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慎刑”思想缘起于西周时期，从古至今，“慎刑”思想始终贯彻于中国的法律文化与实践全过程，源远流长。“慎刑”反对酷刑、滥刑，坚持明德慎罚。在“慎刑”思想的指导下，历代多有盛世的时期。古代“慎刑”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司法、执法等环节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本文从《窦娥冤》透视中国的“慎刑”法律原则，并分析其当代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慎刑；当代价值；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 D92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236-1879（2017）14-0287-01
　　中国作为世界上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变迁发展中，不断地创造，积累并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而“慎刑”思想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伦理的文化则要讲究和谐与融洽，做事要谨慎、慎重，要讲“中庸”，摒弃过激。
　　一、《窦娥冤》故事简介
　　一位穷书生窦天章为了凑足进京赶考的盘缠，迫不得已将女儿窦娥抵给了蔡婆婆（一位高利贷者）做童养媳，婚后不到两年，窦娥的丈夫去世。从此，窦娥与蔡婆婆相依为命。蔡婆婆向赛卢医讨债未成反而差点被勒死，恰好被张驴儿父子搭救。不料张驴儿是个流氓，趁机搬进蔡家后，威迫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严辞拒绝。蔡婆婆想吃羊肚汤，张驴儿想借此机会毒死蔡婆婆，从而霸占窦娥。不料反而被张父误吃，毒死了张父。张驴儿于是诬告窦娥杀死了其父，太守桃杌严刑逼供，窦娥不忍心婆婆连同受罪，便含冤招供，被判以斩刑。
　　临刑前，窦娥为表明自己的冤屈，指天立誓，死后将血溅白练而血不沾地、六月飞霜三尺掩其尸、楚州亢旱三年，结果一一应验。三年后，窦娥的冤魂向已经担任廉访使的父亲控诉。案情重审，将赛卢医发配充军、昏官桃杌革职永不叙用，张驴儿斩首，窦娥的冤情才得以昭彰。最后窦娥的冤魂请求父亲窦天章能够将蔡婆婆接到其住所，代替窦娥尽孝道，窦父应允。
　　虽然《窦娥冤》颇带有“神学”色彩，但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我们不得不深思其中蕴含的中国法律文化，尤其是关于“慎刑”法律原则。
　　二、基于《窦娥冤》“慎刑”法律原则的思考
　　《窦娥冤》这一经典“案例”，从反面清晰折射出了“慎刑”理论在运用过程中的“漏洞”。它之所以变成“冤假错案”原因在于“慎刑”理念与实践产生了脱节，“程序不正义”，从而无法实现“实质正义”。
　　在审讯窦娥时，窦娥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于原告张驴儿提出的主张产生了足够的合理怀疑。而张驴儿作为原告，有义务澄清合理怀疑，进行质证。但是在举证的逻辑上发生了颠倒，刑官只能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另外，窦娥被误判，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刑官桃杌，他并未贯彻“慎刑”法律原则，没有将这一案件上报会审，而直接判决窦娥死刑，从而导致刑官的职权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使得司法程序流于形式，那么“慎刑”法律原则的有效贯彻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在我国古代的诉讼制度中，并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与举证责任规则，司法官员往往不恰当地将举证责任强加于被告，司法的部分程序发生了漏缺，从而导致有许多“屈打成招”的案例出现。“慎刑”法律原则并非不主张刑罚，而是要求相关法律人员谨慎用刑，刑罚宽严适中、宽严相济。在立法、司法、执法等环节都应该体现“慎刑”法律原则，并在每个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地向“慎刑”思想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在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基础之上，不断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
　　三、“慎刑”法律原则的当代借鉴价值分析
　　中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是国之瑰宝，不仅仅只是适用于古代，对于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环节都体现了“慎刑”的思想，并在继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慎刑”思想，使之日趋丰富“多彩”，从而树立起了“人本主义”中国特色的“儒家”形象。显而易见，“慎刑”法律原则的现代借鉴价值不容小觑。
　　（一）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虽然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没有纳入其中，但它却贯穿于刑法各个法律环节的始终。这些基本原则成为了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并且在其他的法律环节中均体现现了“慎刑”的思想，依法定罪，谨慎用刑，明确“慎刑”。
　　（二）相关的“慎刑”刑罚制度。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设立了自首、立功、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制度。这些刑罚制度规定表明，在法律规定的情节出现时，可对犯罪人予以较宽的刑事处罚。另外，根据“行为人”的犯罪情节不同来界定实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从而给予不同的刑事处罚，这也是我国现行刑法中“慎刑”思想的体现。
　　（三）死刑的“限制”。
　　其实，“慎刑”法律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运用最为明显的就是死刑。由于生命的丧失具有不可恢复性，我国对于死刑坚持少杀，反对多杀、错杀，并且关于死刑的适用也有一些限制性的规定。
　　第一，从适用死刑的条件上来说，刑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的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有机统一。而实践中能够符合这三位一体条件的情况很少。第二，从适用死刑的对象上来说，刑法典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此外，《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典第49条增加1款作为第2款：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总而言之，从古至今，“慎刑”法律原则始终贯穿于我国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环节的始终，成为我国优秀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着实为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增添色彩”。我们应在继承优秀法律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发展和壮大我国的法律队伍，完善我国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环节的建设，形成一片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律 “光景”。
　　参考文献
　　[1] 肖中华.刑法修正常态下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具体运用.法治研究，2017（2）.
　　[2] 閆素洁.“慎刑”与“重德”.法制与社会，2017（8）.
　　作者简介：王南南（1993-），女，汉族，山东济宁人，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研究方向：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