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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传播“场域”说与当代
原创音乐剧的碰撞
从上世纪大上海时期的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算起，华语音乐剧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随着传播“场域”的迁移，音乐剧这种起源于欧洲、振兴于美利坚民族的综合艺术样态，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域中也经历着艺术、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多元化演进。因此，从音乐传播“场域”视角出发，对当代原创音乐剧身处的多重“场效应”进行解读，不仅可以为当代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实践提供宏观理论借鉴，也能够推动当代原创音乐剧研究向音乐传播领域作积极拓展，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价值。
音乐传播的“场域”说事实上也是多元理论视域相融合的产物，物理学中的“场”概念描述某种物理量在某一空间区域的分布状况，社会学研究中的“场域”理论源自布尔迪厄，他将自然界中的“场”概念放在社会实践中审视，将“场域”定义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布尔迪厄“场域”说的核心内涵正是定义中提到的“关系”，在他看来，一个浑然整合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的“场域”被各种权力（或资本）占据，而这些权力（或资本）之间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所进行的斗争，则进一步构筑了整个社会场域的关系体系。布氏同时用“惯习”这一概念来强调不同社会场域中的“文化无意识”状况，为“场域”概念的最终形成作了文化层面的探索。根据“场域”说的核心内涵，音乐传播“场域”说强调的正是各种场域空间及其权力主体在音乐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图式，这种理论视域的融合为音乐传播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动态研究视角。
不论是关系体系的强调，还是权力资本的博弈，或者是文化惯习的追索，这些构筑“场域”概念的核心问题也都蕴含在当代原创音乐剧的艺术肌体中，对这些论题的探讨无疑从音乐传播的角度为当代原创音乐剧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反观新千年以来的本土原创音乐剧，从山水实景音乐剧引发的“印象经济”热，到小剧场音乐剧的大众化崛起，这些在新的文化场域中孕生的原创音乐剧文本无疑向我们展现了一派更为驳杂的当代原创音乐剧传播图景。在它们当中，由音乐人三宝作曲，以“金沙文化”为背景创作的音乐剧《金沙》就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原创作品。它置身于四川成都重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和数千年古蜀文明共同营造的文化场域中，在考古遗址原址上兴建起来的金沙剧场为该剧构筑起一派独特的剧场艺术氛围，还有国内外巡演对场域传播空间的积极拓展，以及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权力意志的相互博弈，这些因素的共同存在将《金沙》推向了当代原创音乐剧传播场域的醒目位置，因此，从音乐传播场域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解读，无疑是一次理论与现实相互碰撞的有益探索。
二、艺术场中的《金沙》：
远古与现代间的穿越与交融
作为一种典型的剧场艺术形态，音乐剧的所有重要艺术元素首先是在剧场这个密闭的音乐表演空间中展开的，也正因为有各种艺术元素的动态介入，剧场才摆脱了自身物理属性的束缚，成为一种艺术性的精神象征。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传播媒介，对《金沙》置身其中的艺术场进行动态解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当代原创音乐剧内部去探索诸多审美关系的内涵。
《金沙》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剧情伴随年轻帅气的现代考古学者“沙”与数千年前在金沙遗址生活的“金”之间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展开，由于“沙”的遗忘，一段跨越千年的爱情被尘封地下，为了唤醒“沙”对爱的记忆，“金”最终牺牲了自己。作为一部“穿越类”主题的音乐剧作品，《金沙》的故事充满时空张力，从现代考古现场到3000年前的金沙社会，再到2000年前的古蜀国都，与片段式的叙事脉络相结合，整部音乐剧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拼贴感。当下多数“穿越类”文艺作品具有的这种特征，在以歌舞表演见长的音乐剧艺术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放大，由于歌舞表演对故事篇幅的“稀释”作用，音乐剧的创作只能在典型场景基础上进行概括化叙事，加之音乐创作主体与戏剧创作主体的客观分离，这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片段感在“穿越类”音乐剧作品中就更加明显。在这里，剧场艺术场景中的《金沙》与当代艺术场域中的审美“惯习”和创作“无意识”形成了对话关系，反映了一种普适性的艺术纠葛和审美取向。
这种“惯习”和“无意识”在该剧的音乐创作中得到进一步体现。该剧的总导演兼作曲三宝是在蒙古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音乐人，从《不见不散》、《牵手》到《暗香》，他的音乐中充满了大气、唯美，令人荡气回肠的情感特征，这种本真而自由的情感表达正是现代都市文明所渴求的。音乐剧《金沙》虽然以川蜀文明为背景，但音乐基调却基本脱离了民歌和戏曲剧种的地域性束缚，延续了三宝作品大气抒情、如泣如诉的音乐特质，实现着古典与流行、通俗性与抒情性相交融的艺术理想。首先是抒情性音乐在全剧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代表曲目《总有一天》到《当时》、《飞鸟》，带有交响风格的弦乐于雄浑大气中抒发着委婉细腻的真挚情感，这种在大开大阖中尽显三宝风格的艺术化抒情歌曲，牵引着这段穿越古今的凄美爱情故事的情感走向，彰显了三宝式审美“惯习”对全剧的主导作用。其次是通俗性成为连接远古与现代的音乐要素，作为一种大众化娱乐形态，音乐剧从诞生之初就具有接通大众情感的通俗化品格，《金沙》的音乐旋律大多在人声音色易于把握的区域展开，不仅充分展现了演唱者的音色之美，更易于大众传唱，不仅是主题曲目，《忘记》、《花间》等歌曲都凭借通俗性的音乐特质引发了大众的情感共鸣，为远古与现代相互交融的戏剧主题服务。
事实上，不论是抒情性的情感生发，还是通俗性的音乐表达，都是三宝式审美“惯习”与数千年金沙文明相互对话的艺术介质，其最终目的是接通现代大众与金沙文明之间的情感根脉，实现远古与现代之间的穿越与交融。然而，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音乐剧《金沙》“缺乏戏剧矛盾与冲突的支撑，缺乏戏剧高潮的支撑，音乐的激情变成没有根据的激情”，数千年的时空距离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艺术性地拉近的，正如“金”与“沙”之间恒亘着一条永难跨越的鸿沟，正如草原的博大与都市的局促难以相提并论，正如激情澎湃的三宝式音乐审美“惯习”与强调冲突矛盾的戏剧审美“场”效应互有错位。为了实现“穿越性”的主题目标，创作者只能营造出一种较为模糊的情感氛围，戏剧冲突的淡化、抒情性音乐的漫溢，即便是舞蹈设计也以色彩性的群舞表演为主，目的只是营造出某种必须的“氛围”。这种模糊性几乎成了众多评论家指摘《金沙》的重要说辞，然而，这也正是音乐剧《金沙》置身其中的那个艺术场，它是远古与现代间跨时空对话的产物，是代表当代音乐审美“惯习”的艺术“资本”与远古记忆相互博弈的结果。正如三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实际上金沙只是个由头和平台。我们所要讲述的无非就是一个理念——任何记忆绝不会是徒劳。讲述人类对过去的看法。”事实上，一种模糊难解的艺术理念只能放在现实文化的大背景中才能厘定它的最终指向，这也正是音乐传播场域论强调场域间“关系”图式的意义所在。 三、文化场中的《金沙》：对社会舞台空间的想象性拓展
2001年2月的一天，在成都一处施工工地上，开挖下水沟的建筑工人突然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和象牙，“金沙”这个沉睡千年的古代文明遗址终于重见天日。“金沙遗址”是川蜀地区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现至少将成都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充满动感的太阳神鸟金箔、神情肃然的青铜立人、被捆绑着的裸体石跪人像，这些远古遗物无声地展示着古蜀先民特有的精神世界。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金沙遗址、传播金沙文明，一座颠覆传统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在原迹废墟上被建设起来。与此同时，建设者还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基础上打造了金沙剧场，以金沙文明为主题创作的音乐剧《金沙》在金沙剧场长期驻场演出，进而使这部当代原创音乐剧成为“世界首部在考古遗址原址上演的音乐剧”。
这就是音乐剧《金沙》得以孕生的文化场，一脉传承久远的川蜀文明，一处沉睡千年的远古遗存，一座隐藏在都市中的考古遗址公园，一部在考古遗址废墟中上演的原创音乐剧作品，这一切都使音乐剧《金沙》像一个被层层裹藏的遗物，充满了玄妙莫测的神秘气息，也为剧场中由于时空鸿沟和多种错位造成的模糊难解的艺术氛围找到了切实的叙事指向。以考古遗址为表演依托，音乐剧《金沙》摆脱了传统剧场表演空间的束缚，在想象性的层面上走进了更为广大的社会舞台空间。如前所述，虽然艺术场中的《金沙》由于戏剧创作和音乐表演的问题，容易给人留下模糊凌乱和情感空泛的审美印象，但是观众一旦走出艺术场，投入金沙遗存和川蜀文明的怀抱，他们的音乐想象空间就会随着音乐表演空间的拓展而得到延伸，此时，“沙”对记忆的追问就不仅仅局限在舞台空间，而是在金沙遗迹、在川蜀大地上深沉地唱响，这追问和回忆也代表了现代人面对传统时的探究心理。可见，由剧场表演空间向社会舞台空间的延展无疑为《金沙》稍显贫乏的故事情节和戏剧脉络注入了丰厚的内容要素，使<金沙>粗线条的创作理念在更广大的社会舞台空间中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解答。如三宝所说，《金沙》讲述的就是一个“理念”，人类对于久远年代的情感印象通过一部音乐剧被连接起来，《金沙》也就完成了它的艺术使命。
在当代原创音乐剧领域，对音乐表演空间进行积极拓展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印象刘三姐》、《印象西湖》、《天门狐仙》等山水实景音乐剧，这些作品以自然景观为舞台依托，配合高科技舞美，将音乐表演空间从传统意义上的剧场转移至自然界，实现了音乐表演空间与文化场域的物理性融合。然而，这种拓展虽然在文化创意的层面上可圈可点，但实质上却是更多地将音乐剧的表演空间转移到其所依托的文化场域，而文化场的过多介入对于音乐剧的艺术场无疑具有极大的稀释作用。这在《金沙》的创作实践中可见一斑，正因为有金沙遗址这样一个即定的文化场存在，音乐剧《金沙》才成为了一个直奔文化主题而去的理念性存在，必须的戏剧冲突及与之相适应的歌舞创作被简化。不同的是，《金沙》仍然是以传统剧场的方式演绎自身的“艺术场”——而不是将浓缩的“艺术场”与广阔的“文化场”相混同——才更多地保有了“艺术场”的艺术性品格。作为一种舞台戏剧样式，音乐剧的戏剧性在剧场这一密闭的音乐传播空间中，在观众与演员的近距离互动交流中，才能产生实体性的质感，才构成了一个不断反馈流通的艺术场。在这方面，《金沙>是值得称道的，它向社会舞台空间的拓展更多是在激发观众文化想象力的层面上展开，而不是采取山水实景音乐剧那种物理性迁移的方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了“艺术场”的主体性，避免了其被“文化场”进一步“稀释”的审美危机。
四、经济场中的《金沙》：产业化运作为音乐传播注入经济动因
艺术场和文化场的形成使音乐剧《金沙》成为了一种历史文化符号和久远文明的象征，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中，经济场的进一步形成则从音乐剧产业化运作的层面为这一历史文化符号的传播注入了强劲的经济动因。
可以说，《金沙》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具有一定的体系性。首先，《金沙》将2005年第三届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的开幕剧表演作为自己的首秀，在各路媒体制造的宣传声势中赚得了一鸣惊人的推广效果。继而，《金沙》又以数百场的国内外巡演纪录将金沙文明的神秘魅力传播到各地，吊起了国内外观众的胃口。与此同时，《金沙》还立足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沙国际剧场驻场演出，有效地延续了巡演的传播效果。在金沙国际剧场的观众群体中，不仅有成都市民，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金沙》的国内外巡演不仅传播了音乐剧作品，而且勾起了欣赏者对川蜀文明和金沙遗存的探寻欲望，直接拉动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了音乐剧文化场与经济场的双向互动。另外，《金沙》在产业化运作的过程中还进行了面向上下游的价值链拓展。向影视业延伸是国外音乐剧产业运作的惯例，按照这一惯例，创作者也准备开发一部名为《金沙之战》的电影和一部以《金沙》为题材的电视剧作品；还有面向下游营销端的衍生产品开发，比如以CD、VCD、DVD等音像制品的形式对音乐剧进行大众传播，将金面具、神鸟等演出道具制作成配饰现场出售等等。
从国内外巡演到遗址现场驻场演出，从影视剧作品的延伸到衍生产品的开发，在产业化链条的驱动下，音乐剧《金沙）创造了六次改版、累计演出逾千场的市场佳绩。作为一种在现代商业文明氛围中诞生的大众艺术形态，商业性是音乐剧的本质属性，“是衡量一部音乐剧是否成功的一把最根本、也是最直观的标尺”，从这个角度讲，《金沙》是成功的，以金沙遗址的文化产业开发为背景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获得了强劲的经济动能，经济场、文化场和艺术场等一个个看似独立的小世界，在产业化运作的终极目标下被融合成一个有机的关系体。于是，遵循投资方提出的“好听好看好玩”的音乐剧创作法则，《金沙》以令人荡气回肠的三宝式音乐审美“惯习”满足着都市人的情感诉求，以华丽绚烂的色彩性舞美满足着人们的视觉快感，以穿越性的故事情节满足着现代人的奇趣想象。为了适应旅游演出的现实需要，《金沙》还被改编成适合白天演出的45分钟浓缩版、适合晚间演出的75分钟旅游版和85分钟娱乐版等多种版本，音乐剧的艺术场在向文化场和经济场的无尽敞开中被改变，在对大众审美需求的无限接近中得以塑造。商业上的成功从根本上决定了《金沙》的成功，也为剧中模糊的情感氛围提供了市场意义上的合理I生评定。
五、结语
这就是音乐剧《金沙》置身其中的音乐传播“场域”，既有当代艺术审美“惯习”与远古文明相互交融形成的艺术场，又有创作者对于音乐传播的社会舞台空间进行想象性拓展形成的文化场，还有在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中催生的经济场。这些场域看似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环境，由不同的权力资本主宰，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斩不断的交互性关联。艺术场在向文化场的想象性拓展中，必须承受后者对于由狭小的舞台空间和戏剧场营造出来的艺术审美氛围的“稀释”作用；经济场在为音乐剧注入经济动能的同时，又以消费的逻辑改变着艺术场的审美品格；而艺术批评主体和艺术创作主体在承受这种改变与塑造的同时也在尽力发挥着自身的力量，对音乐传播过程中的其他“场域”进行艺术性渗透。围绕着《金沙》的音乐传播过程，任何一个场域环境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它们在相互纠葛中共同构筑起一个音乐传播的总体语境。
可以说，不论是对音乐传播场域动态关联性的强调，还是对经济动因的体系性把握，音乐剧《金沙》对于当代原创音乐剧的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在当代中国驳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和研究者应该从音乐传播的多元场域视角出发，注重剖析每一部原创剧目所处的音乐传播场域的独特性，实现音乐剧美学趣味、商业目标和文化诉求的多元融合，进而推动当代原创音乐剧的创作与传播，这也正是本文在音乐传播场域说的整体架构中审视《金沙》的立意所在。
原创音乐剧的碰撞
从上世纪大上海时期的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算起，华语音乐剧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随着传播“场域”的迁移，音乐剧这种起源于欧洲、振兴于美利坚民族的综合艺术样态，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域中也经历着艺术、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多元化演进。因此，从音乐传播“场域”视角出发，对当代原创音乐剧身处的多重“场效应”进行解读，不仅可以为当代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实践提供宏观理论借鉴，也能够推动当代原创音乐剧研究向音乐传播领域作积极拓展，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价值。
音乐传播的“场域”说事实上也是多元理论视域相融合的产物，物理学中的“场”概念描述某种物理量在某一空间区域的分布状况，社会学研究中的“场域”理论源自布尔迪厄，他将自然界中的“场”概念放在社会实践中审视，将“场域”定义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布尔迪厄“场域”说的核心内涵正是定义中提到的“关系”，在他看来，一个浑然整合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的“场域”被各种权力（或资本）占据，而这些权力（或资本）之间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所进行的斗争，则进一步构筑了整个社会场域的关系体系。布氏同时用“惯习”这一概念来强调不同社会场域中的“文化无意识”状况，为“场域”概念的最终形成作了文化层面的探索。根据“场域”说的核心内涵，音乐传播“场域”说强调的正是各种场域空间及其权力主体在音乐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图式，这种理论视域的融合为音乐传播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动态研究视角。
不论是关系体系的强调，还是权力资本的博弈，或者是文化惯习的追索，这些构筑“场域”概念的核心问题也都蕴含在当代原创音乐剧的艺术肌体中，对这些论题的探讨无疑从音乐传播的角度为当代原创音乐剧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反观新千年以来的本土原创音乐剧，从山水实景音乐剧引发的“印象经济”热，到小剧场音乐剧的大众化崛起，这些在新的文化场域中孕生的原创音乐剧文本无疑向我们展现了一派更为驳杂的当代原创音乐剧传播图景。在它们当中，由音乐人三宝作曲，以“金沙文化”为背景创作的音乐剧《金沙》就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原创作品。它置身于四川成都重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和数千年古蜀文明共同营造的文化场域中，在考古遗址原址上兴建起来的金沙剧场为该剧构筑起一派独特的剧场艺术氛围，还有国内外巡演对场域传播空间的积极拓展，以及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权力意志的相互博弈，这些因素的共同存在将《金沙》推向了当代原创音乐剧传播场域的醒目位置，因此，从音乐传播场域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解读，无疑是一次理论与现实相互碰撞的有益探索。
二、艺术场中的《金沙》：
远古与现代间的穿越与交融
作为一种典型的剧场艺术形态，音乐剧的所有重要艺术元素首先是在剧场这个密闭的音乐表演空间中展开的，也正因为有各种艺术元素的动态介入，剧场才摆脱了自身物理属性的束缚，成为一种艺术性的精神象征。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传播媒介，对《金沙》置身其中的艺术场进行动态解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当代原创音乐剧内部去探索诸多审美关系的内涵。
《金沙》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剧情伴随年轻帅气的现代考古学者“沙”与数千年前在金沙遗址生活的“金”之间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展开，由于“沙”的遗忘，一段跨越千年的爱情被尘封地下，为了唤醒“沙”对爱的记忆，“金”最终牺牲了自己。作为一部“穿越类”主题的音乐剧作品，《金沙》的故事充满时空张力，从现代考古现场到3000年前的金沙社会，再到2000年前的古蜀国都，与片段式的叙事脉络相结合，整部音乐剧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拼贴感。当下多数“穿越类”文艺作品具有的这种特征，在以歌舞表演见长的音乐剧艺术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放大，由于歌舞表演对故事篇幅的“稀释”作用，音乐剧的创作只能在典型场景基础上进行概括化叙事，加之音乐创作主体与戏剧创作主体的客观分离，这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片段感在“穿越类”音乐剧作品中就更加明显。在这里，剧场艺术场景中的《金沙》与当代艺术场域中的审美“惯习”和创作“无意识”形成了对话关系，反映了一种普适性的艺术纠葛和审美取向。
这种“惯习”和“无意识”在该剧的音乐创作中得到进一步体现。该剧的总导演兼作曲三宝是在蒙古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音乐人，从《不见不散》、《牵手》到《暗香》，他的音乐中充满了大气、唯美，令人荡气回肠的情感特征，这种本真而自由的情感表达正是现代都市文明所渴求的。音乐剧《金沙》虽然以川蜀文明为背景，但音乐基调却基本脱离了民歌和戏曲剧种的地域性束缚，延续了三宝作品大气抒情、如泣如诉的音乐特质，实现着古典与流行、通俗性与抒情性相交融的艺术理想。首先是抒情性音乐在全剧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代表曲目《总有一天》到《当时》、《飞鸟》，带有交响风格的弦乐于雄浑大气中抒发着委婉细腻的真挚情感，这种在大开大阖中尽显三宝风格的艺术化抒情歌曲，牵引着这段穿越古今的凄美爱情故事的情感走向，彰显了三宝式审美“惯习”对全剧的主导作用。其次是通俗性成为连接远古与现代的音乐要素，作为一种大众化娱乐形态，音乐剧从诞生之初就具有接通大众情感的通俗化品格，《金沙》的音乐旋律大多在人声音色易于把握的区域展开，不仅充分展现了演唱者的音色之美，更易于大众传唱，不仅是主题曲目，《忘记》、《花间》等歌曲都凭借通俗性的音乐特质引发了大众的情感共鸣，为远古与现代相互交融的戏剧主题服务。
事实上，不论是抒情性的情感生发，还是通俗性的音乐表达，都是三宝式审美“惯习”与数千年金沙文明相互对话的艺术介质，其最终目的是接通现代大众与金沙文明之间的情感根脉，实现远古与现代之间的穿越与交融。然而，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音乐剧《金沙》“缺乏戏剧矛盾与冲突的支撑，缺乏戏剧高潮的支撑，音乐的激情变成没有根据的激情”，数千年的时空距离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艺术性地拉近的，正如“金”与“沙”之间恒亘着一条永难跨越的鸿沟，正如草原的博大与都市的局促难以相提并论，正如激情澎湃的三宝式音乐审美“惯习”与强调冲突矛盾的戏剧审美“场”效应互有错位。为了实现“穿越性”的主题目标，创作者只能营造出一种较为模糊的情感氛围，戏剧冲突的淡化、抒情性音乐的漫溢，即便是舞蹈设计也以色彩性的群舞表演为主，目的只是营造出某种必须的“氛围”。这种模糊性几乎成了众多评论家指摘《金沙》的重要说辞，然而，这也正是音乐剧《金沙》置身其中的那个艺术场，它是远古与现代间跨时空对话的产物，是代表当代音乐审美“惯习”的艺术“资本”与远古记忆相互博弈的结果。正如三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实际上金沙只是个由头和平台。我们所要讲述的无非就是一个理念——任何记忆绝不会是徒劳。讲述人类对过去的看法。”事实上，一种模糊难解的艺术理念只能放在现实文化的大背景中才能厘定它的最终指向，这也正是音乐传播场域论强调场域间“关系”图式的意义所在。 三、文化场中的《金沙》：对社会舞台空间的想象性拓展
2001年2月的一天，在成都一处施工工地上，开挖下水沟的建筑工人突然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和象牙，“金沙”这个沉睡千年的古代文明遗址终于重见天日。“金沙遗址”是川蜀地区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现至少将成都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充满动感的太阳神鸟金箔、神情肃然的青铜立人、被捆绑着的裸体石跪人像，这些远古遗物无声地展示着古蜀先民特有的精神世界。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金沙遗址、传播金沙文明，一座颠覆传统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在原迹废墟上被建设起来。与此同时，建设者还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基础上打造了金沙剧场，以金沙文明为主题创作的音乐剧《金沙》在金沙剧场长期驻场演出，进而使这部当代原创音乐剧成为“世界首部在考古遗址原址上演的音乐剧”。
这就是音乐剧《金沙》得以孕生的文化场，一脉传承久远的川蜀文明，一处沉睡千年的远古遗存，一座隐藏在都市中的考古遗址公园，一部在考古遗址废墟中上演的原创音乐剧作品，这一切都使音乐剧《金沙》像一个被层层裹藏的遗物，充满了玄妙莫测的神秘气息，也为剧场中由于时空鸿沟和多种错位造成的模糊难解的艺术氛围找到了切实的叙事指向。以考古遗址为表演依托，音乐剧《金沙》摆脱了传统剧场表演空间的束缚，在想象性的层面上走进了更为广大的社会舞台空间。如前所述，虽然艺术场中的《金沙》由于戏剧创作和音乐表演的问题，容易给人留下模糊凌乱和情感空泛的审美印象，但是观众一旦走出艺术场，投入金沙遗存和川蜀文明的怀抱，他们的音乐想象空间就会随着音乐表演空间的拓展而得到延伸，此时，“沙”对记忆的追问就不仅仅局限在舞台空间，而是在金沙遗迹、在川蜀大地上深沉地唱响，这追问和回忆也代表了现代人面对传统时的探究心理。可见，由剧场表演空间向社会舞台空间的延展无疑为《金沙》稍显贫乏的故事情节和戏剧脉络注入了丰厚的内容要素，使<金沙>粗线条的创作理念在更广大的社会舞台空间中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解答。如三宝所说，《金沙》讲述的就是一个“理念”，人类对于久远年代的情感印象通过一部音乐剧被连接起来，《金沙》也就完成了它的艺术使命。
在当代原创音乐剧领域，对音乐表演空间进行积极拓展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印象刘三姐》、《印象西湖》、《天门狐仙》等山水实景音乐剧，这些作品以自然景观为舞台依托，配合高科技舞美，将音乐表演空间从传统意义上的剧场转移至自然界，实现了音乐表演空间与文化场域的物理性融合。然而，这种拓展虽然在文化创意的层面上可圈可点，但实质上却是更多地将音乐剧的表演空间转移到其所依托的文化场域，而文化场的过多介入对于音乐剧的艺术场无疑具有极大的稀释作用。这在《金沙》的创作实践中可见一斑，正因为有金沙遗址这样一个即定的文化场存在，音乐剧《金沙》才成为了一个直奔文化主题而去的理念性存在，必须的戏剧冲突及与之相适应的歌舞创作被简化。不同的是，《金沙》仍然是以传统剧场的方式演绎自身的“艺术场”——而不是将浓缩的“艺术场”与广阔的“文化场”相混同——才更多地保有了“艺术场”的艺术性品格。作为一种舞台戏剧样式，音乐剧的戏剧性在剧场这一密闭的音乐传播空间中，在观众与演员的近距离互动交流中，才能产生实体性的质感，才构成了一个不断反馈流通的艺术场。在这方面，《金沙>是值得称道的，它向社会舞台空间的拓展更多是在激发观众文化想象力的层面上展开，而不是采取山水实景音乐剧那种物理性迁移的方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了“艺术场”的主体性，避免了其被“文化场”进一步“稀释”的审美危机。
四、经济场中的《金沙》：产业化运作为音乐传播注入经济动因
艺术场和文化场的形成使音乐剧《金沙》成为了一种历史文化符号和久远文明的象征，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中，经济场的进一步形成则从音乐剧产业化运作的层面为这一历史文化符号的传播注入了强劲的经济动因。
可以说，《金沙》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具有一定的体系性。首先，《金沙》将2005年第三届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的开幕剧表演作为自己的首秀，在各路媒体制造的宣传声势中赚得了一鸣惊人的推广效果。继而，《金沙》又以数百场的国内外巡演纪录将金沙文明的神秘魅力传播到各地，吊起了国内外观众的胃口。与此同时，《金沙》还立足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沙国际剧场驻场演出，有效地延续了巡演的传播效果。在金沙国际剧场的观众群体中，不仅有成都市民，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金沙》的国内外巡演不仅传播了音乐剧作品，而且勾起了欣赏者对川蜀文明和金沙遗存的探寻欲望，直接拉动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了音乐剧文化场与经济场的双向互动。另外，《金沙》在产业化运作的过程中还进行了面向上下游的价值链拓展。向影视业延伸是国外音乐剧产业运作的惯例，按照这一惯例，创作者也准备开发一部名为《金沙之战》的电影和一部以《金沙》为题材的电视剧作品；还有面向下游营销端的衍生产品开发，比如以CD、VCD、DVD等音像制品的形式对音乐剧进行大众传播，将金面具、神鸟等演出道具制作成配饰现场出售等等。
从国内外巡演到遗址现场驻场演出，从影视剧作品的延伸到衍生产品的开发，在产业化链条的驱动下，音乐剧《金沙）创造了六次改版、累计演出逾千场的市场佳绩。作为一种在现代商业文明氛围中诞生的大众艺术形态，商业性是音乐剧的本质属性，“是衡量一部音乐剧是否成功的一把最根本、也是最直观的标尺”，从这个角度讲，《金沙》是成功的，以金沙遗址的文化产业开发为背景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获得了强劲的经济动能，经济场、文化场和艺术场等一个个看似独立的小世界，在产业化运作的终极目标下被融合成一个有机的关系体。于是，遵循投资方提出的“好听好看好玩”的音乐剧创作法则，《金沙》以令人荡气回肠的三宝式音乐审美“惯习”满足着都市人的情感诉求，以华丽绚烂的色彩性舞美满足着人们的视觉快感，以穿越性的故事情节满足着现代人的奇趣想象。为了适应旅游演出的现实需要，《金沙》还被改编成适合白天演出的45分钟浓缩版、适合晚间演出的75分钟旅游版和85分钟娱乐版等多种版本，音乐剧的艺术场在向文化场和经济场的无尽敞开中被改变，在对大众审美需求的无限接近中得以塑造。商业上的成功从根本上决定了《金沙》的成功，也为剧中模糊的情感氛围提供了市场意义上的合理I生评定。
五、结语
这就是音乐剧《金沙》置身其中的音乐传播“场域”，既有当代艺术审美“惯习”与远古文明相互交融形成的艺术场，又有创作者对于音乐传播的社会舞台空间进行想象性拓展形成的文化场，还有在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中催生的经济场。这些场域看似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环境，由不同的权力资本主宰，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斩不断的交互性关联。艺术场在向文化场的想象性拓展中，必须承受后者对于由狭小的舞台空间和戏剧场营造出来的艺术审美氛围的“稀释”作用；经济场在为音乐剧注入经济动能的同时，又以消费的逻辑改变着艺术场的审美品格；而艺术批评主体和艺术创作主体在承受这种改变与塑造的同时也在尽力发挥着自身的力量，对音乐传播过程中的其他“场域”进行艺术性渗透。围绕着《金沙》的音乐传播过程，任何一个场域环境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它们在相互纠葛中共同构筑起一个音乐传播的总体语境。
可以说，不论是对音乐传播场域动态关联性的强调，还是对经济动因的体系性把握，音乐剧《金沙》对于当代原创音乐剧的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在当代中国驳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和研究者应该从音乐传播的多元场域视角出发，注重剖析每一部原创剧目所处的音乐传播场域的独特性，实现音乐剧美学趣味、商业目标和文化诉求的多元融合，进而推动当代原创音乐剧的创作与传播，这也正是本文在音乐传播场域说的整体架构中审视《金沙》的立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