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率大兵攻陷潼关，随即进入西京长安。唐玄宗此前匆匆放弃繁华如梦的京都，向西入蜀。时任朝廷给事中之职的著名诗人王维因为事情仓猝，扈从不及。陷入贼手。后又被迫接受安禄山授予的伪职。同时被扣的著名诗人还有储光羲、李华等人。
　　这是公元756年，曾经一手缔造“开元盛世”的当朝天子唐玄宗已经在位四十四载，年逾古稀，七十有一，业已龙钟昏聩。他宫中虽然仍宠着抢来的贵妃杨玉环，却也仅仅是作为摆设。而不能纵情声色了。原本天纵奇才的李隆基，居然连安禄山这个胡儿的虎狼之心也看不出来，任由他捧着杨贵妃，取乐玩闹而毫无警惕，这就违背了居安思危的古训了。
　　上一年刚升任门下省要职给事中的王维。现在也已五十六岁。自从开元十九年(731年)丧妻之后，二十五年来王维一直没有续弦。他在家中，鳏居，事母，奉佛；与诗友唱和往来，跟憎人高士谈佛论道；平时静坐，梵香，不吃荤，不衣文彩。年轻时，王维以品格奇高的诗歌而享有盛誉，他十九岁作成的古诗《桃源行》，至今仍众口相传，诵读不辍。在仕途上，他却不是很顺利。从开元九年(721年)二十一岁进士及第释褐为太乐丞时起至天宝十四年累官升迁朝廷给事中之职的总共三十五年间，他在仕途上虽然难展抱负。但总算还能够保持着一贯的平静心态和名流风范。在长安以西的蓝田县辋川谷，王维购得前朝著名诗人宋之问的旧居作为自己的别业，每年空闲时他都要到那里去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闲来悠游于孟城坳、栾家濑、辛夷坞、白石滩以及漆园等地，与诗友裴迪、崔兴宗诸人吟诗作赋，忘却人间的风云变幻人情暖凉，倒也自在闲适。他在此作成的《辋川集》，可谓唐诗中的清丽高洁，脱俗不玷染纤尘的千古绝唱。他的诗歌成就使他在朝廷里斡旋时很有余地：既能够不开罪于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实权人物，同时又可以和像张九龄、萧嵩、李蚬这样的正臣交游。在这方面，与他同年的李白以及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似乎都不能像他那么从容。人生五十而知天命。王维最重要的诗歌此前都已经完成，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注定应该在他渐渐求得的内心平静中度过。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间爆发的安禄山范阳之乱，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在唐朝的历史里，安禄山的叛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安史之乱”使繁荣、富足、安逸、强大的唐朝由盛而衰，由强而弱。一个稳定的大唐王朝变得动荡不安。对个人而言，也意味着人生理想的彻底丧失。著名诗人王昌龄在动荡迁徙途中被恶官所害，天才的杜甫在颠沛流离之中写下的那些不朽的诗句生动地记载了时代的混乱与喧嚣，李白在纷飞的战火中借酒消愁郁郁不得志而终至于老不免难坐累叛罪而不能自保，享有“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之称的王维则因陷入乱贼之手，而经历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
　　当朝最伟大的三位诗人，都被安禄山始于范阳的叛乱给彻底打乱人生的进程。
　　天宝十五年值得一提的事件，还有艳绝千古的杨贵妃缢死马嵬坡，权倾一时的当朝相国杨国忠同时被杀。五十年后的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在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时有感于此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长诗《长恨歌》。
　　这年(756)，太子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年号至德。因此，公元756年兼有天宝十五年和至德元年两个年号。太子亨的举动使唐玄宗不得不黯然退位，仅享有一个“上皇天帝”的虚号。一切变化都出人意料。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战乱。战乱不仅让诗人饱经沧桑，也使位居九五之尊的当朝天子经受了非同寻常的精神折磨。总之，上至天子，下及黎民百姓，都在战乱中倍尝颠沛流离之苦。
　　至于王维被叛军俘获之后的遭遇，在新、旧两《唐书》里都有记载。王维在被俘之后曾“服药取痢”假装生病，想逃脱叛军之手，但未获成功，反而在安禄山的压力下接受了伪职。这个经历后来成了王维历史中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也破坏了他原本平和的心态。郭子仪率军收复两京之后，王维以及诸陷贼官三百余人皆被下狱，从洛阳押往西京长安。按照大臣崔器的意见，像王维、陈希烈这样的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据史记载，肃宗似乎也倾向于崔器的奏折。事情对王维显然十分不利，他自己并不抱很大的希望能够从这件事里脱身。
　　但是事情出现了转机。王维不仅没有被定罪，反而无罪释放了。王维之所以得以获释，跟他写的一首诗有关。王维落入贼手之后，被囚于长安菩提寺经藏院。有一天他听来探访的诗友裴迪说起安禄山大宴于凝碧池之事。感之涕下，遂作诗以赠裴迪。这首诗题目很长，叫《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万首唐人绝句》题目作《菩提寺禁闻逆贼凝碧池上作乐》，俗称《凝碧诗》)。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官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首诗在王维的诗歌创作里显得较为平庸，不能算他的代表作品，但由于诗里明显的忠君思想，却在最紧要的关头成为他的救身护符。对于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山水田园诗来说，这个事实似乎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王维自恃精深的经年修为在现实的残酷面前几乎不堪一击。王维获得免罪的第二个原因是大臣李蚬对肃宗的进劝，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己刑部侍郎之职为他赎罪。一切都在朝好的方面发展。第二年(乾元元年——758年)春天，王维官复原职，责授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尔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官中书舍人之时，王维与贾至、岑参、杜甫等为两省僚友，唱和极盛。这年的秋天，他又迁回给事中之职。上元元年(760年)夏天，转尚书右丞。有趣的是，“安史之乱”后，王维原本无望的仕途忽然出现了转机。他不断地得到升迁，一直做到正五品上的尚书右丞。而这一切是以前所不可能有的事。
　　历史和命运的双手，改变了王维的人生历程，在他自以为已经得到内心平静时，彻底地破坏了他的平衡心态。王维处在惶恐、内疚和不安之中。“安史之乱”后不久，王维就怅然逝去。王维的死，暗示着中国历史上的最有可能成为一名纯粹知识人的诗人消失了。他在自己那些极其纯净的山水田园诗里所描绘出来的理想境界。也最终被证明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对抗，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固有的尴尬地位，在造就王维的同时，也把他从理想的王国推向现实的深渊。王维之所以在自己的晚年难以保持原有的平静心态，也许跟他的理想过于纯净有关。实际上，中国的知识者从来就没有能够从自己的信仰中得到过足够的力量来与现实抗争，他们从来就不曾具有像西方世界的僧侣阶层或者印度婆罗门阶层那种独立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中国的知识阶层依附于皇权，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能够与世俗权力进行抗衡的真理力量：一个至高无 上的神灵所给予的绝对真理，恰恰是欧洲中世纪僧侣以及知识分子阶层能够与世俗力量抗争的精神资源。面对同样的现实困境，中国的知识者只能转而求助于内心，但是他们内心就像冰块一样脆弱，经不起任何敲打。一生奉佛的王维以自己的诗歌天赋创作出了横绝千古的章句，但是他自以为平静的内心就像秋天的池水一样，被风轻轻拂过，就波澜乍起，荡漾不已。
　　王维的晚年在内疚和自责之中度过。天宝十五年的被俘以及充任伪职。一直是王维心中的致命伤，他对此既惶恐、愧疚，又难以自拔。这在他的《请施庄为寺表》、《酣除太子中允表》及《责躬荐弟表》里均可以看出。王维的遭遇代表了中国知识者的难堪与悲哀，同时，他创作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山水田园诗，又成为历代文人所尊崇的典范。相对于杜甫而言，王维的人格似乎不够饱满，这也是后来的诗论家诟病王维并更多地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王维的人生际遇与他的被俘，曾为宋明以后的一些激愤之士所讥讽。如李绂序《王右丞集笺注》云：“其服药取痢佯喑，赋《凝碧诗》，心未尝忘君，惟未能自决耳。”对王维不能自尽耿耿于怀。而清初邓汉仪的《题息夫人》之诗：“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则更直接地表达他对王维不能在被俘之后杀身成仁的不满。不过他们并非就诗论诗，而是以古讽今，所作评判并不足取。
　　对于王维在古诗上地位的评价，历来争论不休。似乎壬维的个人立场和他性格上的软弱，也成为了评价他诗歌的一种参照。中国文论说“文如其人”，似乎是极其关心作家个人的精神。王国维借此也提出一种类似的说法叫“境界说”。大意是境界低的人不能写出好作品。至于什么是好的作品呢，则见人见智。“文以载道”的是好作品，“诗缘情”的也是好作品。以传统的文论观，以“儒”为底蕴的“文以载道”的标准要高于单纯讲究意境和缘情的标准。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句的杜甫的诗坛地位要高于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王维。这种评判方式大致为古今的文论家所接受。
　　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亦持类似的观点。他说：“……旧诗传统里排起座位来，首席是轮不到王维的。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借用克罗齐的名词，王维和杜甫相比，只能算‘小的大诗人’。”所以，“神韵派在旧诗史上算不得正统”。所谓的“神韵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些以王维的诗歌(包括他的绘画)为追求目标的诗人及画家的集合。他们的诗与画讲究意境与神韵，并不把对社会以及生活现实的深入表现和描摹作为诗画的评判标准。以王维作为代表的“神韵派”在诗歌史上虽然算不上是正宗，但是同样以王维为祖师爷的南宗画派却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统治的地位。钱锺书先生在上文中又说：“神韵派在旧诗史上算不得正统，不像南宗在旧画史上曾占有统治地位。”钱锺书先生的论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论的观点，其中并无个人好恶的偏向。王维的画在艺术史上是正宗，但是他的诗歌却不是正统里的，按照中国传统文论里“诗画同源”的认识习惯，这的确是很奇怪的划分。
　　王维的诗歌虽然不是诗史上的正宗，但是他的追随者绵延不断。中唐韦应物是一个，晚唐司空图是一个，北宋严羽是一个。其他人如王士祯、陆时雍、翁方纲等，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尊崇王维，却又往往不敢显尊。王士祯和门弟子谈话时说，杜甫的律诗是“究竟归宿处”，似乎很推崇杜甫。但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揭了他的底：“李、杜、韩、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这句话里在不经意中透露了一个消息，即王士祯虽然不喜欢上述诸公(诗中之正宗)的诗歌，但是碍于他们的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却又不便公开指责，另外在清初那种时代，唯王士祯这种谨慎的性格和交游的广泛，能处安危中而不败。他的“神韵说”，也不无避免讽世而能存身于清廷滥造的学案“文字狱”之外的内衷。王士祯在《池北偶谈》里比较王维、韩愈、王安石三家咏桃花源的诗时说：“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士祯对王维的偏爱。他表面上尊崇杜甫，实际上有违本心。跟王士桢一样。苏轼对王维也偏爱有加，却也是表里不如一。苏轼论王维的句子很多。他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里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风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里又说：“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苏轼把王维的诗歌和他的画相提并论的企图十分明显。跟诗歌在诗史的地位相比。王维的画是历代文人尊崇的鼻祖，位尊宗师，俨然正统。诗歌不被正统认可。画却是公认的正宗，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既然诗画相容，按照传统的文论观，王维的画应在非正统之列。但是这一点偏偏有悖常理，历来文人论画，皆以王维为正统。苏轼在《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里还说过另外的一段话，被视为评画的标准。他说：“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话里说得很明白，吴道子跟王维不能相提并论。钱钟书先生说：“神韵派在旧诗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不同于南宗在旧画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传统文评否认神韵派是标准的诗风，而传统的画评承认南宗是标准的画风。在‘正宗’和‘正统’这一点上，中国旧‘诗、画’不是‘一律’的。”
　　“神韵派”指以王维为代表的诗风流派，“南宗画”也是指以王维为代表的画派。在王维的身上，诗歌的不正统和画的正统让人惊讶地集中到一起，似乎是对传统文论“文如其人”及王国维“意境说”的一种反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难道是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吗?既然王维的诗与画能构成互文关系，彼此相容，那么为什么历代的文论画评却将两者硬生生割开，分别对待呢?难道说是后代的评论家用两个脑袋来思考?
　　这里面似乎有问题。联想到中国传统文论对文学功能的界定方式，这个问题又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传统文论都把介入社会与生活的程度作为文学价值的测度标准，所谓“文以载道”即是比较通俗的说法。这种看待文学的观点，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代的政治结构中占有统治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历代文人的最大理想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得到过生动的阐述：达则兼治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外王内圣”是人们的最高理想，而“治国平天下”是这种理想的外化图景。王维式的纯粹精神理想的表达虽然在实质上被历代的文人所喜欢，但是在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压迫下，却又不能够把这种爱好外在化。作为“独善其身”的物质现实，绘画恰好能够填充人们内心的渴望，所以，绘画往往是作为一种修养的标志而出现，生活与社会的现实与之无关。艺术家在绘画的领域里可以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能与想象，不受传统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压迫，而对绘画的评判标准则变成了“境界”、“神韵”。这样，王维诗歌与绘画之间的评判断裂，就不难理解了。
　　跟传统的诗画内核断裂——本质上是中国历代文人的精神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的外在体现不同，王维的诗歌和他的绘画在精神上是同源的。它们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他创造自己心中理想天地这个最终的目标所决定的。在王维的诗歌里，山水田园诗是他诗歌中的诗歌，精华中的精华。他的边塞诗、送别诗、爱情诗虽然也很有影响，但是广为人们所传诵，影响最为深远的却是他的山水田园诗。在山水田园诗里，以蓝田辋川谷及其周围景色为描写对象的诗歌《辋川集》、《田园乐七首》、《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渭川田家》、《新晴野望》、《山居秋暝》、《终南别业》、《山中》和《积雨辋川庄作》等最受推崇。山水田园诗确立了王维在诗坛中的宗师地位。
　　王维的生活介乎仕与不仕，出世与人世之间，他的诗歌也是这样。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王维把辋川视为心中的净土，通过自己的诗歌和画来描写它，创造它，凸现它，从而获得与现世对抗的力量，并得以保持个人人格与理想的独立，在精神与现实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均衡。也许正是因为辋川这个经过理想化摹写的国土的存在，王维的意义才与众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通过这种办法建立自己的乌托邦国度。“进”和“退”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最难权衡的问题。如果恰好遇上乱世，那么就会“进亦忧，退亦忧”，难以自拔了。王维在天宝十五年间的遭遇，正好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子。安禄山的范阳叛乱，在大的方面来说，是破坏了大唐的政治经济秩序，从小的方面来说，则是对独立的个体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使他们身处两难境地。
　　总之，从天宝十五年夏天陷入贼手时起，王维的精神均衡被打破了。他的生命似乎也走到了尽头。就这一点而言，不能笼统地指责他骨头不够硬，未能保存晚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