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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放思想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解放思想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又成为破解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问题的一柄利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关键点上，艰巨的任务和尖锐复杂的矛盾急切呼唤深化改革。改革的程度和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思想解放的程度。由于认识的偏差及思想观念的保守僵化，利益格局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发展等一些深层次问题已经成为改革的焦点和难点。要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掀起思想解放的新高潮。
［关键词］ 解放思想 破解 改革 法宝
解放思想是十七大报告的主题之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自十七大以来，继续解放思想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今年适逢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这更使得解放思想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实质意义上的思想解放高潮离我们还有相当距离，这与我们承担的艰巨任务和面临的复杂形势极不相称。历史的转折总是与思想大解放相伴相随，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同样需要一次思想解放高潮的到来。
一、解放思想是启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引擎
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使中国走上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富强之路。然而，启动这一伟大历程的却是一篇六千余字的理论文章。正是它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进而促成了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转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一直被各种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困扰，其结果就是错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使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进程差距越拉越大。不惟如此，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强化使整个民族的思想更加保守僵化。“文革”结束后，最急迫的是要拨乱反正，使国家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扭转极“左”的思想观念，这个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就历史事实来说，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它首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把人们认识真理的标准由领袖的言论拉回到实践标准上来，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回归于科学。其最显现的效果就是结束了中国在迷惘中的两年徘徊，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历史不会忘记解放思想的艰难进程。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刚一露头，“凡是派”就利用权力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压制，扣上各种“帽子”予以扼杀，几乎使这场对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运动夭折。但惨痛的教训唤醒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传统意识形态的美丽神话和教条没有阻挡住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思想解放很快成为国人上下共享的精神盛宴，思想解放的热浪在中华大地浪潮迭起。“凡是派”在控制人心民意上失败了。
历史也不会忘记解放思想的伟大作用。正是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打下的基础，其后的中央工作会议才求真务实，打破禁区，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如否定两个“凡是”主张，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决定平反冤假错案，重新认定“四五”事件的性质，等等。在其后召开的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通篇贯穿着解放思想。从形式上看，会议民主氛围浓厚，人们不再为极“左”思想所控制，大胆热烈讨论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不断超越原定议题的限制。从内容上看，会议求真务实，在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重新进行界定，特别是正式决定为“文革”中蒙受冤屈的一大批干部平反、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回顾历史，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当时的解放思想，中国或许沿着原来的轨迹继续向前滑行，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道还要走多长时间的弯路。正是解放思想激起了人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并逐渐摸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法宝
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取得今天这样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握有解放思想这柄利器。每当改革踯躅不前或陷入困境时，思想一解放，办法就多了起来，天堑变成了通途。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与普及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是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1978年冬，安徽风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眼含热泪，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土地包产合同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并没有赋予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以合法的地位，只是在通过的两个文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管理方式，却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当时，主要新闻媒体批判一些地方偷偷实行“包产到户”，认为这会搞乱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是退回到资本主义。这种批判声音一直不绝于耳。1980年春节前召开的中央农业会议还把安徽省的包产、包干到户指责为“搞资本主义”、“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实践证明包产到户更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益。在中央压制批评而几近于使包产到户难以实行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给予了坚决支持。1980年4月，在中央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上，邓小平明确表示，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应当实行“包产到户”。这样，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持理解和支持态度的中央高层领导逐渐多起来，特别是1981年10月召开的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赋予了这种生产经营形式的合法性。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行，到1980年11月初，全国有15％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而到了1982年，不仅中央没有人再怀疑、阻挠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在各地农村视察时反而为之大力宣传推广，这使得一些还处在观望等待的地方也争先恐后搞了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风起云涌，从其产生到在全国95％以上的农户普及仅仅经过6年的时间。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经常遇到类似的困惑和问题，每逢此时，就需要从解放思想上寻找精神动力和对策办法。回顾历史，有两次大的思想解放高潮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关于资源配置手段的性质问题，二是关于所有制性质问题。这都是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大问题。第一次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左”派人物以改革姓“资”姓“社”的问题质疑改革开放的性质，企图阻止继续改革，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在这个关键时刻，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桎梏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第二次是1997年思想理论界对所有制姓“公”姓“私”性质的争论，再次把改革的走向推向十字路口。同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5.29”讲话，打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制崇拜，继之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热潮，把改革开放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回过头来看，倘若没有两次思想大解放，恐怕改革就转了向，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了。
三、解放思想是破解改革难题的金钥匙
改革需要创新性思维，它本身就是解放思想；改革越是处于攻坚阶段，思想解放的力度要求越大。目前，我们恰恰处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问题就出在在某些思想观念上还没有走出僵化封闭的怪圈。就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些焦点、难点问题而言，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路还是在于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
首先，利益格局的大调整需要大力解放思想。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抑或是破解当前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矛头都指向了利益的均衡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目前，我国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是不够合理、不够公正，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严重畸形。其中，反映最强烈的就是物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据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推算，2005年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5000万人)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21倍；而来自民间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一差距为55倍。2006年12月由中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揭示：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那么，社会财富主要聚集在哪些人手里呢？2007年广州市社科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表明，广州市强势利益集团是由五部分组成的：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以点窥面，中国整个利益格局也大体如此。种种迹象表明，当下中国利益格局是权力主导型的。我们当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打破这种利益格局，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关键。为达到这个目的，应当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益分配制度的改革，二是现有利益的均衡调配。这两个方面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就前者来说，政党和政府角度的解放思想是制定公平合理分配利益制度的前提。就后者来说，官员群体是实现利益均衡调配的关键。乐观地讲，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是社会精英，理应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应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要有献身和牺牲精神；消极些分析，官员群体理应清醒认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悬殊不仅是国家的不幸，最终也将会给自己带来厄运，“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贫穷总是动乱的温床”（阿马蒂亚·森）。总之，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需要我们的决策者解放思想，真正把广大普通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根除利益分配的“官本位”，使政府的权力真正成为约束制衡那些可能吞噬人民群众利益的利益集团的主要力量。同时，要求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解放思想，放宽眼界，提高境界，不仅积极配合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各项举措,还要有乐于牺牲和奉献的意识。
其次，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大力解放思想。过去30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对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没有多少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如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严重，成了深化改革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说在改革的初始阶段政治体制的一些核心问题被暂时搁置留待以后解决是一种策略的话，可以理解；但是，30年后的今天，改革既积累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又培育了渐趋成熟的社会改革心理，我们是否做好了痛下决心解决政治体制深层次问题的心理准备了呢？事实到底如何！从当前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看，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比如，在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更愿意认同其发达的物质文明，而往往以“本国特色”为借口对政治文明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借鉴不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模式，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快速进步；在政治领域，西方同样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当年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围绕“市场经济”先是批判、抵制，最后不是还是选择了它吗？诚然，在政治体制设置等方面西方有其缺陷，我们理应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但是，毕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制度安排、权力设计等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而目前我们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本身的体制、机制的确存有很多缺陷和弊端，在现有的框架内又不容易解决。在此情况下，完全可以结合本国国情学习、借鉴这方面的好的做法、经验，为我所用。这样做，首先要解放思想，要真正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忌简单地把给意识形态与制度划等号。
最后，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解放思想为之提供更宽广的道路。十七大之后，人们对加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报以热切的期盼。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实生活中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之严重程度。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严重制约着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而且是腐败久治不愈的重要根源。此外，各种社会问题大都同它有着或紧或疏的联系。民主政治发展为什么如此缓慢、艰难？思想不解放是根源。其一，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的误导性。民主政治既受地域、国情和文化的限制，但它也有普适价值的内容。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多强调“本国特色”而轻视其普适的价值要求。例如，“平等、自由、人民主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政治核心要素，尽管我们在宪法和法律上也予以明确载定，但在实际行动上认真落实不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简单地把“党的领导”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甚至认为“平等、自由、人民主权是资产阶级玩弄的虚伪口号”。因此，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缺乏配套的保障制度和落实机制，以至于今天人们仍然望之慨叹。其二，民主政治实践形式的空泛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包含着具体丰富的内容，如“人民当家作主”蕴涵着人民群众享有真实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言论自由权、平等权、申诉权等。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权力的真正体现，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话。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个关键环节，在实践中，广大普通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力往往被虚置了。这自然有保障运行机制缺陷的原因，但思想上保守、认识的偏差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原因。就选举权来说，有些人总以“群众思想觉悟低”为由，在“间接选举”的形式下直接把本应由群众享有的权力“代表”了。就言论自由权来说，很多人还以极“左”的思维给它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1］P145。目前，社会矛盾千头万绪，无论多么复杂、尖锐，追根溯源，就是利益问题，不是经济利益就是政治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调整经济利益格局需要解放思想，均衡政治利益更需要解放思想。发展民主政治是保障大众政治利益的必然要求和主渠道，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必须大力解放思想，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引导民主政治有序发展，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解放思想 破解 改革 法宝
解放思想是十七大报告的主题之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自十七大以来，继续解放思想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今年适逢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这更使得解放思想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实质意义上的思想解放高潮离我们还有相当距离，这与我们承担的艰巨任务和面临的复杂形势极不相称。历史的转折总是与思想大解放相伴相随，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同样需要一次思想解放高潮的到来。
一、解放思想是启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引擎
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使中国走上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富强之路。然而，启动这一伟大历程的却是一篇六千余字的理论文章。正是它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进而促成了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转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一直被各种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困扰，其结果就是错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使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进程差距越拉越大。不惟如此，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强化使整个民族的思想更加保守僵化。“文革”结束后，最急迫的是要拨乱反正，使国家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扭转极“左”的思想观念，这个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就历史事实来说，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它首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把人们认识真理的标准由领袖的言论拉回到实践标准上来，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回归于科学。其最显现的效果就是结束了中国在迷惘中的两年徘徊，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历史不会忘记解放思想的艰难进程。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刚一露头，“凡是派”就利用权力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压制，扣上各种“帽子”予以扼杀，几乎使这场对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运动夭折。但惨痛的教训唤醒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传统意识形态的美丽神话和教条没有阻挡住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思想解放很快成为国人上下共享的精神盛宴，思想解放的热浪在中华大地浪潮迭起。“凡是派”在控制人心民意上失败了。
历史也不会忘记解放思想的伟大作用。正是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打下的基础，其后的中央工作会议才求真务实，打破禁区，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如否定两个“凡是”主张，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决定平反冤假错案，重新认定“四五”事件的性质，等等。在其后召开的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通篇贯穿着解放思想。从形式上看，会议民主氛围浓厚，人们不再为极“左”思想所控制，大胆热烈讨论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不断超越原定议题的限制。从内容上看，会议求真务实，在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重新进行界定，特别是正式决定为“文革”中蒙受冤屈的一大批干部平反、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回顾历史，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当时的解放思想，中国或许沿着原来的轨迹继续向前滑行，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道还要走多长时间的弯路。正是解放思想激起了人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并逐渐摸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法宝
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取得今天这样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握有解放思想这柄利器。每当改革踯躅不前或陷入困境时，思想一解放，办法就多了起来，天堑变成了通途。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与普及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是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1978年冬，安徽风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眼含热泪，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土地包产合同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并没有赋予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以合法的地位，只是在通过的两个文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管理方式，却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当时，主要新闻媒体批判一些地方偷偷实行“包产到户”，认为这会搞乱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是退回到资本主义。这种批判声音一直不绝于耳。1980年春节前召开的中央农业会议还把安徽省的包产、包干到户指责为“搞资本主义”、“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实践证明包产到户更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益。在中央压制批评而几近于使包产到户难以实行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给予了坚决支持。1980年4月，在中央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上，邓小平明确表示，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应当实行“包产到户”。这样，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持理解和支持态度的中央高层领导逐渐多起来，特别是1981年10月召开的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赋予了这种生产经营形式的合法性。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行，到1980年11月初，全国有15％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而到了1982年，不仅中央没有人再怀疑、阻挠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在各地农村视察时反而为之大力宣传推广，这使得一些还处在观望等待的地方也争先恐后搞了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风起云涌，从其产生到在全国95％以上的农户普及仅仅经过6年的时间。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经常遇到类似的困惑和问题，每逢此时，就需要从解放思想上寻找精神动力和对策办法。回顾历史，有两次大的思想解放高潮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关于资源配置手段的性质问题，二是关于所有制性质问题。这都是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大问题。第一次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左”派人物以改革姓“资”姓“社”的问题质疑改革开放的性质，企图阻止继续改革，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在这个关键时刻，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桎梏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第二次是1997年思想理论界对所有制姓“公”姓“私”性质的争论，再次把改革的走向推向十字路口。同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5.29”讲话，打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制崇拜，继之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热潮，把改革开放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回过头来看，倘若没有两次思想大解放，恐怕改革就转了向，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了。
三、解放思想是破解改革难题的金钥匙
改革需要创新性思维，它本身就是解放思想；改革越是处于攻坚阶段，思想解放的力度要求越大。目前，我们恰恰处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问题就出在在某些思想观念上还没有走出僵化封闭的怪圈。就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些焦点、难点问题而言，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路还是在于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
首先，利益格局的大调整需要大力解放思想。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抑或是破解当前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矛头都指向了利益的均衡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目前，我国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是不够合理、不够公正，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严重畸形。其中，反映最强烈的就是物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据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推算，2005年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5000万人)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21倍；而来自民间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一差距为55倍。2006年12月由中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揭示：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那么，社会财富主要聚集在哪些人手里呢？2007年广州市社科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表明，广州市强势利益集团是由五部分组成的：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以点窥面，中国整个利益格局也大体如此。种种迹象表明，当下中国利益格局是权力主导型的。我们当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打破这种利益格局，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关键。为达到这个目的，应当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益分配制度的改革，二是现有利益的均衡调配。这两个方面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就前者来说，政党和政府角度的解放思想是制定公平合理分配利益制度的前提。就后者来说，官员群体是实现利益均衡调配的关键。乐观地讲，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是社会精英，理应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应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要有献身和牺牲精神；消极些分析，官员群体理应清醒认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悬殊不仅是国家的不幸，最终也将会给自己带来厄运，“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贫穷总是动乱的温床”（阿马蒂亚·森）。总之，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需要我们的决策者解放思想，真正把广大普通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根除利益分配的“官本位”，使政府的权力真正成为约束制衡那些可能吞噬人民群众利益的利益集团的主要力量。同时，要求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解放思想，放宽眼界，提高境界，不仅积极配合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各项举措,还要有乐于牺牲和奉献的意识。
其次，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大力解放思想。过去30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对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没有多少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如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严重，成了深化改革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说在改革的初始阶段政治体制的一些核心问题被暂时搁置留待以后解决是一种策略的话，可以理解；但是，30年后的今天，改革既积累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又培育了渐趋成熟的社会改革心理，我们是否做好了痛下决心解决政治体制深层次问题的心理准备了呢？事实到底如何！从当前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看，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比如，在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更愿意认同其发达的物质文明，而往往以“本国特色”为借口对政治文明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借鉴不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模式，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快速进步；在政治领域，西方同样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当年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围绕“市场经济”先是批判、抵制，最后不是还是选择了它吗？诚然，在政治体制设置等方面西方有其缺陷，我们理应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但是，毕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制度安排、权力设计等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而目前我们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本身的体制、机制的确存有很多缺陷和弊端，在现有的框架内又不容易解决。在此情况下，完全可以结合本国国情学习、借鉴这方面的好的做法、经验，为我所用。这样做，首先要解放思想，要真正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忌简单地把给意识形态与制度划等号。
最后，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解放思想为之提供更宽广的道路。十七大之后，人们对加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报以热切的期盼。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实生活中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之严重程度。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严重制约着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而且是腐败久治不愈的重要根源。此外，各种社会问题大都同它有着或紧或疏的联系。民主政治发展为什么如此缓慢、艰难？思想不解放是根源。其一，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的误导性。民主政治既受地域、国情和文化的限制，但它也有普适价值的内容。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多强调“本国特色”而轻视其普适的价值要求。例如，“平等、自由、人民主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政治核心要素，尽管我们在宪法和法律上也予以明确载定，但在实际行动上认真落实不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简单地把“党的领导”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甚至认为“平等、自由、人民主权是资产阶级玩弄的虚伪口号”。因此，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缺乏配套的保障制度和落实机制，以至于今天人们仍然望之慨叹。其二，民主政治实践形式的空泛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包含着具体丰富的内容，如“人民当家作主”蕴涵着人民群众享有真实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言论自由权、平等权、申诉权等。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权力的真正体现，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话。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个关键环节，在实践中，广大普通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力往往被虚置了。这自然有保障运行机制缺陷的原因，但思想上保守、认识的偏差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原因。就选举权来说，有些人总以“群众思想觉悟低”为由，在“间接选举”的形式下直接把本应由群众享有的权力“代表”了。就言论自由权来说，很多人还以极“左”的思维给它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1］P145。目前，社会矛盾千头万绪，无论多么复杂、尖锐，追根溯源，就是利益问题，不是经济利益就是政治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调整经济利益格局需要解放思想，均衡政治利益更需要解放思想。发展民主政治是保障大众政治利益的必然要求和主渠道，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必须大力解放思想，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引导民主政治有序发展，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