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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媒体忙着报道各地打拐行动的成果时,法新社的报道“DesperateParents roam China to find kidnappedchildren”(《为寻子,绝望的父母走遍中国》)一文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报道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对这篇文章的解读能够对国内媒体的报道有所帮助。
从题材上讲,这篇署名为MaNanne Barriaux的特写讲述的不是一般的拐卖儿童事件,而是联系起了轰动一时的黑砖窑事件,从父母寻子的角度以情动人。在某种意义上,文章像是黑砖窑事件的后续报道,反映了其社会影响的一个侧面。尽管此文的效果与我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大相径庭,也即其作用可称相当负面,但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报道还是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因为在当前的报道中,事件性报道层出不穷,很多都是冷冰冰的事实和数字,有多少能够从人的角度以人为本地报道呢?又有多少能够在几年后对一个曾经轰动的事件进行追踪呢?
文章一如既往地采用人物描写式的开头,从一个母亲的经历出发。胡姓工人从录像中看到了她在黑砖窑里打工的儿子,但是当她赶到当地时,却发现男孩已经不在那里了……这个故事事实上代表了很多人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因此一下子便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故事性的描述中,作者很注意形容词的使用和细节的表现。比如说胡“个子不高但体型健硕”,说话的时候“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很大”,她住的房子是和别人合租的,已经“破烂不堪”。掩卷遐思,我们很容易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可怜又可敬的执着的母亲形象。
接下来插入的是关于黑砖窑事件的背景。这种近景与远景的切换很是时候,使文章看起来更丰满。
对于黑砖窑事件的直接受害者——那些被困工人们的苦难,作者没有直接记叙,而是通过另外几名家长说出来的。比如苗立松(音译)说:“在一些工厂里面,我们看到工人在工作,他们的头发很长,穿的很破,他们没有鞋子,有些人身上有伤。”再比如郝绩勇(音译)“和二百多名工人在河南的砖窑工作,穿着缝有号码203的衣服,他在那里工作的两年中先后看到六名工人被打死”。这些描述很有冲击力,比直接告诉读者被困工人的生存状态要有力得多,也可信得多。
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些家长是多么不容易,作者还在后面插上了一些他们遇到的麻烦:苗在寻子之路上花掉了大部分积蓄后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杭州的电话,一名男子告诉他在工厂发现了他的儿子。苗到了杭州以后那人却不肯见他,让他妻子先寄去一百元钱。当打电话者索要更多钱时,苗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多么急迫的父亲。多么可恶的骗子。
如果再加上一句,笔者要说:多么有心的作者。
这些东西没有扎实深入的采访是得不到的。
相比法新社,我们的国内媒体在采访中有很多优势,比如信息的获取,比如语言的便利。但是在选材和采访中,还是要向善于以小见大的外媒多多学习。在这篇稿子播发的前一天我也曾写了一篇Finding a Way Home(被拐卖儿童的漫漫回家路),讲述被公安机关解救的孩子回家的故事,对比法新社的稿子,我认为自己当时写的角度太正了,就好像给人拍照时,拍的都是对方正面站立的照片,这就不如拍生活照那样让人看着舒服。
现在想想,其实完全可以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写,写他寻找孩子的痛苦和努力,写他看到了别人的孩子被找到,并让他来讲述找到的过程,然后交代他的孩子一直没有找到,给读者留一个悬念,让读者知道,虽然公安机关找到了一些孩子,而仍在苦苦寻子的父母其实还有很多。
当然法新社的报道也并非无可指摘。他们的稿子对于宏观的东西,比如仍未归家的黑砖窑工人的数量,以及官方的声音,比如官方的努力,能否提供什么帮助等,则略嫌不足,这就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从题材上讲,这篇署名为MaNanne Barriaux的特写讲述的不是一般的拐卖儿童事件,而是联系起了轰动一时的黑砖窑事件,从父母寻子的角度以情动人。在某种意义上,文章像是黑砖窑事件的后续报道,反映了其社会影响的一个侧面。尽管此文的效果与我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大相径庭,也即其作用可称相当负面,但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报道还是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因为在当前的报道中,事件性报道层出不穷,很多都是冷冰冰的事实和数字,有多少能够从人的角度以人为本地报道呢?又有多少能够在几年后对一个曾经轰动的事件进行追踪呢?
文章一如既往地采用人物描写式的开头,从一个母亲的经历出发。胡姓工人从录像中看到了她在黑砖窑里打工的儿子,但是当她赶到当地时,却发现男孩已经不在那里了……这个故事事实上代表了很多人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因此一下子便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故事性的描述中,作者很注意形容词的使用和细节的表现。比如说胡“个子不高但体型健硕”,说话的时候“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很大”,她住的房子是和别人合租的,已经“破烂不堪”。掩卷遐思,我们很容易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可怜又可敬的执着的母亲形象。
接下来插入的是关于黑砖窑事件的背景。这种近景与远景的切换很是时候,使文章看起来更丰满。
对于黑砖窑事件的直接受害者——那些被困工人们的苦难,作者没有直接记叙,而是通过另外几名家长说出来的。比如苗立松(音译)说:“在一些工厂里面,我们看到工人在工作,他们的头发很长,穿的很破,他们没有鞋子,有些人身上有伤。”再比如郝绩勇(音译)“和二百多名工人在河南的砖窑工作,穿着缝有号码203的衣服,他在那里工作的两年中先后看到六名工人被打死”。这些描述很有冲击力,比直接告诉读者被困工人的生存状态要有力得多,也可信得多。
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些家长是多么不容易,作者还在后面插上了一些他们遇到的麻烦:苗在寻子之路上花掉了大部分积蓄后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杭州的电话,一名男子告诉他在工厂发现了他的儿子。苗到了杭州以后那人却不肯见他,让他妻子先寄去一百元钱。当打电话者索要更多钱时,苗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多么急迫的父亲。多么可恶的骗子。
如果再加上一句,笔者要说:多么有心的作者。
这些东西没有扎实深入的采访是得不到的。
相比法新社,我们的国内媒体在采访中有很多优势,比如信息的获取,比如语言的便利。但是在选材和采访中,还是要向善于以小见大的外媒多多学习。在这篇稿子播发的前一天我也曾写了一篇Finding a Way Home(被拐卖儿童的漫漫回家路),讲述被公安机关解救的孩子回家的故事,对比法新社的稿子,我认为自己当时写的角度太正了,就好像给人拍照时,拍的都是对方正面站立的照片,这就不如拍生活照那样让人看着舒服。
现在想想,其实完全可以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写,写他寻找孩子的痛苦和努力,写他看到了别人的孩子被找到,并让他来讲述找到的过程,然后交代他的孩子一直没有找到,给读者留一个悬念,让读者知道,虽然公安机关找到了一些孩子,而仍在苦苦寻子的父母其实还有很多。
当然法新社的报道也并非无可指摘。他们的稿子对于宏观的东西,比如仍未归家的黑砖窑工人的数量,以及官方的声音,比如官方的努力,能否提供什么帮助等,则略嫌不足,这就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