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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受以往主流历史论著、教材的影响，以及学术界研究的不足，导致人们对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守旧派的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凡提及顽固守旧派，几乎都认为他们的思想认识是落后的，是顽固守旧的，是应受批判和否定的。但若全面客观地分析，顽固守旧派的一些言论、思想和认识却有其合理、中肯的一面。
关键词：洋务运动 顽固守旧派 思想认识 合理性
通说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在思想认识上和行动实践上存在相对立的两派群体即洋务派和顽固守旧派。对于顽固守旧派的称谓有顽固派、守旧派、保守派、极端守旧派、封建顽固派等，不管怎样的称谓，其都是指那些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在思想上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在实践中阻碍洋务派进行洋务活动的一群人，典型代表如大学士倭仁（1804—187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1822／1823—1881？）、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约1825—1884）、大理寺少卿王家璧（1814－1883）等等。对于这一群体，至今学术界对他们的研究相对于对洋务派群体的研究来说比较少，即使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在对洋务派群体的研究的论著中。更何况，在现有的对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守旧派的研究中多数是从否定、批判的角度去论述的，从而使多数读者形成思维定势：一提及顽固守旧派，几乎都认为他们的思想认识是落后的，是顽固守旧的，应受批判和否定的群体。但是，顽固守旧派作为洋务运动时期另一重要的群体，其人数之多，力量之大，社会影响之强烈，对洋务事业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兴办同文馆、筹议海防、幼童留美、修筑铁路等洋务项目受到严重干扰，甚至遭到失败，如果说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言论和认识都是不合理的、荒诞无稽的，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追随响应而形成一个重要的群体从而对洋务运动产生巨大的阻碍作用。所以笔者认为，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言论和认识中定有其合理的内容，故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以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言论和认识为例来论述一下洋务运动时期顽固守旧派思想、言论和认识合理性的一面，以期使读者对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守旧派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进而对历史人物（包括群体）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这样也许才更符合历史原貌。
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认识、言论以及在实践中的行为总体上说是应该受到批判和否定的，其思想言论多不可取，如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1]反对拜西方人为师的“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2]认为修铁路将导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3]（P77）之类的封建迷信的思想言论更是荒诞无稽。但若仔细全面客观的分析，顽固守旧派的一些言论、思想和认识却有其合理、中肯的一面，具体论述如下：
一、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非所有顽固守旧派都认为是“奇技淫巧”，相反顽固守旧派中的一部分人员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深刻认识，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便利和好处。如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论述火车时称赞道：“夫火车之利于遄行，速者一昼夜三千里，缓亦一千数百里；而且一机器居前，能缀十数车于后，每车上下兼坐，可容百数十人；行不颠簸，亦不晕眩；虽崇山峻岭，巨壑深潭，穴以通车，则悉成平地，而无攀跻过涉之苦。此实古今之奇观，绝世之巧术。……”（原文系繁体且没有断句，标点符号系便于阅读，笔者加上的，下同）。[3]（P71、72）“今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3]（P99）刘锡鸿通过出使英德乘坐、参观火车的亲身所见所闻，既具体又生动的描述了西方火车当时在速度和运载量方面的优势，应该说是客观和公允的。
二、并非全部顽固守旧派都认为不能在中国施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人希望中国学习西方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理性地认为：“窃闻近有建议仿造火车铁路者，此等创举，朝廷自必深思博访，确见妥善然后施行，决无徒听数人私言，邃兴大工之理”[3]（P71）“臣虽愚拙，亦乐其便，冀以施诸中华”。[3]（P72）可见，顽固守旧派并不都是盲目的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是理性地认为应当三思而后行，在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再进行，不能冒然施行。笔者认为，这种思想和认识是合理和中肯的。
三、即使在顽固守旧派反对学习和实践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时，虽提出了一些荒诞无稽、迷信可笑的理由，如刘锡鸿在反对修建铁路时认为：“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十数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遣为虞；阻于江海则凿水底而镕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禋既久，神斯凭焉。倘（因修铁路）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3]（ P76、77）但这些思想和言论中仍有很多合理的、中肯的内容。如刘锡鸿在反对修建铁路时结合中西方国情之不同，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条件下，修建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思想认识中仍然有许多理由是合理、中肯的，甚至是很有独见的：
1、指出在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上，西方国家主要靠商业公司筹集，故较为筹集，但中国因无商业公司筹办，当时朝廷、社会商民之财力，均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容易筹集建设铁路的巨额资金。“西洋人于各货总汇行店皆名曰公司，火车铁路特公司为之，无关国帑……每国铁路公司约数家，每家公司所集资本约金钱七八十兆至百余兆，每百兆金钱计值中国银三万五千万两，用能养盈万工匠岁成铁辙数千万丈，火车三四百具以应用而常不穷，所谓众擎易举如此。若中国，商民决无约伙为此者,倘以官领之而招民凑股，则近年百姓受欺于官屡矣……人皆怨悔深以为惩，岂复肯蹈覆辙。况此时民力大困，即网罗天下富室，亦未易集西洋一公司之巨资乎”。[3]（ P73、74）刘锡鸿接着又说：“据西洋匠师言，由广州、潮州、长沙、岳州、汉口沿大江东折至南京，北而淮扬取道临清、天津以达京师为铁路一道，需银七千万两”，[3]（ P75）而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共八千万两左右。[4]对于当时清政府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资金来修铁路的现实困境，就连积极主张修建铁路的洋务派人员刘铭传也是认同的，所以其提出借外债修建铁路的想法：“或者以铁路经费难筹，无力举办为疑，……今欲乘时力办，莫如议借洋债”。[5]
2、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状来看，深刻认识到官吏可能会借修铁路之机进行贪污挪用侵占，于是指出：“西洋铁路既由商民凑股为之，则司事之人莫非自治其事之人，修塗造车，在在结实，与中国之付诸委员、吏役视为官事而徒存其状貌者不同。溯自军兴以来，法令悉弛矣，在下者知侵冒不足以干典刑，遂相习以自肥其囊槖；在上者知徇庇不足以获重咎，因相率而见好于属僚。凡百施为，类皆虚伪，工料之给发十每不得五矣，价值之浮销一或竟报三矣，矧火车机器购自外洋道远而无从稽核其不以一报十者几何，苟一切薄料减工更从，以补旧刷新之机器则有其形而亡其实，势不可以久支……岂火车铁路一事独能有实际乎?”[3]（P77、78）。中国官吏借国家工程进行挪用、侵占等贪污现象十分突出，清代亦不例外。在洋务运动期间，许多官吏也借机进行贪污。如驻德公使李凤苞（1834-1887）受李鸿章委托向德国购买军舰就有人指摘说他“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6]
3、看到中国即使修建了铁路，但管理铁路缺乏制度保障，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火车飞行其势最猛，路稍不平，则或激轮而全车皆碎或陷轮而人力难施，故经由之处，每十里置一亭舍为修道者所居，以便随时葺治儿，火车之过咸捧锹挺立伺候道旁，否者责治其人，使终身无复可图差使，西洋之法，人苟失职，有据官绅亲见亲闻者，皆可惩究其罪，不以非所属而远嫌，故耳目多而人不敢犯令。若中国则官各有职，界限划然，苟无管辖其人之责，即不能斥治其人之非……况办理火车委员，初无刑赏之柄，自鲜巡行之时。修道者或贻误覆车，必待送诸地方官，传质纷纭，然后施之薄责，而仍无补于其事。人何所畏而谨守职役?”[3]（P78、79、80）
4、认识到了当时我国存在各地关卡繁琐，十分不利于火车铁路之营运：“西洋各国惟界口设有税关，火车至此仅停一刻，查验即便启行，故无碍其往来之期限。我则各省各属，关卡不一，而人心之贪诈亦不可胜穷。若照寻常关榷之法，逐细严查，则每关停留时刻无定；若虑其行期延误而稍示宽大，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3]（P78、80、81）
5、相对于工商业社会，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就业渠道窄狭，修建铁路将占用农民田土，使农民失去土地，造成失业，影响失地农民生计，这样的认识在当时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来说，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西洋各国之田统归近地富豪雇田以耕，无以贫民而仰给于十亩五亩者。铁路之造惟富者彼此商允让地，即不至纷扰闾阎。我中国则官道而外莫非民田，官道为寻常舆马所经，不得不买取民田以开铁路。无论官中发价获领甚难，即领价无亏，民之失地者究无从遽得可购之地。银一到手，坐食旋空，此后谋生，伤哉奚待?” [3]（P96、97）
6、认识到修建铁路必须涉及到技术人员、铁轨以及与铁路有关的设施设备、辅助材料，而这些相关产业的设备设施，当时中国没有，只能从外国引进，这样将造成利权外溢：“铁路之造，填沙杵土，可以华民为之。若其筑路之法，则非洋匠而莫得平适。至于火车事件，与垫路之铁条，脂轮之油水，中国皆无由制造，一概需诸外洋……故不为则已，为则不能不付诸洋匠者势也。为铁路一道，银之出洋者即数千万；为铁路数道，银之出洋者即数万万……即谓借诸彼人，还以给诸彼人，实于司库无与。然负此巨债，果能脱然无累乎?”[3] （P97、98）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中顽固守旧派的言论和思想仍有其合理、中肯、客观的一面，对其不能一言以概之，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对其思想认识合理的一面，应该给予肯定，才能对顽固守旧派做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总之，对待历史事件、人物、现象一定要坚持全面的观点，不能偏面地看待任何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很遗憾的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现象、事件很多，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对这些人物、现象、事件采用更极端的方式手段进行否定、批判。应该说在思想和认识上任何人物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故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研究，方显历史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注释：
①笔者对20多年来关于顽固守旧派的研究状况的粗略统计：喻盘庚.对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性质的再认识[J].求索,1989(3).方尔庄.论清末封建顽固派的政治表现[J].河北学刊,1989(4).李忠兴.近代化进程中的防范性抵拒——刘锡鸿个案剖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8).曾永玲.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J].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1)总第72期.公一兵.走近洋务运动中的保守派——全面看待倭仁[J].内蒙古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版）,2002(12).第28卷第6期.张宇权.晚晴保守思想的成因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总第159期.张宇权.晚清士人刘锡鸿保守思想的基本特点[J].广西社会科学，2003(10).总第100期.张立胜.一个务实的守旧派官僚——刚毅[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第2期总第60期.张宇权.试论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以刘锡鸿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04(4).彭南生.论洋务活动中“风水”观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04(6).江中孝.论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及其影响[J].广东社会科学,2005(2).张立胜.论刘锡鸿的守旧思想[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第27卷第1期.胡波.浅谈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J].甘肃农业,2006(7).总第240期.邹海英.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次论争及其启示[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第8卷第4期.任云兰,熊亚平.保守中的趋新——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思想之再分析[J].学术研究,2009(9).笔者认为此文是目前对顽固守旧派思想认识给予一个较为全面公允的评价的论文。李细珠.倭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资料[G]第二册.28—29.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7
[2]奕.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疏.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G].张静庐辑注.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六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G].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第45辑.刘光禄（锡鸿）遗稿.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
[4][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3
[5]刘铭传.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A].刘庄（壮）肃公奏议（卷2）[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转引自：任云兰,熊亚平.保守中的趋新——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思想之再分析.学术研究,2009(9)
[6]国子监祭酒盛昱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三册[M].12
关键词：洋务运动 顽固守旧派 思想认识 合理性
通说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在思想认识上和行动实践上存在相对立的两派群体即洋务派和顽固守旧派。对于顽固守旧派的称谓有顽固派、守旧派、保守派、极端守旧派、封建顽固派等，不管怎样的称谓，其都是指那些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在思想上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在实践中阻碍洋务派进行洋务活动的一群人，典型代表如大学士倭仁（1804—187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1822／1823—1881？）、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约1825—1884）、大理寺少卿王家璧（1814－1883）等等。对于这一群体，至今学术界对他们的研究相对于对洋务派群体的研究来说比较少，即使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在对洋务派群体的研究的论著中。更何况，在现有的对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守旧派的研究中多数是从否定、批判的角度去论述的，从而使多数读者形成思维定势：一提及顽固守旧派，几乎都认为他们的思想认识是落后的，是顽固守旧的，应受批判和否定的群体。但是，顽固守旧派作为洋务运动时期另一重要的群体，其人数之多，力量之大，社会影响之强烈，对洋务事业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兴办同文馆、筹议海防、幼童留美、修筑铁路等洋务项目受到严重干扰，甚至遭到失败，如果说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言论和认识都是不合理的、荒诞无稽的，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追随响应而形成一个重要的群体从而对洋务运动产生巨大的阻碍作用。所以笔者认为，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言论和认识中定有其合理的内容，故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以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言论和认识为例来论述一下洋务运动时期顽固守旧派思想、言论和认识合理性的一面，以期使读者对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守旧派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进而对历史人物（包括群体）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这样也许才更符合历史原貌。
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认识、言论以及在实践中的行为总体上说是应该受到批判和否定的，其思想言论多不可取，如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1]反对拜西方人为师的“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2]认为修铁路将导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3]（P77）之类的封建迷信的思想言论更是荒诞无稽。但若仔细全面客观的分析，顽固守旧派的一些言论、思想和认识却有其合理、中肯的一面，具体论述如下：
一、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非所有顽固守旧派都认为是“奇技淫巧”，相反顽固守旧派中的一部分人员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深刻认识，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便利和好处。如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论述火车时称赞道：“夫火车之利于遄行，速者一昼夜三千里，缓亦一千数百里；而且一机器居前，能缀十数车于后，每车上下兼坐，可容百数十人；行不颠簸，亦不晕眩；虽崇山峻岭，巨壑深潭，穴以通车，则悉成平地，而无攀跻过涉之苦。此实古今之奇观，绝世之巧术。……”（原文系繁体且没有断句，标点符号系便于阅读，笔者加上的，下同）。[3]（P71、72）“今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3]（P99）刘锡鸿通过出使英德乘坐、参观火车的亲身所见所闻，既具体又生动的描述了西方火车当时在速度和运载量方面的优势，应该说是客观和公允的。
二、并非全部顽固守旧派都认为不能在中国施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人希望中国学习西方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理性地认为：“窃闻近有建议仿造火车铁路者，此等创举，朝廷自必深思博访，确见妥善然后施行，决无徒听数人私言，邃兴大工之理”[3]（P71）“臣虽愚拙，亦乐其便，冀以施诸中华”。[3]（P72）可见，顽固守旧派并不都是盲目的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是理性地认为应当三思而后行，在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再进行，不能冒然施行。笔者认为，这种思想和认识是合理和中肯的。
三、即使在顽固守旧派反对学习和实践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时，虽提出了一些荒诞无稽、迷信可笑的理由，如刘锡鸿在反对修建铁路时认为：“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十数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遣为虞；阻于江海则凿水底而镕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禋既久，神斯凭焉。倘（因修铁路）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3]（ P76、77）但这些思想和言论中仍有很多合理的、中肯的内容。如刘锡鸿在反对修建铁路时结合中西方国情之不同，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条件下，修建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思想认识中仍然有许多理由是合理、中肯的，甚至是很有独见的：
1、指出在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上，西方国家主要靠商业公司筹集，故较为筹集，但中国因无商业公司筹办，当时朝廷、社会商民之财力，均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容易筹集建设铁路的巨额资金。“西洋人于各货总汇行店皆名曰公司，火车铁路特公司为之，无关国帑……每国铁路公司约数家，每家公司所集资本约金钱七八十兆至百余兆，每百兆金钱计值中国银三万五千万两，用能养盈万工匠岁成铁辙数千万丈，火车三四百具以应用而常不穷，所谓众擎易举如此。若中国，商民决无约伙为此者,倘以官领之而招民凑股，则近年百姓受欺于官屡矣……人皆怨悔深以为惩，岂复肯蹈覆辙。况此时民力大困，即网罗天下富室，亦未易集西洋一公司之巨资乎”。[3]（ P73、74）刘锡鸿接着又说：“据西洋匠师言，由广州、潮州、长沙、岳州、汉口沿大江东折至南京，北而淮扬取道临清、天津以达京师为铁路一道，需银七千万两”，[3]（ P75）而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共八千万两左右。[4]对于当时清政府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资金来修铁路的现实困境，就连积极主张修建铁路的洋务派人员刘铭传也是认同的，所以其提出借外债修建铁路的想法：“或者以铁路经费难筹，无力举办为疑，……今欲乘时力办，莫如议借洋债”。[5]
2、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状来看，深刻认识到官吏可能会借修铁路之机进行贪污挪用侵占，于是指出：“西洋铁路既由商民凑股为之，则司事之人莫非自治其事之人，修塗造车，在在结实，与中国之付诸委员、吏役视为官事而徒存其状貌者不同。溯自军兴以来，法令悉弛矣，在下者知侵冒不足以干典刑，遂相习以自肥其囊槖；在上者知徇庇不足以获重咎，因相率而见好于属僚。凡百施为，类皆虚伪，工料之给发十每不得五矣，价值之浮销一或竟报三矣，矧火车机器购自外洋道远而无从稽核其不以一报十者几何，苟一切薄料减工更从，以补旧刷新之机器则有其形而亡其实，势不可以久支……岂火车铁路一事独能有实际乎?”[3]（P77、78）。中国官吏借国家工程进行挪用、侵占等贪污现象十分突出，清代亦不例外。在洋务运动期间，许多官吏也借机进行贪污。如驻德公使李凤苞（1834-1887）受李鸿章委托向德国购买军舰就有人指摘说他“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6]
3、看到中国即使修建了铁路，但管理铁路缺乏制度保障，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火车飞行其势最猛，路稍不平，则或激轮而全车皆碎或陷轮而人力难施，故经由之处，每十里置一亭舍为修道者所居，以便随时葺治儿，火车之过咸捧锹挺立伺候道旁，否者责治其人，使终身无复可图差使，西洋之法，人苟失职，有据官绅亲见亲闻者，皆可惩究其罪，不以非所属而远嫌，故耳目多而人不敢犯令。若中国则官各有职，界限划然，苟无管辖其人之责，即不能斥治其人之非……况办理火车委员，初无刑赏之柄，自鲜巡行之时。修道者或贻误覆车，必待送诸地方官，传质纷纭，然后施之薄责，而仍无补于其事。人何所畏而谨守职役?”[3]（P78、79、80）
4、认识到了当时我国存在各地关卡繁琐，十分不利于火车铁路之营运：“西洋各国惟界口设有税关，火车至此仅停一刻，查验即便启行，故无碍其往来之期限。我则各省各属，关卡不一，而人心之贪诈亦不可胜穷。若照寻常关榷之法，逐细严查，则每关停留时刻无定；若虑其行期延误而稍示宽大，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3]（P78、80、81）
5、相对于工商业社会，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就业渠道窄狭，修建铁路将占用农民田土，使农民失去土地，造成失业，影响失地农民生计，这样的认识在当时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来说，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西洋各国之田统归近地富豪雇田以耕，无以贫民而仰给于十亩五亩者。铁路之造惟富者彼此商允让地，即不至纷扰闾阎。我中国则官道而外莫非民田，官道为寻常舆马所经，不得不买取民田以开铁路。无论官中发价获领甚难，即领价无亏，民之失地者究无从遽得可购之地。银一到手，坐食旋空，此后谋生，伤哉奚待?” [3]（P96、97）
6、认识到修建铁路必须涉及到技术人员、铁轨以及与铁路有关的设施设备、辅助材料，而这些相关产业的设备设施，当时中国没有，只能从外国引进，这样将造成利权外溢：“铁路之造，填沙杵土，可以华民为之。若其筑路之法，则非洋匠而莫得平适。至于火车事件，与垫路之铁条，脂轮之油水，中国皆无由制造，一概需诸外洋……故不为则已，为则不能不付诸洋匠者势也。为铁路一道，银之出洋者即数千万；为铁路数道，银之出洋者即数万万……即谓借诸彼人，还以给诸彼人，实于司库无与。然负此巨债，果能脱然无累乎?”[3] （P97、98）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中顽固守旧派的言论和思想仍有其合理、中肯、客观的一面，对其不能一言以概之，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对其思想认识合理的一面，应该给予肯定，才能对顽固守旧派做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总之，对待历史事件、人物、现象一定要坚持全面的观点，不能偏面地看待任何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很遗憾的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现象、事件很多，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对这些人物、现象、事件采用更极端的方式手段进行否定、批判。应该说在思想和认识上任何人物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故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研究，方显历史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注释：
①笔者对20多年来关于顽固守旧派的研究状况的粗略统计：喻盘庚.对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性质的再认识[J].求索,1989(3).方尔庄.论清末封建顽固派的政治表现[J].河北学刊,1989(4).李忠兴.近代化进程中的防范性抵拒——刘锡鸿个案剖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8).曾永玲.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J].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1)总第72期.公一兵.走近洋务运动中的保守派——全面看待倭仁[J].内蒙古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版）,2002(12).第28卷第6期.张宇权.晚晴保守思想的成因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总第159期.张宇权.晚清士人刘锡鸿保守思想的基本特点[J].广西社会科学，2003(10).总第100期.张立胜.一个务实的守旧派官僚——刚毅[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第2期总第60期.张宇权.试论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以刘锡鸿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04(4).彭南生.论洋务活动中“风水”观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04(6).江中孝.论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及其影响[J].广东社会科学,2005(2).张立胜.论刘锡鸿的守旧思想[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第27卷第1期.胡波.浅谈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J].甘肃农业,2006(7).总第240期.邹海英.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次论争及其启示[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第8卷第4期.任云兰,熊亚平.保守中的趋新——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思想之再分析[J].学术研究,2009(9).笔者认为此文是目前对顽固守旧派思想认识给予一个较为全面公允的评价的论文。李细珠.倭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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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铭传.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A].刘庄（壮）肃公奏议（卷2）[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转引自：任云兰,熊亚平.保守中的趋新——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思想之再分析.学术研究,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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