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秋，我和爱人结婚，不久便有了女儿。由于彼此工作很忙，我们俩便不得不扔下刚刚满月的女儿，分别奔赴河北和浙江各自的工作单位。仍在上班的父亲和体弱多病的母亲虽然都已满头白发，却毅然挑起帮助我们抚养孩子的重任。由于我俩工作异常忙碌，而父母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我不得不想方设法把爱人调回北京工作。可谁知道，调工作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近乎一场噩梦。
　　即使是在“文革”之前，要想从外地调回北京工作，那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现在青年人可能会问，那你爱人干吗不辞职回北京再找一份工作呀？嘿嘿，说得轻巧。由于“文革”时期经济乱作一团，就业机会可谓“僧多粥少”，加之僵化的劳动人事政策，若想辞职把户口弄回北京，再在北京找份正式工作，是基本不可能的事。首先，即使你辞了公职，人到了北京，可户口仍然很难调进来，而你若没有正式户口就是“黑人”，这就意味着包括粮票、油票、肉票、棉花票、工业券和每人每月分配的二两芝麻酱，以及其他副食品等供应关系仍然留在原地，与北京根本不搭界；其次，即使你只想干临时工，也会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难过种种“关卡”。我有位大学毕业的朋友，虽自动辞职并费尽千辛万苦把户口从外地弄进了北京，但多数国营单位对“辞职”者都另眼看待，常常拒之门外，他只能咬牙到街巷胡同里找工作艰苦、条件简陋、待遇菲薄的街道集体制企业去做工，一直干到退休都是工人，所拿的养老金也是档次最低的。
　　那么能不能“单调”进京呢？由于当时多数单位不景气，就业困难现象十分严重，相关政策控制极其严格，即使我本人的户口就在北京，爱人想“单调”进京也难于上青天。大多数两地分居职工只能想方设法采取“对调”方式来解决分居问题。可是，当我一接触“对调”这条荆棘之路，便连连碰壁，噩梦轮番。一些明白内情的朋友给我讲政策：你老家虽然在北京，但目前你关系在驻河北部队，爱人在浙江，如果男方没有北京户口，想把她单独对调进北京，这事可是冻豆腐一样难拌（办）。
　　但是，我并不死心，因为我爱人中专毕业，在工厂担任机电安装技术员，在当时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她还是个较为吃香的人才。她所工作的浙江建德，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新安江电厂又是国家重点企业，经济效益比较好，这些都是优势。而在北京工作的浙江单身职工为数不少，他们既难以把家属调进京，多数人又不习惯北方干燥的空气和冬日的严寒，怀念山清水秀的江南，思乡情深，这又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经多位好心朋友帮助介绍，我先后联系了十多位在京工作的浙江职工，发现他们对调回浙江很感兴趣。我便经常与他们通信联系。每次一回到北京，我首先做的事就是守着公用电话，接连给他们打电话或者登门拜访。不管身体有多累，路程有多远，我本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原则，从朝阳区酒仙桥到首钢以西，从昌平到大兴，我几乎都要利用仅有的一两天假期抓紧时间，蹬着自行车连续拜访N个“对象”。
　　要想摸清任何想对调的人，包括劳资科干部介绍的“对象”在内，能否有确实把握，都需要事先摸清其单位劳资科的底牌。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一一去单独拜访他们。这些同志当时多数住单身宿舍。晚上七八点钟，传达室人员对来访者十分敏感，常常以调侃并暗含讥讽的口吻问，又是来谈对调工作的吧？我仗着身穿一身军装，又硬着头皮模仿外地口音理直气壮地说，他是俺老乡，俺是来聊家常哩。这样就很容易“蒙混过关”。有时我在夜晚跑了很长的路，但到了劳资干部宿舍门口，撞了“铁将军”或是听到室内正在推杯换盏把酒言欢，便不得不立即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又要赶在上班之前跑到他们宿舍门口来个“堵窝掏”。像这样“磨道的驴断了套——空跑一趟”，来回折腾的事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幸亏那时劳资干部多是从部队转业的，作风尚且正派，很少拿架子，待人也和气，我见他们送礼不收，只好送些全国通用粮票，以表达心意。
　　经过前后五年千辛万苦的努力，我终于从十多位对象中筛选出两位成功率较高的对象，并最终选定了一位在地铁公司工作、老家在浙江淳安县（比邻新安江电厂）的工人。我集中精力做了大量工作，谢天谢地，地铁公司劳资科终于同意新安江电厂发“商调函”了。但“商调函”发出后几个月，地铁公司一直杳无音讯。我多次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包括找到劳资部门负责人，他们都含糊其辞地说，正在研究。究竟是何原因，总也不得其详。直到部队政治部派人正式登门调查，才知道，原来我爱人单位发过来的是干部商调函，而按照当时政策，一般干部是不能相互对调的，我爱人必须改为工人身份才能商议对调之事，才可以把我爱人的档案发过来。而地铁方又不愿主动回函说明这一情况。弄清了情况，只好由部队给电厂去函说明原委。电厂方面好不容易才将我爱人改变为工人身份，并继续发来商调函，随后寄来档案。但我一次次地追问，地铁公司劳资科又总是回答：你爱人对调是可以的，但我们仍然需要研究研究。
　　我转业后在北京上了班，“对调”的事仍然拖拖拉拉，没有最终结果。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把心悬到嗓子眼儿。我多次往返地铁劳资科干部的宿舍，有时甚至追到他“参加劳动锻炼”的工地现场仔细打听。劳资干部才悄悄地告诉我，你爱人档案虽然名义上被改为工人，但仍缺少一张厂党委的正式批文。为弄明情况、掌握进度，我立即打长途电话到浙江催促，嘱咐爱人请单位赶快办好批文发过来。那时候白天打长途电话每分钟五角线（每晚九点以后半价），对于月薪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薪阶层来说，仍是一笔奢侈的消费。为争取在晚九点后打半费电话，我每每晚上骑车从北城赶到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为节省电话费，我每次去前都把要说的几件事写在手掌心，以免延误时间。由于我去的次数多了，连话务员都熟悉了。好心的话务员一见我来了，便赶在九点前一两分钟拨叫浙江长途，以赶到九点准时通话。有时碰上爱人晚上集体学“毛著”或看电影，话务员只帮我说一句，这里是北京长途电话，快去找人，随即挂断电话并笑眯眯地对我说，这在三秒以内，可以算对方没人接听，您放心，是不收费的。我当时感恩戴德，连连向话务员点头致谢。
　　但光靠打电话终究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一次我返回部队，部队首长听到这一情况十分关切，决定派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科副科长陪同我一块儿去浙江新安江电厂找劳资部门商谈。首长告诉我，你虽然脱了军装，但这次你们俩去浙江的差旅费仍然按照部队干部标准报销。这使我十分感激。在火车上，我看到一位疲惫不堪的中年妇女，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和几大包行李。通过聊天才知道，他丈夫是海南岛人，部队在黑龙江漠河边防，而她在海南岛工作。丈夫虽是部队营级干部，按照政策，家属可以随军安置，但漠河人烟稀少，根本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一大家子人又都生活在海口市。双方这种“牛郎织女”、一南一北的生活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
　　等我俩千里迢迢赶到大山深处的电厂，才知道电厂党委的批文昨天刚刚发往北京。这虽然又是磨道的驴断了套——空跑一趟，但总算曙光初现了。
　　正当我静候佳音的时候，对调工作又遇到了麻烦。原来，当时地铁内部有个不成文的 “土政策”，对对调进京一方带有孩子户口的暂缓办理。这使我急得抓耳挠腮，难不成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当时有的好心人劝我，你不如把孩子户口暂时放在浙江，先把你爱人调进来，孩子户口迟早总会解决的。但我仍然不甘心就此罢休。几经周折，我找到市劳动局一位曾在调配处工作的干部咨询。他当即回答说，这是单位自定的“土政策”，上不了台面的。哪儿有孩子户口不随着母亲一起调进北京的？地铁公司劳资干部哪天来劳动局办事，你同他一起来，我当面找他谈谈这件事。我又费尽周折，跑到地铁工地再次找到正在干活的劳资科干部，他也同意和我一起去劳动局咨询，好讨个“上方宝剑”，以便解决对调中一批类似的问题。最后经市劳动局干部当面解释，对于各单位自行制定的这类“土政策”，市劳动局是要加以制止的，并请他转告公司领导，一定要取消这类“土政策”。这次“土政策”的取消，不仅使我爱人的对调工作和孩子的户口圆满解决，随同解决的还有十几个带孩子户口等待对调的职工。
　　看到今天的北漂一族可以自由自在地流向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业，自由选择职业，而且是双向选择，来去自由。虽仍有一些诸如北京城市户口方面的限制，但绝大多数单位对员工户籍所在地并不十分在乎。抚今追昔，不禁令人感慨万端，而“对调”这种事也终于随着社会的进步，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不再让人纠结、让人忧了。
　　（编辑·韩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