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香港最短命的官员？2012年7月12日，香港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上任仅12天，就因多年前的一桩旧案，不得不辞职。这次把麦齐光快速拉下马的还是房子。这已是香港今年以来第四个因此而遭查处或问责的官员。
　　多年前的旧账
　　今年62岁的麦齐光，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1976年，进入香港政府工作，任助理工程师，后晋升为首席政府工程师。2002年任路政署署长。今年7月1日出任发展局局长。上任第五天，媒体就爆出麦齐光的陈年旧案。报道称，20多年前，麦齐光和现任路政署助理署长曾景文以租住对方房屋为由，涉嫌骗取政府房屋津贴25万港币。
　　据了解，政府房屋津贴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公务员才可申请。符合资格的公务员每月租金可实报实销，个人只需向政府缴纳租金的7.5%作为基本的税费。申领津贴的唯一规定是申请人不能租回自己或直系亲属的房屋。
　　事情曝光后，麦齐光虽公开承认了租房的事实，但对骗取津贴一说，予以否认。麦齐光说，他与曾景文是香港大学的同窗。当年，二人在购楼时偶遇，才决定互租对方的房屋。因为房子租给公务员比较稳当，也便于二人领取政府津贴。而且，领取的津贴都缴付了房租，符合当时的法例和申领规定，合情合理。
　　不过，香港土地注册处的数据显示，早在1990年12月，麦齐光和曾景文就互签授权书，可处理对方的房屋买卖。也就是说，那时他们就住着自己的房子，拿着政府的房屋津贴。对此，有律师称，麦齐光和曾景文互签授权书，是两人涉嫌诈骗政府房屋津贴的有力证据。
　　其实，麦齐光的做法，在当时并不少见。据了解，给予高级公务员房屋津贴，是上世纪港英殖民管治时期制定的法规，出发点是为了照顾英国人的福利。因为早年有资格取得房屋津贴的高官，几乎全来自英国，他们一般不会在香港买房，所以政府出台了房屋津贴的政策，供高官租房之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大批本港大学毕业生精英加入政府部门工作，高官职位开始由本地人出任。当时，港英殖民政府没有及时修改法规，而本地高级公务员都想替自己和家人买房、置业，于是出现了“互租”等做法。港英当局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有“租单”即可，并没有干涉。
　　不过，廉政公署就没那么好说话了。7月12日，麦齐光便被传召到廉政公署协助调查。中午过后，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随后，曾景文以及两人的妻子也被拘捕。
　　房子的烦恼
　　今年以来，香港高官不断在房子上出问题。2月，当行政长官选战正酣时，本被香港商界寄予厚望的原政务司司长、候选人唐英年被爆出违建豪宅。香港《明报》揭露，唐英年位于香港九龙塘的大宅地库涉及违章建筑，面积达200多平方米，比地面建筑面积还要大，违章建筑里面有酒窖、私人影院等豪华设施，被媒体称为“地宫”。“地宫”风波最终影响了唐英年的民意支持率，并直接造成他今年选战失败。
　　就在唐宅风波未平时，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也被揭露“豪宅事件”：媒体报道，曾荫权为自己退休后做准备，在深圳预租了豪宅。此住所位于深圳市福田东海花园，面积约603平方米，按市价估算月租金约8万人民币。媒体质疑曾荫权以低于市场价格支付租金给业主黄楚标。而黄楚标是香港数码广播的股东之一。曾荫权向香港数码广播发放牌照，被立法会及公众质疑与黄楚标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豪宅事件被揭后，曾荫权在公众面前“几度哽咽”，向市民道歉并最终放弃租住。
　　如果说曾荫权在卸任前“晚节不保”，那么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则是“出师不利”。6月末，在即将上任时，梁振英被媒体爆出，其位于山顶贝璐道的大宅共有6处涉嫌违建。此次违建案，关乎新任行政长官的诚信问题。梁振英立刻邀请媒体来到家中，并在监督下拆除违建物，此风波才初告平息。
　　廉政公署的层层监管
　　如今，以高效、廉洁著称的香港公务员队伍，在70年代前，却是出了名的腐败，其中又以警界为甚。
　　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被揭发个人财富超过430万港币，是其22年警察工资总和的6倍。港英时期的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而葛柏竟轻易从香港逃到英国。
　　葛柏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反贪无能。葛柏事件促使当局有所行动。1974年2月，香港立法通过了《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据此，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后改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作为打击贪污的独立机构正式成立，并获得法律赋予的权力。
　　这些年来，香港廉政公署的自我监督及公共监督体系，保证了其廉洁高效的反贪能力。
　　首先是人事制度设计方面，廉政公署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其最高官员“廉政专员”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廉署是四级编制，长期雇员只占不到20%，多数雇员为合约聘用，到期后视工作成绩决定是否续约，这就从激励制度上保障了雇员的自律性。
　　其次，在政策上，廉政公署拥有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其日常运作及行政都独立于警察及公务员体系外，保证了办案不受权力干扰。廉政公署经费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拨付，不受其他政府部门限制。廉政公署有《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等赋予的独立调查权，包括搜查、拘捕、审讯等，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
　　第三，香港廉政公署有着良好的自身防腐机制。廉署的运作受到一套严谨的监察与制衡制度的管辖，可确保辖下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滥用权力。廉署专员下设防止贪污处，保证廉政公署可大胆监督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等，以防止和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
　　廉政公署还设有独立的投诉委员会，负责处理投诉。特区行政长官委任各界人士组成4个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廉政公署各个方面的工作。廉政专员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
　　香港的反贪经验
　　在廉政公署的强力手腕外，香港社会也兴起了全民反贪的认同与公义感。比照内地反贪，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
　　香港政府会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反贪，街道上的反贪标语随处可见。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中，也会不间断地进行反贪和廉洁教育。同时，政府还会积极邀请大众一起来监督公务员队伍。
　　媒体的执着敢言，是香港反贪成功的重要保障。曾荫权、唐英年、梁振英、麦齐光等人的房子问题，无不是被香港媒体穷追不舍下水落石出。租用吊臂车从高处俯瞰唐宅的画面，曾让人们赞叹不已。
　　香港的公务员要接受苛刻的利益申报条件：任何一名香港公务员，接受价值1000港币或以上的利益均属犯法；400至1000港币利益需向上级申报；以公职身份出席活动时抽中奖项要求考虑放弃或把奖品交回大会重抽等。而这3点的最后保障，来自于行之有效的独立司法与有效监督。此外，廉署确立的严密保护举报人制度，给市民以极大信心和勇气，举报贪腐现象而无后顾之忧。
　　也许，香港官员接连在“房子”上出事，只是偶然。麦齐光也不会想到20多年前的旧事会成为今天的罪状。不过，君子慎独，为官慎重，做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员，也是在网络化时代，每一位内地官员须牢记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