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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孟子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在政治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永恒主题,其民本思想不仅传承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又为后世民本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制民之产”、“省刑薄赋”等基本理念,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启迪。
关键词孟子民本思想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41-02
春秋以来,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中国社会从此步入一个漫长的分裂动荡时期。但恰恰是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正是各国变法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史记》描写当时的情况说:“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成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而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各国通过变法运动,建立了适应地主阶级需要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他到各诸侯国游说,强调以民为本,施仁政于天下。
一、孟子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性善论
孔子说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对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并没有明确的表达。孟子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指出人性本善,其理由是人皆有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者,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仁、义、礼、智者四端,人生下来就有的,并且是“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圣人之体亦人之体,圣人与我同类,耳目口鼻之欲相同,理义之悦心也是相同的。因此,“人之初,性本善”,不管是凡人还是圣人生下来的时候,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心之“四端”为人性所固有,“非由外铄,性善及由此而来的“四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的根本。孟子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命题。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这一提法充分说明了仁政的实质。所谓行仁政,通俗地说就是实行同情人民、爱护人民之政。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民贵君轻
“民本”一词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所谓以民为本,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民众生活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因此,孟子首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辉煌命题。
孟子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他的民贵君轻说,不是说人民比君主还要尊贵,而是说民心的向背可以决定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合称指国家)即国家政权的安危,因此统治者要把本身利害放在这一前提下来考虑。人民对于天子和诸侯都是十分重要的,天子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作天子。那么,如何得到民心呢?孟子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问题:“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夏桀,商纣之所以会失去天下,是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暴君,不懂得爱护百姓,以致失去人民,失去人民就失去民心。而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则在于得民心。于是他进一步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的名言,孟子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认为君者必须施仁政,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真正得天下。
(二)制民之产
孟子认为衣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需要。首先应解决人民的“养生病死“——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人民有了固定的产业,生活有了保障,才会心安,社会才会安定。如果人民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会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就会做出奢侈放荡、违法乱纪的事情,以至于犯罪,这样,社会就不会安定。因此,贤明的君主要“制民之产”,就是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够做到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可以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会饿死。以上的意思,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为也?”《孟子·腾文公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为有了恒产“民”才会安居乐业,孟子以井田制为基础,描绘出一幅理想化的封建小农经济模式:“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人民有了物质上的“恒产”,才可能具有精神上坚定的道德信念的“恒心”。切实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以便“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根本所在。
(三)省刑薄赋
孟子反对单纯依靠刑法去治理国家,主张“罪人不孥”,“省刑罚”,这与孔子“宽则得众”思想是一脉相承,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措施。孟子认为减轻刑罚,少收赋税,让百姓有时间深耕细作,过上富裕的日子,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使国力增强。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如果这样,“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就会“无敌于天下”。《孟子·公孙丑上》他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这三种赋税只能“用其一”,“缓其二”,不再同时“用其二”,更不能“用其三”,竭泽而渔,否则就会饿死人,“父子离”。《孟子·尽心下》
(四)与民同乐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多次提到国君应与民同乐的仁民爱民思想。他在《梁惠王下》中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就是:国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已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国王的快乐为自已的快乐;同样国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已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国王的忧愁为自已的忧愁。与天下人同忧同乐,君主才能与人民心意相通,君主才能与人民休戚与共。只(下转第253页)(上接第241页)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治理好国家,孟子“忧乐天下”、“与民同乐”的民本主张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体现了孟子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五)尊贤使能
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有善于治国的贤才能士。实行仁政,单靠君主一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倚仗一班能对实现仁政起关键作用、有关键影响的士人——“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孟子·腾文公上》当齐宣王问孟子如何选拔人才时,孟子有一段精到的问答,他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己,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这段话包含选贤举能的两个原则:一是要把卑贱者提拔到尊贵者之上,把疏远者提拔到亲近者之上,使选贤举能跳出贵戚亲近者的圈子。二是要倾听国人的举荐,不轻信左右、亲贵。虽然国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不能完全代表民,但这两项选官原则,却都为卑贱者提供了参政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君能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有才能贤德之士皆“愿立于其朝”。这样,就会治国有方,百姓拥护,国家就会日益强盛安定,天下无敌。
三、和谐社会:孟子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虽然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是为了让封建君王称王天下,但他的“利民思想”和“和谐理念”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来说无疑是进步的,是一种合理的可取的精华思想。
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启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有利于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事事走群众路线,时时为群众谋利益,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孟子的“制民之产”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千头万绪,但首先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有利于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达到富民惠民的目的;孟子的“省刑薄赋”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其中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应该象孟子说的那样,“取于民有制”,只“用其一”,“缓其二”,坚决取缔乱摊派、乱收费之类的不合理负担,坚决反对竭泽而渔。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贯彻党在农村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巩固工农联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的“与民同乐”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孟子的“尊贤使能”思想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机制,杜绝腐败,选好管好干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孟子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他的立场观点受当时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条件和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要融入这一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因为两千多年前孕育的“和谐”理念的萌芽一直在生生不息的生长,我们应该取其精华,不断的与时俱进,从而丰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只有这样才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
关键词孟子民本思想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41-02
春秋以来,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中国社会从此步入一个漫长的分裂动荡时期。但恰恰是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正是各国变法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史记》描写当时的情况说:“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成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而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各国通过变法运动,建立了适应地主阶级需要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他到各诸侯国游说,强调以民为本,施仁政于天下。
一、孟子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性善论
孔子说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对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并没有明确的表达。孟子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指出人性本善,其理由是人皆有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者,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仁、义、礼、智者四端,人生下来就有的,并且是“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圣人之体亦人之体,圣人与我同类,耳目口鼻之欲相同,理义之悦心也是相同的。因此,“人之初,性本善”,不管是凡人还是圣人生下来的时候,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心之“四端”为人性所固有,“非由外铄,性善及由此而来的“四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的根本。孟子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命题。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这一提法充分说明了仁政的实质。所谓行仁政,通俗地说就是实行同情人民、爱护人民之政。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民贵君轻
“民本”一词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所谓以民为本,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民众生活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因此,孟子首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辉煌命题。
孟子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他的民贵君轻说,不是说人民比君主还要尊贵,而是说民心的向背可以决定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合称指国家)即国家政权的安危,因此统治者要把本身利害放在这一前提下来考虑。人民对于天子和诸侯都是十分重要的,天子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作天子。那么,如何得到民心呢?孟子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问题:“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夏桀,商纣之所以会失去天下,是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暴君,不懂得爱护百姓,以致失去人民,失去人民就失去民心。而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则在于得民心。于是他进一步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的名言,孟子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认为君者必须施仁政,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真正得天下。
(二)制民之产
孟子认为衣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需要。首先应解决人民的“养生病死“——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人民有了固定的产业,生活有了保障,才会心安,社会才会安定。如果人民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会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就会做出奢侈放荡、违法乱纪的事情,以至于犯罪,这样,社会就不会安定。因此,贤明的君主要“制民之产”,就是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够做到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可以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会饿死。以上的意思,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为也?”《孟子·腾文公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为有了恒产“民”才会安居乐业,孟子以井田制为基础,描绘出一幅理想化的封建小农经济模式:“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人民有了物质上的“恒产”,才可能具有精神上坚定的道德信念的“恒心”。切实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以便“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根本所在。
(三)省刑薄赋
孟子反对单纯依靠刑法去治理国家,主张“罪人不孥”,“省刑罚”,这与孔子“宽则得众”思想是一脉相承,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措施。孟子认为减轻刑罚,少收赋税,让百姓有时间深耕细作,过上富裕的日子,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使国力增强。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如果这样,“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就会“无敌于天下”。《孟子·公孙丑上》他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这三种赋税只能“用其一”,“缓其二”,不再同时“用其二”,更不能“用其三”,竭泽而渔,否则就会饿死人,“父子离”。《孟子·尽心下》
(四)与民同乐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多次提到国君应与民同乐的仁民爱民思想。他在《梁惠王下》中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就是:国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已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国王的快乐为自已的快乐;同样国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已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国王的忧愁为自已的忧愁。与天下人同忧同乐,君主才能与人民心意相通,君主才能与人民休戚与共。只(下转第253页)(上接第241页)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治理好国家,孟子“忧乐天下”、“与民同乐”的民本主张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体现了孟子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五)尊贤使能
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有善于治国的贤才能士。实行仁政,单靠君主一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倚仗一班能对实现仁政起关键作用、有关键影响的士人——“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孟子·腾文公上》当齐宣王问孟子如何选拔人才时,孟子有一段精到的问答,他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己,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这段话包含选贤举能的两个原则:一是要把卑贱者提拔到尊贵者之上,把疏远者提拔到亲近者之上,使选贤举能跳出贵戚亲近者的圈子。二是要倾听国人的举荐,不轻信左右、亲贵。虽然国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不能完全代表民,但这两项选官原则,却都为卑贱者提供了参政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君能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有才能贤德之士皆“愿立于其朝”。这样,就会治国有方,百姓拥护,国家就会日益强盛安定,天下无敌。
三、和谐社会:孟子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虽然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是为了让封建君王称王天下,但他的“利民思想”和“和谐理念”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来说无疑是进步的,是一种合理的可取的精华思想。
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启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有利于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事事走群众路线,时时为群众谋利益,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孟子的“制民之产”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千头万绪,但首先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有利于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达到富民惠民的目的;孟子的“省刑薄赋”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其中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应该象孟子说的那样,“取于民有制”,只“用其一”,“缓其二”,坚决取缔乱摊派、乱收费之类的不合理负担,坚决反对竭泽而渔。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贯彻党在农村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巩固工农联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的“与民同乐”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孟子的“尊贤使能”思想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机制,杜绝腐败,选好管好干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孟子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他的立场观点受当时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条件和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要融入这一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因为两千多年前孕育的“和谐”理念的萌芽一直在生生不息的生长,我们应该取其精华,不断的与时俱进,从而丰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只有这样才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