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下午3点，平淡无奇。北京艳阳高照，蝉鸣密集而急促，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发呆，微信上跳出几个字：老毛走了。像个玩笑，但接下来我从不同的朋友那里打听到，这是真的。
　　一时间，还谈不到悲伤——震惊的力量太大。半年前，我看到他的身体状态，脑子里曾经闪过这一刻，但真的来了，就觉得太突然，甚至让我有些慌乱。

聊高兴了，什么都可以送人

　　我认识毛卫东，是在2010年的三影堂摄影奖。颁奖结束后，艺术家卢彦鹏带我去了望京的一家酒吧，毛卫东后来加入，落座相互介绍之后，他毫无违和感地给我看手里的一本珂勒惠支的画册。我翻得投入，也没过多听他说什么。那晚他很开心，抽着红梅烟，喝着白瓶牛二，看我翻到最后一页，合上，就果断地把那本画册送给了我，这本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那时候，他已经在三影堂工作三年了。
　　摄影界的人最早跟他熟悉，也是他在三影堂工作期间，那时，以三影堂为中心的草场地活动频繁，简直就像过节。白天，他在三影堂组织走完各种体面的流程，到了晚上，总会有一拨摄影师和他聚在草场地的草料场、岔路口的牛肉面馆，或者小巷子的路边摊，一瓶白瓶牛二就可以搞定他几个小时的摄影生态、制作工艺及中国当代艺术圈的花边。他不怎么吃晚饭，光顾着喝酒聊天。我们都觉得他酒量大，每天一斤不醉，还能思路清楚，口齿利索，所以对于他喝酒一事，也就不好意思多劝。
　　来北京之前，毛卫东在设于陕西阎良的中航工业集团一家下属单位供职，行政级别正处，期间于1995年开始接触艺术文献的翻译，1998年冬天转职来到中航工业集团旗下北京某单位，业余时间顺便做一些宗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住在单位给他分配的一间小平房里，“很暗，很潮湿”，藝术家卢彦锦常找他去玩，屋子里有简易的录音棚，但录音设备很专业，他们一起常听一些哥特音乐，比如Lacrimosa（以泪洗面）乐队的黑胶唱片。那个平房里有暗房，当时毛卫东拍完照就在那里和卢彦锦一起冲洗照片，他喝茶和放显影液用的是同款的杯子，常常搞错，把显影液当茶喝掉。
　　没过多久，他和艺术家荣荣认识，开始合作。2003年，他们在荣荣位于北京康城的小房子里和荣荣映里等人一起商讨《东村》那本书的相关工作。在一张荣荣拍摄的照片里，毛卫东嘴里叼根烟，望着镜头，年轻、阳光。随着三影堂2007年在北京草场地创办，毛卫东于2009年彻底离开稳定的体制内工作，离开时，签了保密协议，护照不在自己身边，所以连出国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经常拿这事开他的玩笑，一个做翻译的人，却没机会到那个语言的故乡。有一年，他开心地说，自己的保密协议到期了，但从此之后，也没见他提出国的事，即便是漂亮高挑的女儿在英国留学，他也没有出去看过她，他们的相聚，都是在她回国期间。
　　我后来从媒体离开，做了策展，对于摄影作品的制作和展呈最初的认知多半来自于他，摄影作品怎么看、装裱材料用得匹配不匹配，以及卡纸和有机玻璃怎么挑选、白边留多少，他会说得具体细碎，相信很多摄影师在这些问题上，也曾受益于他。
　　2014年，他离开三影堂，但依然住在草场地和798之间那块中间地带，大家聚会更加频繁。那时候，金酉鸣和博尚两人租了一块地方，成立了得色空间，一个是银行职员，一个是广告公司老板，都喜欢做摄影，常常邀请艺术家或策展人来做分享，那儿就成了我们的据点。听讲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和毛卫东聊天，所以，别人的讲座之后，我们赖着不走，空间主理人管饭，毛卫东管摄影史和相关信息，即便是看着世界杯比赛，他也不忘穿插一些零碎的摄影边角料。
　　不聚会的时候，他会通过微信发各种资料给大家，这些资料在别人那里，不见得舍得拿出来，他毫不避讳，连刚刚翻译完、自己排好版还没有出版的书稿PDF也传给我们看。
　　得色空间解散后，黑桥艺术区夷为平地，变成了公园，草场地也在萎缩，没多久，他就搬去了双桥自己的住所，因而我们在北京的聚会就少得可怜，我跟他见面，很多时候都是在外地的摄影节。他享受和朋友们聚会的时光，甚至偶尔表现出一些对小地方饮食的研究与尝试，有一年连州摄影节，在段煜婷给工作人员租的宿舍里，他每天都从附近的菜市场买些新鲜的鸡肉和鱼回来，做给我们吃。吃完饭，他还不厌其烦地劝我到连州租个房子，一起干活，我写书，他翻译书，对此我只是听听，觉得不大有可操作性。有段时间，他电话里又几次劝我，到王新妹位于嘉兴的著名的影上书房做一个月的研究，那里书多。这事我很上心，却不见他有下文。后来听说，他去住了一段时间，但频繁的腹泻让他什么也没干成，“还叨扰了别人”，老是跟我说，对王新妹心怀愧疚。
　　他需要一些疯狂，只是缺少合适的机会。有年冬天在阿尔山，室外零下36度，在大门和几个摄影师的撺掇下，他们脱掉上衣，站在刺骨的室外撒野，合影里，有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殷德俭。毛卫东最瘦，显得有些尴尬。那事后来就成了他说起来为数不多的不掩饰快乐的时刻。

唯一重视并实现他价值的人提前走了

　　在翻译巨制“影像文丛”之前，毛卫东主要为画廊和美术馆翻译各种学术文章，有些机构甚至至今没付翻译费。说起这事，他也怨，但很快就转移话题。2014年离开三影堂后，他有大量的时间从事翻译，有段时间，手头有三本书稿带给各种人看，但没有出版社对这种纯理论的书籍感兴趣，无奈之下，他自掏腰包，印刷了其中的一本《摄影对话录》，保罗·希尔和托马斯·库珀的著作。
　　一直担任“影像文丛”全套书责编的张宇回忆，他最早和毛卫东结识是在2013年底。一天，毛卫东和高初来找他，在和平里附近一家茶馆聊了一下午。就是在那天下午，毛卫东说起他有意翻译一系列摄影理论图书的计划。晚上，张宇请二人吃饭，或许是高兴，毛卫东把小吊梨汤餐馆喝梨汤的杯子拿来当酒杯，高初基本上不喝，毛卫东就反复劝张宇，你喝你的，我喝酒不用陪。自诩酒量还行的张宇称，他那一次是真正见识了酒量高是什么概念。他们喝了一瓶白牛二，毛卫东又拿了一瓶，迷迷登登又喝完了，还要拿酒，张宇吓住了，拗不过，只好拿了一个半斤装的，喝了几口。毛卫东开始有些酒力不支。张宇果断结账，扶他上了出租车。这一顿，毛卫东至少喝了一斤半白酒。“正值午夜，出租车一路疾驰，前方一路平顺，好似前程，毛卫东一路借着酒力唱歌，那是我唯一一次听他酒后唱歌，”张宇说，“他那时恰好四十出头，正如我现在的年龄。”

　　后来，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殷德俭将“影像文丛”纳入该社出版计划，作为重要品牌强力推进，出版社委托毛卫东以副总编辑名义组织翻译工作，除翻译费外，每月给他五六千元活动经费，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生活压力。这几年里，陆续有毛卫东的译作出版，灰色布面封皮，识别性很强。尽管销售不见得会持平，但这套“影像文丛”成为一个理论著作出版的热点，一时间“摄影理论出版看民族摄影社”，蔚为壮观。我的两本书也在殷德俭的果断决策中出版。理论书籍不讨好，我深有体会，更何况毛卫东翻译的纯文字书，摄影界近几年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数还是追求上升路线和成功学，买了不读是常态。毛卫东的翻译一方面是和其他出版社合作一些看起来有卖相的，比如《如何阅读照片》，图文并茂，比如《摄影展览指南》，几乎是做展览的工具书。剩下的就交给殷德俭。这些理论书的价值在于，毛卫东作为译者打破了英美摄影学者的话语霸权，耙梳了一些不被国内译者关注的著作，比如新西兰摄影史学家乔弗里·巴钦的《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就是提出摄影的诞生是基于一种渴望，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助推，他通过对摄影发明者的著作和信件进行分析，最后推导出拍照片的渴望是如何形成的;比如他翻譯的《摄影理论：历史脉络与案例分析》，来自于比利时学者希尔达·凡·吉尔德和荷兰学者海伦·维斯特杰斯特合著;《摄影哲学的思考》来自于巴西籍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这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我们对于摄影媒介及其内核的认知惯性和话语崇拜。丛书规模庞大，已经出版的，包括他的遗作《历史照片的解读》在内共有12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原编辑董良参与过其中的部分工作，“那段时间大家斗志很高，铆足了劲做影像文丛，老毛的引进计划一度高达四五十本，有哲学思辨的，有探讨文化现象的，有单就某细分领域进行研究的……林林总总精彩异常。但是资金、人力自始至终都很匮乏。”
　　正当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摄影理论出版的美好前景时，殷德俭因突发疾病于 2018年6月猝然离世，之后该社经历了改制、更名，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更名为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公司化运作，囿于出版整体环境，理论出版急剧放缓。“影像文丛”翻译好的部分书稿迟迟未能推出，一直担任全套影像文丛责编的原编辑部主任张宇升任副社长后，独力护持“影像文丛”，继续艰难推进后面的各种繁琐工作。前几天由毛卫东翻译、出版社前后做了近5年的《历史照片的解读》出版，现在却变成他的遗作。
　　殷德俭去世对毛卫东造成的创伤极大，他的价值本来就没有多少人看到并重视，殷德俭恰好是那个看到并帮他实现的人，罕见的知遇之恩，让他无法释怀。细数他这些年翻译出版的书籍，竟有21部之多。

　　毛卫东离世的消息，引起了摄影圈的巨大震动。策展人刘钢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摄影圈太不重视这样的学者了”，我没有辩驳的理由。用策展人冯博一的话说，“毛卫东多舛的一生，好像是我们不断所听、所见的轮回，而功利、鸡贼的人却还活着。”毛卫东一去世，就有人将他的专业批评说成“摧残”，也有人制作了惊悚的文章标题，刷流量。

“不再发纸质的了，太贵，也没人看”

　　在我的印象里，真正在理论上跟他聊得开心的，策展人董冰峰算一个。毛卫东有一段时间住在798附近的银枫家园，小区里艺术圈从业者多，策展人、影像研究者董冰峰就是其中一个，楼下有露天餐厅，他经常约着和老毛喝酒，一来二去，成了无话不说的好邻居。
　　“不再发纸质的了，太贵，也没人看。”这是毛卫东有次给董冰峰的留言，是说他自己编译的《摄影文论丛刊》。目的当然是推动业内重视和系统讨论摄影理论，而非只聊拍照。但是两辑过后，无甚反响。所以从第三辑开始，只发送PDF给大家。董冰峰整理了下手边的，共收到8辑。
　　在纪念短文《邻居老毛》里，董冰峰从行业高度来看毛卫东的工作，或者说，他从毛卫东的工作里看出了跨学科的重要性，“事实上摄影圈和艺术圈的区隔并不像很多人形容的水火不容。摄影从90年代起就在中国艺术生态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老毛的工作正好跨/超越了两端。从他翻译的大量西方摄影理论就可以看出，摄影、艺术、理论互为关系和发展的历史至今己快百年，尽管中国当代艺术体制非常的不稳定且受政治和商业影响很大，但是每一个时段的创新潮流总是表现为跨学科和跨媒介的，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