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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地区位于河北省南部，历史源远流长，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这些建筑文化遗产，时间体系上溯至石器时代，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各个时期，蕴含着本地区特有的精神价值、地区特色、文化内涵和民间传统，体现了本地区独有的文化传承脉络。深入研究本地区建筑文化遗产，对继承和发展地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即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响堂山石窟为研究对象，对冀南地区北朝时期的传统建筑特点、形制、造型、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与探讨。
1.石窟与建筑
魏晋南北朝到初唐时期，是域外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关键时期，在绘画、雕刻、装饰等方面，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充满着异域的元素，与盛唐后相比，其风格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无疑也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因无多少实例可依，该时期的建筑只能依靠文献、绘画、明器等间接材料获得。石窟因为所藏建筑信息丰富，故成为建筑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作为一种特殊的佛寺形式，石窟与当时的地面佛寺有着相似的使用功能和共同的社会背景，其窟室的内部空间、窟檐形式、顶部造型、局部构件等，都趋同于当时当地的佛教建筑，而佛教建筑，也与该地区的民间建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当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由石窟间接了解与其相同时期的佛寺及民间建筑，就成为建筑历史研究的必须。
2.响堂山石窟单层覆钵式塔建筑形制研究
冀南地区响堂山石窟开凿于北齐，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梁思成先生将其列为五大石窟之一，并指出它是其中唯一受到印度佛教风格影响至深的石窟。作为中国石窟中的孤例，响堂山石窟对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其“塔形窟”（龛）的造窟凿龛形式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象，这种建筑形象以覆钵顶为主要标志，将印度佛塔“窣堵坡”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冀南地方特色和北朝时代特征。
响堂山石窟所呈现的以覆钵顶为主要标志的建筑形象，一种是其窟室或摩崖浮雕塔所表现的单层覆钵式塔，另一种是由其窟室形制所推断出的一种单层方形覆钵式塔庙，其做法是在单层覆钵塔外四周加设一圈木构围廊。下文主要拟以单层覆钵塔为研究对象叙之。
响堂山石窟北齐浮雕覆钵塔有三种不同样式，按塔刹形状不同，可分为A、B、C三式：
A式年代较早，集中在北响堂山石窟北洞内的左右及前后壁。基座为方形，与塔身间以须弥座衔接；塔身居中开有帐形帷幕龛，龛中设有佛像。帐形帷幕两侧立束腰莲柱，莲柱与塔身通高，下设背有仰莲的承柱兽，上为火焰宝珠形柱头，两侧柱头的火焰宝珠与塔身正中的火焰宝珠连为一体，烘托出造型饱满的覆钵丘；塔刹以覆钵丘为主体，丘顶设有覆莲座以托宝瓶，瓶正中吐出“山”字形排列的三朵莲花，三莲托有与柱头相同的火焰宝珠以构成刹顶。
B式见于南响堂第1窟比A式略晚。基座为梯形，正面雕交龙或蹲狮；塔身正中开尖拱形龛，龛中雕像，龛侧有莲柱，样式同A式相似，但无火焰宝珠和承柱兽，并且柱子变短变细仅支撑龛楣。塔刹部分仍以饱满的覆钵丘为主体，覆钵下连为一体的火焰宝珠被山花所替代，其在正中以宝珠饰之，山花侧边皆为弧形，它均匀地打着小卷，在覆钵两端轻盈地翘起。覆钵丘上设刹顶，体量巨大的“山”排列的火焰宝珠已消失，覆莲变大成为刹顶的最主要部分，并被类宝相花的图案所覆盖。另外，塔刹外侧设有经幢，摇曳着四对金铃。
C式见于北响堂南洞上部。其与B式相比形制相同，造型仍有不同：莲柱取消了束腰，但在覆莲上设宝珠；顶部有着相似山花，只是覆钵丘体量明显变小，其上无宝相花图案；塔刹由相轮组成，无经幢，只在山花两侧之下各保留了一个金铃。另外在北响堂天宫路摩崖也有与C式几乎相同的塔，只是龛两侧的莲柱被两个力士像所替代，且无基座。
由A～C式浮雕塔可推测一种冀南地区单层覆钵式塔的存在，其特点是：
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的，为体量较小的实心塔，应是埋藏圣者（佛陀、菩萨.高僧或帝王）的纪念性法物。
塔顶以覆钵丘为主体，丘上立塔刹。覆钵丘早期为饱满半圆形，塔刹造型复杂，占塔的比例很大，最早时高度与塔身几乎相同。后期覆钵丘体量逐渐变小，塔刹造型趋简单，高度降低很多。
塔身为方形体，每面居中雕刻龛面、龛中雕佛像，龛外两侧设立柱（或力士）。龛型早期为帷幕状，后期为圆拱状。在离响堂山不远、与其同时期的涉县娲皇宫的摩崖石刻上，也有着与这种单层覆钵塔上几乎相同的两侧设束莲柱的拱形龛，可知这应该是当时冀南地区一种常用的建筑做法。
砖石或土坯材料。塔顶覆钵丘的穹顶，A式的帐形龛所表现的帷帐顶部的自然曲线，B、C式的券形拱门，其符合建筑材料受力特点的结构理应为叠涩或拱壳结构，这种结构技术在汉代就已经十分成熟，并且主要用于砖石结构。另外，塔檐的几层叠涩处理，也是砖石或土坯建筑檐口最常见的构造做法。因此推测这种单层覆钵式塔的建造材料为砖石或土坯材料。
平面正方形。由山花蕉叶与覆钵丘的造型可知其塔身应为四面相等。方形平面是早期佛教建筑在中原地区最常用的平面。在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已知建筑遗存与文献中，除了北魏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正十二边形、唐净藏禅师塔等为圆形外，塔的平面几乎都是方形的。而且最早的以塔为中心的寺庙建筑，其布局也是方形。这种有着两对相等的对称轴、具“十字崇拜”特点的图式，在各国早期的建筑文化中都有体现，而用在北朝佛教建筑中，应该更多的是印度曼陀罗文化与中原传统的“河洛文化”、算数文化的呼应。
塔的装饰充满着异域色彩。大量采用的火焰纹、火焰宝珠、忍冬草等纹样，兽形的柱础，具有希腊、波斯柱式特点的束腰莲柱等，都显示了印度键陀罗地区艺术的强烈影响。
3.冀南地区北朝单层覆钵塔之演变
响堂山石窟这种单层覆钵式塔的形象，在其之前的克孜尔石窟、云冈石窟和与其同期的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中均可见到（如云冈第11窟浮雕塔）。但是这种具有突出造型特点的单层塔，在之后并未成为塔之主流，现存的实例极有限，最早的是北齐后期的安阳宝山灵泉寺道凭法师烧身塔：塔单层石质，高2米多，有高度超总高1/2的三重方形的基座；塔身近方形，南向正中开尖拱券门，两侧设方形壁柱，塔门两侧刻出方形倚柱，柱础为覆莲状，柱头有莲瓣三瓣；塔身顶部出檐用叠涩做法，塔顶为覆钵丘，丘的四周与顶部设有两层山花蕉叶纹饰，丘正中设相轮、宝珠。另外，在安阳宝山灵泉寺的塔林，还有大量隋唐时期所作、与道凭塔形象相近的摩崖塔形龛存在。从这些与响堂山石窟单层覆钵塔在建筑形式上有着明显传承关系的塔的形象，或可追寻冀南地区北朝单层覆钵塔可见的演变规律。 刹顶：最早的A式刹顶所占塔的比例很大，高度几乎与塔身相同，其山字形排列的莲花与火焰宝珠之造型为中土它处所未见；B式所占塔的比例明显趋小，高度变低，造型被莲花与细长的金刚杵所替代；C式几乎是一个缩微的单层覆钵塔顶，其底部设五层叠涩与反叠涩，中部有被忍冬草纹和火焰宝珠包围的小覆钵丘，顶部是七重相轮和缩短了的金刚杵；安阳北齐道凭塔的刹顶与C式相近，但是没有叠涩和覆钵丘，高度比例继续变短，相轮三重，刹尖的金刚杵被宝珠所替代，具有异域色彩的忍冬草纹和火焰宝珠装饰消失，代之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山花蕉叶。灵泉寺塔林中隋唐时期的塔刹多样，但是都未脱C式与道凭塔刹之蓝本。
塔顶覆钵丘：北齐早期的覆钵丘体量突出，是塔之造型的重点，如A式覆钵丘其直径与塔身相同，B式虽比塔身略小，但造型饱满，并有面积很大的宝相花装饰所覆盖；后期覆钵丘体量变小、高度变低，在塔之整体造型中越趋从属地位，如C式与道凭塔的覆钵丘，同前期相比其占塔之比例明显变短，横断面由优弧变为劣弧。而隋唐时期的塔顶，有的延续了先前覆钵丘的形象；有的将覆钵丘顶局部变平，有的用覆斗形的盝顶；有的甚至将塔顶变为平顶，仅将覆钵丘作为一装饰要素，呈现宝箧印塔之初期形象……
受花：A式无受花，覆钵两侧是火焰宝珠式的柱头，而B、C两式覆钵丘两侧的受花，既有着与希腊柯林斯柱头相同的涡轮状忍冬草花纹，也有着与据推测是由中国脊饰衍变而来的山花蕉叶相近的排列脉络，这种山花蕉叶的形制为中国塔顶之特有，于中国大江南北比比皆是，而在印度佛塔上从未见到。
建筑材料：早期材料为砖石或土坯，其结构方式，体量大者用叠涩或拱券结构，若其体量不大，甚至可直接雕琢成形（如道凭塔）。另外A、B、C式塔身的束莲柱也明显呈现埃及、伊朗、希腊等地区石质柱体的特点。后期建筑材料则出现了仿木构的痕迹，如道凭塔门洞两侧的方柱，装饰简单，其形象和比例更趋向于木构。而到了隋唐时期的宝山灵泉寺塔林，更出现了多种木构做法，如立面上塔檐出现密排一列的椽子、塔顶出现四坡的木构坡顶，这表现的应是砖木混合或土木混合的结构，即墙体为夯土或砖石，而屋顶为木构架。
由上可知，响堂山石窟的单层覆钵塔，在北朝时期曾经盛行于冀南地区，它是印度率堵坡传人中原最早的佛塔形式，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影响，并孕育着中国民族艺术的新风格。它的形制直接影响了其周边地区，尤其是邺城地区的建筑形象，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随着汉地文化的融合和塔的功能分化，这种塔的形制或者演变为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形式（如盝顶建筑），或者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宝箧印塔（或称阿育王塔），其单层覆钵塔原型在隋唐之后的内地竟渺然无存。
（责任编辑：张双敏）
1.石窟与建筑
魏晋南北朝到初唐时期，是域外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关键时期，在绘画、雕刻、装饰等方面，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充满着异域的元素，与盛唐后相比，其风格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无疑也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因无多少实例可依，该时期的建筑只能依靠文献、绘画、明器等间接材料获得。石窟因为所藏建筑信息丰富，故成为建筑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作为一种特殊的佛寺形式，石窟与当时的地面佛寺有着相似的使用功能和共同的社会背景，其窟室的内部空间、窟檐形式、顶部造型、局部构件等，都趋同于当时当地的佛教建筑，而佛教建筑，也与该地区的民间建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当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由石窟间接了解与其相同时期的佛寺及民间建筑，就成为建筑历史研究的必须。
2.响堂山石窟单层覆钵式塔建筑形制研究
冀南地区响堂山石窟开凿于北齐，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梁思成先生将其列为五大石窟之一，并指出它是其中唯一受到印度佛教风格影响至深的石窟。作为中国石窟中的孤例，响堂山石窟对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其“塔形窟”（龛）的造窟凿龛形式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象，这种建筑形象以覆钵顶为主要标志，将印度佛塔“窣堵坡”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冀南地方特色和北朝时代特征。
响堂山石窟所呈现的以覆钵顶为主要标志的建筑形象，一种是其窟室或摩崖浮雕塔所表现的单层覆钵式塔，另一种是由其窟室形制所推断出的一种单层方形覆钵式塔庙，其做法是在单层覆钵塔外四周加设一圈木构围廊。下文主要拟以单层覆钵塔为研究对象叙之。
响堂山石窟北齐浮雕覆钵塔有三种不同样式，按塔刹形状不同，可分为A、B、C三式：
A式年代较早，集中在北响堂山石窟北洞内的左右及前后壁。基座为方形，与塔身间以须弥座衔接；塔身居中开有帐形帷幕龛，龛中设有佛像。帐形帷幕两侧立束腰莲柱，莲柱与塔身通高，下设背有仰莲的承柱兽，上为火焰宝珠形柱头，两侧柱头的火焰宝珠与塔身正中的火焰宝珠连为一体，烘托出造型饱满的覆钵丘；塔刹以覆钵丘为主体，丘顶设有覆莲座以托宝瓶，瓶正中吐出“山”字形排列的三朵莲花，三莲托有与柱头相同的火焰宝珠以构成刹顶。
B式见于南响堂第1窟比A式略晚。基座为梯形，正面雕交龙或蹲狮；塔身正中开尖拱形龛，龛中雕像，龛侧有莲柱，样式同A式相似，但无火焰宝珠和承柱兽，并且柱子变短变细仅支撑龛楣。塔刹部分仍以饱满的覆钵丘为主体，覆钵下连为一体的火焰宝珠被山花所替代，其在正中以宝珠饰之，山花侧边皆为弧形，它均匀地打着小卷，在覆钵两端轻盈地翘起。覆钵丘上设刹顶，体量巨大的“山”排列的火焰宝珠已消失，覆莲变大成为刹顶的最主要部分，并被类宝相花的图案所覆盖。另外，塔刹外侧设有经幢，摇曳着四对金铃。
C式见于北响堂南洞上部。其与B式相比形制相同，造型仍有不同：莲柱取消了束腰，但在覆莲上设宝珠；顶部有着相似山花，只是覆钵丘体量明显变小，其上无宝相花图案；塔刹由相轮组成，无经幢，只在山花两侧之下各保留了一个金铃。另外在北响堂天宫路摩崖也有与C式几乎相同的塔，只是龛两侧的莲柱被两个力士像所替代，且无基座。
由A～C式浮雕塔可推测一种冀南地区单层覆钵式塔的存在，其特点是：
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的，为体量较小的实心塔，应是埋藏圣者（佛陀、菩萨.高僧或帝王）的纪念性法物。
塔顶以覆钵丘为主体，丘上立塔刹。覆钵丘早期为饱满半圆形，塔刹造型复杂，占塔的比例很大，最早时高度与塔身几乎相同。后期覆钵丘体量逐渐变小，塔刹造型趋简单，高度降低很多。
塔身为方形体，每面居中雕刻龛面、龛中雕佛像，龛外两侧设立柱（或力士）。龛型早期为帷幕状，后期为圆拱状。在离响堂山不远、与其同时期的涉县娲皇宫的摩崖石刻上，也有着与这种单层覆钵塔上几乎相同的两侧设束莲柱的拱形龛，可知这应该是当时冀南地区一种常用的建筑做法。
砖石或土坯材料。塔顶覆钵丘的穹顶，A式的帐形龛所表现的帷帐顶部的自然曲线，B、C式的券形拱门，其符合建筑材料受力特点的结构理应为叠涩或拱壳结构，这种结构技术在汉代就已经十分成熟，并且主要用于砖石结构。另外，塔檐的几层叠涩处理，也是砖石或土坯建筑檐口最常见的构造做法。因此推测这种单层覆钵式塔的建造材料为砖石或土坯材料。
平面正方形。由山花蕉叶与覆钵丘的造型可知其塔身应为四面相等。方形平面是早期佛教建筑在中原地区最常用的平面。在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已知建筑遗存与文献中，除了北魏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正十二边形、唐净藏禅师塔等为圆形外，塔的平面几乎都是方形的。而且最早的以塔为中心的寺庙建筑，其布局也是方形。这种有着两对相等的对称轴、具“十字崇拜”特点的图式，在各国早期的建筑文化中都有体现，而用在北朝佛教建筑中，应该更多的是印度曼陀罗文化与中原传统的“河洛文化”、算数文化的呼应。
塔的装饰充满着异域色彩。大量采用的火焰纹、火焰宝珠、忍冬草等纹样，兽形的柱础，具有希腊、波斯柱式特点的束腰莲柱等，都显示了印度键陀罗地区艺术的强烈影响。
3.冀南地区北朝单层覆钵塔之演变
响堂山石窟这种单层覆钵式塔的形象，在其之前的克孜尔石窟、云冈石窟和与其同期的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中均可见到（如云冈第11窟浮雕塔）。但是这种具有突出造型特点的单层塔，在之后并未成为塔之主流，现存的实例极有限，最早的是北齐后期的安阳宝山灵泉寺道凭法师烧身塔：塔单层石质，高2米多，有高度超总高1/2的三重方形的基座；塔身近方形，南向正中开尖拱券门，两侧设方形壁柱，塔门两侧刻出方形倚柱，柱础为覆莲状，柱头有莲瓣三瓣；塔身顶部出檐用叠涩做法，塔顶为覆钵丘，丘的四周与顶部设有两层山花蕉叶纹饰，丘正中设相轮、宝珠。另外，在安阳宝山灵泉寺的塔林，还有大量隋唐时期所作、与道凭塔形象相近的摩崖塔形龛存在。从这些与响堂山石窟单层覆钵塔在建筑形式上有着明显传承关系的塔的形象，或可追寻冀南地区北朝单层覆钵塔可见的演变规律。 刹顶：最早的A式刹顶所占塔的比例很大，高度几乎与塔身相同，其山字形排列的莲花与火焰宝珠之造型为中土它处所未见；B式所占塔的比例明显趋小，高度变低，造型被莲花与细长的金刚杵所替代；C式几乎是一个缩微的单层覆钵塔顶，其底部设五层叠涩与反叠涩，中部有被忍冬草纹和火焰宝珠包围的小覆钵丘，顶部是七重相轮和缩短了的金刚杵；安阳北齐道凭塔的刹顶与C式相近，但是没有叠涩和覆钵丘，高度比例继续变短，相轮三重，刹尖的金刚杵被宝珠所替代，具有异域色彩的忍冬草纹和火焰宝珠装饰消失，代之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山花蕉叶。灵泉寺塔林中隋唐时期的塔刹多样，但是都未脱C式与道凭塔刹之蓝本。
塔顶覆钵丘：北齐早期的覆钵丘体量突出，是塔之造型的重点，如A式覆钵丘其直径与塔身相同，B式虽比塔身略小，但造型饱满，并有面积很大的宝相花装饰所覆盖；后期覆钵丘体量变小、高度变低，在塔之整体造型中越趋从属地位，如C式与道凭塔的覆钵丘，同前期相比其占塔之比例明显变短，横断面由优弧变为劣弧。而隋唐时期的塔顶，有的延续了先前覆钵丘的形象；有的将覆钵丘顶局部变平，有的用覆斗形的盝顶；有的甚至将塔顶变为平顶，仅将覆钵丘作为一装饰要素，呈现宝箧印塔之初期形象……
受花：A式无受花，覆钵两侧是火焰宝珠式的柱头，而B、C两式覆钵丘两侧的受花，既有着与希腊柯林斯柱头相同的涡轮状忍冬草花纹，也有着与据推测是由中国脊饰衍变而来的山花蕉叶相近的排列脉络，这种山花蕉叶的形制为中国塔顶之特有，于中国大江南北比比皆是，而在印度佛塔上从未见到。
建筑材料：早期材料为砖石或土坯，其结构方式，体量大者用叠涩或拱券结构，若其体量不大，甚至可直接雕琢成形（如道凭塔）。另外A、B、C式塔身的束莲柱也明显呈现埃及、伊朗、希腊等地区石质柱体的特点。后期建筑材料则出现了仿木构的痕迹，如道凭塔门洞两侧的方柱，装饰简单，其形象和比例更趋向于木构。而到了隋唐时期的宝山灵泉寺塔林，更出现了多种木构做法，如立面上塔檐出现密排一列的椽子、塔顶出现四坡的木构坡顶，这表现的应是砖木混合或土木混合的结构，即墙体为夯土或砖石，而屋顶为木构架。
由上可知，响堂山石窟的单层覆钵塔，在北朝时期曾经盛行于冀南地区，它是印度率堵坡传人中原最早的佛塔形式，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影响，并孕育着中国民族艺术的新风格。它的形制直接影响了其周边地区，尤其是邺城地区的建筑形象，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随着汉地文化的融合和塔的功能分化，这种塔的形制或者演变为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形式（如盝顶建筑），或者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宝箧印塔（或称阿育王塔），其单层覆钵塔原型在隋唐之后的内地竟渺然无存。
（责任编辑：张双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