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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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年会,于1992年11月12日至17日在厦门悦华酒店隆重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国和中国大陆、港、澳、台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及提要,对唐代文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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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年会,于1992年11月12日至17日在厦门悦华酒店隆重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国和中国大陆、港、澳、台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及提要,对唐代文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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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第一辑刊登了"诗学研究笔谈"七篇、关于中国传统诗学、西方诗学、中外诗学比较的论文十三篇,共二十五万字。陈飞《中国古典文学型态论纲》从宏观上确定了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位置;王小盾《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诸音曲符号》揭示古典诗歌声律学的一些外缘问题。管雄《说"兴会标举"》、蒋寅《大历诗的意象与结构》、巩本栋《论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及特点》、张宏生《江湖诗派以僧为美的艺术追求》、
刘长卿《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诗,历来脍炙人口,其凝练自然,优雅闲旷,堪称山水诗之代表作。所写幽静景色,究属何处,向来却鲜为人知。本文试图通过"碧涧别墅"的发微,揭开刘长卿至今未明的一段生活。
为纪念唐代诗人李商隐诞辰1180周年,1992年11月21日至26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古籍所、广西诗词学会等单位发起,在桂林举行了中国首届李商隐学术研讨会。李商隐曾游宦岭南,在桂林郑亚幕府曾代理昭州郡守数月,留下了滞留桂林、昭州的诗歌数首。可以说,这个会议是研究李商隐诗歌的一个开创,一个起点。来自全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谈到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生存空间变得狭小的元代,文人的生活道路和心理状态呈现多变的形态时,应当说杨维桢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因为一方面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使他在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上形成了比较强固的社会责任感,亦即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几乎都具有的群体意识。而另一方面,元代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和杨维桢的特殊际遇,又将他从汉唐以来一千年间形成的生活故道中抛掷出来,从而使他的个体意识增强,并经历了另一种更加崇尚自我的人生体验。
福建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第二届代表人会暨第三次年会于1992年10月25日至29日在龙岩闽西宾馆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厦大、福师大、漳师院、全省各师专、职大及省社科联、出版界等代表37人,提交论文10篇.
清朝初年,"诗学之盛,莫盛于山左。……山左之诗甲于天下。"(见《山左诗钞序》)之所以出现如此盛况,是因为当时山左诗坛上活跃着一大批著名诗人;而其中又以有"诗坛圭臬"、"一代正宗"之誉的新城诗人王士禛和他的劲敌"抱奇才,负奇气"(见吴雯《并门集序》)的益都诗人赵执信,最引人注目。
孔稚圭(公元448—501)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齐代曾任太子詹事等职。有辑本《孔詹事集》一卷。其《北山移文》为南北朝散文名稿,也是骈文中风格独异的佳作,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赞叹道:"按此文传诵,以风物刻画之工,佐人事讥嘲之切,山水之清音与滑稽之雅,相得而益彰。"(见《全齐文》卷十九)孔稚圭也是一位诗人,只是诗名被《北山移文》的盛名所掩。孔稚圭存诗不多,逯钦立《先秦汉魂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二载录其作:《白马篇》、《游太平山诗》、《旦发青林诗》;残句《白纻歌》、
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对偶意义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它们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的辩证法因素。近年来文论界对古代不少美学范畴进行了精采的论述,但尚少从对偶角度作比较研究。《诗文批评中的对偶范畴》试图把古代诗(含词)文批评中若干重要的范畴组织成对偶,探讨每一对偶中两极的自身特点和相互关系,并将这些成对的范畴放在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辨明它们与别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的关系,审视它们与外国文艺理论中相关范畴的异同,检验历代名家作品中这些范畴的体现状况。简单地说,本文力图探
<正> 市场资本主义的宏观控制 一辆很好的新车碰上糟糕的司机,可能一路折腾;一辆过时的旧车由有经验的司机驾驶,也可以一路平安;不过,旧车也会碰上坏司机。市场资本主义并非一辆好车,它不能使生产潜力充分发挥,这就需要司机知道如何来驾驶这辆旧车,以弥补其不足,而这又涉及市场资本主义的宏观控制系统。
近十年前,读到钱学烈先生的《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六辑,中华书局,1983)一文,其材料的丰富,考证的详密以及其中反映的严谨踏实的学风,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又高兴地读到了同一作者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并知道这位学者孜孜不倦,以十数年伏案之功,完成了这部著作,为唐代文学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敬佩与赞许之情不禁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