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衡》,对于吴宓先生,我所知不多,且未见过吴宓先生,没有专门研究,也不可能再来补课。不过,最近读了刘克敌同志的新著《花落春仍在——吴宓与<学衡>》——这部作者付出许多心血、颇具新意的书稿,深有感触,倒是这部书增加了我不少知识。过去对《学衡》,因受陈独秀、胡适、鲁迅诸位当时论争文章的影响,确实留下顽固、保守的印象。白话文取得主流地位之后,《学衡》便很快被人淡忘了,梅光迪、吴宓等《学衡》健将虽也在几所大学教书,却很少听到他们的消息和声音。除老一辈某些学人还知道他们,一般人已不知他们为谁了。吴宓恐更寂寞、凄苦。当然,提倡新文化、激进的陈独秀大起终也大落,胡适则曾同时受到两岸不同极端的指责、批判。在过去的上个世纪中,即使不同程度当过战士,而若多半仍带有学者气质、耿介自守者,在两个极端的互相攻伐中,处夹缝中均未有多少太平日子。也许自有定位,然一旦风浪袭来,即难免波及,而无法真正获得安宁。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包括以后的冯友兰等,情况似大致相近。主客观干扰太多,静不下来,做不了更多学问,受不尽心情折磨,憔悴以终。
　　近年来读到过一些谈论《学衡》研究的文章,毕竟时代已有进步,对《学衡》当时的见解完全持否定调子的已经极少。《学衡》中某些见解也有建设性、可供借鉴考虑的一面。陈独秀倡导新文化,主张文学革命,支持白话文,当然对,而胡适也是主将之一。他们的主张受到不少攻击、质疑。对此,胡适毕竟学人气质较多,比较客观、温和,听得进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有益。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陈给他回信,却如此凌厉决绝:“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以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当时以为陈独秀很武断,但是屈从了。四十多年之后,他回想此事,仍认为陈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很容易引起反对的”(见其《容忍与自由》),显见不以为然。虽然后来白话已成正宗了,陈独秀已有激进政治家作风,胡适则还保持自由学者风度。陈当时尚无禁人不言的权力,《学衡》诸人还是畅所欲言,非全是无理胡说。至于白话终成正宗,在理论上也因受到不同观点的影响而有些变化,成为正宗乃是经过质疑,形成合力的结果。胡适后来力辩提倡白话并不只起变换工具的作用,重要的是可以反对封建思想。诚然,有反封建、开民智的作用,但成了“正宗”的白话,不是仍然可以用来大肆宣扬封建迷信专制的思想吗?可见当时对白话文作用也有估计过高的地方。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因白话已成正宗,而可高枕无忧了。不能简单地理解问题。
　　在大变革的时代,一时的混乱失衡,容易造成激进的武断态势,例如以专制反专制,从这一极端反到另一极端,而矫枉过正便难免出现,这可以理解,却不能视为必然的真理,为长久之计。何为经,何为权,在孔子《论语》中早有悟解。处境不同,当权者与受压者,政治家与学者,往往有所不同。陈、胡诸位与《学衡》诸人有小异,但不同程度上都仍有学者气质,而在专制环境中,知识分子向往独立自由,从容论述,虽骨子里还是从良知、爱国出发,方法或异,却总还是受苦的多。进而趋奉,退而隐沦,均不可取,死更无益。孔子是决然还乡,授徒整理文化遗产,继续行仁。司马迁走的是含垢忍辱,完成其《史记》巨著,流传后世的道路,均未离本分,不失志士之风。
　　读克敌同志之书,感沧桑之变,距坦途尚远。有志研讨学人生命,应如何才得充分展现其价值,此书谈言微中,敏锐可喜。杂谈几句,无序之序而已。
　　《花落春仍在——吴宓与<学衡>》,刘克敌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