事，也让读者了解一下所谓的“那一份洞悉”？
韩秀：1948年9月19日，我两岁，从纽约坐船到上海。来到码头接船的两位长辈是我的外婆同她的远亲赵清阁。清阁先生是著名的作家、戏剧家，也是老舍先生早年的合作者。于是，我小时候便常在舒家出入，为远在上海的清阁先生同住在北京的舒先生悄悄地传送信笺，亲眼见证了两位长辈的无奈，也见证了这样一段凄美的爱情。关于舒先生，我写过很多，在这里讲一个片段，一个未曾写过的片段。 我同舒先生之间有着信任、有着默契。1958年，我刚刚进入初中一年级。我有一盒来自美国的组装玩具，是各种形状的铁片，上面钻了圆孔，可用螺丝钉组装成飞机、轮船、火车头、拖拉机等等，是科学家孙天风先生从美国返回中国的时候带给我的礼物。舒先生的女儿舒丽看到了，借了去玩。这一天，我到了舒家，舒先生指给我看，方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我心爱的玩具。舒先生一直说抱歉，我知道舒丽一向被母亲呵护得很好，不怎么珍惜东西的，我的玩具还在，并没有毁坏丢失，也就没有关系。我便很高兴地跟舒先生说，不要紧，我来归位就好。舒先生便聚精会神看我用一把小小的螺丝刀将拧得歪七扭八的螺丝旋开，将铁片按形状归类，我的手指熟练、迅速地移动着，桌面很快被清理出来，玩具也都井井有条的被放进盒子里。就在大功告成，我把盒子盖好的剎那，我看到了舒先生眼睛里的泪光。我静静看着他，知道他有话要说。他沉吟半晌问了一句话，日后，你大约不愿意写文章？我很坚定地回答，不，我不要写文章，我要学造船。他扬起眉毛，眼神专注。我跟他说，我要造一艘大船，驶向大海，驶向月牙儿升起的地方，您同清阁姨是我要带走的乘客。舒先生看着我，我们四目相望一声不响交换了许多的信息……除此之外，舒先生当然明白，我喜欢他写的《月牙儿》，我希望他只写他要写的文字。当然，数年后，学造船的梦想被彻底地粉碎了。我被迫下乡，那是1964年，舒先生满心绝望，他送给我最后的四个字是“吃饱穿暖”。之后，我度过了吃不饱也穿不暖的十二年。而舒先生，在1966年8月，被百般凌辱后投湖而去，终于完全地自由了。1983年，我成了一个写文章的人，在《联合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写的正是舒先生。二十六年以后，2009年年底，北京学者傅光明居然不顾某些人的反对写电邮来询问有关舒先生的事情，我便在电邮中写长信给他细说从头。根据这许多来往信件，他编写了《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4月，傅光明来到华府，我便有了机会直接将清阁姨的来信交给他，方便他研究清阁先生的晚景晚境。光明的这本书出版时遭到删节，虽然董桥先生等许多人予以声援，但是删节未能避免。而这本书，正是我寄给夏公的最后一本书。在此之前，夏公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也提到了他对舒先生早期作品的关注。这一切，经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最后，被收进了《尚未尘封的过往》，留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见证。
我同沈先生见面，却是另外一个情形，我们常能见面的时间是1983年到1986年，我同我先生在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从一开始，我同这位哲人之间就有着信任同默契。那时候，沈家还在极为狭小的旧公寓里居住，每一个角落都被书籍占满。沈先生对这一切完全不觉尴尬，总是笑眯眯。哪怕谈到“单位分房子”这种令人极为不平的事，沈先生也只是笑着把两只手团起来，告诉我说，“新房子的钥匙在我手里还没有捂热，就被别人拿走了，因为别人更需要……”我在大陆住过很多年，深知住房困难是怎样的痛苦，面对沈先生的潇洒，我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发现，沈家有着极为高明的办法，使得拥挤与堆积并未造成严重的障碍。一日，我在沈家，兆和姨跟我说，昨天接到通知，今天有日本客人会来。我要告辞，沈先生却说，你是自家人，坐着。于是，我看到了一场精彩好戏。日本要在一张纸钞上印制一幅佛像，派人前来请教沈先生鉴别其真伪。沈先生端详着这幅画像，然后跟兆和姨说，张先生，劳烦你，请你把床头右边第×排、第×本书拿来，应该在第××页可以找到这一幅画像。兆和姨马上起身去拿书。她走回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本破旧的册子，一边走一边翻开沈先生说到的那一页。然后，便是沈先生将两幅画像对照着解释给日本客人听，袍袖、领口、手印诸方面的细微不同，“供你们参考”。沈先生笑眯眯地这样作结。日本客人极为恭敬地点头称是，双手奉上谢仪。沈先生的笑容更加灿烂，“外国人送的东西要上缴，请收回，谢谢”。看到剧终，我非常开心，沈先生爱吃甜点，我带了点心来，他总是大笑着跟我说：“外国人送的东西要上缴，你今天不做外国人，好不好？”我也总是很高兴地回答：“沈伯伯，没问题，今天不做外国人。”然后，我会看到世界上最令我心仪的美丽画面，沈先生像孩子一样纯真的笑容。
1986年7月初，我们的任期到了，我们将飞往纽约工作。这时候，沈家已经搬进了宽敞的新居，墙壁上已经挂上了黄永玉先生的画。兆和姨到厨房张罗茶水，我同沈伯伯坐在客厅里，他的笑容消失不见了。他从椅子扶手上抬起一只右手，握住我的一只左手，跟我说，“你不会再来了……”我看着他，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不能说话。他又说，“好好写，不要中断……”我郑重点头。兆和姨端着茶盘进来了，沈先生的脸上浮上了温暖的笑容，跟我说，“到了纽约，有了机会，代我问候夏志清、金介甫”。
果真，在纽约便有了机会结识夏公，转达沈先生的问候。1988年5月，沈先生辞世，我同夏公有过一次长谈的机会，我们谈到沈先生、谈到沈家，看着沈先生伉俪的照片，夏公非常的感慨。他也谈到端木一家，谈到他同他们见面的情形，告诉我，他多么喜欢端木一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夏先生的心绪是非常复杂的。
在《尚未尘封的过往》这一本书里，我用了《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这一章记叙了一些往事，尤其是关于著名的《沈从文自定年表》同《沈从文自我评述》产生、传递、刊布的经过。
1995年，我最后一次前往中国大陆，只得短短四天签证，前往拜望的长辈只有兆和姨一位。她跟我说：“我在看你沈伯伯留下的那些‘检查’，字里行间都是意思。”之后，我们相对无言，满心凄楚。
新世纪，我得到沈龙朱、沈虎雏昆仲极大的支持、理解、指点，无论是为《长日将尽》写序还是书写这本《尚未尘封的过往》，都与他们的支持分不开，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林黛嫚：细读《尚未尘封的过往》一书，能够感觉隐约还有一些尘封的往事等待开启，如您透过特殊管道，传输的一些珍贵史料，以及默默协助许多需要帮助的文人，这些素材是否会进入您下一阶段的写作？
韩秀：这本书的出现有着非常特别的机缘，热爱朋友、勤于写信的夏志清教授遇到我这个爱写信、从来不肯丢掉一封来信的小学生，而且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们关心着、热爱着许多文学人、文化人。如此这般，以信件为经，以事件为纬，这才能仔仔细细地织出这么样的一本书来。许多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信件被随手丢掉了，如果没有写日记、写笔记的习惯，这样的一本书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还得有一位非常有心的出版人耐心地等待，等到瓜熟蒂落，然后尽心尽力打造一本美丽之书。如此这般，这段几几乎被尘封的过往才有被披露的可能。这样的机缘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比方说，夏教授是绝顶聪明之人，下笔写任何东西也都小心在意，而且，他也有“倒带”的习惯。一日，上午十一点钟，夏先生从纽约打电话到华盛顿，劈头就问：“我的信，你收到了没有？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三行那个句子要划掉......”夏公讲话极快，连珠炮一般。我也在脑中飞快倒带，努力在记忆库里寻找他所提到的那个必须划掉的句子。没有，完全没有印象，于是我问夏公，您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寄出的？他理直气壮：“早上九点钟，我亲自寄掉的。”我便请他放心，信尚未到，还在路上，收到后，会把那句“不妥”的话用修正液涂掉，夏先生这才高高兴兴地收线。第二天下午，这封信到了，我很快找到夏先生要删掉的句子，细心地将这个句子用修正液涂掉。但是，多年后，当我打开信夹，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马上一字不差地记起这个句子，记起相关的人与事，也完全的理解当初夏先生要删去这一句的全部理由。《尚未尘封的过往》写了两稿，这个句子在两本文稿中都没有出现。同朋友们谈起，也绝对不提，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只有一点，我必须对得起夏先生的信任。
同理，人们写信，里面会有许多只得意会不得言传的部分，以及只有通信双方了解的底蕴。这些内容或可以其他形式来处理，但是，像《尚未尘封的过往》这般“没有一笔无着落”（董桥先生语）的书写牵涉的层面极多，书写者不但要忠于史料，还要忠诚对待当事人的期待，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林黛嫚：夏志清先生对您的小说作品常常表达出阅读兴趣，未来的写作计划中是否有小说创作这部分？
韩秀：感谢你的理解与关心。小说创作是最为迷人的书写。我绝对无法抵抗其诱惑，一定会继续，也一定会让沈伯伯放心，好好写，不要中断……事实上，到了我这个年纪，除了疾病与死亡，还有甚么东西能够让我离开文学写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