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魏先自灌下几大口酒，咂咂嘴说，
　　这酒喝得手脚有些发热了，抵得上一条棉裤。
　　二人围炉喝酒，不觉间浑身发热。
　　老魏把鞋袜一脱，鞋里就开始冒白烟。老邹挥挥手，嫌脚臭。
　　老魏嘿嘿一笑说，我这一路可是脚踏白云过来的。
　　老魏的“自由国”
　　 会喝酒的人往往先吃半碗饭，肚腹温实了，再开始饮酒，据说这样可以保肝护胃。也有人，喝了点白酒，再喝啤酒，说是“漱漱口”，然后饮茶，把酒气一点点冲淡。老魏不是这样的，他喜欢空腹喝酒，黄白杂进，荤素不忌。酒足之后就无需吃饭了。
　　 老魏喜欢喝黄酒，往往是一斤打底。之后能喝上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坊间曾有传言，说他一次能喝十斤黄酒。是否真有其事？很多人见了面总要带着好奇心，向他求证。的确喝过，他说，不过，酒坛子五斤，酒五斤。他也从来不拿自己的酒量向人炫耀。跟人喝酒，他一不劝酒，二不斗酒。别人喝与不喝，是别人的事。别人不喝了，他还在喝，一个人喝。浑身酒气弥散开来，将他包围着。
　　 老魏住酒坊巷。从前，那里有家酿酒作坊，老魏的祖父便是一位名气不薄的酿酒师傅。他的手艺活传到老魏的父亲手里，正值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兴起，酿酒作坊维持几年，就日见衰落了。老魏没有继承父业，但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品酒。
　　 有传言说，老魏好酒，就把女儿跟我们镇上一个酒厂老板的儿子订了娃娃亲。这酒厂老板的儿子叫邹童童，就是老魏女儿的同班同学。逢年过节，邹童童就会提着两埕好酒拜见未来的岳父大人。
　　 同学们就这事问过邹童童。邹童童说，这是大人们开的玩笑，难道你们还当真不成？
　　 老魏与邹童童的父亲是发小，一起放过牛，种过田，闯过江湖，打过群架。更铁的是，他们还一起坐过牢。这事是因老魏而起，确切地说，是因酒后失言而起。那年“文革”刚闹开，老魏跟老邹在酒馆里喝到兴头上，就旁若无人地聊起昨晚收听的“敌台”新闻，说毛谈林，也不避讳。谁知隔墙有耳，有人竟跑到革命委员会告密。没多久，就有人先后带走了烂醉如泥的魏、邹二人。不过，老魏很讲江湖义气，谈话时，把“反革命收听敌台罪”都揽到了一个人身上，因此，老邹拘留了半月就放了出来，而老魏依旧羁押在狱。老魏在牢里面壁思过，得出的结论是：酒喝多了，不好;话多了，更不好。这世道，酒好喝，话难说。从此闭嘴。第二年冬天，老魏从监狱里出来，没有径直回家，而是敲开了老邹家的门。老邹开了门，问，回家见过嫂子了？答，没有。问，先来我这儿，一定是要借米吧，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老魏说，我还要借一样物什？问，什么？答，棉裤。大冷天，前列腺坏了，屌冷。老邹讲义气，当即脱下自己的棉裤送给老魏，还附送一壶酒。老魏知道，老邹家也穷，只剩下这一壶酒了。老魏先自灌下几大口酒，咂咂嘴说，这酒喝得手脚有些发热了，抵得上一条棉裤。二人围炉喝酒，不觉间浑身发热。老魏把鞋袜一脱，鞋里就开始冒白烟。老邹挥挥手，嫌脚臭。老魏嘿嘿一笑说，我这一路可是脚踏白云过来的。老邹说，你喝完了这一壶酒，脚就更轻了，穿上鞋，赶紧走，嫂子还在家等着你呢。
　　 老魏喝了酒，便提着一袋米，腾云驾雾般地走上街头。看到街头的红联和灯笼，心里便是一阵慌。掐指一算，除夕将近，腊梅枝头的花朵都喧嚷开了。料想家中闹穷，无心赏，就在路旁折了一枝腊梅，打算带回家去，插在陶罐里，也算应个景。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老婆早已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已交岁末，家家置办年货，吃分岁酒，唯独老魏家一派清冷，咳一声嗽都有回声。老魏待不住，添了一件毛衣就跟急着要甩掉什么似的跑出去了。外面是一条阳光照不到的老巷子，只有零星几个行人，青石板上响着呼呼寒风和跺脚的声音;他又从冷寂的巷子跑到大街上，往阳光更多的地方走去。街头摊边，看见阳光底下一个乡下妇人正掏出白花花一坨肉来奶孩子，他便摁住咕噜作响的肚皮，直把目光黏在妇人那坨肉上。妇人惊觉，立马放下衣服，拿目光狠狠地剜他两眼。他也是微微一惊，走开了。因为冷，他在阳光里走得飞快。走着走着，又碰上了老邹。老魏咧着嘴说，明晚有空来我家吃分岁酒啊。
　　 第二天就是除夕，老邹来了之后，发现老魏家里的餐桌上除了灰尘，什么都没有。透过窗户的破洞，依稀能看到邻家温暖的灯光，还能闻到一股随风飘来的肉香。老邹没有坐下来，因为唯一的一张椅子只有三条腿。老魏说，人家过的是年，我过的仍然是日子。你既然来了，我就请你痛痛快快地喝一顿。喝什么？老魏打开了窗户，说，喝西北风呀，喝西北风呀。老魏说，我已经喝了半吨西北风，抵饱了。老邹扫兴，做了一个把杯子放下的动作说，我也喝饱了，抹抹嘴，走了。
　　 之后几十年间，邹童童的父亲只要喝了点酒，就不厌其烦地跟人重提这些陈年旧事。连老魏都听烦了。
　　 邹童童生日，老魏请邹童童和他的几个同学吃酒。照例是在醉贤楼。
　　 老魏自称“老鬼”，去掉一个酒字;喊邹童童“小鬼”，也去掉一个酒字。
　　 他是小鬼，魂魄还没长全，喝起酒来，能教大人胆寒。老魏说，这小鬼，长大了准是个有魄力的人物。
　　 虽然伴酒伴茶的只有两碟蚕豆和花生，但大伙依旧聊得很开心。老魏也讲一些跟自己有关的酒事。有人说他是酒鬼，老魏是极不高兴的。在老魏看来，酒鬼与他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酒鬼只是酒鬼，而他能把酒喝出境界来。邹童童的同学问过老魏，你能喝多少斤酒？老魏说，我喝多少斤酒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喝多少年酒。又问，有没有醉过酒？老魏说，不曾。邹童童说，他吹牛的，有一回听我老爸说，他喝醉了酒，竟稀里糊涂地走进火车站，坐上了去外省的火车。老魏点点头说，有这回事。我睡得正酣时，一名检票员发现我是逃票的，就在中途停靠时把我轰了下去。
　　 还有一回，老魏接着说，他喝醉了酒，被人塞进了一辆板车，隐隐约约听得有人问他，去北京？老魏扳了扳手指，两千多里路，愁远，就回一声，不去了。继而又听得有人问，那么你要去哪儿？老魏说，去杭州，去杭州的岳坟边睡一觉。于是，他就梦见自己穿州越府，走了很远的路。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躺在家中的床上。老魏说，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在梦里走了好几百里路，而事实上呢？只是被人用板车拉着穿过两条街。 　　 大伙跟老魏在一起，常常觉得他不是在说酒话，而是梦话。邹童童和他的同学们也像在说梦话，没大没小的。
　　 在日落与日出之间，老魏至少要吃一顿酒。生活境遇好了之后，他这一习惯很少有所改变。有意思的是，他从酒场回来或是去赴酒宴的时候，从来不说吃酒，而是说吃茶。为什么这样说？大概跟他惧内有关。
　　 有一阵子，老魏突然宣称要戒酒了。
　　 于是改成吃茶。有一回，他吃了好几碗酽酽的浓茶。吃完之后，碗落地，人就趴在桌上睡去了。有人以为他生了病，后来才晓得他是把自己吃醉了。几个酒友用三轮车把他送回家，老伴见了，又开始数落，说不喝了，不喝了，现在又喝上了。酒友们解释说，他这回是被茶吃醉的，不是被酒吃醉的。可老伴不信，撇撇嘴说，我一里外都能闻到他一身的酒气，骗谁呢？酒友们说，酒气是我们搀扶时传给他的，吃茶人身上是没有茶气的。众人把老魏扶到床上，他却猛地坐起来，吐了一地的茶水。这一刻，老伴才相信，老头子吃进去的果然是茶。
　　 老魏说，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喝茶更叫人难受的了。从此也就没有再喝茶。酒当然是喝的。为了讨好老伴，他常常把酒喝了，酒食带回家。即便如此，老伴也没少唠叨，不过，唠叨之后还是给他泡一碗暖胃的姜汤。老伴怕老头子在外面酒喝多了出事，就给他下了一道禁令：吃酒，可以，但必须限于家里头。
　　 他家有一个大酒缸，缸上有一块木板，权当桌子。客人来了，就围坐大酒缸吃酒。这是效仿北方人的吃法。不过，北方酒馆里的大酒缸只是桌子的替代物，里面没有酒的。而他家的酒缸里非但有酒，还有好酒。有人说，老魏喝酒太急，就像是吞什么东西。一口酒吞下，喉咙里居然也没发出咕咚一声。随后，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也就出来了。
　　 老伴到底还是失算了。老魏酒喝多了，有时也不安分，会趁她不注意溜到外边。一条街荡过来荡过去，逮住谁就跟谁聊开，谈风月，也谈国家大事。那时节，“四人帮”早已垮台，他就骂“四人帮”，连带骂一些看不惯的官场人物，常常是不避刀斧。老伴得知他又跑出去撒酒疯，必会手执扫帚到处寻找他的影踪。后来，老伴奈何不了他，就掷下一句“酒乱喝，话乱说，迟早要生祸害”，由他去了。
　　 老魏有一肚子的酒，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每每喝完酒，天地在他眼前就显小了。山小了，如几块石头;树小了，如草芥;芸芸众生，也不过是蝼蚁而已。那时候，他是不能待在屋子里的，一人独大，就嫌屋子小，容纳不了他。这大概就是他喜欢走到宽阔处、大声说话的原因。有人劝他回家，他大都是给个不理。有时在路边土堆上一坐，自称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老魏最后一次喝酒，是在我们那条街上的醉贤楼。
　　 那天，有位老朋友招饮，老魏瞒着老伴，称自己要去文昌阁听鼓词。外面风有点大。老伴提醒道，看样子要下雨了，还是带把伞吧。老魏指了指头顶说，这就是我的伞了。老魏有一顶好看的绅士帽，总能在阴雨天随遇而安。
　　 天是黑的，像棺材那么黑的。认识老魏的人后来回忆起老魏最后一次喝酒时，都说那一天的天色确乎黑得有几分怪异。
　　 老魏进了门，头件事就是要一壶黄酒。壶是锡壶，可以装一斤半酒。坐下后，他又要了两副碗筷。谁也不晓得老魏这一回请的是哪位。老魏给自己的酒杯筛了酒，缓缓抬起头来，把店老板叫过来，指了指墙上的一张红纸问，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写上“莫议国是，不谈风月”八个字？店老板随即从柜台上拿来一张报纸，戴上眼镜，解释说，你看看，最近形势又紧了，听说上面要搞什么“严打”运动。老魏说，到面馆吃面条可以不谈国是，但在你这儿吃吃酒不谈国是，实在说不过去。店老板冷笑一声说，你现在想找个人谈谈国是，也没人愿意跟你谈了。老魏摇摇头，说，那么，谈谈风月总是可以吧？店老板说，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店老板说，前几天，街口有个卖柴油的在对面那家酒馆里喝了点酒，跟几个朋友吹嘘说自己这半年内搞了一打女人，其中有一个据说还是镇长的女儿。他讲得口水四溅，边上听的人也是如痴如醉。这些话说了也就说了，不承想有人去镇里告发，公安就立马派人把那个卖柴油的带走了。老魏说，街口那个卖柴油的我也认得，平日里喜欢讲黄段子图个嘴上快活，人倒不坏的，难道嘴上说说也有人当真？店老板转身走开，丢下一句：坏就坏在那张嘴上。
　　 说话间，有人推门进来。身后一阵风吹进店堂，厚重的雨幕撕扯成几片薄烟，从檐下飞立起来。那人看样子是个外乡人，身后背着一个旧兮兮的帆布包。他走到老魏跟前，点点头，坐了下来，也没有环顾左右，只是一杯接一杯地跟老魏对饮，仿佛这个店堂里只有他们俩。过了片刻，那人起身，说了一句：跟我走吧。老魏挥挥手说，你先走，我还要喝点酒呢。
　　 那人走了，店老板问老魏，他是谁？老魏说，我也不晓得他是谁，只记得有一回，我跟他喝了许多酒，他带我去山中闲荡，然后就告诉我，山那边有个国家，叫“自由国”。店老板有些好奇，就问，“自由国”是怎样的？老魏龇牙咧嘴说，你送我半壶酒，我就说给你听。店老板笑笑，居然真的送了半壶酒。
　　 在醉贤楼，老魏一口气喝了好几斤绍兴酒，兴头来了，就在店堂里说了一些“自由国”的见闻，还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自由国”无君无臣，人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人人善饮，一日三餐就以酒代饭;国民不分尊卑贵贱，户籍不分居民或农业;信仰自由，可以信奉各路神仙;言论自由，可以说疯话怪话鬼话不三不四话，等等。沉浸在酒气中的老魏脸同鸡冠花，姿态昂扬。店堂里的人听了他的一番话，都惊呆了，他们从来不知道，老魏的脑子里竟然会装着那么多古怪的想法。那一年正是一九八三年，“严打”运动来势正猛。有人听了老魏的“自由国宣言”，立马报告“公安”。
　　 当晚，那个跟老魏喝过酒的外乡人在一家招待所里被警察抓捕。据说他是一个传播邪教的头目，犯有“历史反革命罪”与“现行反革命罪”。老魏跟他有过交往，也就难免受到牵连。第二天清早，有人造访，请他去县里面走一趟。老魏出门时，突然又折返，找到那顶平日里常戴的绅士帽，扣在头上。老魏跟同行的人说，他戴这顶帽子不是要风度，而是突然觉着头顶上空有一场暴雨就要来临。 　　 审讯是从深夜开始，直至次日中午。其结果是：“邪教头目”被当地公安押解到省城，而老魏留了下来。那阵子，县里面“严打”指标不够，索性把他拉进去充数。这一下，老魏急了，问看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人回答，也没有公检法三家出来给他一次定刑。老魏就这样坐在牢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审判结果。牢里的犯人成分复杂，有投机倒把分子、强奸犯、流氓犯，还有杀人犯。隔三差五，老魏就发现同牢的犯人要么转狱，要么被拉去枪毙。老魏开始变得不安起来了。他托人给家里带话，如果上头有消息说他哪一天要枪毙，无论如何得托人带酒来——肚子里先有一碗酒装着，上了黄泉路也就不怕了。
　　 某日，老邹忽然带了一壶酒来探监。隔着一张桌子，老邹做了一个饮酒的动作说，我原本是来送酒的。老魏的眼中掠过一丝震颤，问，我要死了么？！老邹说，我没听到任何消息说你被判死刑。老魏转头问边上的看守，看守也摇头说，没接到任何消息。老魏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这一回真的是在劫难逃了——噢，我明白，其实你们都在瞒着我。老邹说，我来看你，只是想送你一壶酒，实在没有别的意思。老魏问，酒呢？老邹指了指看守说，被没收了。老魏又转头对看守说，既然我要死了，能否让我抿几口？看守说，不行。老魏费了一番唇舌，最终还是没能喝上一滴。不行就是不行。老魏摘下塑胶眼镜，目光茫然地望着虚空中的某一点，伸出一条灰白舌头说，我的“自由国”是建立在舌头上的，也是毁在舌头上的，如果有罪，也是舌头之罪，跟酒无关。
　　 老魏说完这话，就悻悻然回“笼”。
　　 没有酒，老魏也就谈不上什么风度了。有时候，几根手指会莫名其妙地抖动，他想用另一只手摁住，整个身体反倒跟着抖动起来。有人问，你怕死？是的，老魏说，我身体里有两个鬼，一个是酒鬼，一个是怕死鬼。现在，酒鬼死了，怕死鬼就冒出来了。老魏对自己真是没有一点法子。
　　 判决书迟迟没有下来，老魏整天都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过了一礼拜，看守所里就传出消息说老魏死了——是割喉自杀的，舌头吐出来，极是骇人。
　　 老魏临死前也没留下什么该说的话。
　　 人已仙去，但他存储在地窖的十几坛酒却被吊客们拿去分享了，好像他们不是来吊唁，而是来举杯庆贺的。那些天，老魏家门前的街道上到处弥漫着一股酒香。出殡那天，邹童童和他的同学也都过来了。邹童童问老邹，魏伯伯说的“自由国”你去过？老邹说，这世上哪里有什么“自由国”？都是他酒后胡扯的。不，邹童童说，魏伯伯带我们去过那地方。老邹一听这话，脸色煞白，赶紧捂住邹童童的嘴，环顾四周说，以后有人问你有没有去过那地方，你就咬牙说没有，记住了？！邹童童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点点头。老邹不放心，又把邹童童的同学一并叫过来，拉到墙角，把他对邹童童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老魏入葬时，家人特意在土里埋了一坛酒（他们似乎怕老魏的手够不着，所以埋得很深）。阴雨天，有几只白鸟在风里飘飞。灰影般的远山让人们的眼睛生出了几分迷茫。除了封龙门时响起的炮仗声和锣鼓声，山间几乎没有人声。走到山脚下，老邹突然驻足，望了望阴冷的天空，嘀咕了一句：老魏喝完了这壶酒，现在也该赶赴“自由国”了吧……
　　
　　孤独的李
　　 李先生很瘦。
　　 李先生说，真会吃酒的人多瘦。只有那些大吃大喝的人才会胖得像猪。一个人，真正懂得品味酒，是不需要吃太多东西的。甚至，为了求得酒味纯全，可以不吃饭。又是吃饭又是吃酒，把胃里塞得满满的，那是酒囊饭袋。这种人，是不能跟我坐在一起品酒的。
　　 在他，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没酒可喝，最痛快的事当然是有酒喝。看到花开了，高兴，他就想喝酒;看到花谢了，伤感、无聊，也想喝酒。居家过日子，可以居无竹、食无肉，但不能无酒。少了酒，之于他，喝水无味，喝茶无味，说话无味。碰到凶年，稻谷歉收，大家没饭吃，很多人都跑出去谋活路了，他却留下来，独守着家里三缸杨梅酒，每天靠喝酒度日。凶年过去，人们回来，发现他也没怎么见瘦。于是人们都说，他真是“酒仙”。
　　 李先生常常跟人说，酒是最纯粹的水。李先生指的当然是好酒。
　　 李先生也喝过劣质酒。实在无酒可喝，劣质酒聊胜于无。还有一次，喝到了假酒，明知是假的，照喝不误，这情形好比是病急乱投医。
　　 他喝酒，或不喝酒，没有人管他。因此，喝多喝少，他都能做到心中有数。这么说，你就会明白，李先生没有家小。他栖身的地方是城南一座地主屋的披舍。有人问他，一家几口？答，鸡犬在内，十一口。人一口，狗一口，鸡九口。这里头，狗跟他最亲近。他家的狗也能喝点酒，喝了就睡，也不会撒野发酒疯。
　　 李先生在这个镇上几乎没有几个好朋友——在他眼里，能坐到一起通宵达旦喝酒聊天的人才算得上是好朋友。有一回，他下定了决心，打算回老家。票买好了，却没赶上火车。换作别人，定然会摇头顿足，而我们的李先生一点儿都不急。火车固然是赶不上了，但赶上了好天气，他也就索性退了票，走出火车站，走到人越来越少、树越来越多的地方。在那里转了一圈，找到了一家小酒馆，独自消磨了一个下午。傍晚时分，他又慢悠悠地出了林子，坐上了一辆公交车。坐车过了头，也不着急，索性一错到底，继续在车上坐着，慢悠悠地欣赏陌生的街景。直到他觉得没什么可看了，就在某个站点下来，慢慢地走回去。
　　 李先生嘛，镇上的人说，他就是这样一个怪怪的人。
　　所以，人们称李先生为“酒仙”，还有另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在本地话里面，这个“仙”字用另一种口吻读来就隐含着那么一点嘲讽的味道。
　　 城南的酒仙与城北的酒鬼终生未遇。酒鬼是谁？就是老魏。人们说起来，都未免觉着有些遗憾。李先生尽管不曾与城北的老魏喝过酒，但他们似乎也曾听过彼此间的一些酒事。老魏枪毙之后，有人让城南这位酒仙过去送葬。酒仙说，既然我们没能在同一张酒桌上相遇，也就不必在那样的场合道别了。他做他的鬼，我做我的仙。 　　 事实上，李先生也有个可以坐下来通宵对饮的酒友。这在李先生一生中恐怕也是不可多得的。那时恰好是六十年代末，又是冬末。大冷天，那人坐一桌，他坐一桌，独饮。听店老板说，那人是从北方某座大城市下放到这里来的。有人说他是算命先生，也有人说他是教书先生。不过，他不戴眼镜，上衣口袋里也没有插笔。从面容来看，他有几分孤独相。脑门凸出，如有智慧。胡子也长，也乱，黑白相杂，像染了风霜，是一派散人面目。卡其中山装，洗得发白，有补丁，但很素净。二人对看一眼，吞下一口。依旧不说话。一团郁闷，化到酒里，在肚子里流转片刻，吐出来，便是一道白气。屋外，寒风逡巡不去。
　　 他们不说一句话，居然就成了朋友。这个酒友是诗人，不过，他很少跟李先生谈诗，对自己的诗更是只字未提。有些人喝了酒，就是白眼看人，一脸恶相，说话也没有好声气。他不是这样的。喝了酒，依旧静定。说话一丝不乱，举止也很正常，甚至可以称得上优雅。
　　 诗人说，他的初志不是做个诗人，因为无聊，才会写诗。有一阵子，他过的是“痛饮酒，熟读《离骚》”的生活，酒喝了多少杯已记不清了，《离骚》读了多少遍也记不清了，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大，说出来恐怕会得罪很多读书人。
　　 李先生问，什么问题，有恁严重？
　　 是的，诗人说，我发现《离骚》不是屈原写的。
　　 李先生说，《离骚》是不是屈原写的一点儿都不重要。
　　 诗人说，你果然也是个通达的人，我们可以聊聊的。
　　 从此，他们每隔一周就在这家酒馆聚饮一次。酒浊一点，茶粗一点，饭淡一点，都不计较。
　　 有一天，诗人喝了酒，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圆润的、类似佛珠的物什，说，这是我老师的舍利。
　　 你老师是谁？
　　 一个和尚，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琴诗书画，无一不精，有过一段风流倜傥的生活，中年出家，修习佛法，僧腊二十四年。
　　 慢着，你说自己的老师是和尚，莫非你也是出家人？
　　 是的，我原本是个和尚。去年这个时候，有人捣毁了我们的寺庙，烧了我们的经书，把我们统统赶出去。我除了带上老师的一颗舍利，什么都没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常常怀念我的师父。之前我们的寺庙里走的是“应门”的路子，替人念经作法，师父来了之后，就恢复了“禅门”的风气，那段清静的日子真叫人难以忘怀啊。
　　 你既然是个出家人，怎么可以破戒？
　　 我已经不是出家人了。一年前还的俗。
　　 李先生发现，他的头发已经覆住耳根，杂而且乱，还带几分莫名的头油味，大概是多日不洗头的缘故。
　　 之后几年，他们几乎每隔半月见面一次。照例是很少说话，照例是喝得尽兴。有两件事，他们一直坚持不变：每次必在固定的酒馆喝酒，每次必从午时喝到半夜。二是酒账轮流付，谁请谁喝酒，拎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诗人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被红卫兵揪去游街。回来后，李先生发现他少了一只耳朵。那只耳朵？诗人说，半路上丢了，不管怎么说，丢了一只耳朵总比丢了一条性命好。于是做出一副很惜命的样子。不久后，诗人又被人拉到牛棚里，干脏活，写检讨。隔些时候，诗人又悄无声息地回来了，这回不仅少了两根手指，还瘸了一条腿。从此，诗人自称“缺翁”，把自己那间破屋称为“缺斋”。缺斋里面，椅子也是缺一条腿的，门也是缺一把锁的。生活里缺米少盐，人也就缺了精气神。而疾病总是赶在贫穷之后破门而入，把诗人打倒在地。一连几天，他躺在床上，动不了，也没人照看。李先生得知消息，提米和肉来，见他脸上布满病气，目光萧索，就知道不太妙。一把脉，脉息极弱。
　　 这回是过不去了，诗人茫然地望着远处，念了一首诗（或者是偈），声音低微而模糊，李先生只听得“锣鼓歇”、“家乡”什么的，就接口说，有酒的地方就是家乡，喝酒吧，喝酒吧，喝了酒你就可以回家了。诗人听到“酒”字，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
　　 你带酒了？
　　 没带，我这就去买。
　　 唔，“醒春居”还有一壶好酒等着我……
　　 我这就去取，你等着。
　　 为了能喝到这一壶好酒，我会尽量推迟与阎王爷会面的时间。
　　 然而，李先生买酒回来时，诗人已断了气。
　　 他不知道诗人的俗家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他当年出家的寺庙在哪里。
　　 有一回，李先生行经一座寺庙，看见一些戴红袖章的年轻人不仅捣毁了佛像和供器，还把一箱经书扔进一方池塘。待他们走远之后，李先生找了一根竹竿，挽起袖子，把飘浮水面的经书捋了过来。洇湿的书也便跟白菜似的摊在地上曝晒。次日，革命委员会的人找到了他，以“现行反革命罪”把他带走。举报者据说是那座寺庙里的一名火头僧。收监之后，李先生最难耐的不是无聊，而是没酒可喝。平日里，他常常收拢手指作杯状，跟自己的影子对饮。有时渴念极了，就闭上眼睛，想象酒杯从远处飘来，嘴里随即发出吞酒之声。狱友都说，此人脑子出了毛病。不久，他就病倒了。有人把他抬到医院，原来是中暑，一位老中医给他身上抹了一点酒精，放了痧气，就没有大碍了。老中医走后，他躺在急诊室里，闻着酒精的气味，神经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见四下里无人，便偷了酒精，兑了点水，先是濡湿唇髭，然后抿了几小口，好歹也算杀馋了。
　　 李先生从狱中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酒馆。有人找他喝酒，但他总觉得喝不到一块。李先生喝到痛快时，便是得意忘言。意是醉意。言呢？是“普通话”。李先生“忘”了普通话，就用老家的方言说话，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他都要说。他不是说给别人听，而是说给自己听;但有时又好像不是说给自己听，而是说给眼前一个看不见的人听。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人，说的是哪方话。听者笑笑，说这是酒话。而酒话是不需要听懂的。
　　 李先生要付酒钱时，老板说，不必付了，你那位酒友生前把一块玉当给了我，还嘱托过我，只要你来喝酒，酒账都归他的。 　　 李先生听了这话，又端起了酒杯，怔怔地看了半天，好像酒杯里的酒有一潭水那么深，可以照得见自己的面影。酒把他与外面嘈杂的世界分隔开来，把他的魂魄与身体也分隔开来。他忘掉了端杯子的手，忘掉了被酒精浸泡过的舌头，忘掉了自己脚下踩的是坚实的地板还是蓬松的白云。他微闭着眼睛，说一声，过来。想象中的朋友仿佛真的就能招至眼前。
　　 跟从前一样，李先生每隔半月都要来这家酒馆喝一次酒。照例是独饮，照例是很少跟人说话。他喝完了酒，喜欢在风里疾步行走。风往哪边吹，他就往哪边走。好像他喝了酒之后身体就变得十分轻盈，风一吹就会飘起来。从他行走的姿势你仿佛可以看到风的形状：他侧身行走的时候，风仿佛就是一扇窄门;他猫着腰行走的时候，风仿佛压得很低;他奔跑的时候，风仿佛就是一匹马。风泼在身上，他说，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但李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喝多了，也就没有那么潇洒了。
　　 有一回，李先生醉酒，步态踉跄，到了村口，看见一头庞然大物伏卧地上，愕然，以为大狗，叫一声，我的妈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狗。转而又自言自语，这不是一般的狗，定然是神仙点化过的狗，得道的狗。于是上前一步，要请教仙乡。有人笑了，说这哪是狗，分明是牛嘛。牛似懂非懂地哞了一声。这牛的头角被人无缘无故砍了，显得很落寞。李先生背着手，叹息一声，一摇一晃地走开了，看上去有些不胜酒力。隔河几棵树在暮烟里飘动，他的身影在浓重的暮色中一点点淡了下去。
　　 有一阵子，我们镇上的人发现李先生比先前更瘦了。有事没事，他还是会到“醒春居”坐一会儿，但他不再喝酒，也不说话。有时就在临窗的位置，呆呆地望着一棵树。一棵影子细瘦的树。树带秋色，人带病相，两相对照，让人觉出他晚境的凄凉。直到有一天，镇上的人发觉李先生的身影很久没有出现了。
　　 有人说，李先生早年是个牧师，曾在老家（天晓得他的老家在哪里）一些颇为隐蔽的家庭教会传过道。某日，一群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突然闯进聚会点，捣毁器物，封锁大门，把几个护教的信徒一并带走。李先生有幸得脱，流落到了我们这个镇上。但我们镇上的人从来没见过李先生翻过什么《圣经》，或是跟人聊过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话。
　　 他到底从哪里来、真名叫什么、有无妻儿，我们镇上的人都一无所知。
　　 他走了之后，是生是死，也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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