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皮村，一个位于北京东五环外，地处朝阳区边界的小村庄，由于外来打工者的大量聚集，成为一个飞悬并自立于北京的地理与人文空间。相较于仅占全村人数不到一成的本村村民，皮村中近三万的外来打工者，成为本文的第一个关注点。作为城市里的打工者聚居地，皮村组建了自己的艺术团、文学小组、女工小组等，也因此吸引一批学人关注和应援。5年前的“打工春晚”，①崔永元和他们站在一起；3年来的文学小组，工友范雨素写出了社会热议的《我是范雨素》；②7月25日，新工人艺术团的第11张专辑《红五月》的首唱会在北京乐空间举行。这个由打工者自发组织，以皮村为据点，发行过10张专辑的艺术团，尚未得到音乐界的充分关注，却已在打工群体里发挥着特殊影响力。它成为本文的另一个关注点。
皮村里的艺术团和劳动新歌，与首都北京这一政治中心的工作和生活不可分离，它刻意地保持自己在城市文化里的这种特殊性，又在社会反哺打工群体的力量中显示出其现代性。本文将新工人艺术团及其新歌作为一种城市里的劳动音乐进行研究，并探讨这一自我认定为“新工人”的劳动群体在一个陌生文化环境之中所形成的独立的身份状态和文化姿态。
一、劳动、人群、艺术团
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大量聚居工作的韩国人不同，皮村的打工者显然是中国广大进城务工人员中的一部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聚居在皮村，又由于工作性质、经济状况和群体意识的与众不同，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品牌。艺术团的歌曲专辑、打工春晚、文学小组……，有一张共同标签——“劳动”和“新工人”，这鲜明的标签通过舞台、网络和种种社会力量被不断推广、宣传、讨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今天的新工人艺术团已经成为北京乃至中国城镇化背景下2.8亿进城务工人员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懂得发声，而且始终坚持大声地唱自己。
新工人艺术团成立在充满符号意味的200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2017年是它成立的第15周年，现核心成员有团长孙恒、王德志、许多、姜国良、孙元、路亮、庞岩等。7月25日晚上发布的这张全新专辑《红五月》，是他们的第10张原创唱片（除去1张精选辑），收录了10首歌曲。当晚，主唱许多与鼓手姜国良、贝斯手孙元、吉他手庞岩等悉数到场，请来的嘉宾是音乐人张浅潜、车撵坡乐队的徐军，还有定位为女工和性别平等歌唱的女性民谣乐团“九野”，其成员段玉曾是新工人艺术团的主力。
首唱会简单紧凑，在“九野”、徐军和张浅潜等相继献唱热场之后，新工人艺术团登台。许多和乐队一口气演出了新专辑里的8首原创歌曲和艺术团的老歌《小妹妹来看我》《劳动者赞歌》。③他们的原创歌曲一直保持着容易与工友们共鸣的质朴和写实，歌名一目了然，歌词记录各种打工遭遇，近年来又加入了一些地方音乐元素，比如《小妹妹来看我》的前奏是大段唢呐独奏，新专辑《劳动青春》唱起了《无锡景》“我有一段情，唱拨那诸公来听一听”开篇，《你和这世界不是一场苟且的爱情》则借用了广西彩调剧《刘三姐》“唱歌不是图（贪）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
新工人艺术团并不是玩票的散兵游勇，甚至比乐队同行们更为优势突出：打工歌曲个性鲜明、内容多样、故事性强，具有劳动的活力和真实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原创的歌词少不了生活里的真人真事，画面感特别强，让广大劳动者产生了强烈的参与感。“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当首唱会的最后响起新工人艺术团的代表曲目《劳动者赞歌》，全场观众合唱，迟迟没有散去。他们的专辑介绍里写着，“写歌、用音乐来表达，一直是我们这一路走来，面对这世界的一种方式，劳动发声，用歌声呐喊、讲诉、批判、求索，用歌声联结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④果然，每一首歌都唱着同一个方向——城市打工的所遇所想。
二、执念，新工人之歌
皮村的新工人艺术团，在2002年成立时名为“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2003年改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2006年改为现名。“新工人”这一概念，由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用，指苏南地区发达乡镇企业中“以农为主兼营工业”“亦工亦农”或“以工为主兼营农业”的兼业劳动者，“这批兼业劳动者中的绝大部分与城镇工人之间已经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他们同样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承担着约占办在镇上的工业1/3的生产任务……因此，他们无疑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一批新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新一代的一部分。”⑤乐队名字从“打工青年”变更为“新工人”经过一个阶段的抗争，更名的背后是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对“新工人”身份的认同。
新工人艺术团代表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和从小城镇进入大中城市的外来人员。外人看来，“农民工”的“农民”、打工者的“工”都只是指代的字词，不存在什么光荣、卑微，皮村劳动群体却对“农民工”“打工仔”称呼产生了反抗情绪。孙恒说，“最早叫我们盲流，后来又叫打工仔、民工，这些叫法都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我们就是工人，靠劳动吃饭为生。”与上一代劳动者群体对“农民工”“打工仔”等称谓的默默接受相比，这一代劳动者群体敢于拒绝。原成员段玉唱过《我的名字叫金凤》⑥，写到女工们在家乡有名有姓，可来到城市的纺织厂、美容店、饭店，就被叫做“打工妹”。她们希望撕掉标签，得到社会人都享有的对待。就像他们要唱自己的歌一样，打工青年拒绝其他称呼，要当“新工人”，表达了他们要求平等和尊重的心情。
写歌，可以使“城里人”知觉“新工人”的需要。城市、农村的成长背景不同，艺术團需要原创，自己叙述事件，更需要主动发声，为自己换取理解，争取权益。大概因此，十年十张专辑的战绩使他们比一般的音乐团体更显勤奋。这些年，艺术团完成了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为劳动者歌唱》（2007）、《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2009）、《放进我们的手掌》（2010）、《就这么办》（2011）、《反拐》（2012）、《家在哪里》（2012）、《劳动与尊严》（2013）、《与机器跳舞的人——工伤之殇》（2014）、《我要大声唱——女工专辑》（2016）。除了表达日常情感、生活诉求，新工人也毫不客气地唱出了个人尊严和社会地位问题，只是随着法制法规的健全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如《工业区》“我把我们的希望、失望和绝望，捏成一个结实的拳头”这类言辞激烈的歌曲渐少，《不再迷茫》《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等激励自我的歌曲大量增加。 在进出家乡——城市——皮村的打工岁月里，这些我歌我心的表达，从村里走向了社会，拓展了劳动新歌的功能，而舆论各界对“新工人”称谓的沿用和对艺术团新歌的宣传报道，也充分尊重、顺应了这个群体的诉求，可以算是社会回报给建设城市的这一劳动群体的一个平等的姓名。
三、新工人如何歌唱
提起新工人艺术团，容易联系上2010年走红的“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同属外来务工群体，同是为城市建设默默无闻的劳动者，翻唱《春风里》而登上2011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旭日阳刚”在热议之后，消声觅迹，皮村里的新工人艺术团却还坚持创作演出，准备迎接他们的第16年。
（一）创作·发行
皮村“工友之家”曾经是艺术团最初的场地。两把吉它，两只小音箱、一支家用麦克风，一根插进地面的钢筋“话筒架”、借来的电视机、一根拉来的电线和几只小灯泡，唯一振奋人心的是台子上方的条幅，也是艺术团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天下打工是一家”。设备业余，不妨碍艺术团成为皮村音乐小社会的中流砒柱，更何况毕业于音乐院校的孙恒和许多等人也算不得太“业余”。
1998年，师专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的孙恒辞掉中学音乐老师的工作，到北京自费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梯子》，随后奔走演唱于全國各地的地铁站、地下通道与高校，就像他喜欢的伍迪·格思里一辈子流浪民间为底层人民写歌。许多比孙恒到京晚一年，辞掉了协警工作，来到“地下摇滚音乐摇篮”的学校——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求学，毕业后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卖唱为生。2001年9月11日，许多依托于曾经“职业”的音乐经历，与孙恒、王德志、姜国良四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在2002年为皮村的劳动者群体组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2004年，建筑工人出身的京文唱片老板许钟民听到小样后，承诺赔钱也要帮助他们，这才有了销量10万张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
（二）心声·表达
艺术团的“原创”歌曲，有些采借自现成的曲调，如第五张专辑的《为什么》根据陕西民歌改编，《劳动者赞歌》来自韩国歌曲，但是歌词都一直出自孙恒等人以及皮村劳动群体的原创。在物质贫瘠的皮村文学小组里，工友们的写作长期得到北京各院校师生志愿团队的专业批改。艺术团的歌词源于真实，不需想象创作，比如《是不是又要搬家》，就是根据李清等人对皮村同心实验小学学生黄靖涵的采访整理，而这种口述经历赋予了这些歌曲打动人心的特殊能力。
主流的劳动和边缘的声音，城市的执念与新工人的歌，与同类工人乐队的普遍迷茫相比，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显得积极。2009年10月的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台湾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音乐工作坊的歌曲《怎么办》唱道：
城市的路太硬踏不出足迹，小草扎不下根难以活下去，我来到这城市感觉无能为力，没有金钱没有后台，明天到底在哪里？老师说要追寻梦想，但现实把梦想击碎，我像浮萍一样四处无依靠，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办？
相比之下，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模式经常是对现象、认识和行动（团结、反抗）的叙述，比较突出的是《团结一心讨工钱》。2002年，孙恒采访一批讨薪的建筑工人后，写出了这首生动的歌。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
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跟他干！
……到了夜里十二点，骗人的招数露了馅：先是来了三车“安全帽”，想挑起内讧，在工友之间；后又来了“110”，连哄带骗带诈唬，说要把我们，全部都收容。
……幸亏有，身经百战的王老汉，他挺身而出，把这骗局全揭穿；他带领大家高声喊：“兄弟们，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
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⑦
工人们愤怒的声音、孙恒的陕西方言和吉他的铿锵汇成了一个强劲的声场，这代表团结的劳动集体！
有事说事，有话直说，就是新艺术艺术团的创作灵感和表达方式。他们复刻的歌词和画面完全来自打工者的语言，由于没有什么刻意加工，也不需要什么艺术处理。真实的命运有时比艺术更加深刻，它以粗砾的事实敲打着我们，带来比一般民谣和摇滚更直指人心的力量。
（三）定位·选择
有乐评人说：“中国摇滚乐从不缺乏底层关怀，但一直以来却都是一种精英式存在，在面向底层大众的时候，总显得比较躲闪，更不用说主动代某个庞大的人群发言。尽管很多乐手和打工者一样同处城市底层，但摇滚乐手还是会很自觉地将自己区分出来。”⑧因此，新工人的摇滚要靠自己唱，哪怕歌曲引起的社会反响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确实，他们的乐队正面临定位上的选择：同样是发声，是停留在新工人状态，以非职业乐队的形式存在？或是争取成为一个职业乐队，满足生活？前些年，新工人艺术团参加了一些与地方音乐节、桃子节市集等相关的演出，如果积极参与，乐队的商业价值或许会有进一步增长。但他们迟迟没能做出选择，有些成员已经决定离开。
在观察他们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新工人艺术团选择的音乐形式。从2004年《天下打工是一家》到今年《红五月》为止的第11张专辑，无一例外地是民谣或摇滚这种充满现代城市意味的音乐类型。要知道，这可不是他们歌里常念叨的那个家乡——乡村的文化内容。而更为吊诡的是，就在他们歌里所唱的家乡，“新工人”们不予选用的戏曲、曲艺等传统正在被重新审视，大力弘扬。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歌唱，是城市新工人平衡情绪、抒发自我的现实需要，但城市流行音乐，才是他们内心喜好的真实反映？！与传统的上一代工人群体相比，“新工人”的内心已经城市化。
四、我们，走不回老路上
离开家乡、寄居外地的新工人群体在北京的皮村形成了自己的群落，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流动、可以延续的有力语言——歌唱，找到了自己的音乐生活以及在城市里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一）大声唱 对新工人艺术团来说，歌唱的意义何在？本质是一种发声。一方面，大声歌唱的新工人艺术团的确受到了各方关注，另一方面，孙恒自嘲，“《团结一心讨工钱》唱了10年，拖欠工资还不是照样发生。”
还是歌里唱得好，团结就是力量。2002年下半年，许多写了一首歌《打工号子》，歌词的主语不再只是“我”，而换上了代表着新工人群体的“我们”：“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誰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⑨他说，“以前一个人的呐喊可能还没底气，后来觉得大家都一样，和一个群体结合在一起后，感觉有了呐喊的底气。”有了齐心协力的“我们”，有了第一张专辑的7.5万元版税，新工人艺术团办起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也自此展开了一系列与工人教育培训相关的事业，比如“反对身份歧视”“工资是争取来的”“识破打工陷阱”“自我营造，合作发展”这样的专题演出。
社会工作日渐繁重，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音乐创作与演出时间。艺术团找到了一个办法，建立音乐网站“http：//www.dashengchang.org.cn/”，可以免费试听、下载他们的音乐作品，名字就叫做“大声唱”。就像孙恒所说，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听到的大多是精英和资本的话语，很少有我们打工者的声音……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演出，让社会看到打工者的生活现状，大家一块来出主意，想出路。”这个群体并不是先天地知道“大声唱”的力量，却总在行为中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敏感。
（二）逆袭
新工人艺术团没有与世隔绝，这些年，皮村还走出过范雨素等焦点人物，打工春晚还是年年雷打不动地得到崔永元等公众人物的力挺，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的师生们还在持续义务为工友们提供专业辅导……但是这些关注和支持的热度也如潮汐进退，迫使他们一轮又一轮地制造新的发声。艺术团背后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面临离乡、讨薪、婚恋、子女就学等种种问题，皮村的租约纠纷、拆迁问题也预示了他们即将失去这片阵地。但从某些角度上看，他们又很强势！正名、反拐、寻子、讨薪，那些歌遇事说事，直来直往，开敞得一点儿也不扭捏。“唱歌不是图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唱得忧愁随水流，唱得云开见日头”，他们在自我权益上的当仁不让，毫不含蓄，让我们看到一个外来群体在京城的独立和倔强。
与此同时，“新工人”的称谓之争，一直在进行。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艺术团成员对这种身份的认同愈加敏感。2009年1月，在皮村“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民谣专场上，艺术团骨干王德志和一位演唱者因使用“农民工”一词，差点大打出手，8年后的今天，在孙恒等人组织的全国工人大学每周网络讨论中，也发生过多次口头争执。为什么这群经历过各种社会怪象的坚强的劳动者，会纠结于一个群体称谓且始终不能妥协，甚至有些玻璃心？我似乎更愿意接受一种朴素的解释——“社会主人”和“商业受雇者”给人的不同心理感受，“工人这个词从历史上讲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的含义，它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个被雇用的劳动者。”⑩
不论承认与否，大部分打工者对“北京”这座城市以及“皮村”这块投入心血的土地已经产生了主人翁意识。尽管还唱着心中的家乡，尽管一年到头把血汗钱统统寄回家，尽管不停念叨着要回家建房娶妻生子，实际却依旧选择了“多干两年，干不动了再回去”的将来。“回老家是一种想象中的退路，其实这条退路并不存在。农村的耕地根本无法承载打工者返乡务农，而且按照现在的人均耕地规模，一年的农业收入往往赶不上在外打工半个月的收入，打工者是不可能回乡务农的。”{11}相对于留守村里的亲邻，离开了田地的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再称之为“农民工”确实有点名不符实了。脚下就是城市，已走不回老路上，在歌里想家，却回不到老地方，所以，他们在歌曲的最后，不断反复、强调，“北京就是我的家”！{12}。
结 语
据新华社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在2017年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供了最新数字，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分别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和50万人。{13}
“逃离北上广”的声音里，皮村正是城市新工人群体来往的见证者，很多人离开，更多的人正在进来，而新工人艺术团用打工者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保存了这段群体的记忆。从自我的表达，到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再到超越音乐的种种社会实践，他们用劳动的歌声支撑着皮村存在的意义。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自己成为了这种音乐生活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表演者，也成为了它最忠实的受众。
或许，皮村、新工人艺术团乃至专辑《红五月》的盛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一个外来的劳动群体在祖国首都实践着知识、理想和权利关系的秩序，将皮村建构成了一个集文化、经济、理想于一体的“想象的共同体”，不知不觉地把“异乡”变成了具有共同背景、集体记忆和生活信仰的“家乡”。艺术团以声音的方式上演着打工生活，借助歌曲关联了社会群体，使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具备国家、社会复杂特性的个人，对自己城市“新工人”的群体身份给予了一致认同，也凝聚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没有选择迎合唱片市场，而是成立了北京工友之家，组建了各种小组，创办了同心实验小学、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2017年11月又将踏上“大地民谣全国巡演”的社区、社群义演道路。这一次，他们准备这么介绍“新工人艺术团”：“过去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打工者，这里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新工人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也包含一种渴望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14}
① 2012年1月8日，首届“打工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社区剧场上演，由崔永元和同心实验学校女校长沈金花共同主持。表演者以打工者为主，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打工者群体的真实体验和真切思考。此后，持续每年举办，并进行网络直播。
② 2014年秋天，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在皮村成立，在每周日晚为工友提供免费指导。2017年，“正午”等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小组工友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引起社会对作者和作品的广泛关注。
③ 顺序如下：《小妹妹来看我》《我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红五月》《做蛋糕》《你和这世界不是一场苟且的爱情》《国际歌》《我们》《劳动青春》《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劳动者赞歌》。
④ 见新工人艺术团、北京大地民之遥国际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大声唱网站，专辑《红五月》，前言，2017。
⑤ 费孝通《小城镇 再探索》，《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361页。
⑥ 该曲收入在新工人艺术团2013年发行的《劳动与尊严》呐喊十年精选专辑。
⑦ 该曲收入新工人艺术团2004年发行的《天下打工是一家》专辑。
⑧ 《新周刊》第406期，《致“额们”伤痛倔强豪放的青春——“新工人剧场”为劳动者歌唱》，见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5528，发布时间：未知，来源：《新周刊》第406期，登陆时间：2017年7月27日。
⑨ 该曲收入新工人艺术团2004年发行的《天下打工是一家》专辑。
⑩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总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1}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前言），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2} 《北京北京》，词：改编自工友来子的诗，曲：许多，新工人艺术团《劳动与尊严》呐喊十年精选专辑，2013年。
{13}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3/14/c_1120627561.htm，来源：新华网，发布时间：2017年03月14日19：45：31，登陆时间：2017年7月27日。
{14} 孙恒的话。
高舒 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皮村里的艺术团和劳动新歌，与首都北京这一政治中心的工作和生活不可分离，它刻意地保持自己在城市文化里的这种特殊性，又在社会反哺打工群体的力量中显示出其现代性。本文将新工人艺术团及其新歌作为一种城市里的劳动音乐进行研究，并探讨这一自我认定为“新工人”的劳动群体在一个陌生文化环境之中所形成的独立的身份状态和文化姿态。
一、劳动、人群、艺术团
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大量聚居工作的韩国人不同，皮村的打工者显然是中国广大进城务工人员中的一部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聚居在皮村，又由于工作性质、经济状况和群体意识的与众不同，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品牌。艺术团的歌曲专辑、打工春晚、文学小组……，有一张共同标签——“劳动”和“新工人”，这鲜明的标签通过舞台、网络和种种社会力量被不断推广、宣传、讨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今天的新工人艺术团已经成为北京乃至中国城镇化背景下2.8亿进城务工人员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懂得发声，而且始终坚持大声地唱自己。
新工人艺术团成立在充满符号意味的200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2017年是它成立的第15周年，现核心成员有团长孙恒、王德志、许多、姜国良、孙元、路亮、庞岩等。7月25日晚上发布的这张全新专辑《红五月》，是他们的第10张原创唱片（除去1张精选辑），收录了10首歌曲。当晚，主唱许多与鼓手姜国良、贝斯手孙元、吉他手庞岩等悉数到场，请来的嘉宾是音乐人张浅潜、车撵坡乐队的徐军，还有定位为女工和性别平等歌唱的女性民谣乐团“九野”，其成员段玉曾是新工人艺术团的主力。
首唱会简单紧凑，在“九野”、徐军和张浅潜等相继献唱热场之后，新工人艺术团登台。许多和乐队一口气演出了新专辑里的8首原创歌曲和艺术团的老歌《小妹妹来看我》《劳动者赞歌》。③他们的原创歌曲一直保持着容易与工友们共鸣的质朴和写实，歌名一目了然，歌词记录各种打工遭遇，近年来又加入了一些地方音乐元素，比如《小妹妹来看我》的前奏是大段唢呐独奏，新专辑《劳动青春》唱起了《无锡景》“我有一段情，唱拨那诸公来听一听”开篇，《你和这世界不是一场苟且的爱情》则借用了广西彩调剧《刘三姐》“唱歌不是图（贪）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
新工人艺术团并不是玩票的散兵游勇，甚至比乐队同行们更为优势突出：打工歌曲个性鲜明、内容多样、故事性强，具有劳动的活力和真实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原创的歌词少不了生活里的真人真事，画面感特别强，让广大劳动者产生了强烈的参与感。“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当首唱会的最后响起新工人艺术团的代表曲目《劳动者赞歌》，全场观众合唱，迟迟没有散去。他们的专辑介绍里写着，“写歌、用音乐来表达，一直是我们这一路走来，面对这世界的一种方式，劳动发声，用歌声呐喊、讲诉、批判、求索，用歌声联结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④果然，每一首歌都唱着同一个方向——城市打工的所遇所想。
二、执念，新工人之歌
皮村的新工人艺术团，在2002年成立时名为“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2003年改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2006年改为现名。“新工人”这一概念，由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用，指苏南地区发达乡镇企业中“以农为主兼营工业”“亦工亦农”或“以工为主兼营农业”的兼业劳动者，“这批兼业劳动者中的绝大部分与城镇工人之间已经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他们同样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承担着约占办在镇上的工业1/3的生产任务……因此，他们无疑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一批新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新一代的一部分。”⑤乐队名字从“打工青年”变更为“新工人”经过一个阶段的抗争，更名的背后是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对“新工人”身份的认同。
新工人艺术团代表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和从小城镇进入大中城市的外来人员。外人看来，“农民工”的“农民”、打工者的“工”都只是指代的字词，不存在什么光荣、卑微，皮村劳动群体却对“农民工”“打工仔”称呼产生了反抗情绪。孙恒说，“最早叫我们盲流，后来又叫打工仔、民工，这些叫法都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我们就是工人，靠劳动吃饭为生。”与上一代劳动者群体对“农民工”“打工仔”等称谓的默默接受相比，这一代劳动者群体敢于拒绝。原成员段玉唱过《我的名字叫金凤》⑥，写到女工们在家乡有名有姓，可来到城市的纺织厂、美容店、饭店，就被叫做“打工妹”。她们希望撕掉标签，得到社会人都享有的对待。就像他们要唱自己的歌一样，打工青年拒绝其他称呼，要当“新工人”，表达了他们要求平等和尊重的心情。
写歌，可以使“城里人”知觉“新工人”的需要。城市、农村的成长背景不同，艺术團需要原创，自己叙述事件，更需要主动发声，为自己换取理解，争取权益。大概因此，十年十张专辑的战绩使他们比一般的音乐团体更显勤奋。这些年，艺术团完成了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为劳动者歌唱》（2007）、《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2009）、《放进我们的手掌》（2010）、《就这么办》（2011）、《反拐》（2012）、《家在哪里》（2012）、《劳动与尊严》（2013）、《与机器跳舞的人——工伤之殇》（2014）、《我要大声唱——女工专辑》（2016）。除了表达日常情感、生活诉求，新工人也毫不客气地唱出了个人尊严和社会地位问题，只是随着法制法规的健全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如《工业区》“我把我们的希望、失望和绝望，捏成一个结实的拳头”这类言辞激烈的歌曲渐少，《不再迷茫》《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等激励自我的歌曲大量增加。 在进出家乡——城市——皮村的打工岁月里，这些我歌我心的表达，从村里走向了社会，拓展了劳动新歌的功能，而舆论各界对“新工人”称谓的沿用和对艺术团新歌的宣传报道，也充分尊重、顺应了这个群体的诉求，可以算是社会回报给建设城市的这一劳动群体的一个平等的姓名。
三、新工人如何歌唱
提起新工人艺术团，容易联系上2010年走红的“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同属外来务工群体，同是为城市建设默默无闻的劳动者，翻唱《春风里》而登上2011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旭日阳刚”在热议之后，消声觅迹，皮村里的新工人艺术团却还坚持创作演出，准备迎接他们的第16年。
（一）创作·发行
皮村“工友之家”曾经是艺术团最初的场地。两把吉它，两只小音箱、一支家用麦克风，一根插进地面的钢筋“话筒架”、借来的电视机、一根拉来的电线和几只小灯泡，唯一振奋人心的是台子上方的条幅，也是艺术团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天下打工是一家”。设备业余，不妨碍艺术团成为皮村音乐小社会的中流砒柱，更何况毕业于音乐院校的孙恒和许多等人也算不得太“业余”。
1998年，师专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的孙恒辞掉中学音乐老师的工作，到北京自费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梯子》，随后奔走演唱于全國各地的地铁站、地下通道与高校，就像他喜欢的伍迪·格思里一辈子流浪民间为底层人民写歌。许多比孙恒到京晚一年，辞掉了协警工作，来到“地下摇滚音乐摇篮”的学校——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求学，毕业后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卖唱为生。2001年9月11日，许多依托于曾经“职业”的音乐经历，与孙恒、王德志、姜国良四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在2002年为皮村的劳动者群体组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2004年，建筑工人出身的京文唱片老板许钟民听到小样后，承诺赔钱也要帮助他们，这才有了销量10万张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
（二）心声·表达
艺术团的“原创”歌曲，有些采借自现成的曲调，如第五张专辑的《为什么》根据陕西民歌改编，《劳动者赞歌》来自韩国歌曲，但是歌词都一直出自孙恒等人以及皮村劳动群体的原创。在物质贫瘠的皮村文学小组里，工友们的写作长期得到北京各院校师生志愿团队的专业批改。艺术团的歌词源于真实，不需想象创作，比如《是不是又要搬家》，就是根据李清等人对皮村同心实验小学学生黄靖涵的采访整理，而这种口述经历赋予了这些歌曲打动人心的特殊能力。
主流的劳动和边缘的声音，城市的执念与新工人的歌，与同类工人乐队的普遍迷茫相比，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显得积极。2009年10月的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台湾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音乐工作坊的歌曲《怎么办》唱道：
城市的路太硬踏不出足迹，小草扎不下根难以活下去，我来到这城市感觉无能为力，没有金钱没有后台，明天到底在哪里？老师说要追寻梦想，但现实把梦想击碎，我像浮萍一样四处无依靠，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办？
相比之下，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模式经常是对现象、认识和行动（团结、反抗）的叙述，比较突出的是《团结一心讨工钱》。2002年，孙恒采访一批讨薪的建筑工人后，写出了这首生动的歌。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
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跟他干！
……到了夜里十二点，骗人的招数露了馅：先是来了三车“安全帽”，想挑起内讧，在工友之间；后又来了“110”，连哄带骗带诈唬，说要把我们，全部都收容。
……幸亏有，身经百战的王老汉，他挺身而出，把这骗局全揭穿；他带领大家高声喊：“兄弟们，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
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⑦
工人们愤怒的声音、孙恒的陕西方言和吉他的铿锵汇成了一个强劲的声场，这代表团结的劳动集体！
有事说事，有话直说，就是新艺术艺术团的创作灵感和表达方式。他们复刻的歌词和画面完全来自打工者的语言，由于没有什么刻意加工，也不需要什么艺术处理。真实的命运有时比艺术更加深刻，它以粗砾的事实敲打着我们，带来比一般民谣和摇滚更直指人心的力量。
（三）定位·选择
有乐评人说：“中国摇滚乐从不缺乏底层关怀，但一直以来却都是一种精英式存在，在面向底层大众的时候，总显得比较躲闪，更不用说主动代某个庞大的人群发言。尽管很多乐手和打工者一样同处城市底层，但摇滚乐手还是会很自觉地将自己区分出来。”⑧因此，新工人的摇滚要靠自己唱，哪怕歌曲引起的社会反响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确实，他们的乐队正面临定位上的选择：同样是发声，是停留在新工人状态，以非职业乐队的形式存在？或是争取成为一个职业乐队，满足生活？前些年，新工人艺术团参加了一些与地方音乐节、桃子节市集等相关的演出，如果积极参与，乐队的商业价值或许会有进一步增长。但他们迟迟没能做出选择，有些成员已经决定离开。
在观察他们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新工人艺术团选择的音乐形式。从2004年《天下打工是一家》到今年《红五月》为止的第11张专辑，无一例外地是民谣或摇滚这种充满现代城市意味的音乐类型。要知道，这可不是他们歌里常念叨的那个家乡——乡村的文化内容。而更为吊诡的是，就在他们歌里所唱的家乡，“新工人”们不予选用的戏曲、曲艺等传统正在被重新审视，大力弘扬。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歌唱，是城市新工人平衡情绪、抒发自我的现实需要，但城市流行音乐，才是他们内心喜好的真实反映？！与传统的上一代工人群体相比，“新工人”的内心已经城市化。
四、我们，走不回老路上
离开家乡、寄居外地的新工人群体在北京的皮村形成了自己的群落，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流动、可以延续的有力语言——歌唱，找到了自己的音乐生活以及在城市里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一）大声唱 对新工人艺术团来说，歌唱的意义何在？本质是一种发声。一方面，大声歌唱的新工人艺术团的确受到了各方关注，另一方面，孙恒自嘲，“《团结一心讨工钱》唱了10年，拖欠工资还不是照样发生。”
还是歌里唱得好，团结就是力量。2002年下半年，许多写了一首歌《打工号子》，歌词的主语不再只是“我”，而换上了代表着新工人群体的“我们”：“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誰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⑨他说，“以前一个人的呐喊可能还没底气，后来觉得大家都一样，和一个群体结合在一起后，感觉有了呐喊的底气。”有了齐心协力的“我们”，有了第一张专辑的7.5万元版税，新工人艺术团办起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也自此展开了一系列与工人教育培训相关的事业，比如“反对身份歧视”“工资是争取来的”“识破打工陷阱”“自我营造，合作发展”这样的专题演出。
社会工作日渐繁重，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音乐创作与演出时间。艺术团找到了一个办法，建立音乐网站“http：//www.dashengchang.org.cn/”，可以免费试听、下载他们的音乐作品，名字就叫做“大声唱”。就像孙恒所说，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听到的大多是精英和资本的话语，很少有我们打工者的声音……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演出，让社会看到打工者的生活现状，大家一块来出主意，想出路。”这个群体并不是先天地知道“大声唱”的力量，却总在行为中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敏感。
（二）逆袭
新工人艺术团没有与世隔绝，这些年，皮村还走出过范雨素等焦点人物，打工春晚还是年年雷打不动地得到崔永元等公众人物的力挺，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的师生们还在持续义务为工友们提供专业辅导……但是这些关注和支持的热度也如潮汐进退，迫使他们一轮又一轮地制造新的发声。艺术团背后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面临离乡、讨薪、婚恋、子女就学等种种问题，皮村的租约纠纷、拆迁问题也预示了他们即将失去这片阵地。但从某些角度上看，他们又很强势！正名、反拐、寻子、讨薪，那些歌遇事说事，直来直往，开敞得一点儿也不扭捏。“唱歌不是图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唱得忧愁随水流，唱得云开见日头”，他们在自我权益上的当仁不让，毫不含蓄，让我们看到一个外来群体在京城的独立和倔强。
与此同时，“新工人”的称谓之争，一直在进行。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艺术团成员对这种身份的认同愈加敏感。2009年1月，在皮村“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民谣专场上，艺术团骨干王德志和一位演唱者因使用“农民工”一词，差点大打出手，8年后的今天，在孙恒等人组织的全国工人大学每周网络讨论中，也发生过多次口头争执。为什么这群经历过各种社会怪象的坚强的劳动者，会纠结于一个群体称谓且始终不能妥协，甚至有些玻璃心？我似乎更愿意接受一种朴素的解释——“社会主人”和“商业受雇者”给人的不同心理感受，“工人这个词从历史上讲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的含义，它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个被雇用的劳动者。”⑩
不论承认与否，大部分打工者对“北京”这座城市以及“皮村”这块投入心血的土地已经产生了主人翁意识。尽管还唱着心中的家乡，尽管一年到头把血汗钱统统寄回家，尽管不停念叨着要回家建房娶妻生子，实际却依旧选择了“多干两年，干不动了再回去”的将来。“回老家是一种想象中的退路，其实这条退路并不存在。农村的耕地根本无法承载打工者返乡务农，而且按照现在的人均耕地规模，一年的农业收入往往赶不上在外打工半个月的收入，打工者是不可能回乡务农的。”{11}相对于留守村里的亲邻，离开了田地的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再称之为“农民工”确实有点名不符实了。脚下就是城市，已走不回老路上，在歌里想家，却回不到老地方，所以，他们在歌曲的最后，不断反复、强调，“北京就是我的家”！{12}。
结 语
据新华社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在2017年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供了最新数字，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分别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和50万人。{13}
“逃离北上广”的声音里，皮村正是城市新工人群体来往的见证者，很多人离开，更多的人正在进来，而新工人艺术团用打工者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保存了这段群体的记忆。从自我的表达，到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再到超越音乐的种种社会实践，他们用劳动的歌声支撑着皮村存在的意义。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自己成为了这种音乐生活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表演者，也成为了它最忠实的受众。
或许，皮村、新工人艺术团乃至专辑《红五月》的盛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一个外来的劳动群体在祖国首都实践着知识、理想和权利关系的秩序，将皮村建构成了一个集文化、经济、理想于一体的“想象的共同体”，不知不觉地把“异乡”变成了具有共同背景、集体记忆和生活信仰的“家乡”。艺术团以声音的方式上演着打工生活，借助歌曲关联了社会群体，使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具备国家、社会复杂特性的个人，对自己城市“新工人”的群体身份给予了一致认同，也凝聚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没有选择迎合唱片市场，而是成立了北京工友之家，组建了各种小组，创办了同心实验小学、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2017年11月又将踏上“大地民谣全国巡演”的社区、社群义演道路。这一次，他们准备这么介绍“新工人艺术团”：“过去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打工者，这里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新工人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也包含一种渴望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14}
① 2012年1月8日，首届“打工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社区剧场上演，由崔永元和同心实验学校女校长沈金花共同主持。表演者以打工者为主，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打工者群体的真实体验和真切思考。此后，持续每年举办，并进行网络直播。
② 2014年秋天，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在皮村成立，在每周日晚为工友提供免费指导。2017年，“正午”等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小组工友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引起社会对作者和作品的广泛关注。
③ 顺序如下：《小妹妹来看我》《我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红五月》《做蛋糕》《你和这世界不是一场苟且的爱情》《国际歌》《我们》《劳动青春》《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劳动者赞歌》。
④ 见新工人艺术团、北京大地民之遥国际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大声唱网站，专辑《红五月》，前言，2017。
⑤ 费孝通《小城镇 再探索》，《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361页。
⑥ 该曲收入在新工人艺术团2013年发行的《劳动与尊严》呐喊十年精选专辑。
⑦ 该曲收入新工人艺术团2004年发行的《天下打工是一家》专辑。
⑧ 《新周刊》第406期，《致“额们”伤痛倔强豪放的青春——“新工人剧场”为劳动者歌唱》，见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5528，发布时间：未知，来源：《新周刊》第406期，登陆时间：2017年7月27日。
⑨ 该曲收入新工人艺术团2004年发行的《天下打工是一家》专辑。
⑩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总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1}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前言），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2} 《北京北京》，词：改编自工友来子的诗，曲：许多，新工人艺术团《劳动与尊严》呐喊十年精选专辑，2013年。
{13}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3/14/c_1120627561.htm，来源：新华网，发布时间：2017年03月14日19：45：31，登陆时间：2017年7月27日。
{14} 孙恒的话。
高舒 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