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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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明到清初、从越中到甬上、从刘宗周到黄宗羲，“证人书院”讲会的变迁是明清之际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转型之中一个重要个案。晚明刘宗周等人越中证人书院的“证人会”旨在体证“性命”，故重“内圣”之学；清初黄宗羲等人甬上证人书院的“讲经会”，旨在通过讲会的论辨疏通经典文句、寻绎典章制度之学以经世济民，故重“外王”之学。甬上证人书院讲会虽然以承继刘宗周蕺山之学为己任，其制度与内容也有越中证人书院讲会的影响，但是其学术重心却从“义理”转向了“考据”，最终造就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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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明到清初、从越中到甬上、从刘宗周到黄宗羲，“证人书院”讲会的变迁是明清之际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转型之中一个重要个案。晚明刘宗周等人越中证人书院的“证人会”旨在体证“性命”，故重“内圣”之学；清初黄宗羲等人甬上证人书院的“讲经会”，旨在通过讲会的论辨疏通经典文句、寻绎典章制度之学以经世济民，故重“外王”之学。甬上证人书院讲会虽然以承继刘宗周蕺山之学为己任，其制度与内容也有越中证人书院讲会的影响，但是其学术重心却从“义理”转向了“考据”，最终造就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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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十三年载楚共王“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杨伯峻先生注曰：“此时共王年幼，未必真能习学古礼古训，故自云未及习教训。”李世佳撰文认为此说不确，“习”应训为“常”，这句话应理解为“其接受师保教训时间短暂，没有常从进而便习、习染”。这样的观点似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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