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坐过两次火车。两次都走的同一路线。第一次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第二次是从圣彼得堡回到莫斯科。所走的路线虽然相同，却让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莫斯科与圣彼得堡（1924—1991更名为列宁格勒）的火车站外观居然完全相同。更有意思的是莫斯科的火车站叫“列宁格勒火车站”，而圣彼得堡的火车站叫“莫斯科火车站”。
　　这是100多年前留下的故事。
　　1842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签署了建设俄罗斯第一条铁路的命令，是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俄罗斯大铁路。著名建筑师K.A.顿受命承担这一设计任务。他是俄国十分有名的建筑家，曾主持设计了救世主教堂、叶卡捷琳娜教堂和克里姆林宫等伟大工程。两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按一个设计方案施工。经过7年，到1849年完工，全长649.7公里。600多公里的铁路却修了7年，可见在当时修铁路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1851年8月3日，第一班列车从圣彼得堡抵达莫斯科，成为当时极为轰动的大事件。俄国贵族都以能乘上这头班列车而骄傲。
　　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与莫斯科的火车站外观上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莫斯科火车站候车大厅里还耸立着列宁的半身塑像，一如既往地注视着来往行人，注视着忙忙碌碌、提着大包小包的国人。而列宁格勒站旧候车大厅里则换上了彼得大帝的半身塑像。经过了这些年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列宁、彼得大帝，他们都是怎样的心情，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一个俄国警察来到我的面前，敬了一个礼，然后对我说：“请把护照交我检查。”在中学时，我曾学过几年俄语，学得十分努力。据知情人告诉我，高考我的俄语成绩，差2分满分，很棒。其实并不是我有多少语言天赋，主要是教我们俄语的王德福老师教得好。但这时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便拣最简单的语词问他：“为什么？”他说：“例行检查。”其实这时我已经明白了，他是要“小费”。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俄国人认为中国人都有钱，到俄国来的人都会赚钱，不要白不要。而中国人多半不愿意生事，特别是在异国他乡，能掏几个小钱过去就过去了。一来二去，那里的警察被惯出了毛病，你不主动给“小费”，他就找碴儿罚你款。没办法，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慢慢掏出护照。谁知道，他只瞄了一眼，还没接过去看，“啪”又一个敬礼，十分有礼貌地说：“对不起，请收好您的护照。我愿意为您服务。”我顿时明白了。我的护照是“红皮”。红皮护照是有外交豁免权的，这一点，苏联和中国是一致的。警察明白，持这种护照的人，不是高官就是外交官，是不能随便检查的。我一块石头落了地。

　　俄国的火车很不错。第一是整洁。卧铺上的床罩、枕套都是雪白的，盖的被子也是雪白的，里面似乎充实着蓬松棉，躺在上面很放心，让你情不自禁地要把外衣脱掉。第二是方便。为乘客想得周到，凡是需要用手拉着的地方，都装有拉手，起、坐、站、立让人放心。刚坐稳，一位男列车服务员送来开水和一点点心，用中国话发出怪声怪调的声音：“你好！中国朋友。”
　　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起在国外几次乘火车的经历。
　　记得第一次在国外乘火车是在德国。那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中间，从法兰克福去柏林，参加在柏林图书馆举办的国际标准书号会议。离开车前十几分钟赶到车站。没有检票手续，进了站台，找到票上标志的车厢。进了车厢，找到票上写的门号，我发现门上早已有写着我的名字的名签。似乎也不是高级包厢，里面已有两三个人，个个捧着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在看，没有一点声响。我便也轻手轻脚地找个座位坐下。累了，打个盹，醒后发现自己盖着毛毯，不知什么人盖的，只好轻轻说声“谢谢”。
　　第二次坐火车是在意大利，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火车站完全是开放式的，在自动售票机买的票，等到自己要乘的火车来了，开门即上。没有购票排队，没有检票排队，没有登车排队，没有人挤人，感觉那火车就跟乘国内的公共汽车一样，开门上车，到站下车，十分方便。可是有一点，上下车虽不检票，车行中途，要查一次票。我们当然不至于逃票，手里拿着票，等着列车员来检查。没想到，检票员拿着我们的票，反反复复看。看看票，又看看我们。有什么问题吗？看得我们直发毛。检票员终于开口了。意大利语，听不懂。检票员找来一位懂英语的跟我们对话。原来我们的票没有检票，票上没有打出印记。这时我们才明白，意大利火车站看似宽松，完全没有人守着，但通过自动售票机买的票，要自己在候车室内“检票”，即打卡。这样，这张票就算检过了，上面留下了乘坐过的记录，下次不能再用。而我们一心享受自由自在、畅通无阻的快乐，忘了检票一说。检票员以为我们搞鬼，问了个仔细，终于相信我们是不知情而为。检票员说：“知道你们是中国人，不熟悉情况，就不罚款了。但我要在票后注明，这张票已经使用过了。”我们谢谢检票员的信任。
　　也许因为我是铁路职工的子弟，我家左邻右舍多是铁路职工家属，上初中的时候，每天乘火车上下学，所以对火车站的气氛特别地熟悉，对火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俄国的火车是很有名的。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9937公里，是世界最长的铁路，西方人称这条铁路是“俄罗斯长城”，从1891年开始修建，到现在有120多年历史了。沿途风光十分美好。伊尔库茨克车站附近有漂亮的教堂；车过贝加尔湖，站台上售卖的湖中盛产的秋白鲑鱼制作的熏鱼，香味飘来，吸引旅客排队购买；湖面很大，火车沿着它要走五六个小时，风卷起的波浪，翻飞的海鸥，跳出水面的鲤鱼，尽看湖上风光。车从新西伯利亚出发，树的绿苞刚刚孕育，过乌拉尔山则是冰封雪盖，再往前走，进入东欧平原，已是嫩叶展绿了。两三天的行程，经历了早春、寒冬和初夏。据说金秋季节沿途最好看，青松、白桦、红杉，如俄罗斯油画般灿烂。
　　乘坐从北京出发到俄国的火车，到了二连浩特要换轨。中国的铁轨，是国际标准轨（俗称窄轨），轨距1435mm，俄国、蒙古的轨距是1520mm（俗称宽轨）。到了二连浩特，再往前行就是蒙古，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窄轨底盘要换上他们的宽轨底盘。这也是乘坐这列车很好看的一个节目。 　　“换轨”的过程是这样的：整个车厢被举起来，旅客都在火车上，不需下车。接着，留在铁轨上的底盘，被侧面的钢丝带动，所有各节车厢的窄轨底盘被撤出来，另一端早已按顺序排好的俄、蒙轨距底盘，运动到车厢底下的指定位置。然后车厢整体被放下，和底盘连接紧密，再把车厢一节节拼接好，这就完成了换轨的仪式。前后需要两三个小时。
　　俄国火车的故事很多，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次，因为票订晚了，没买到两人一厢的。我们安排好行李后，车厢里还没有其他人。离开车时间还有20分钟时，朋友站在包厢门口，说：“赶快祈祷吧，但愿空下的两个床位没有人。”
　　正说着，进来一位男士。很有礼貌地招呼后，便坐下看杂志。
　　朋友又说：“再一次祈祷，但愿别再来人，特别别来女士。”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来女士这样紧张，便问个究竟。他给我讲起他经历过的一则轶事。他第一次乘苏联火车，也是四人一厢，三男一女。车开动后，他看时间不早了，便上床合衣而卧。过了一会儿，那两位男士出去了，女士未动，他没有理会。又过了一会儿，出去的一位男士进来，拍着他的肩膀，说：“请你出来一下。”朋友愕然，问：“做什么？”答：“请你出来一下，让女士更衣。”朋友放下心，急忙爬下铺位，莫名其妙地出了包厢。女士立即关上门。过了大约一刻钟，女士打开门，探头。两男士走了进去，朋友也跟着进去。只见女士已换上睡衣，还戴上了睡帽，靠着枕头看书。
　　他明白了，这才踏实去睡。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又是男士请他出去，原来女士要起床更衣。

　　有鉴于此，这次他站在包厢门口，左顾右盼，一再说“：但愿剩下的床没有人。有人也别是女士，更别是胖女士。否则，不但要折腾，连转身都不可能了。”
　　还差10分钟，没来人。
　　还差5分钟，没来人。
　　朋友已喜形于色，刚要欢呼庆贺，只见一女士在最后3分钟进来了。幸运的是不胖。
　　晚上，果然“行礼如仪”。只不过这次是有经验的他拉着我先出去，另一位俄国男士只顾埋头看书，被不能等待的女士礼貌地请出来了。
　　从圣彼得堡回莫斯科，我们坐的是两个人的包厢。我们进站后，认好座位，便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看站台上来来去去的旅客。对面一列正准备开出去的列车，车里已经坐满了人，我一看便知那是给近郊职工上下班用的“通勤车”。车里人有的在打盹，有的在聊天，还有几个年轻人在打牌，这情景和我少年时乘火车上下学时一样，让我顿生亲切之情。
　　一声长笛，那列火车开动了。站台上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我的车厢还没亮灯。也许是“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引起的一种乡情，我油然想到，正是在这个圣彼得堡火车站，就是在这卧铺车厢的一进一出之间，美丽而高贵的安娜与沃伦斯基的眼神相遇，于是发生了跌宕起伏、传之久远的故事……
　　我们的火车就要开动了，在灯光下，我看到年轻的俄罗斯姑娘在和朋友紧紧拥抱，做最后的告别；我看到戴高加索帽子的老父亲在擦拭眼泪，嘱咐着车里的小伙子；我看到一男士急忙往车窗里送进一把鲜花……
　　火车缓缓开动了，发出哐哧哐哧的声音，一声长鸣，离送别的人越来越远，离我的家乡却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