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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对我很公平，使我有机会逐梦。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
2012年6月22日下午两点半，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准时走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北大国际（BiMBA）举办的“朗润校友大讲堂——暨校友欢迎林老师载誉归国会”会场。这是他卸任回国后参加的首次公开演讲活动。
数百平方米的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座无虚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BiMBA）各届校友整齐起立，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由衷尊敬的欢呼声欢迎他们的林老师荣归。温和灿烂的笑容，矫健如常的步伐，亲切平实的话语，清晰缜密的思维，林毅夫教授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我回来了！”身着黑色西装、精神干练的他从嘉宾席起身，走到演讲台前声音洪亮地呼应着在场人们的热情。半个月前，他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作为“毕业论文”，圆满结束历时四年的世界银行任期，乘着初夏的勃勃生机、盎然绿意，回到祖国，重返燕园。
世行四年 “我尽力了”
作为世行成立65年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从2008年6月上任第一天起就备受瞩目。按照世行机构职能设置，首席经济学家既是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又是世行的对外发言人，地位举足轻重。林毅夫对内管理三个主要部门，分别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收集资料与项目评估，预测和撰写各类发展报告。在这家世界最重要的发展研究机构中，由各国组成的700 多位经济学家供职于此，精英云集，思想多元。面对记者，林毅夫教授谦逊地表示，当初是怀着充满期许的心情赴任的。他解释道：“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和这些资深经济学家一起，以全球化的视角就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迫切的问题，进行知识上的交流。”
时光穿梭，记忆如新。追述起第一天赴世行开展工作的情景，林毅夫教授气质儒雅，欣然介绍道：“有点像小学生第一天上学的感觉，很兴奋。不过还好，我是在学术界，主管研究部门，大家交流的是真理。”初入世行的日子，适应力极强的林毅夫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在北京大学，他是时间相对充裕自由的学者；在世界银行，他是国际发展机构的重要官员，除异地调研外，每天早上八点半，必须准时出席例会。在采访前期，记者浏览林毅夫教授的行程表，观微知著了解到他有多么忙碌——某日早八时，从世界银行总部所在地华盛顿出发，进行考察，参加会议。下午三时抵达越南，来不及些许休整，傍晚时分他便出现在上海。“多数情况下，我在世行的一天大致如此。我最苦恼的就是一天为什么只有24 个小时？而世行总共有157 个成员国，时间完全不够用。”
不仅行程匆匆，使命繁硕，在这样国际权威的经济机构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考验接踵而至。2008年6月，林毅夫到任时，经济危机尚未发生。当时人们关注的是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他提出通货膨胀后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的疑问，但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而事实证明他判断的正确。7月，全球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相继袭来，发展中国家尤其低收入国家首当其冲受到极大影响。9月，美国“雷曼兄弟”倒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风云突变，波澜壮阔，林毅夫被陷入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裹挟着一同进入重重挑战之中。
兵临城下，瞬息难料。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他肩负的重担与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信任、希冀、猜测、质疑……一时间各种目光纷纷投向世行。林毅夫必须解释这些冲击的产生到底原因何在，以及对世界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他没有慌乱。尚在当年8月，美国一场7000亿美元的次贷危机如电闪雷鸣般转瞬即逝时，林毅夫就已敏锐地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20多年对各国经济政策的细致关注与翔实研究，林毅夫判断危机可能是长期的，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构想，并于2009年2月在美国彼得森研究所演讲时，首次进行公开谈论。而今，林毅夫教授再次阐释道：“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简而言之即当失业率增高时，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以挖洞补洞的方式创造就业。这会使政府现有债务增加，将来要靠增税进行偿还，从而加重民众负担。而超越凯恩斯主义是指既然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因失业率高政府收入减少，公共债务问题增多，那关键是如何将公共债务质量提高并用好，如果能不挖洞补洞，而是用来消除一个国家增长瓶颈的有效投资，这样不仅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和需求，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生产力跟经济增长率提高，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而用增加的税收偿债，民众的负担就不会增加，人们才敢花钱，进一步促进各种需求的良性循环。”
当时赞同林毅夫观点的人不多，大家普遍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短期的。林毅夫的预见似乎是“杀鸡焉用牛刀”，然而四年过去，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迷雾重重。对此，林毅夫教授表述道：“现在看来这不是一只小鸡，可能还是一头大犀牛，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了这个观点。尽管如此，现在的国际格局中各国还是只考虑到自家情形。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唯一的药方，但它要真正得到大家接受，可能很不幸的是必须再经历另外一个危机以后才行。”之所以数次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准确分析，是因为每次看问题时，林毅夫都注重了解事件背后的成因，从千头万绪中理出问题的本质，进行独立深入的思考。
世行四年，林毅夫工作的另一个重心是倾心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履新第一周，他的身影就出现在炎热广袤的非洲大地。作为首次出访，他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林毅夫认为世行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资助不同国家克服与减轻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任职期间，他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前往非洲14次，成为世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中去得较多的一位。在他看来，“世界银行理应帮助这样的穷人。我来到非洲是去播种，传播希望。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有贫困的人，他们的追求都一样，都希望有美好的未来，希望他们的子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看到非洲穷困的儿童，我就觉得他们是否也能成为幸运的一个人或一群人，所以责任感油然而生。”
一面是发达国家陷入漫长无望的经济危机中，一面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在对两种经济现象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林毅夫立足传统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2011年年底，他以新著《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新框架》作别华盛顿。从坐落于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朗润园内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到伫立在繁荣喧嚣的华盛顿西北1818H街内敛沉稳的世界银行大厦，林毅夫用三年半的时间经历了学术和职业生涯中迄今最重要的转折。在卸任前一周的欢送会上，林毅夫教授直抒胸臆：“四年前觉得漫长，现在转眼即逝。不论在世行还是国内，我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世界工作，为中国工作。”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林毅夫卸任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是世行累计休假天数最少的经济学家”。 回顾在世行的工作时光，当被问及有哪些收获时，林毅夫教授目光专注、充满感情地说道：“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应对全球突如其来的金融经济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新的领域和方向。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的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贡献一己之力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减贫事业，也开阔了我的眼界，积累了经验和认识，为我未来的学术发展厚植了基础。现在回顾，应该说我尽力了。”
学术自由 师生情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从创建至今浸润着林毅夫教授默默的耕耘与无私的爱。即便在世行工作期间，他也一直兼任该院名誉院长。2012年6月15日，第十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是他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当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演讲结束后，林毅夫并未发言，也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只是在首先举手提问中悄然回归。
两天后，他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里召开学术研讨会，向老师们介绍“新结构经济学”。即使在研究院内部，对这一个观点也有争论，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指出，林老师对学术的追求不变。就像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对林老师的观点，赞扬与批评的声音都有，他很开放地接受，这种开放对于学者而言是很重要的品质。北大国际（BiMBA）院长杨壮教授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权利，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社会不可能进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30多位教授全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有十几种不同的观点，每次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有学术争论，这有助于养成独立思考能力，在中国进入复杂阶段时能深刻分析判断这个社会的今天和明天。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林毅夫教授在多个场合表示可以维持20年或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尽管这一观点引起不同反响，但作为资深学者的他一如既往开放地倾听。他坦言：“这种乐观并不是我盲目爱国，而是基于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内在逻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什么地方，是否还存在？我认为中国经济维持8%的增长，原因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当发达国家出现产能过剩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而中国从产业角度来看，即使我们出口受限，出现产能过剩，但还可以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所需的投资可以进一步拉动生产。这几年基础设施固然改善得不错，但还有空间，更何况能源、环境、社会保障都还有非常好的投资机会。我相信政府可以审时度势，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的需要调整政策。”
长期处于应对瞬息变幻的经济危机最前沿，无论回顾这次历时漫长的萧条，还是放眼充满未知的前路，林毅夫教授在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信心的同时，也不忘语重心长地提出“居安思危”的忠告：“发达国家在2008年前有近八年时间经济相对快速增长，他们当时认为有能力通过实施财政政策踏平任何经济波动，但危机突然就发生了。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深入中国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状况。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但其中的问题也多，尤其是由分配不均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即使一般民众生活是不断改善的，但这个不均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社会不平等，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出现这种情况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制性问题改革还没到位。在下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时完善市场制度，在二次分配上政府对鳏寡孤独的弱势群体及临时失业人员给予相应帮助，从而达到更好的发展。”
再次回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与老师和同学们欢聚一堂，林毅夫教授的喜悦溢于言表。他微笑着说道：“我内心感到非常激动，实现了四年前离开时给各位的承诺——在世行工作完后马上回来。看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BiMBA）在老师跟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成就，我特别高兴。今天这么大的返校活动，我看到每位同学脸上的表情，展现出的气概，就可以遥想到过去四年大家发展得非常好。”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始终不忘自己是北京大学的从教者，多年来他通过真挚的情感，周到的关心，丰富的学识，不凡的修养，感染着师生们，彼此结下深厚情谊。在“欢迎林老师载誉归国会”开始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BiMBA院长杨壮得知记者采访林毅夫教授，情深意切地介绍道：“在过去四年中，我比较幸运，每年五月都带着北大国际MBA的学生到华盛顿进行领导力计划。尽管林老师的日常工作特别忙，但每次到办公室进行交流，他都特别看重，对于学生们的情感朴实无华。尤其是今年，我是下午给他发的邮件商谈拜访事宜，他晚上就回复：‘5月24日没有问题，可以参加。’过两天因会议多又发邮件征询我：‘改在21日行不行？’这让我感到温暖。但令我最感动的是每次去看林老师时，他常是在特别快速进餐后，给大家做一次关于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分析报告。每次见到林老师，大家都问将来您卸任会去哪里？他都说回北京大学，回朗润园，回国家发展研究院，做一个教授。林老师这些言行，他的思想理念，他的视角和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奉献的精神，令我们难忘。成为林老师的学生，不仅可以在专业上得到提升，视角上不断拓展，更重要的是在品格上日臻完善。”
随后，林毅夫教授的学生、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竹热情爽快地向记者谈起老师留给他的印象：“我是北大国际（BiMBA）2002级EMBA班的，2004年毕业。当时林老师给我们上比较经济学的课程，对我启发很大。所谓比较就是扬长避短，发挥自身存在价值，确定好比较要素。这在日常企业发展中可以培养很好的思维模式。我们都很喜欢他的课。他是研究农村经济起家，所以讲解能摆脱学院化模式，没有符号化的东西，而是从理论到实际，深入浅出，化繁为简，结合得特别生动。林老师学贯东西，既熟悉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环境，又有西方经济学的长期训练。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对他这次回来有所期待，希望他能在下一轮政府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提醒政府不要盲目追求GDP，要理性地加强政治、法律、人文和道德建设，将自身的学识和影响力带入到日后的国家民主与经济发展中。” “我们跟林老师，私底下交流更多，也更有意思。有时我们问的问题，比很多记者还要尖锐。”在方竹看来，生活中的林老师跟在课堂上的温文尔雅很不一样，他血气方刚、充满正义感。林老师很关心学生，时时给人以温暖，而且恰到好处。方竹讲了一件往事：“记得供职于中国网通时，田溯宁是老总，我是办公室主任，林老师请田总来做讲座，活动结束后田总要赶飞机，林老师亲自陪同前往机场，路上跟田总说，我们一直在推举方竹当班长，他做得很好。我非常感动。他常说要给有才的人提供平台，并在不经意时提携学生，没有架子从不高高在上，让人特别信服。这一点，我也在不断地向林老师学习。”
知识分子 责任担当
提及林毅夫这个名字，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公众人物。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做出的选择有时不仅是与众不同，有些堪称令人惊异。当被问及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选择与取舍标准是什么，和有怎样的感受时，他的回答言简意赅却又意味深长：“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时代对我很公平，使我有机会逐梦，也有机会看到几代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这一路，夫人陈云英对我全力相助，不弃不舍，付出很大代价，我感激家人无怨无悔的支持。”
在林毅夫教授的内心深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1979年初到大陆时，他去了都江堰。站在悬崖边，黛云舒卷，苍天辽阔，清风徐徐扑面，林毅夫看到脚下的江水浩浩荡荡，那是2300多年前李冰父子历尽艰辛所修的工程，然而到当代还在惠及成都平原。一瞬间，令他产生很大触动，深感每个人都应该有不懈追求和执著实践，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倾尽全力。
谈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林毅夫教授吐露心声：“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人，有对社会非常多的承担。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先贤们付出极高代价，抛头颅撒热血，倾尽家财要实现一个梦想，直到我们这代人才看到这个梦想逐渐在实现，历史前行的过程中有你的参与，也有我的参与。所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北大国际（BiMBA），让我们携手追求几代人的梦想变成一个现实，也变成我们的机遇，大家共同努力！”
岁月沧桑，回音激荡。四年前，林毅夫赴任世行任职前，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生毕业典礼致辞中深情款款地说道：“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人，让我们以坚强的心面对各种挑战，因为任何新出现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发挥我们的智慧。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11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关怀，作为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熟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林毅夫教授时常与学生们分享的先贤真知灼见。“道不远人。”林毅夫教授寄语青年人：要培养宽广的胸襟，做不屈的努力，成为杰出知识分子必须学会从内心里关心人、关心社会，并从中思索所处时代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即使读书破万卷也不会成为对国家有益的人。林毅夫教授喜欢明代最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千古佳句：“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意思是说人具有宏大的视野，才有能力不被事物的表面属性所迷惑。因而，知识分子除要有自信心与使命感外，还应具备有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这样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感，才有可能培养出王阳明所形容的“大如天”的洞察力。“我正在为9月份秋季学期的开课做准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要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谈到未来的计划，林毅夫教授神采奕奕地说道。
（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公共关系部副主任勾晓峰对采访的大力协助。）
责任编辑 张向永
2012年6月22日下午两点半，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准时走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北大国际（BiMBA）举办的“朗润校友大讲堂——暨校友欢迎林老师载誉归国会”会场。这是他卸任回国后参加的首次公开演讲活动。
数百平方米的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座无虚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BiMBA）各届校友整齐起立，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由衷尊敬的欢呼声欢迎他们的林老师荣归。温和灿烂的笑容，矫健如常的步伐，亲切平实的话语，清晰缜密的思维，林毅夫教授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我回来了！”身着黑色西装、精神干练的他从嘉宾席起身，走到演讲台前声音洪亮地呼应着在场人们的热情。半个月前，他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作为“毕业论文”，圆满结束历时四年的世界银行任期，乘着初夏的勃勃生机、盎然绿意，回到祖国，重返燕园。
世行四年 “我尽力了”
作为世行成立65年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从2008年6月上任第一天起就备受瞩目。按照世行机构职能设置，首席经济学家既是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又是世行的对外发言人，地位举足轻重。林毅夫对内管理三个主要部门，分别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收集资料与项目评估，预测和撰写各类发展报告。在这家世界最重要的发展研究机构中，由各国组成的700 多位经济学家供职于此，精英云集，思想多元。面对记者，林毅夫教授谦逊地表示，当初是怀着充满期许的心情赴任的。他解释道：“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和这些资深经济学家一起，以全球化的视角就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迫切的问题，进行知识上的交流。”
时光穿梭，记忆如新。追述起第一天赴世行开展工作的情景，林毅夫教授气质儒雅，欣然介绍道：“有点像小学生第一天上学的感觉，很兴奋。不过还好，我是在学术界，主管研究部门，大家交流的是真理。”初入世行的日子，适应力极强的林毅夫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在北京大学，他是时间相对充裕自由的学者；在世界银行，他是国际发展机构的重要官员，除异地调研外，每天早上八点半，必须准时出席例会。在采访前期，记者浏览林毅夫教授的行程表，观微知著了解到他有多么忙碌——某日早八时，从世界银行总部所在地华盛顿出发，进行考察，参加会议。下午三时抵达越南，来不及些许休整，傍晚时分他便出现在上海。“多数情况下，我在世行的一天大致如此。我最苦恼的就是一天为什么只有24 个小时？而世行总共有157 个成员国，时间完全不够用。”
不仅行程匆匆，使命繁硕，在这样国际权威的经济机构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考验接踵而至。2008年6月，林毅夫到任时，经济危机尚未发生。当时人们关注的是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他提出通货膨胀后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的疑问，但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而事实证明他判断的正确。7月，全球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相继袭来，发展中国家尤其低收入国家首当其冲受到极大影响。9月，美国“雷曼兄弟”倒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风云突变，波澜壮阔，林毅夫被陷入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裹挟着一同进入重重挑战之中。
兵临城下，瞬息难料。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他肩负的重担与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信任、希冀、猜测、质疑……一时间各种目光纷纷投向世行。林毅夫必须解释这些冲击的产生到底原因何在，以及对世界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他没有慌乱。尚在当年8月，美国一场7000亿美元的次贷危机如电闪雷鸣般转瞬即逝时，林毅夫就已敏锐地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20多年对各国经济政策的细致关注与翔实研究，林毅夫判断危机可能是长期的，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构想，并于2009年2月在美国彼得森研究所演讲时，首次进行公开谈论。而今，林毅夫教授再次阐释道：“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简而言之即当失业率增高时，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以挖洞补洞的方式创造就业。这会使政府现有债务增加，将来要靠增税进行偿还，从而加重民众负担。而超越凯恩斯主义是指既然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因失业率高政府收入减少，公共债务问题增多，那关键是如何将公共债务质量提高并用好，如果能不挖洞补洞，而是用来消除一个国家增长瓶颈的有效投资，这样不仅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和需求，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生产力跟经济增长率提高，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而用增加的税收偿债，民众的负担就不会增加，人们才敢花钱，进一步促进各种需求的良性循环。”
当时赞同林毅夫观点的人不多，大家普遍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短期的。林毅夫的预见似乎是“杀鸡焉用牛刀”，然而四年过去，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迷雾重重。对此，林毅夫教授表述道：“现在看来这不是一只小鸡，可能还是一头大犀牛，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了这个观点。尽管如此，现在的国际格局中各国还是只考虑到自家情形。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唯一的药方，但它要真正得到大家接受，可能很不幸的是必须再经历另外一个危机以后才行。”之所以数次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准确分析，是因为每次看问题时，林毅夫都注重了解事件背后的成因，从千头万绪中理出问题的本质，进行独立深入的思考。
世行四年，林毅夫工作的另一个重心是倾心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履新第一周，他的身影就出现在炎热广袤的非洲大地。作为首次出访，他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林毅夫认为世行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资助不同国家克服与减轻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任职期间，他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前往非洲14次，成为世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中去得较多的一位。在他看来，“世界银行理应帮助这样的穷人。我来到非洲是去播种，传播希望。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有贫困的人，他们的追求都一样，都希望有美好的未来，希望他们的子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看到非洲穷困的儿童，我就觉得他们是否也能成为幸运的一个人或一群人，所以责任感油然而生。”
一面是发达国家陷入漫长无望的经济危机中，一面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在对两种经济现象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林毅夫立足传统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2011年年底，他以新著《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新框架》作别华盛顿。从坐落于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朗润园内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到伫立在繁荣喧嚣的华盛顿西北1818H街内敛沉稳的世界银行大厦，林毅夫用三年半的时间经历了学术和职业生涯中迄今最重要的转折。在卸任前一周的欢送会上，林毅夫教授直抒胸臆：“四年前觉得漫长，现在转眼即逝。不论在世行还是国内，我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世界工作，为中国工作。”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林毅夫卸任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是世行累计休假天数最少的经济学家”。 回顾在世行的工作时光，当被问及有哪些收获时，林毅夫教授目光专注、充满感情地说道：“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应对全球突如其来的金融经济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新的领域和方向。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的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贡献一己之力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减贫事业，也开阔了我的眼界，积累了经验和认识，为我未来的学术发展厚植了基础。现在回顾，应该说我尽力了。”
学术自由 师生情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从创建至今浸润着林毅夫教授默默的耕耘与无私的爱。即便在世行工作期间，他也一直兼任该院名誉院长。2012年6月15日，第十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是他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当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演讲结束后，林毅夫并未发言，也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只是在首先举手提问中悄然回归。
两天后，他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里召开学术研讨会，向老师们介绍“新结构经济学”。即使在研究院内部，对这一个观点也有争论，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指出，林老师对学术的追求不变。就像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对林老师的观点，赞扬与批评的声音都有，他很开放地接受，这种开放对于学者而言是很重要的品质。北大国际（BiMBA）院长杨壮教授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权利，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社会不可能进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30多位教授全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有十几种不同的观点，每次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有学术争论，这有助于养成独立思考能力，在中国进入复杂阶段时能深刻分析判断这个社会的今天和明天。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林毅夫教授在多个场合表示可以维持20年或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尽管这一观点引起不同反响，但作为资深学者的他一如既往开放地倾听。他坦言：“这种乐观并不是我盲目爱国，而是基于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内在逻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什么地方，是否还存在？我认为中国经济维持8%的增长，原因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当发达国家出现产能过剩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而中国从产业角度来看，即使我们出口受限，出现产能过剩，但还可以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所需的投资可以进一步拉动生产。这几年基础设施固然改善得不错，但还有空间，更何况能源、环境、社会保障都还有非常好的投资机会。我相信政府可以审时度势，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的需要调整政策。”
长期处于应对瞬息变幻的经济危机最前沿，无论回顾这次历时漫长的萧条，还是放眼充满未知的前路，林毅夫教授在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信心的同时，也不忘语重心长地提出“居安思危”的忠告：“发达国家在2008年前有近八年时间经济相对快速增长，他们当时认为有能力通过实施财政政策踏平任何经济波动，但危机突然就发生了。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深入中国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状况。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但其中的问题也多，尤其是由分配不均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即使一般民众生活是不断改善的，但这个不均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社会不平等，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出现这种情况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制性问题改革还没到位。在下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时完善市场制度，在二次分配上政府对鳏寡孤独的弱势群体及临时失业人员给予相应帮助，从而达到更好的发展。”
再次回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与老师和同学们欢聚一堂，林毅夫教授的喜悦溢于言表。他微笑着说道：“我内心感到非常激动，实现了四年前离开时给各位的承诺——在世行工作完后马上回来。看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BiMBA）在老师跟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成就，我特别高兴。今天这么大的返校活动，我看到每位同学脸上的表情，展现出的气概，就可以遥想到过去四年大家发展得非常好。”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始终不忘自己是北京大学的从教者，多年来他通过真挚的情感，周到的关心，丰富的学识，不凡的修养，感染着师生们，彼此结下深厚情谊。在“欢迎林老师载誉归国会”开始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BiMBA院长杨壮得知记者采访林毅夫教授，情深意切地介绍道：“在过去四年中，我比较幸运，每年五月都带着北大国际MBA的学生到华盛顿进行领导力计划。尽管林老师的日常工作特别忙，但每次到办公室进行交流，他都特别看重，对于学生们的情感朴实无华。尤其是今年，我是下午给他发的邮件商谈拜访事宜，他晚上就回复：‘5月24日没有问题，可以参加。’过两天因会议多又发邮件征询我：‘改在21日行不行？’这让我感到温暖。但令我最感动的是每次去看林老师时，他常是在特别快速进餐后，给大家做一次关于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分析报告。每次见到林老师，大家都问将来您卸任会去哪里？他都说回北京大学，回朗润园，回国家发展研究院，做一个教授。林老师这些言行，他的思想理念，他的视角和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奉献的精神，令我们难忘。成为林老师的学生，不仅可以在专业上得到提升，视角上不断拓展，更重要的是在品格上日臻完善。”
随后，林毅夫教授的学生、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竹热情爽快地向记者谈起老师留给他的印象：“我是北大国际（BiMBA）2002级EMBA班的，2004年毕业。当时林老师给我们上比较经济学的课程，对我启发很大。所谓比较就是扬长避短，发挥自身存在价值，确定好比较要素。这在日常企业发展中可以培养很好的思维模式。我们都很喜欢他的课。他是研究农村经济起家，所以讲解能摆脱学院化模式，没有符号化的东西，而是从理论到实际，深入浅出，化繁为简，结合得特别生动。林老师学贯东西，既熟悉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环境，又有西方经济学的长期训练。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对他这次回来有所期待，希望他能在下一轮政府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提醒政府不要盲目追求GDP，要理性地加强政治、法律、人文和道德建设，将自身的学识和影响力带入到日后的国家民主与经济发展中。” “我们跟林老师，私底下交流更多，也更有意思。有时我们问的问题，比很多记者还要尖锐。”在方竹看来，生活中的林老师跟在课堂上的温文尔雅很不一样，他血气方刚、充满正义感。林老师很关心学生，时时给人以温暖，而且恰到好处。方竹讲了一件往事：“记得供职于中国网通时，田溯宁是老总，我是办公室主任，林老师请田总来做讲座，活动结束后田总要赶飞机，林老师亲自陪同前往机场，路上跟田总说，我们一直在推举方竹当班长，他做得很好。我非常感动。他常说要给有才的人提供平台，并在不经意时提携学生，没有架子从不高高在上，让人特别信服。这一点，我也在不断地向林老师学习。”
知识分子 责任担当
提及林毅夫这个名字，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公众人物。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做出的选择有时不仅是与众不同，有些堪称令人惊异。当被问及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选择与取舍标准是什么，和有怎样的感受时，他的回答言简意赅却又意味深长：“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时代对我很公平，使我有机会逐梦，也有机会看到几代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这一路，夫人陈云英对我全力相助，不弃不舍，付出很大代价，我感激家人无怨无悔的支持。”
在林毅夫教授的内心深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1979年初到大陆时，他去了都江堰。站在悬崖边，黛云舒卷，苍天辽阔，清风徐徐扑面，林毅夫看到脚下的江水浩浩荡荡，那是2300多年前李冰父子历尽艰辛所修的工程，然而到当代还在惠及成都平原。一瞬间，令他产生很大触动，深感每个人都应该有不懈追求和执著实践，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倾尽全力。
谈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林毅夫教授吐露心声：“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人，有对社会非常多的承担。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先贤们付出极高代价，抛头颅撒热血，倾尽家财要实现一个梦想，直到我们这代人才看到这个梦想逐渐在实现，历史前行的过程中有你的参与，也有我的参与。所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北大国际（BiMBA），让我们携手追求几代人的梦想变成一个现实，也变成我们的机遇，大家共同努力！”
岁月沧桑，回音激荡。四年前，林毅夫赴任世行任职前，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生毕业典礼致辞中深情款款地说道：“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人，让我们以坚强的心面对各种挑战，因为任何新出现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发挥我们的智慧。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11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关怀，作为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熟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林毅夫教授时常与学生们分享的先贤真知灼见。“道不远人。”林毅夫教授寄语青年人：要培养宽广的胸襟，做不屈的努力，成为杰出知识分子必须学会从内心里关心人、关心社会，并从中思索所处时代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即使读书破万卷也不会成为对国家有益的人。林毅夫教授喜欢明代最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千古佳句：“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意思是说人具有宏大的视野，才有能力不被事物的表面属性所迷惑。因而，知识分子除要有自信心与使命感外，还应具备有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这样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感，才有可能培养出王阳明所形容的“大如天”的洞察力。“我正在为9月份秋季学期的开课做准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要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谈到未来的计划，林毅夫教授神采奕奕地说道。
（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公共关系部副主任勾晓峰对采访的大力协助。）
责任编辑 张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