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旧的外文图书扉页上，偶尔会发现粘着一种刻有图形和文字的小签条，大的约20厘米左右，小的如普通邮票般大小，一般10厘米上下。其中图案有盾形纹章，也有人物花草、书斋文具；文字一般很短，普通的只有藏书票主人姓名，要不就另加一两行题诗。这就是拉丁文叫做Ex-Libris的签条，英文为Bookplate，即藏书票。藏书票已有500年的历史，翻阅书籍时，知道前代藏书者是谁，便平添不少乐趣。
　　德国人最先使用藏书票。最早的一张藏书票主人叫Johannes Knabensberg，制作时间大约是1470年到1480年之间。后来大画家丢勒为一些显贵刻了许多款式的书票，纹章构图便出自他的刻刀下，以后德国的纹章式藏书票多少都受他影响。英国人的藏书票在1515年到1534年之间兴起。放眼欧洲，德英两国藏书票使用最盛。
　　藏书票在中国一直受冷落，恐怕也是我们习惯了在书上压印图章，在书上钤一朵鲜红大印，就有了藏书票一样的效果。至于中国人为何压印文字章而纹章印却鲜见？有专家说：中国文字是表意的，已经载有丰富的内涵，因此，无须创造出一种非表意的替代品来，也有道理。
　　藏书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20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文人和政客等，不少人随身带来了西文书籍，其中贴上藏书票的并不鲜见，这可以视为藏书票流入中国的大概时间。
　　19世纪以前，英美藏书票粗分为两种：纹章式和图画式。纹章式又分四种名目：一、早期式（1500～1700年）：构图由三个部分组成，盾形纹章，斗篷及警句；二、雅各式（1700～1740年）：扇贝壳形外框圈住纹章，取代斗篷，是为特色；三、齐本铁尔式（1740～1775年）：这个款式又称洛可可式，可见像18世纪洛可可建筑、家具一样，极尽纤巧、琐碎而浮华之能事。纹章设计上，周围外框装饰太过。造型上最大的特征是纹章左右不对称；四、花彩式（1775～1800年）：到了18世纪后期，藏书票一扫以前那种繁缛、迂阔的习气，追求简单明了。有的设计剔除盾牌外框及其他附件，只留下盾形纹章，或者最多简单地绕上一圈花饰。有的干脆连盾牌都不要，孤零零一个头盔、一顶冠，倒也有趣。
　　欣赏纹章式藏书票，若不具备起码的纹章学常识，无法達到得其三昧的境界。过去在欧洲，纹章是个人及其家族的标志，有一整套严格的纹章制度，并有纹章官专司纹章大权。在公共场合，只要一看纹章，对方就明白你的身份。在英国，两个家族联姻，女方的纹章是通过各取一半的两家族纹章的结合加以表现，也有把她自己的纹章与丈夫的纹章分放两边的。在欧陆，贵族纹章与平民纹章的区分至关重要，贵族纹章一般在头盔和盾牌之间多个冠冕。
　　阅读图画式藏书票有时也会碰到和纹章式类似的困境，不懂外国文化历史、神话传说、语言宗教，还真难下手呢。不过总的看，图画式比纹章式读来有趣些，它需要联想。比如，外国有些书票，爱作一个立在书本上的女子，两臂变成了婆娑枝叶。这里有两层含义：用树叶代表书页，因为英语里Leaves既指树叶，亦指书页；从女子的双臂变成枝叶，自然使人又联想起阿波罗追逐达芙尼的故事。变成树叶的女子象征贞节战胜热爱，似乎可引伸为告诫爱书者不要把书拿走。
　　还有一些图画式藏书票，虽然极少牵涉隐晦的寓意，却能以奇思妙想、幽默活泼动人心弦。以前见过一枚书票，它的构思我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一男一女在书房窗下深情地接吻，但并不能看到两个情人的脸，那位先生用一只手拿着本打开的书，靠在女士的肩上，正好遮住了他们的面部，含蓄奇妙。
　　藏书票上的题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情怀。1730年德国一家修道院的藏书票上题了这样一句话：“我是维森布伦修道院的合法财产。注意！依法把我还给我的主人。”口气不像一个淡泊的出家人，倒像一位刻薄的律师。18世纪另一张藏书票的题词是：“善用书本，别滥用书本，蜜蜂不脏百合，只轻轻触碰百合。”只顾叮嘱书籍之神圣不可狎玩，却只字未提还书之事，一派绅士风度。另一张藏书票的题词，干净利落：“大胆借书，小心护书，耐心读书，坦然还书。”豪放的胸襟溢于言表。日本江户时代一位著名学者的题词又是另一种风味：“要用拇指和二指翻开书页，不要折角，不要用指甲划记号。”像个喋喋不休的老太，看来不会有人比他心思更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