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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先呈现以下片段。
其一
公元2012年9月,28日这一天,青藏高原晴空万里,刺眼的阳光穿过白塔寺的针形塔尖,照向藏家刚出栏的牦牛犄角,牛圈散发出的臭味和青草气息混在一起,河流在牛群之间左右躲避,一个旅行人却在在光线与气味空隙间,发现了久违了的童年经验。仅两天以前,远在京城,有人因生活的压力而坍塌。那天,某人因不再微笑而痛饮三杯,离家出走,两天后,当青海湖的日出追赶着他上路时,他恍然大悟:原来,生活不过一场剐刑,唯旅行可免遭殃。
其二
阳光南移,在城市交通拥堵、上班人跨上公交最后一秒,冈底斯山东面的太阳移过它金字塔形状的椭圆边际线,和转山的藏族阿妈打了个照面,山的另一面,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川藏线上,赶集般的川藏骑车人和磕长头的佛教徒在杳无人烟的山区彼此对映成趣,彼时,拉萨城南大昭寺门前磕长头的信徒直起身来,想起三年以来日夜朝圣之路,慨然释怀;而做坐在墙角晒太阳的旅行者,哑然一笑,终于明白,佛陀即是内心。旅行也是修行一种。
诗意的反抗
旅行的意义何在?唯山水春秋,生死取景而已。在这里,以我自身经验所杜撰的两个片段,呈现的是两种相对意义上的旅行意义。即旅行在追求与信仰之间失语状态的彼此解释,也即我所解释的山水春秋、生死取景。
正是旅行这种状态,将山水、时空、生死与审美栓到一起予以审视,对不同旅行者而言,审美被置于一种摇摆不定的位置,在平庸者或思想者那里,或走马观花,或天马行空,或左脑审视、右脑轻佻。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提出了一种旅行的意义前提,即“我们必须首先满足自己情感或心理上的一些更为重要的需求,诸如对理解、爱、宣泄和尊重的需求。”
但人们并不总知道为何而出发,只是,在麻木、自私单向度理解的生活和对不规则美学渴望的生活的两头,人们不由自主的倾斜向另一端。
正因如此,德波顿表达了一个担忧,“旅行常常面临的一个危险是当人们做走马观花似旅行时,我们还没有积累和具备所需要的接受能力就迫不及待地去观光,而造成时机错误。正如缺乏一条链子将珠子串成项链一样,我们所接纳的新讯息会变得毫无价值,并且散乱无章。”
事实上,那些我们理想中的风景从来无法达到,风景总在心理欲和复杂的心境中大打折扣,这一点在人性中的扭曲现象比比皆是,譬如我们往往因为苛求、因为一个不理想的早餐而对整天的旅行而耿耿于怀,悲观者或强迫症者们往往无法将视角从污点中移开,乐观主义者往往就做的更好。
旅行作为一种有意无意形式的主动或退避,无非是在以工作为主导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办公室、公交站、地铁中都发现不了所谓“诗意的栖居”,旅行作为生活的另一面,在时间被懒散化旅途中,有沙漠、戈壁、草原、山峰种种风景元素替我们去摆脱自私、无聊、麻木和低级趣味,而这一切无非是借此实现返璞归真,这种意义即如我们一再追寻的童真和回忆一样。
当我们踏上旅途,容易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苦苦追求而不可得淳朴与童真,这些,在异域或他乡却唾手可得,这些驱使人向往的力量,是人已经泯灭的潜意识下的自然人要素。这种潜意识下的执着类似于“虽然我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样,反正不应该是这样”的心理驱使。
所以,山河填充人心空虚,沙漠涂改单调的色素,旷野和山峦扩充我们局限,使我们不再受制于生活本身,而思绪释然。
我们总在出发的路上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将风景转化为内心的恬静,还仅仅是为了愉悦,当人们不停向往着纳木错、墨脱、日喀则的胜景,他们也并非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我总结自己的动机时,会发现潜藏心中一种在风景与内心之间是死而非的动与静之争,这种矛盾造成了川藏线上那些骑车人面对一遍遍对于“为什么在苦难和‘需求’之间选择兼持二者”的质问时不可解释的失语状态。
审美自然
现代意义上纯粹的旅行,应该是对“现实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北岛语,现实原词为语言)”的反抗。
前人“行万里路”的太多了,可惜多为“实用派”行走,并未在哲思上为我们留下太多笔墨,徐霞客、郦道元等人,他们在古代,呈现一种疲于奔命的行走,使得行走被漠视的太多,这造成了旅行的相对意义缺失,在那里,生活并未被置于全新的高度予以审视。
旅行之变得具有现代意义上“意义”,还须从它的演变说起,当古老的匈奴人、突厥人不停在天山以东、敦煌以北的大漠草原上往来迁徙,古日耳曼人赶着马车源源不绝运去东方的茶叶、瓷器、丝绸,斯基泰人在主宰的俄罗斯草原上驰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向往东方古老帝国时,长途跋涉并不能带给他们现代意义上的旅行感知,行脚之为旅行,无非是江山垂死,日月如梭。
但在李太白那里,旅行第一次明确地被定义出来了,当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终归“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此后,文人骚客的在李白的传统之后,找到了更别致的生活归宿。旅行因此也变得更为纯粹。
足迹遍布南美洲海岸线和内陆15000公里的德国探险家洪堡总结自己的旅行动机时说:“我被一种不确定的渴望所激励,这种渴望就是从一种令人厌倦的日常生活转向一个奇妙的世界。”
旅行的真正意义自然不会在走马观花、“光学取景”中凸显出来。2012年10月,当我一个人在冰冷的青藏高原日复一日重复单调的骑行动作时,孤独的大寂静,对文明的决绝,对生而为人无意象的思绪,以及对原始的自然畏惧,都日复一日的追随我,摧残着远离文明后摧残凋零的个体。
正如梵高说的,“衡量每一个杰出画家的标志就是他们能否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世界的某些部分。”更在于审视美的能力,以及为之准备的充分与否,这种准备并不是在装备上,而是在心里上能否抛却繁琐的工作,交际也好。
梵高的话正如许多旅行者所发现的绘画对于审美的重要性,所以许多旅行家倡导,“不要拍照,去画画吧。”这中间就凸显了一种高度审视和审美再现功效,为什么?画中的美是你需要的那部分,正如旅行是你想摘取的那段生活。
为什么旅途中那些繁琐被一再忽视了?旅途中有的是一种看得到的付出,在“生活即死亡”之下,稍看得远的人无不感到一种没有出路的庸碌,这时,生活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慢性死亡,这时,旅途中对于未知变数的恐惧,已经被赋予了一种罗曼蒂克的刺激与冒险元素,“待人与接物”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往往,旅行中“人”才被视为“自然人”的存在,而非城市异化中的“关系”存在,在这里,没有上司,同事,客户甚至个人圈子中的朋友,此时,待人接物被视为乐观的前提,远比工作生活中的未知数所带来的无助与绝望来得愉悦。这一切何来?原来在于,这世界已经置于全新视角的审视之下。
什么样的全新视角?后来我在一句被诗化的句子中找到灵感,“早餐吃牛肉,便于嚼碎往事。”旅行既在为我们摘取往事,也在筛选时空,不过是将更多的日子转化成了美学。旅行即是一种善的美学,以此理解两个极端的世界。
其一
公元2012年9月,28日这一天,青藏高原晴空万里,刺眼的阳光穿过白塔寺的针形塔尖,照向藏家刚出栏的牦牛犄角,牛圈散发出的臭味和青草气息混在一起,河流在牛群之间左右躲避,一个旅行人却在在光线与气味空隙间,发现了久违了的童年经验。仅两天以前,远在京城,有人因生活的压力而坍塌。那天,某人因不再微笑而痛饮三杯,离家出走,两天后,当青海湖的日出追赶着他上路时,他恍然大悟:原来,生活不过一场剐刑,唯旅行可免遭殃。
其二
阳光南移,在城市交通拥堵、上班人跨上公交最后一秒,冈底斯山东面的太阳移过它金字塔形状的椭圆边际线,和转山的藏族阿妈打了个照面,山的另一面,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川藏线上,赶集般的川藏骑车人和磕长头的佛教徒在杳无人烟的山区彼此对映成趣,彼时,拉萨城南大昭寺门前磕长头的信徒直起身来,想起三年以来日夜朝圣之路,慨然释怀;而做坐在墙角晒太阳的旅行者,哑然一笑,终于明白,佛陀即是内心。旅行也是修行一种。
诗意的反抗
旅行的意义何在?唯山水春秋,生死取景而已。在这里,以我自身经验所杜撰的两个片段,呈现的是两种相对意义上的旅行意义。即旅行在追求与信仰之间失语状态的彼此解释,也即我所解释的山水春秋、生死取景。
正是旅行这种状态,将山水、时空、生死与审美栓到一起予以审视,对不同旅行者而言,审美被置于一种摇摆不定的位置,在平庸者或思想者那里,或走马观花,或天马行空,或左脑审视、右脑轻佻。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提出了一种旅行的意义前提,即“我们必须首先满足自己情感或心理上的一些更为重要的需求,诸如对理解、爱、宣泄和尊重的需求。”
但人们并不总知道为何而出发,只是,在麻木、自私单向度理解的生活和对不规则美学渴望的生活的两头,人们不由自主的倾斜向另一端。
正因如此,德波顿表达了一个担忧,“旅行常常面临的一个危险是当人们做走马观花似旅行时,我们还没有积累和具备所需要的接受能力就迫不及待地去观光,而造成时机错误。正如缺乏一条链子将珠子串成项链一样,我们所接纳的新讯息会变得毫无价值,并且散乱无章。”
事实上,那些我们理想中的风景从来无法达到,风景总在心理欲和复杂的心境中大打折扣,这一点在人性中的扭曲现象比比皆是,譬如我们往往因为苛求、因为一个不理想的早餐而对整天的旅行而耿耿于怀,悲观者或强迫症者们往往无法将视角从污点中移开,乐观主义者往往就做的更好。
旅行作为一种有意无意形式的主动或退避,无非是在以工作为主导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办公室、公交站、地铁中都发现不了所谓“诗意的栖居”,旅行作为生活的另一面,在时间被懒散化旅途中,有沙漠、戈壁、草原、山峰种种风景元素替我们去摆脱自私、无聊、麻木和低级趣味,而这一切无非是借此实现返璞归真,这种意义即如我们一再追寻的童真和回忆一样。
当我们踏上旅途,容易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苦苦追求而不可得淳朴与童真,这些,在异域或他乡却唾手可得,这些驱使人向往的力量,是人已经泯灭的潜意识下的自然人要素。这种潜意识下的执着类似于“虽然我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样,反正不应该是这样”的心理驱使。
所以,山河填充人心空虚,沙漠涂改单调的色素,旷野和山峦扩充我们局限,使我们不再受制于生活本身,而思绪释然。
我们总在出发的路上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将风景转化为内心的恬静,还仅仅是为了愉悦,当人们不停向往着纳木错、墨脱、日喀则的胜景,他们也并非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我总结自己的动机时,会发现潜藏心中一种在风景与内心之间是死而非的动与静之争,这种矛盾造成了川藏线上那些骑车人面对一遍遍对于“为什么在苦难和‘需求’之间选择兼持二者”的质问时不可解释的失语状态。
审美自然
现代意义上纯粹的旅行,应该是对“现实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北岛语,现实原词为语言)”的反抗。
前人“行万里路”的太多了,可惜多为“实用派”行走,并未在哲思上为我们留下太多笔墨,徐霞客、郦道元等人,他们在古代,呈现一种疲于奔命的行走,使得行走被漠视的太多,这造成了旅行的相对意义缺失,在那里,生活并未被置于全新的高度予以审视。
旅行之变得具有现代意义上“意义”,还须从它的演变说起,当古老的匈奴人、突厥人不停在天山以东、敦煌以北的大漠草原上往来迁徙,古日耳曼人赶着马车源源不绝运去东方的茶叶、瓷器、丝绸,斯基泰人在主宰的俄罗斯草原上驰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向往东方古老帝国时,长途跋涉并不能带给他们现代意义上的旅行感知,行脚之为旅行,无非是江山垂死,日月如梭。
但在李太白那里,旅行第一次明确地被定义出来了,当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终归“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此后,文人骚客的在李白的传统之后,找到了更别致的生活归宿。旅行因此也变得更为纯粹。
足迹遍布南美洲海岸线和内陆15000公里的德国探险家洪堡总结自己的旅行动机时说:“我被一种不确定的渴望所激励,这种渴望就是从一种令人厌倦的日常生活转向一个奇妙的世界。”
旅行的真正意义自然不会在走马观花、“光学取景”中凸显出来。2012年10月,当我一个人在冰冷的青藏高原日复一日重复单调的骑行动作时,孤独的大寂静,对文明的决绝,对生而为人无意象的思绪,以及对原始的自然畏惧,都日复一日的追随我,摧残着远离文明后摧残凋零的个体。
正如梵高说的,“衡量每一个杰出画家的标志就是他们能否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世界的某些部分。”更在于审视美的能力,以及为之准备的充分与否,这种准备并不是在装备上,而是在心里上能否抛却繁琐的工作,交际也好。
梵高的话正如许多旅行者所发现的绘画对于审美的重要性,所以许多旅行家倡导,“不要拍照,去画画吧。”这中间就凸显了一种高度审视和审美再现功效,为什么?画中的美是你需要的那部分,正如旅行是你想摘取的那段生活。
为什么旅途中那些繁琐被一再忽视了?旅途中有的是一种看得到的付出,在“生活即死亡”之下,稍看得远的人无不感到一种没有出路的庸碌,这时,生活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慢性死亡,这时,旅途中对于未知变数的恐惧,已经被赋予了一种罗曼蒂克的刺激与冒险元素,“待人与接物”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往往,旅行中“人”才被视为“自然人”的存在,而非城市异化中的“关系”存在,在这里,没有上司,同事,客户甚至个人圈子中的朋友,此时,待人接物被视为乐观的前提,远比工作生活中的未知数所带来的无助与绝望来得愉悦。这一切何来?原来在于,这世界已经置于全新视角的审视之下。
什么样的全新视角?后来我在一句被诗化的句子中找到灵感,“早餐吃牛肉,便于嚼碎往事。”旅行既在为我们摘取往事,也在筛选时空,不过是将更多的日子转化成了美学。旅行即是一种善的美学,以此理解两个极端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