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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作为革命老区的山西，是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其中，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在山西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牺盟会的相关研究一直不断推进且成果颇丰。
关键词：牺盟会;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2.07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牺盟会的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档案的公布和相关专著的出版，学术界对牺盟会的发展演变过程、性质、统战政策的实施、活动及历史贡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2010年以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牺盟会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笔者梳理了2010年以来牺盟会相关论文，将现有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几个专题进行简要阐述。
1 对牺盟会、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
近十余年，学界对牺盟会和牺盟会创始人阎锡山的研究多集中于二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讨论。不仅涉及对牺盟会史上国共冲突的爆发点的研究，也涉及阎锡山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策略变化。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是1939年12月前后蒋介石借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机争取维护自己在山西地区统治的武装斗争，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杨奎松所撰的《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中，在分析晋西事变爆发前阎锡山对共产党既合作又猜忌的微妙关系的基础上，梳理了事变发生后，为拉拢阎锡山继续抗战、重建统战关系，毛泽东采用“和平攻势”，划界而治的方式解决，使得共产党第一次在山西取得了军政和地方控制的实权的全过程。并指出：看似“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却能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控制权问题上与阎锡山一分为二，能在“分界而治”中取得军政地方控制的合法权利，但同时也为双方今后的摩擦埋下了伏笔。王奇生在《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阎锡山为个案》一文中，梳理、讨论了1935—1945年间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的博弈和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并得出结论：尽管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复杂微妙，但在地方实力派中，中共对阎锡山的统战最重视，也最有成效;作为“中间势力”的阎锡山很好地在国共之间起到缓冲作用，有利于中共在华北的经营、发展。罗晓红《1935—1940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研究》中，对阎锡山与中共的合作做出评价：中共始终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采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最大限度地维系着双方的合作，阎锡山也客观上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条件;但阎锡山的阶级立场，又决定了双方的合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势必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与危机性。
2 对牺盟会及统一战线的研究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要早十一个月，再加上牺盟会特殊的性质和地位，使得它从成立之日起，就是统一战线在山西地区的成功实践，极具研究价值。很多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问题引向深入。张敏慧、詹慧在《论“牺盟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典范作用》中指出：牺盟会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促进了山西抗日，从全局上也带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取得了极大成就，值得借鉴。赵小戈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在山西的成功实践——抗战中的牺盟会》中提出：牺盟会是一个“说着山西话，却受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组织”，并得出统一战线必须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牺盟会的历史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成功例证的结论。赵丹在《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研究》一文中，通过山西境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状况和统一战线的演进，指出山西特殊统一战线实践成功的意义：即支援了全国抗战，稳定了抗日格局，也使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为更好地进行敌后抗战奠定了基础。易达鹏《试论抗战初期中共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策略——以牺盟会为中心》一文中，结合中共对统战政策的认识，指出中共是通过采取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因事因地制宜地贯彻政治主张、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并行等主要策略、通过牺盟会来争取山西抗日民族同一战线的领导权。李凯凯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一文中，将山西抗日民族同一战线分为：蓬勃发展阶段、遭遇曲折阶段和努力维系阶段，并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历史经验，认为进行统战工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党对統一战线的领导权、提升统战工作的实效性和大局意识。陶建在《牺盟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用和发展》中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牺盟会能够获得成功的基础，牺盟会对中共统战政策的运用和发展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最积极的准备。
3 牺盟会的群众动员工作
牺盟会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离不开牺盟会所做的群众动员工作。近年来，学界对牺盟会的群众动员工作颇为关注，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蔡嘉颖在《抗战初期牺盟会的民众动员》中，对临时村政协助员和特派员的基层动员所进行的群众工作进行梳理，如进行抗日宣传、教村民保护粮食和防毒常识等，随后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又发起了减租减息等运动，极大地调动起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新军决死队成立后，又进行了摧毁敌伪组织、击退敌军进攻等一系列工作，用战绩加强了牺盟会的威信，鼓舞了群众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决心。各级各类民众救亡团体的建立更是发动了不同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为山西抗战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笔者认为，牺盟会的群众动员工作能取得如此明显的效果，得益于正确的动员方法，并总结了牺盟会的民众动员工作取得成效的要素，对牺盟会员的动员技术、奋斗精神和自我反思给予了系统总结和赞扬。 蔡嘉颖还在《〈郝星久日记〉所见山西抗日民众动员》一文中，采取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通过对新绛县牺盟会员郝星久的日记的梳理和分析，再现了一位普通的牺盟会员、一位爱国教员眼中牺盟会的工作、生活、公私矛盾、党派摩擦，跳出了以往研究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惯例，以微观视角展现出牺盟会在民众动员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和会员的切身感受，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伟在《统一战线视野下的民众动员——以牺盟会为中心的考察（1936—1940）》一文中，从牺盟会的民众动员的组织形式入手，采用政治动员和情感动员、经济动员、军事动员等动员策略，通过宣传鼓动、说服教育、塑造舆论等策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中分析总结出牺盟会民众动员具有动员主体的特殊性和客体的广泛性、动员方式多样且贴近群众、最大程度实现了价值和利益的统一等特点。
4 牺盟会工作方式研究
牺盟会能广泛地发动群众，除了动员艺术之外，也归功于牺盟会的工作方式。杜懷清在《抗战时期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宣传工作研究》一文中，聚焦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所做的宣传工作，分析认为：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是牺盟会和决死队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分析了牺盟会和决死队所运用的宣传方式：喊口号、基层干部的培养、群众运动、文艺活动和报刊宣传活动等。这一系列形式多样、感染力强、指向明确的宣传方式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短期的战备角度看，不仅使得牺盟会和决死队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也调动了普通民众的抗日热情，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了统一战线;从长远的文化发展来看，推动了文化在民间的普及，联通了山西与外界交流的渠道，也为山西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李佳在《牺盟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探析》中，针对牺盟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展开讨论，认为牺盟会所进行的多层次、全方位、多渠道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是使其能圆满完成思想政治工作最为关键的因素。文章指出，牺盟会所运用的思想政治工作因对象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式：对阎锡山、山西军政上层官员等采用适时让步、理论博弈、定期交流的方式;对部队和基层干部采用加强军队政治制度建设等方式;对人民群众则通过派遣“临时村政协助员”下乡、发起群众运动和集会活动、开展抗战文艺宣传等方式，兼具了科学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因而为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牺盟会的其他研究
除上述几个研究角度之外，关于牺盟会的成立背景、活动、历史贡献等方面，也有诸多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王文秀在《牺盟会成立历史条件刍议》中，认为牺盟会是在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的外部条件、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的国内条件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的现实可能这三大背景之下成立的。随着薄一波着手接办牺盟会和统战政策的指导，牺盟会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喜燕在《牺盟会唤醒了垣曲民众》中，对牺盟会组织当地百姓反对旧政权、动员青年参军并组织武装力量对日作战、培养大批干部、建立抗日组织等活动的记述，指出：牺盟会唤醒了垣曲民众的抗日觉悟，带来了垣曲第一个革命高潮。张涛在《抗战时期临汾境内的牺盟会》中，则叙述了太原沦陷前夕，牺盟会总部随阎锡山转移到临汾，并在临汾当地组织各县广泛开展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对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发挥了积极作用。裴建平在《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回顾》中，认为牺盟会的成立开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并从其对政治环境、群众基础、军事准备、抗战形势、对统战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等角度，分析其贡献。
纵观十余年来我国学界有关牺盟会的研究现状，显而易见，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深入，新的成果在已有基础上层出不穷。尽管本文无法将所有研究成果一一概述，但也足见关于牺盟会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前沿方向。与以往研究相比，十余年来学界对牺盟会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深度加强、研究视角扩大、多学科综合研究等特点，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新方向。
当然，在充分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研究不断深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复视角的研究较多，主要还是集中于国共关系、统一战线、群众动员等传统研究角度，鲜有新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多从牺盟会的历史进行宏观的研究，缺乏以微观视角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以生动的细节来丰富和还原这段历史;研究往往以牺盟会为焦点，少有将牺盟会与其他团体组织进行对比研究;目前研究鲜少采用国外文献等。这些正是学界在今后进一步研究中需要关注和思考的地方，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参考文献
[1]杨奎松.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J].史学月刊，2016，（01）：75-83.
[2]王奇生.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阎锡山为个案[J].江淮文史，2018，（05）：150-168.
[3]罗晓红.1935-1940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4]张敏慧，詹慧.论“牺盟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典范作用[J].湘潮（下半月），2011，（11）：15+17.
[5]赵小戈.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在山西的成功实践[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3.
[6]赵丹.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研究[D].成都：西南大学，2013.
[7]易达鹏.试论抗战初期中共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策略[D].湘潭：湘潭大学，2013.
[8]李凯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D].沈阳：沈阳航空航天大学，2019.
[9]陶建.牺盟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用和发展[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7.
[10]蔡嘉颖.抗战初期牺盟会的民众动员[D].太原：山西大学，2017.
[11]蔡嘉颖.“郝星久日记”所见山西抗日民众动员[J].文史月刊，2016，（12）：12-18.
[12]关伟.统一战线视野下的民众动员——以牺盟会为中心的考察（1936-1940）[J].近代史学刊，2017，（01）：99-110+258-259.
[13]杜怀清.抗战时期牺盟会与决死队的抗战宣传研究[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5.
[14]李佳.牺盟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探析[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18.
[15]王文秀.牺盟会成立历史条件刍议[J].理论观察，2020，（01）：112-114.
[16]张喜燕.牺盟会唤醒了垣曲民众[J].文史月刊，2018，（12）：67-69.
[17]张涛.抗战时期临汾境内的牺盟会[J].沧桑，2013，（02）：144-146.
[18]裴建平.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回顾[J].党史文苑，2013，（24）：23-25.
关键词：牺盟会;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2.07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牺盟会的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档案的公布和相关专著的出版，学术界对牺盟会的发展演变过程、性质、统战政策的实施、活动及历史贡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2010年以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牺盟会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笔者梳理了2010年以来牺盟会相关论文，将现有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几个专题进行简要阐述。
1 对牺盟会、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
近十余年，学界对牺盟会和牺盟会创始人阎锡山的研究多集中于二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讨论。不仅涉及对牺盟会史上国共冲突的爆发点的研究，也涉及阎锡山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策略变化。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是1939年12月前后蒋介石借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机争取维护自己在山西地区统治的武装斗争，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杨奎松所撰的《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中，在分析晋西事变爆发前阎锡山对共产党既合作又猜忌的微妙关系的基础上，梳理了事变发生后，为拉拢阎锡山继续抗战、重建统战关系，毛泽东采用“和平攻势”，划界而治的方式解决，使得共产党第一次在山西取得了军政和地方控制的实权的全过程。并指出：看似“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却能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控制权问题上与阎锡山一分为二，能在“分界而治”中取得军政地方控制的合法权利，但同时也为双方今后的摩擦埋下了伏笔。王奇生在《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阎锡山为个案》一文中，梳理、讨论了1935—1945年间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的博弈和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并得出结论：尽管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复杂微妙，但在地方实力派中，中共对阎锡山的统战最重视，也最有成效;作为“中间势力”的阎锡山很好地在国共之间起到缓冲作用，有利于中共在华北的经营、发展。罗晓红《1935—1940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研究》中，对阎锡山与中共的合作做出评价：中共始终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采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最大限度地维系着双方的合作，阎锡山也客观上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条件;但阎锡山的阶级立场，又决定了双方的合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势必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与危机性。
2 对牺盟会及统一战线的研究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要早十一个月，再加上牺盟会特殊的性质和地位，使得它从成立之日起，就是统一战线在山西地区的成功实践，极具研究价值。很多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问题引向深入。张敏慧、詹慧在《论“牺盟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典范作用》中指出：牺盟会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促进了山西抗日，从全局上也带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取得了极大成就，值得借鉴。赵小戈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在山西的成功实践——抗战中的牺盟会》中提出：牺盟会是一个“说着山西话，却受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组织”，并得出统一战线必须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牺盟会的历史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成功例证的结论。赵丹在《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研究》一文中，通过山西境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状况和统一战线的演进，指出山西特殊统一战线实践成功的意义：即支援了全国抗战，稳定了抗日格局，也使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为更好地进行敌后抗战奠定了基础。易达鹏《试论抗战初期中共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策略——以牺盟会为中心》一文中，结合中共对统战政策的认识，指出中共是通过采取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因事因地制宜地贯彻政治主张、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并行等主要策略、通过牺盟会来争取山西抗日民族同一战线的领导权。李凯凯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一文中，将山西抗日民族同一战线分为：蓬勃发展阶段、遭遇曲折阶段和努力维系阶段，并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历史经验，认为进行统战工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党对統一战线的领导权、提升统战工作的实效性和大局意识。陶建在《牺盟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用和发展》中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牺盟会能够获得成功的基础，牺盟会对中共统战政策的运用和发展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最积极的准备。
3 牺盟会的群众动员工作
牺盟会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离不开牺盟会所做的群众动员工作。近年来，学界对牺盟会的群众动员工作颇为关注，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蔡嘉颖在《抗战初期牺盟会的民众动员》中，对临时村政协助员和特派员的基层动员所进行的群众工作进行梳理，如进行抗日宣传、教村民保护粮食和防毒常识等，随后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又发起了减租减息等运动，极大地调动起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新军决死队成立后，又进行了摧毁敌伪组织、击退敌军进攻等一系列工作，用战绩加强了牺盟会的威信，鼓舞了群众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决心。各级各类民众救亡团体的建立更是发动了不同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为山西抗战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笔者认为，牺盟会的群众动员工作能取得如此明显的效果，得益于正确的动员方法，并总结了牺盟会的民众动员工作取得成效的要素，对牺盟会员的动员技术、奋斗精神和自我反思给予了系统总结和赞扬。 蔡嘉颖还在《〈郝星久日记〉所见山西抗日民众动员》一文中，采取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通过对新绛县牺盟会员郝星久的日记的梳理和分析，再现了一位普通的牺盟会员、一位爱国教员眼中牺盟会的工作、生活、公私矛盾、党派摩擦，跳出了以往研究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惯例，以微观视角展现出牺盟会在民众动员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和会员的切身感受，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伟在《统一战线视野下的民众动员——以牺盟会为中心的考察（1936—1940）》一文中，从牺盟会的民众动员的组织形式入手，采用政治动员和情感动员、经济动员、军事动员等动员策略，通过宣传鼓动、说服教育、塑造舆论等策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中分析总结出牺盟会民众动员具有动员主体的特殊性和客体的广泛性、动员方式多样且贴近群众、最大程度实现了价值和利益的统一等特点。
4 牺盟会工作方式研究
牺盟会能广泛地发动群众，除了动员艺术之外，也归功于牺盟会的工作方式。杜懷清在《抗战时期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宣传工作研究》一文中，聚焦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所做的宣传工作，分析认为：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是牺盟会和决死队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分析了牺盟会和决死队所运用的宣传方式：喊口号、基层干部的培养、群众运动、文艺活动和报刊宣传活动等。这一系列形式多样、感染力强、指向明确的宣传方式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短期的战备角度看，不仅使得牺盟会和决死队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也调动了普通民众的抗日热情，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了统一战线;从长远的文化发展来看，推动了文化在民间的普及，联通了山西与外界交流的渠道，也为山西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李佳在《牺盟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探析》中，针对牺盟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展开讨论，认为牺盟会所进行的多层次、全方位、多渠道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是使其能圆满完成思想政治工作最为关键的因素。文章指出，牺盟会所运用的思想政治工作因对象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式：对阎锡山、山西军政上层官员等采用适时让步、理论博弈、定期交流的方式;对部队和基层干部采用加强军队政治制度建设等方式;对人民群众则通过派遣“临时村政协助员”下乡、发起群众运动和集会活动、开展抗战文艺宣传等方式，兼具了科学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因而为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牺盟会的其他研究
除上述几个研究角度之外，关于牺盟会的成立背景、活动、历史贡献等方面，也有诸多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王文秀在《牺盟会成立历史条件刍议》中，认为牺盟会是在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的外部条件、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的国内条件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的现实可能这三大背景之下成立的。随着薄一波着手接办牺盟会和统战政策的指导，牺盟会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喜燕在《牺盟会唤醒了垣曲民众》中，对牺盟会组织当地百姓反对旧政权、动员青年参军并组织武装力量对日作战、培养大批干部、建立抗日组织等活动的记述，指出：牺盟会唤醒了垣曲民众的抗日觉悟，带来了垣曲第一个革命高潮。张涛在《抗战时期临汾境内的牺盟会》中，则叙述了太原沦陷前夕，牺盟会总部随阎锡山转移到临汾，并在临汾当地组织各县广泛开展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对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发挥了积极作用。裴建平在《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回顾》中，认为牺盟会的成立开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并从其对政治环境、群众基础、军事准备、抗战形势、对统战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等角度，分析其贡献。
纵观十余年来我国学界有关牺盟会的研究现状，显而易见，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深入，新的成果在已有基础上层出不穷。尽管本文无法将所有研究成果一一概述，但也足见关于牺盟会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前沿方向。与以往研究相比，十余年来学界对牺盟会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深度加强、研究视角扩大、多学科综合研究等特点，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新方向。
当然，在充分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研究不断深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复视角的研究较多，主要还是集中于国共关系、统一战线、群众动员等传统研究角度，鲜有新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多从牺盟会的历史进行宏观的研究，缺乏以微观视角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以生动的细节来丰富和还原这段历史;研究往往以牺盟会为焦点，少有将牺盟会与其他团体组织进行对比研究;目前研究鲜少采用国外文献等。这些正是学界在今后进一步研究中需要关注和思考的地方，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参考文献
[1]杨奎松.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J].史学月刊，2016，（01）：75-83.
[2]王奇生.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阎锡山为个案[J].江淮文史，2018，（05）：150-168.
[3]罗晓红.1935-1940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4]张敏慧，詹慧.论“牺盟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典范作用[J].湘潮（下半月），2011，（11）：15+17.
[5]赵小戈.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在山西的成功实践[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3.
[6]赵丹.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研究[D].成都：西南大学，2013.
[7]易达鹏.试论抗战初期中共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策略[D].湘潭：湘潭大学，2013.
[8]李凯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D].沈阳：沈阳航空航天大学，2019.
[9]陶建.牺盟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用和发展[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7.
[10]蔡嘉颖.抗战初期牺盟会的民众动员[D].太原：山西大学，2017.
[11]蔡嘉颖.“郝星久日记”所见山西抗日民众动员[J].文史月刊，2016，（12）：12-18.
[12]关伟.统一战线视野下的民众动员——以牺盟会为中心的考察（1936-1940）[J].近代史学刊，2017，（01）：99-110+258-259.
[13]杜怀清.抗战时期牺盟会与决死队的抗战宣传研究[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5.
[14]李佳.牺盟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探析[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18.
[15]王文秀.牺盟会成立历史条件刍议[J].理论观察，2020，（01）：112-114.
[16]张喜燕.牺盟会唤醒了垣曲民众[J].文史月刊，2018，（12）：67-69.
[17]张涛.抗战时期临汾境内的牺盟会[J].沧桑，2013，（02）：144-146.
[18]裴建平.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回顾[J].党史文苑，2013，（24）：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