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好礼”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贫而乐”则是一定做不到的事情
　　
　　前面有文章曾经提到，齐国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是的，战国年间的齐人，名声并不很好。从吕尚建国那一天起，齐就以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为发家的秘诀；进而有管仲的改革，降低关税，为商人在旅途上建立接待站，有了这些方便，熙熙攘攘的逐利者，自然归之如流水了。商贸使齐国富饶，也使它受非议。
　　除了反感齐国的庸俗，各国还担心齐国成为道德堕落的带头人。孔子对管仲，就持着复杂的态度。毕竟，物质太像是容易引导出物质主义——不管怎么样，在邻国妒嫉的注视下，齐国从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慢慢变成了东方惟一的大国。在苏秦以及他人的描述中，临淄在籍的民户为七万，若平均以每家五口之数，就有三十五万人口；加上众多的外国人，这个城市的日常成员可能有四十万至五十万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百年前的欧洲人，也都觉得美国是俗气冲天的土财主。但如管仲所说，“国多财则远者来”，欧洲大学里的顶尖人才，很快就纷纷渡海了。“富而好礼”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贫而乐”则是一定做不到的事情。
　　临淄城内的面积只有六十平方华里，拥挤而热闹，道路上车轮挤撞，行人摩肩接踵。市民喜爱享乐，尽管时有禁令，锦绣制成的漂亮衣服依然流行。更流行的是音乐，人多有技能，或吹竽鼓瑟，或击筑弹琴。赌博也风行，有斗鸡和赛狗会。另外一些今已失传的游戏，如六博和一种古代足球，也为临淄人所爱。作为天下商贾的居停主，临淄人富裕，也因而志向高扬。奢靡不是他们惟一的特征，在出土的战国文物中，齐器最为精致，证明着对细节的关心是如何从日常生活的乐趣中发展而出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稷下。中国有过若干辉煌时代，但称得上伟大的，首推稷下时代。开列一下那些光彩四射的名字，翻几页《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就能看出，在精神性成就方面，一个世纪的创造抵得上二十个世纪的因循。
　　和稷下同一时代，雅典的吕克昂学园请到亚里士多德来讲学，得以繁盛一时。吕克昂学园设在第奥恰勒斯城门前，相似的是，稷下学宫建立在临淄西南方的稷门之外，某条要道的路边。两千多年前的官道野径，为泥泞、尘土和冰雪所周替覆盖，士兵、外交人员、商贾、犯人风尘仆仆地经过。
　　与别处不同的是，此处，路边的农人还能看到许多学子，或乘木轮车，或踏麻鞋，从四方赶来。淳于髡、孟柯、田骈、环渊、鲁仲连，名声不那么响的彭蒙、季真、王斗、田巴……还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百年中，空前绝后地辐凑至一个几平方公里大的区域。
　　建立学宫和厚待学士，从一开始就带有功利的目的，希望这些有学问的人成为齐国的政治助手。除此之外，对学术的喜爱确实也是田氏的家族传统。厚养学士几乎成了父子祖孙间的竞赛，学术领袖可以得到豪华的住宅，高额的津贴，其来有隆重的迎接，其去有丰富的馈赠。
　　他们被赐以上大夫的官号，但只享受其禄米，并不需要在职位上工作，也不承担任何具体事务之责。有官无守，有言无责，论政不合也不被加罪。这种情形非常独特。当时的诸国，虽都有养士之风，却没有一个国家像齐国这样胸怀宽广。
　　齐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回报呢？它曾一度享有非常高的学术声誉，一些学士或在政治或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卓越，或给这个国家许多建议。但战争消灭了余裕，新的秩序根本来不及产生。齐秦之间的诸国，很难说对两个国家中的哪一个更仇恨一些。即便按人之常情，嫉妒也要占恐惧的上风。最后，在政治或军事上的最后胜利者，是一个野蛮国家，而不是齐国。
　　后人对齐国的命运多加讽刺，因为齐国的政治状况恶化时，自由的学者像候鸟一样离开。这种作风在战国时属正常被广泛接受，却不会为大一统社会所鼓励；更何况稷下学者思想的幅度，早超出专制帝王所能容忍的范围，后者从秦国尚可学到一点经验，而只好视齐国为教训。
　　战国时代在后代屡遭正统人士批评，但后代成员的创造力，只在社会结构崩溃时才偶尔焕发一次。这一点，以及稷下学宫的兴盛与齐国之最终不免于灭亡，真是一个讽刺——不过不是对齐国的讽刺。
　　
　　刀尔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