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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朝鲜半岛与中国南海局势再度紧张，周边外交的变数增加，中国目前需要归纳和审视此前一个时期的重大战略措施，明确主要逻辑思路，评估其有效性，进而为下一步战略应对行动做好准备。例如：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外交战略的军事侧面与经济侧面？怎样实现更好的战略配置？在南海问题上如何处理“维权”与“维稳”的战略关系？在朝鲜问题上如何更好地应对多重压力，实现战略平衡？中国周边外交重大问题的战略应对过程如何体现前瞻性、更好地兼顾各方面复杂关系？本刊就此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
一、周边外交的战略评估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本质？
时殷弘：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和影响力，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目标，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两大类，即“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从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是在运用广义的“战略军事”；然而，从2014年秋季开始，很可能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战略经济急剧凸现，同时战略军事层面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是显要的。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形成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并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但是，无论是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都需要审慎，防止过度扩展导致“战略透支”。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周边外交领域，特别是南海问题和朝鲜问题。总体上，中国需要从大局出发，应对这两个突出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可能开始浮现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的基本互动逻辑：新兴强国倾向于反复而有限地向前推进并从中获益，这样的可能的隐患是容易缺乏足够的意愿去主动减抑重大的冲突动能；既有强国则为规避难以经受的冲突及其升级，反复或被迫地收缩或退让，但最终可能会认为已经无可再退，决心一搏。南海问题本身重要，同时又是中国战略总环境和总任务中的一个局部，我们需要尽可能将它置于中国的战略大局中来处理。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个总的原则：既维权又维稳的原则。如果前段时期在维权方面做了很多，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就要多补维稳。在增进中国军事实力地位和实际主权存在的同时，需要防止中美间战略竞争和对立进一步急速发展，并且还需要继续将支撑和改善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当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半岛问题历来至关重要，而且经久难解，当前则尤为紧迫，富含风险。从战略安全角度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若干项经久的重大利害问题，它们在长期意义上都是至关紧要的，因而不能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中国需要以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时予以推进、维护或弥补。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继而发射远程火箭之后，经过漫长和艰巨的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虽然中韩关系已经受到急剧损害。由于这个制裁决议及其贯彻，中国的某些核心或重大利益得到了促进和维护，因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段内，要格外注意其他核心或重大利益。需要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上保持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朝鲜长期对华敌视，防止其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乱，避免其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有必要在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或非制裁式的影响，为此应该预留合适的、充分的战略余地。
《领导文萃》：您如何评价当前“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等战略工具的有效性？
时殷弘：首先我们越来越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新一届领导人对于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西部）增长权势和影响力寄予厚望。特别从中长期说，这一权势和影响力无疑会也确实要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问题在于追求实现上述这个抱负的战略。当前，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同时运用的合成实践。
无论是领导人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中国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和努力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全都可以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事态。此外还要加上已经完成谈判的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还有近来中国政府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
從党的十八大到2014年秋，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加速突进、中国对美国在战略和军事上的强劲和广泛的竞争、中国与日本的持久激烈的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积极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确实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度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显著地扩展，同时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加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环境和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冲突风险，客观后果是美国强化“战略再平衡”，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以它们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对外战略如果长时间延续，就会增加“战略透支”的风险。
因而，很可能是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急剧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那就是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境外对中国产能的需求。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中国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情况就更是如此。总之，中国政府已经并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将其对外政策的着重面“分叉化”，使“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虽然先前以“战略军事”为主的基本方略具有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并没有令中国胆怯。“战略军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于中国当前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是战略复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军力继续加速度急剧增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定仍将如此。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斗力竞争显著浮现，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在这方面一项新的潜在重大事态在于：美国同韩国不顾中国经过艰难磋商后最终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实施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制裁决议案，执意准备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举将严重削弱中国现有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加剧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重要动因。中国武装力量面向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也正在加速进行，在南海和东海方向伸张自身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在南沙群岛五至七个岛礁同时大规模扩岛、建设包括飞机跑道在内的军民两用设施，这些都作为当今的首要事态，看来多少有点像“决定性的一击”，从而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盟国、准盟国及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由此开始，在短时间内，美国屡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建之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先进战机和先进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迅速进展，特别是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
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是一种复合的复杂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像是一个战略扩展，但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与此同时，在“战略军事”的若干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实际上存在某些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情形；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方面，中国应该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以求尽可能减少“战略透支”的可能性。
《领导文萃》：在“战略经济”层面，如何避免可能的“透支”情况？
时殷弘：在“战略经济”领域确有审慎从事的必需，否则“战略透支”风险会在另一大领域生成，甚或变得严重。就此，需要就“一带一路”以及“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高铁项目输出等等的设想和筹划去思考相关问题。它们归结起来，就是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关键的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当代生活经验、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欢迎，而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的特殊性，甚或出现在有些场合相反的取舍倾向。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自己反复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的覆辙。
还有，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中国，这是不应当的；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还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不仅如此，中国还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并且引发和加剧中亚各共和国和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小国的猜疑。在中国这里，“一带一路”的对华地缘战略意义大致只应关起门来自己讲，不应少有顾忌地公开讲，否则只能“证实”外国的担忧和猜疑。需要充分地认识到，在中亚各共和国和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小国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有着几乎“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还有，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对外经济项目是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一个愈益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必须从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由此而来的一项重大要求，是尽管其中的不少组成部分必须优先服从非经济、非财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战略目的，为此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接受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负面效应，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必须产生广义和狭义的经济、财政利润，否则从长期来说所需的中国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如果不为此过分减扣中国经济、财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资源投入的话。也因此，审慎地从事经济、财政评估，不让它们总的来说成为至少中长期意义上的“亏本”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设项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线”。而且，由于它们大多将处于经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境内，这必需或“底线”特别要在规划和实施中予以注意。
最后，还需就此谈到中国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创议在中国引起的空前大热潮，主要面向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缘的高铁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创设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倡议，外加中国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区域进一步扩展经济存在的宏图和实践，所有这些动态伴有一种不利的政策观念，那就是它们导致中国的许多官员、机构、学者和媒体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对外开放“再上一层楼”压倒性地置于中国西面，或曰“西进”，而太少考虑、呼吁和规划“东进”，亦即中国穿过和跨越太平洋的进一步经贸突进，或曰与美国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发达国家的更大规模的互惠开放。这是一种中长期后果可能相当严重的失衡或偏颇。 诚然，中国可以从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缘——所设想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并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响。可是，中国已经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矿产来源，大致不怎么缺乏钱财，而且在那里已经有重大的外交影响，何况为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处大致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这有可能减弱调结构和搞改革的“倒逼动力”。从长远的升级式发展来说，中国相对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广义技术，而这基本上只能从中西欧和北美、日本得到。中国必须进一步穿越和跨过太平洋，以扩大而非缩小美国以及日本和澳加等国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为交换条件，争取大大增进中国对这些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争取其中最大最深远的裨益，即吸取广义的先进技术，加速中國进入世界贸易、技术、操作管理的高端的进程。简言之，在这方面中国应当争取以小换大，至多以大换大。在不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许从长远说更要——向东看的意义上，经调整而实现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是一大要务。
二、南海问题的战略应对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南海问题的性质，包括它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定位？
时殷弘：我们现在对南海问题的认识很深入，但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现在看来还没有充分的条件真正去讲清楚九段线的基本法律涵义是什么，因为没有真正想清楚和界定清楚，包括它的全部或大部分法律、政治、外交和战略涵义。九段线本来就是比较刚性的，因为要讲法律就几乎都是刚性的，特别是有关最根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前面已经着重讲过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这能动过程的一个基本的互动逻辑。换句话说，新兴强国容易倾向于漠视或轻视克劳塞维茨说的“胜利的顶点”，既有强国则较容易倾向于漠视或是延宕规定“退缩的底线”。这种形势可能在南海问题上有所浮现。从长远趋向上来看，理解这个逻辑有助于我们在根本战略层次上既知己，又知彼。
相比南海问题，中国还有更大的总体战略任务。在战略大局中，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不管由于多么复杂多样的原因，中国周边对外关系状况总体不佳。与此同时，中国过去多年花费很大精力营造的对美关系到现在为止也很复杂，有不少挫折或令人失望的地方。而且，这两者之间有大联系：中美关系状况的风波和负面动荡很大部分源自周边的半岛问题、日本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等。中国需要遵循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战略大局，搞好周边，经营亚洲，最终劝使和迫使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战略地位。
《领导文萃》：您认为处理南海问题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时殷弘：南海问题有一个总的原则，应该也是我们周边外交总体战略原则，即维权维稳的原则，我们当然要维权，但维稳也很重要。无论如何，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按照中国政府公开倡导的“双轨”原则。需要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和对立进一步急剧增进，也需要继续将总体上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当作是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要搞好与东南亚陆上国家的关系，还要争取弥补或强化我们的薄弱环节，争取维持住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必须增进我们的军事实力，必须增加我们的主权存在。然而另一方面，假如南海问题导致中美发生冲突，或者冲突过早到来，同时导致毁坏我们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那就是很不利的。所以，应当保持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大致平衡。
在激烈和复杂的南海争端与推进中国“战略经济”的重大需要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鉴于越、缅、印三国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三方面相对而言具有最重要、最长远的意义，也鉴于它们对中国的猜疑、防范相对强烈，且其现有对华关系状况相对较差或很差，中国在推进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方面的短期任务和中长期根本问题在于：尽可能努力减少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使之逐渐在参与利益与参与代价或风险的国策权衡中，更多倾向于参与利益。目前突出的关键问题是南海争端及中印领土争端，边界紧张导致它们对华疑虑和不满显著增长。中国由此面对一个尖锐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安排难题：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与南海争端及中印领土争端究竟孰先孰后，孰易孰难？事实上，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对中国有更大、更长远的地缘战略意义。它们关系到能否逐渐弱化美国在西太平洋西南方向乃至印度洋东部的战略外交权势，能否长期缓和并改善中印两大国的关系，能否使中国战略式进入印度洋并构建在该地区的权势存在，能否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创造条件从而最终解决南海争端。对此，中国需要做出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关于这方面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正确决断。
2016年春天起，鉴于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南海问题诉案做出裁决，也鉴于美国、日本、欧盟和东南亚大多数海洋国家必将借此裁决进一步质疑和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及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开始采取类似于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大力追求外国政府表态认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短时间内，中国已争取到柬埔寨、老挝、文莱、孟加拉、巴基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波兰、冈比亚、毛里塔尼亚、苏丹、委内瑞拉等国同意或支持中国的重大立场，即南海争端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它们之间的双边谈判去协商解决。在海牙仲裁所谓裁决出笼后，中国政府当即表示，菲南海仲裁案裁决非法无效，不接受不承认，并加大有关的外交努力和军事斗争的力度以回应挑战，以促进中国关于南海的宏图的实现。
三、朝鲜问题的战略审视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的战略压力及其平衡方式？
时殷弘：从战略安全上说，中国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六项经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它们是：朝鲜半岛基本和平稳定，即“不生战”；朝鲜内部不能出现严重和急剧的大失控、大混乱以致内战状态，即“不生乱”；朝鲜必须对中国有起码的友善态度，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强有力地阻滞朝鲜的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发展，促使它在这方面至少有实质性的收敛，以致争取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保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必需具备的起码灵活的回旋余地，不允许任何外部事态或外部压力取消之；朝鲜半岛不得成为美国针对中国、侵害中国的重大战略军事堡垒，而且与此密切相关，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友善。一方面，多年来这些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几乎一直存在互相间摩擦或矛盾，有时甚至还有暂时冲突，这些作为一部分原因导致中国多年来参与半岛事务面临种种困难和麻烦。然而另一方面，它们长期以来都对中国至关紧要，因而总的来说不能扬此抑彼，更不能取此舍彼，而是必须以争取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时予以真正的关注、推进、维护或弥补。 在朝鲜悍然推进新的核试验、继而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远程火箭之后，中美两大常任理事国之间开展艰巨的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空前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由此，中国上述第4项核心利益得到当前看来是最佳的促进，同时也及时护卫了第6项核心利益，即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友善。因此，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段要格外注意上述第2、第3和第5项核心利益，争取在为难情况下实现尽可能适当的平衡。
与先前四次安理会关于朝鲜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的制裁决议相比，这次对朝制裁决议的根本特征和“创新”，在于制裁已不限于朝鲜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而是扩大到将许多间接相关的项目和活动纳入制裁范围。与此同时，同样重大的变化是：在新的对朝制裁决议内，绝大多数条款都是强制性条款，不同于先前各项对朝制裁决议中有不少条款仅是敦促或建议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相关措施。
原本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局面是坚持安理会决议原则上如同先前各次，以更大的力度和范围去制裁朝鲜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不同意将制裁扩大到与之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或者说，宁愿安理会决议进一步推迟产生，也要劝使和迫使美国及韩国让步，不变更历来对朝制裁决议的上述根本原则，以便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朝鲜对华经久的敌视态度，并且有利于防止朝鲜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大乱，或者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与此同时，中国可以像2013年上半年那样，“单边”和自主地对朝鲜某些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采取制裁，它们可以因形势和需要的变化，自主地予以缓解、暂停或结束。然而，鉴于美国和韩国方面此次决心空前，强烈坚持要在安理会制定极其严厉、非常广泛的对朝制裁决议，而且已采取或准备采取一系列就半岛和平稳定及中国战略安全利益而言危险的举动，因而中国方面在朝核问题上受到来自美韩的压力亦属空前。
随着安理会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议，中国上述最佳选择已不存在，因而需要“退而求其次”，以便防止和阻止因为履行这个空前严厉、空前广泛的制裁决议而损害中国的重大利益。在目前，需要大致不打折扣地严格履行该决议，这对于实现如下三个目的而言是极有必要的：即严厉惩罚朝鲜对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侵害，保护和弥补中韩关系，堅决阻止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或至少迫使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段时间以后，需要为了中国的其他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悄然和逐渐地改成基本履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方针，并且大致不采取中国国家对朝鲜“单边”制裁，除非朝鲜做出新的非常严重地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事情。
不仅如此，即使在目前，履行安理会对朝制裁新决议中带有陆海空封锁性质的强制检查条款时，也需要小心和有一定的灵活性，绝对防止因此发生小规模冲突。同时，对禁止成员国国内的朝鲜银行分行活动条款的履行也要尽可能保留些许灵活性，不能因此而大大损毁中朝“无害贸易”。从朝鲜进口与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无关的煤炭和铁矿不在安理会决议禁止范围内，可以适当多进口一些，以便牵制朝鲜对华态度恶化。
顺便可以谈论中国在朝鲜新近核试验之后公开提出的关于两项谈判彼此平行和交织进行的提议，即提议发动谈判，旨在缔结美朝和约，以此取代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恢复和进行半岛无核化谈判，该谈判由于2009年朝鲜退出而中止。这个提议遭美韩两国迅速拒绝，部分反映了“磋商前宣告”的做法可以反思。还可以深入思考的是，这个提议实际上是基于几项可疑的前提：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遏阻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危险，或者说是遏阻美韩对朝的“常规”军事威胁；朝鲜会相信可设想的、美国据朝美和约承担的对朝承诺；朝鲜不会利用半岛无核化谈判从事战略性欺骗，这种情况在金正日时代就曾经反复出现。
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中国有必要为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留下合适的余地。一方面，这种余地在很大程度上由朝鲜的行为决定。朝鲜劳动党于2016年5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金正恩对此高度重视，为之“大押底牌”，同时朝鲜的核弹头技术和中远程核武运载技术经过几年新发展和数次新试验之后，被公认有了显著进步。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蛰伏”状态，即2016年1月初新的核试验以前历时约三年的状态，其间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和中远程导弹试验，也没有对韩国作重大的军事挑衅。倘若如此，就可以为中国改善中朝关系提供起码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在这方面可用的合适余地也由中国自己决定。如果牢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多方面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难情况下平衡这些利益，防止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中国就能在机会来到时站在迎接这一机会的有利地位，以利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维护总体和长期的重大利益。
一、周边外交的战略评估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本质？
时殷弘：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和影响力，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目标，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两大类，即“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从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是在运用广义的“战略军事”；然而，从2014年秋季开始，很可能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战略经济急剧凸现，同时战略军事层面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是显要的。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形成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并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但是，无论是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都需要审慎，防止过度扩展导致“战略透支”。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周边外交领域，特别是南海问题和朝鲜问题。总体上，中国需要从大局出发，应对这两个突出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可能开始浮现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的基本互动逻辑：新兴强国倾向于反复而有限地向前推进并从中获益，这样的可能的隐患是容易缺乏足够的意愿去主动减抑重大的冲突动能；既有强国则为规避难以经受的冲突及其升级，反复或被迫地收缩或退让，但最终可能会认为已经无可再退，决心一搏。南海问题本身重要，同时又是中国战略总环境和总任务中的一个局部，我们需要尽可能将它置于中国的战略大局中来处理。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个总的原则：既维权又维稳的原则。如果前段时期在维权方面做了很多，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就要多补维稳。在增进中国军事实力地位和实际主权存在的同时，需要防止中美间战略竞争和对立进一步急速发展，并且还需要继续将支撑和改善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当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半岛问题历来至关重要，而且经久难解，当前则尤为紧迫，富含风险。从战略安全角度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若干项经久的重大利害问题，它们在长期意义上都是至关紧要的，因而不能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中国需要以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时予以推进、维护或弥补。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继而发射远程火箭之后，经过漫长和艰巨的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虽然中韩关系已经受到急剧损害。由于这个制裁决议及其贯彻，中国的某些核心或重大利益得到了促进和维护，因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段内，要格外注意其他核心或重大利益。需要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上保持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朝鲜长期对华敌视，防止其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乱，避免其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有必要在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或非制裁式的影响，为此应该预留合适的、充分的战略余地。
《领导文萃》：您如何评价当前“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等战略工具的有效性？
时殷弘：首先我们越来越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新一届领导人对于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西部）增长权势和影响力寄予厚望。特别从中长期说，这一权势和影响力无疑会也确实要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问题在于追求实现上述这个抱负的战略。当前，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同时运用的合成实践。
无论是领导人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中国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和努力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全都可以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事态。此外还要加上已经完成谈判的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还有近来中国政府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
從党的十八大到2014年秋，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加速突进、中国对美国在战略和军事上的强劲和广泛的竞争、中国与日本的持久激烈的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积极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确实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度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显著地扩展，同时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加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环境和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冲突风险，客观后果是美国强化“战略再平衡”，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以它们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对外战略如果长时间延续，就会增加“战略透支”的风险。
因而，很可能是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急剧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那就是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境外对中国产能的需求。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中国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情况就更是如此。总之，中国政府已经并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将其对外政策的着重面“分叉化”，使“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虽然先前以“战略军事”为主的基本方略具有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并没有令中国胆怯。“战略军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于中国当前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是战略复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军力继续加速度急剧增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定仍将如此。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斗力竞争显著浮现，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在这方面一项新的潜在重大事态在于：美国同韩国不顾中国经过艰难磋商后最终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实施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制裁决议案，执意准备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举将严重削弱中国现有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加剧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重要动因。中国武装力量面向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也正在加速进行，在南海和东海方向伸张自身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在南沙群岛五至七个岛礁同时大规模扩岛、建设包括飞机跑道在内的军民两用设施，这些都作为当今的首要事态，看来多少有点像“决定性的一击”，从而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盟国、准盟国及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由此开始，在短时间内，美国屡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建之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先进战机和先进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迅速进展，特别是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
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是一种复合的复杂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像是一个战略扩展，但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与此同时，在“战略军事”的若干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实际上存在某些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情形；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方面，中国应该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以求尽可能减少“战略透支”的可能性。
《领导文萃》：在“战略经济”层面，如何避免可能的“透支”情况？
时殷弘：在“战略经济”领域确有审慎从事的必需，否则“战略透支”风险会在另一大领域生成，甚或变得严重。就此，需要就“一带一路”以及“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高铁项目输出等等的设想和筹划去思考相关问题。它们归结起来，就是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关键的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当代生活经验、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欢迎，而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的特殊性，甚或出现在有些场合相反的取舍倾向。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自己反复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的覆辙。
还有，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中国，这是不应当的；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还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不仅如此，中国还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并且引发和加剧中亚各共和国和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小国的猜疑。在中国这里，“一带一路”的对华地缘战略意义大致只应关起门来自己讲，不应少有顾忌地公开讲，否则只能“证实”外国的担忧和猜疑。需要充分地认识到，在中亚各共和国和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小国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有着几乎“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还有，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对外经济项目是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一个愈益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必须从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由此而来的一项重大要求，是尽管其中的不少组成部分必须优先服从非经济、非财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战略目的，为此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接受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负面效应，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必须产生广义和狭义的经济、财政利润，否则从长期来说所需的中国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如果不为此过分减扣中国经济、财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资源投入的话。也因此，审慎地从事经济、财政评估，不让它们总的来说成为至少中长期意义上的“亏本”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设项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线”。而且，由于它们大多将处于经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境内，这必需或“底线”特别要在规划和实施中予以注意。
最后，还需就此谈到中国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创议在中国引起的空前大热潮，主要面向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缘的高铁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创设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倡议，外加中国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区域进一步扩展经济存在的宏图和实践，所有这些动态伴有一种不利的政策观念，那就是它们导致中国的许多官员、机构、学者和媒体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对外开放“再上一层楼”压倒性地置于中国西面，或曰“西进”，而太少考虑、呼吁和规划“东进”，亦即中国穿过和跨越太平洋的进一步经贸突进，或曰与美国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发达国家的更大规模的互惠开放。这是一种中长期后果可能相当严重的失衡或偏颇。 诚然，中国可以从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缘——所设想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并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响。可是，中国已经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矿产来源，大致不怎么缺乏钱财，而且在那里已经有重大的外交影响，何况为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处大致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这有可能减弱调结构和搞改革的“倒逼动力”。从长远的升级式发展来说，中国相对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广义技术，而这基本上只能从中西欧和北美、日本得到。中国必须进一步穿越和跨过太平洋，以扩大而非缩小美国以及日本和澳加等国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为交换条件，争取大大增进中国对这些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争取其中最大最深远的裨益，即吸取广义的先进技术，加速中國进入世界贸易、技术、操作管理的高端的进程。简言之，在这方面中国应当争取以小换大，至多以大换大。在不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许从长远说更要——向东看的意义上，经调整而实现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是一大要务。
二、南海问题的战略应对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南海问题的性质，包括它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定位？
时殷弘：我们现在对南海问题的认识很深入，但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现在看来还没有充分的条件真正去讲清楚九段线的基本法律涵义是什么，因为没有真正想清楚和界定清楚，包括它的全部或大部分法律、政治、外交和战略涵义。九段线本来就是比较刚性的，因为要讲法律就几乎都是刚性的，特别是有关最根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前面已经着重讲过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这能动过程的一个基本的互动逻辑。换句话说，新兴强国容易倾向于漠视或轻视克劳塞维茨说的“胜利的顶点”，既有强国则较容易倾向于漠视或是延宕规定“退缩的底线”。这种形势可能在南海问题上有所浮现。从长远趋向上来看，理解这个逻辑有助于我们在根本战略层次上既知己，又知彼。
相比南海问题，中国还有更大的总体战略任务。在战略大局中，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不管由于多么复杂多样的原因，中国周边对外关系状况总体不佳。与此同时，中国过去多年花费很大精力营造的对美关系到现在为止也很复杂，有不少挫折或令人失望的地方。而且，这两者之间有大联系：中美关系状况的风波和负面动荡很大部分源自周边的半岛问题、日本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等。中国需要遵循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战略大局，搞好周边，经营亚洲，最终劝使和迫使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战略地位。
《领导文萃》：您认为处理南海问题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时殷弘：南海问题有一个总的原则，应该也是我们周边外交总体战略原则，即维权维稳的原则，我们当然要维权，但维稳也很重要。无论如何，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按照中国政府公开倡导的“双轨”原则。需要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和对立进一步急剧增进，也需要继续将总体上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当作是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要搞好与东南亚陆上国家的关系，还要争取弥补或强化我们的薄弱环节，争取维持住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必须增进我们的军事实力，必须增加我们的主权存在。然而另一方面，假如南海问题导致中美发生冲突，或者冲突过早到来，同时导致毁坏我们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那就是很不利的。所以，应当保持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大致平衡。
在激烈和复杂的南海争端与推进中国“战略经济”的重大需要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鉴于越、缅、印三国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三方面相对而言具有最重要、最长远的意义，也鉴于它们对中国的猜疑、防范相对强烈，且其现有对华关系状况相对较差或很差，中国在推进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方面的短期任务和中长期根本问题在于：尽可能努力减少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使之逐渐在参与利益与参与代价或风险的国策权衡中，更多倾向于参与利益。目前突出的关键问题是南海争端及中印领土争端，边界紧张导致它们对华疑虑和不满显著增长。中国由此面对一个尖锐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安排难题：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与南海争端及中印领土争端究竟孰先孰后，孰易孰难？事实上，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对中国有更大、更长远的地缘战略意义。它们关系到能否逐渐弱化美国在西太平洋西南方向乃至印度洋东部的战略外交权势，能否长期缓和并改善中印两大国的关系，能否使中国战略式进入印度洋并构建在该地区的权势存在，能否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创造条件从而最终解决南海争端。对此，中国需要做出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关于这方面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正确决断。
2016年春天起，鉴于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南海问题诉案做出裁决，也鉴于美国、日本、欧盟和东南亚大多数海洋国家必将借此裁决进一步质疑和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及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开始采取类似于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大力追求外国政府表态认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短时间内，中国已争取到柬埔寨、老挝、文莱、孟加拉、巴基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波兰、冈比亚、毛里塔尼亚、苏丹、委内瑞拉等国同意或支持中国的重大立场，即南海争端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它们之间的双边谈判去协商解决。在海牙仲裁所谓裁决出笼后，中国政府当即表示，菲南海仲裁案裁决非法无效，不接受不承认，并加大有关的外交努力和军事斗争的力度以回应挑战，以促进中国关于南海的宏图的实现。
三、朝鲜问题的战略审视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的战略压力及其平衡方式？
时殷弘：从战略安全上说，中国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六项经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它们是：朝鲜半岛基本和平稳定，即“不生战”；朝鲜内部不能出现严重和急剧的大失控、大混乱以致内战状态，即“不生乱”；朝鲜必须对中国有起码的友善态度，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强有力地阻滞朝鲜的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发展，促使它在这方面至少有实质性的收敛，以致争取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保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必需具备的起码灵活的回旋余地，不允许任何外部事态或外部压力取消之；朝鲜半岛不得成为美国针对中国、侵害中国的重大战略军事堡垒，而且与此密切相关，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友善。一方面，多年来这些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几乎一直存在互相间摩擦或矛盾，有时甚至还有暂时冲突，这些作为一部分原因导致中国多年来参与半岛事务面临种种困难和麻烦。然而另一方面，它们长期以来都对中国至关紧要，因而总的来说不能扬此抑彼，更不能取此舍彼，而是必须以争取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时予以真正的关注、推进、维护或弥补。 在朝鲜悍然推进新的核试验、继而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远程火箭之后，中美两大常任理事国之间开展艰巨的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空前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由此，中国上述第4项核心利益得到当前看来是最佳的促进，同时也及时护卫了第6项核心利益，即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友善。因此，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段要格外注意上述第2、第3和第5项核心利益，争取在为难情况下实现尽可能适当的平衡。
与先前四次安理会关于朝鲜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的制裁决议相比，这次对朝制裁决议的根本特征和“创新”，在于制裁已不限于朝鲜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而是扩大到将许多间接相关的项目和活动纳入制裁范围。与此同时，同样重大的变化是：在新的对朝制裁决议内，绝大多数条款都是强制性条款，不同于先前各项对朝制裁决议中有不少条款仅是敦促或建议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相关措施。
原本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局面是坚持安理会决议原则上如同先前各次，以更大的力度和范围去制裁朝鲜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不同意将制裁扩大到与之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或者说，宁愿安理会决议进一步推迟产生，也要劝使和迫使美国及韩国让步，不变更历来对朝制裁决议的上述根本原则，以便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朝鲜对华经久的敌视态度，并且有利于防止朝鲜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大乱，或者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与此同时，中国可以像2013年上半年那样，“单边”和自主地对朝鲜某些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采取制裁，它们可以因形势和需要的变化，自主地予以缓解、暂停或结束。然而，鉴于美国和韩国方面此次决心空前，强烈坚持要在安理会制定极其严厉、非常广泛的对朝制裁决议，而且已采取或准备采取一系列就半岛和平稳定及中国战略安全利益而言危险的举动，因而中国方面在朝核问题上受到来自美韩的压力亦属空前。
随着安理会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议，中国上述最佳选择已不存在，因而需要“退而求其次”，以便防止和阻止因为履行这个空前严厉、空前广泛的制裁决议而损害中国的重大利益。在目前，需要大致不打折扣地严格履行该决议，这对于实现如下三个目的而言是极有必要的：即严厉惩罚朝鲜对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侵害，保护和弥补中韩关系，堅决阻止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或至少迫使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段时间以后，需要为了中国的其他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悄然和逐渐地改成基本履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方针，并且大致不采取中国国家对朝鲜“单边”制裁，除非朝鲜做出新的非常严重地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事情。
不仅如此，即使在目前，履行安理会对朝制裁新决议中带有陆海空封锁性质的强制检查条款时，也需要小心和有一定的灵活性，绝对防止因此发生小规模冲突。同时，对禁止成员国国内的朝鲜银行分行活动条款的履行也要尽可能保留些许灵活性，不能因此而大大损毁中朝“无害贸易”。从朝鲜进口与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无关的煤炭和铁矿不在安理会决议禁止范围内，可以适当多进口一些，以便牵制朝鲜对华态度恶化。
顺便可以谈论中国在朝鲜新近核试验之后公开提出的关于两项谈判彼此平行和交织进行的提议，即提议发动谈判，旨在缔结美朝和约，以此取代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恢复和进行半岛无核化谈判，该谈判由于2009年朝鲜退出而中止。这个提议遭美韩两国迅速拒绝，部分反映了“磋商前宣告”的做法可以反思。还可以深入思考的是，这个提议实际上是基于几项可疑的前提：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遏阻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危险，或者说是遏阻美韩对朝的“常规”军事威胁；朝鲜会相信可设想的、美国据朝美和约承担的对朝承诺；朝鲜不会利用半岛无核化谈判从事战略性欺骗，这种情况在金正日时代就曾经反复出现。
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中国有必要为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留下合适的余地。一方面，这种余地在很大程度上由朝鲜的行为决定。朝鲜劳动党于2016年5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金正恩对此高度重视，为之“大押底牌”，同时朝鲜的核弹头技术和中远程核武运载技术经过几年新发展和数次新试验之后，被公认有了显著进步。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蛰伏”状态，即2016年1月初新的核试验以前历时约三年的状态，其间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和中远程导弹试验，也没有对韩国作重大的军事挑衅。倘若如此，就可以为中国改善中朝关系提供起码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在这方面可用的合适余地也由中国自己决定。如果牢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多方面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难情况下平衡这些利益，防止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中国就能在机会来到时站在迎接这一机会的有利地位，以利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维护总体和长期的重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