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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的两部扛鼎小说《无声告白》和《小小小小的火》都获得众多嘉誉，风靡一时。两部小说在写作特征上形成鲜明的互文性和传承性，后者是前者的拓展和延伸。本文运用互文性理论，对两部小说的人物主体性、叙事架构、空间意象的互文关系进行详尽的梳理和分析，挖掘深层意义和内在关联，从而解读伍绮诗作品的互文性写作策略和创作主旨。
关键词：《无声告白》;《小小小小的火》;叙事架构;空间意象;互文性
0 前言
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1980—）2014年的处女作《无声告白》耗时6年写成，一出版就雄踞各大畅销书榜单，荣获亚马逊年度最佳和其他榜单的9项年度桂冠。2017年，伍绮诗携新作《小小小小的火》归来，以更猛烈的气势收获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读书网站Goodreads年度最佳，又一次荣获亚马逊2017年度小说殊荣，此后又接连把27项年度大奖收入囊中，辉煌的成绩比《无声告白》还精彩。同样是关于亲子关系、青少年成长、自我实现、生命选择等主题，同样采取当下和过去闪回交织的叙述策略，同样以俄亥俄州地区为背景，同样收放自如的文笔，《小小小小的火》是《无声告白》的拓展和延伸，在人物主体性、叙事架构、空间意象方面都与《无声告白》形成巧妙的互文關系，但蕴意更加成熟和丰富，冲突感更强。
互文性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新文本理论，强调文本本身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互文性”也被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是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借鉴巴赫金“对话性”和“复调”理论基础，于1966年首次在《符号学》中提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1]后来的罗兰·巴特等学者对此进行过阐释和补充，“每一个文本都同其他文本处于相互参照、彼此关联的关系中，形成一个包容着过去、现在、将来的无限开放的动态网络体系。文本之间、文本内部之间是一个不断重构的动态世界”。[2]
1 人物主体性的互文关系
对于两个文本之间的渊源，伍绮诗本人的表述最具权威性，她在接受《山西晚报》的访谈中坦言道：
两部小说有着共同的主题即身份、种族、归属感、亲子关系等。然而，《无声告白》是一本非常内敛的小说，它仅仅聚焦于一个单一家庭，探讨家庭内部的细节。《小小小小的火》深究人物的心理，但探讨几个家庭，以及他们生活的社区和生活环境。两本书的主题存在前后承接的关系，但是探讨的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3]
首先，两个文本的主题都是家庭故事和亲子命运的轮回，都跟女性身份、自我成长和人生选择有关。其次，《无声告白》中16岁少女莉迪亚成长路上不能承受的困惑，对应为《小小小小的火》中14岁少女伊奇与家人的格格不入和叛逆精神。两个人物最终都以不同方式做出自我选择。莉迪亚一直承载着父母的梦想而丢失真正的自我，最后试图克服恐惧而走进水中，结果溺水而亡。无独有偶，伊奇最后也决心逃离家庭，一把火烧掉自家的房子，打算追随米娅母女去流浪。最后，两部小说都或多或少涉及华裔的处境和中国元素。《无声告白》讲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跨族裔家庭三代人的生活。父亲詹姆斯是第二代华裔，莉迪亚兄妹在学校里非常显眼。詹姆斯最初选择玛丽琳，就遭到岳母的极力反对。就业时再次遭遇种族歧视。他的痛，是延续几代人的痛。在《小小小小的火》中，理查德森太太有个房客杨先生是来自香港的移民，英语不好，从事校车司机的职业。文中第九章讲述想要回孩子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华裔贝比·周因为英语差，只能从事打杂工作，以至于无力养育孩子。这些细节都表明伍绮诗的态度和关注：种族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两个文本的差异性表现在，《无声告白》重点刻画令人窒息的亲子关系。如同任何事一样，根源在于父母。同时辅助两代人的纵向母女关系：莉迪亚和母亲玛丽琳，玛丽琳和母亲多丽丝的相似状况。而《小小小小的火》则围绕两位迥异的母亲，是一种横向关系。一种是被安排好的井井有条的“完美”人生，另一种则是随性而安的写意人生。人物之间的内心矛盾与情节设计更有张力，伏笔多而不乱，更具多元性。两部作品都杂糅诸多主题，但关于人生选择和追寻的核心主题一直贯穿始终;既有对自我永无止境的追寻，又有对规则和理性的追寻。《无声告白》的扉页点题：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小小小小的火》递进一步，意味更加坚定：我们呼吸的每一个瞬间，都应该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相比于《无声告白》的无声反抗，《小小小小的火》的反抗更果敢。伍绮诗在两个文本中分别添加新时代美国家庭组成的复杂性和收养孩子的话题，符合当代的多元化意义，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和解读，也收获主流媒体的青睐和好评。
2 叙事架构的互文关系
伍绮诗的两部作品开篇都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全知视角进入故事，用充满悬疑色彩的倒叙手法设置戏剧性悬念，交代结局。自由地调度叙事时间和空间，观点来回切换，不断地变换叙事角度或场景，辅助倒叙、顺叙、追叙、插叙和预叙等多种叙事手段，然后不断放入催化元素加速背景进程，主旨和冲突也慢慢显现并且持续贯穿，直至最后完整展现因果脉络。《无声告白》的倒叙设置具有谜团般的震撼效果，两条叙述线索分别指向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也就是莉迪亚的死亡原因以及詹姆斯一家人如何获知以及反应的。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并行不悖，现实叙事线索和回忆叙事线索的冲突产生强烈的叙事艺术效果。[4]《小小小小的火》同样采用倒叙手法，开篇以精英阶层理查德森家出人意料的火灾现场设置悬念，紧接着引出众人的猜测：一定是小女儿伊奇精神崩溃，一把火烧掉自家的大房子。事实的真相到最后才被层层揭开，迷雾散去。截然不同的人生要么互相接纳，要么彼此碰撞。理查德森一家对米娅母女所带来的冲击的不同反应，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即自我认同的对于边缘化的“他者”的排斥和不接受。米娅作为少数“他者”，也会遭遇身份认同、女性身份自我实现的一系列问题。正如《无声告白》中的詹姆斯和孩子们，总会有他人异样的眼光提醒一个残酷的事实：“他者”始终无法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小小小小的火》并没有刻板地照搬对位叙事，而是根据人物塑造、故事推动、主题深化等需求有所取舍。 在人物聚焦方式上，两个文本也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叙事都采用过去与现在交替出现的方式，伍绮诗善于调度相同或相关的事件作为连接点，将过去与现在无缝交织。这样的叙事方式表达出的叙事伦理是可以从过往找到现在事件的原因并给予判断，体现出一种整体性诉求。[5]小火苗作为经典的原型意象反复出现，承担起展现人物特征和深化主题的作用，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伍绮诗着重放大了母女矛盾，以青少年的视角，讲述青春期的天真与迷茫，用插叙的手法讲述两个不同价值观的家庭故事。坚守自我、自由思考的伊奇，不被家人理解甚至经常遭到打压。这和《无声告白》中的莉迪亚负累的父母之爱，形成鲜明的互文性。两位母亲的意象都耐人寻味。玛丽琳想摆脱母亲的期待，不屑于像她那样把家庭主妇当成职业，失去自我，她与华裔詹姆斯·李结婚后，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转嫁给莉迪亚。理查德森太太强势又独断，自觉扑灭内心有过的火苗，小女儿伊奇却将它继承。总会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人生，比如两个反抗型人物米娅和伊奇。
3 空间意象的互文关系
《无声告白》描述俄亥俄州的小镇家庭，《小小小小的火》则聚焦俄亥俄州被誉为“克利夫兰山巅的彩虹”的西克尔高地，形成空间意象的延续性和互文性。城市和作家往往互为因果，一个城市孕育了作家，而一个作家反过来强化一个城市的性格。比如老舍之于北京，卡夫卡之于布拉格。[6]所以，在宾州和俄州长大的伍绮诗作品均以俄州为背景，书中多次出现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等代表性的地名和社区。作者本人也表达过我们深受生长环境的影响，邻居、家庭和童年经历都造就了我们。[3]选择小镇作为故事背景还因为大城市的包容性强，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小镇，混血家庭非常少，因此文本能经得起推敲。
多元化的家庭和社区是伍绮诗多年的关注焦点。西克尔人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睿智、周到、富有和开化的居民，保持榜样地位、启发他人是他们的责任;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福祉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7]然而，西克尔高地真有那么完美吗？完美的“山巅之城”在第四代人克莱西看来并不完美，她在考虑去哪里上大学时就打算不留在克利夫兰，连周边地区也不想待。[8]西克尔高地被宣传为“全国第一个按照规则建立起来的社区、最进步的社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最完美居住地”（伍绮诗，2018：86）。米娅母女来到西克尔高地后，理查德森家的男孩穆迪爱上代表着自由、快乐、野性、天然的珀尔，女孩伊奇恨不得去当米娅的女儿。米娅家的珀尔喜欢走进秩序井然、餐具配套的定居生活，乐不思蜀。在贝比·周争夺孩子案中，西克尔人却分成两派，本质上也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新生活的追寻者之间的斗争，前者是本地人，后者多是搬迁来的其他族裔人。在弗吉尼亚的乡村地区，异族婚姻在1958年之前是违法的。詹姆斯和玛丽琳是在波士顿结婚的。莉迪亚的同学们脸上都带有“本地人漠然的和蔼”。詹姆斯一家作为社区里唯一的混血家庭，经常被人排擠和歧视。这些都流露出伍绮诗作为移民二代，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的种族歧视和童年阴影，以及她对文化和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深刻思考。
4 结语
伍绮诗的小说聚焦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偏重女性情感，但兼具社会小说的价值，囊括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无声告白》和《小小小小的火》的架构相互交缠，并且在一定的情节表现上互相照应，有着明显的互文性特征。伍绮诗的两个文本中没有一个人物是完美的，更没有一个是彻底让人憎恶的。别具匠心的跳跃和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两个文本的结局都是开放式的，莉迪亚到底是有意而为还是意外身亡，伊奇最终是回归家庭还是追随米娅而去，作者并未有确定答案，给予每个人物的未来命运多种可能性，用空白和不确定的形式，取得借复调形式展现和谐统一的独特艺术效果，因此两部作品都值得从多视野、多角度去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蓓.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J].当代修辞，2013（5）：5-15.
[2] 孙银娣.汤亭亭小说的互文性阅读[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6）：87-89.
[3] 走近伍绮诗 了解《小小小小的火》[DB/OL].山西晚报，http：//news.sina.com.cn/o/2018-05-31/doc-ihcffhsv9577489.shtml，2018-05-31.
[4] 李月.《无声告白》的叙事特点[J].文化学刊，2016（11）：77-79.
[5] 刘晓华.无声告白的中国书写[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6）：9-12.
[6] 北岛.时间的玫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30.
[7] 伍绮诗.无声告白[M].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187.
[8] 伍琦诗.小小小小的火[M].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3.
作者简介：王华（1979—），女，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关键词：《无声告白》;《小小小小的火》;叙事架构;空间意象;互文性
0 前言
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1980—）2014年的处女作《无声告白》耗时6年写成，一出版就雄踞各大畅销书榜单，荣获亚马逊年度最佳和其他榜单的9项年度桂冠。2017年，伍绮诗携新作《小小小小的火》归来，以更猛烈的气势收获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读书网站Goodreads年度最佳，又一次荣获亚马逊2017年度小说殊荣，此后又接连把27项年度大奖收入囊中，辉煌的成绩比《无声告白》还精彩。同样是关于亲子关系、青少年成长、自我实现、生命选择等主题，同样采取当下和过去闪回交织的叙述策略，同样以俄亥俄州地区为背景，同样收放自如的文笔，《小小小小的火》是《无声告白》的拓展和延伸，在人物主体性、叙事架构、空间意象方面都与《无声告白》形成巧妙的互文關系，但蕴意更加成熟和丰富，冲突感更强。
互文性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新文本理论，强调文本本身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互文性”也被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是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借鉴巴赫金“对话性”和“复调”理论基础，于1966年首次在《符号学》中提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1]后来的罗兰·巴特等学者对此进行过阐释和补充，“每一个文本都同其他文本处于相互参照、彼此关联的关系中，形成一个包容着过去、现在、将来的无限开放的动态网络体系。文本之间、文本内部之间是一个不断重构的动态世界”。[2]
1 人物主体性的互文关系
对于两个文本之间的渊源，伍绮诗本人的表述最具权威性，她在接受《山西晚报》的访谈中坦言道：
两部小说有着共同的主题即身份、种族、归属感、亲子关系等。然而，《无声告白》是一本非常内敛的小说，它仅仅聚焦于一个单一家庭，探讨家庭内部的细节。《小小小小的火》深究人物的心理，但探讨几个家庭，以及他们生活的社区和生活环境。两本书的主题存在前后承接的关系，但是探讨的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3]
首先，两个文本的主题都是家庭故事和亲子命运的轮回，都跟女性身份、自我成长和人生选择有关。其次，《无声告白》中16岁少女莉迪亚成长路上不能承受的困惑，对应为《小小小小的火》中14岁少女伊奇与家人的格格不入和叛逆精神。两个人物最终都以不同方式做出自我选择。莉迪亚一直承载着父母的梦想而丢失真正的自我，最后试图克服恐惧而走进水中，结果溺水而亡。无独有偶，伊奇最后也决心逃离家庭，一把火烧掉自家的房子，打算追随米娅母女去流浪。最后，两部小说都或多或少涉及华裔的处境和中国元素。《无声告白》讲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跨族裔家庭三代人的生活。父亲詹姆斯是第二代华裔，莉迪亚兄妹在学校里非常显眼。詹姆斯最初选择玛丽琳，就遭到岳母的极力反对。就业时再次遭遇种族歧视。他的痛，是延续几代人的痛。在《小小小小的火》中，理查德森太太有个房客杨先生是来自香港的移民，英语不好，从事校车司机的职业。文中第九章讲述想要回孩子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华裔贝比·周因为英语差，只能从事打杂工作，以至于无力养育孩子。这些细节都表明伍绮诗的态度和关注：种族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两个文本的差异性表现在，《无声告白》重点刻画令人窒息的亲子关系。如同任何事一样，根源在于父母。同时辅助两代人的纵向母女关系：莉迪亚和母亲玛丽琳，玛丽琳和母亲多丽丝的相似状况。而《小小小小的火》则围绕两位迥异的母亲，是一种横向关系。一种是被安排好的井井有条的“完美”人生，另一种则是随性而安的写意人生。人物之间的内心矛盾与情节设计更有张力，伏笔多而不乱，更具多元性。两部作品都杂糅诸多主题，但关于人生选择和追寻的核心主题一直贯穿始终;既有对自我永无止境的追寻，又有对规则和理性的追寻。《无声告白》的扉页点题：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小小小小的火》递进一步，意味更加坚定：我们呼吸的每一个瞬间，都应该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相比于《无声告白》的无声反抗，《小小小小的火》的反抗更果敢。伍绮诗在两个文本中分别添加新时代美国家庭组成的复杂性和收养孩子的话题，符合当代的多元化意义，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和解读，也收获主流媒体的青睐和好评。
2 叙事架构的互文关系
伍绮诗的两部作品开篇都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全知视角进入故事，用充满悬疑色彩的倒叙手法设置戏剧性悬念，交代结局。自由地调度叙事时间和空间，观点来回切换，不断地变换叙事角度或场景，辅助倒叙、顺叙、追叙、插叙和预叙等多种叙事手段，然后不断放入催化元素加速背景进程，主旨和冲突也慢慢显现并且持续贯穿，直至最后完整展现因果脉络。《无声告白》的倒叙设置具有谜团般的震撼效果，两条叙述线索分别指向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也就是莉迪亚的死亡原因以及詹姆斯一家人如何获知以及反应的。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并行不悖，现实叙事线索和回忆叙事线索的冲突产生强烈的叙事艺术效果。[4]《小小小小的火》同样采用倒叙手法，开篇以精英阶层理查德森家出人意料的火灾现场设置悬念，紧接着引出众人的猜测：一定是小女儿伊奇精神崩溃，一把火烧掉自家的大房子。事实的真相到最后才被层层揭开，迷雾散去。截然不同的人生要么互相接纳，要么彼此碰撞。理查德森一家对米娅母女所带来的冲击的不同反应，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即自我认同的对于边缘化的“他者”的排斥和不接受。米娅作为少数“他者”，也会遭遇身份认同、女性身份自我实现的一系列问题。正如《无声告白》中的詹姆斯和孩子们，总会有他人异样的眼光提醒一个残酷的事实：“他者”始终无法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小小小小的火》并没有刻板地照搬对位叙事，而是根据人物塑造、故事推动、主题深化等需求有所取舍。 在人物聚焦方式上，两个文本也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叙事都采用过去与现在交替出现的方式，伍绮诗善于调度相同或相关的事件作为连接点，将过去与现在无缝交织。这样的叙事方式表达出的叙事伦理是可以从过往找到现在事件的原因并给予判断，体现出一种整体性诉求。[5]小火苗作为经典的原型意象反复出现，承担起展现人物特征和深化主题的作用，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伍绮诗着重放大了母女矛盾，以青少年的视角，讲述青春期的天真与迷茫，用插叙的手法讲述两个不同价值观的家庭故事。坚守自我、自由思考的伊奇，不被家人理解甚至经常遭到打压。这和《无声告白》中的莉迪亚负累的父母之爱，形成鲜明的互文性。两位母亲的意象都耐人寻味。玛丽琳想摆脱母亲的期待，不屑于像她那样把家庭主妇当成职业，失去自我，她与华裔詹姆斯·李结婚后，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转嫁给莉迪亚。理查德森太太强势又独断，自觉扑灭内心有过的火苗，小女儿伊奇却将它继承。总会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人生，比如两个反抗型人物米娅和伊奇。
3 空间意象的互文关系
《无声告白》描述俄亥俄州的小镇家庭，《小小小小的火》则聚焦俄亥俄州被誉为“克利夫兰山巅的彩虹”的西克尔高地，形成空间意象的延续性和互文性。城市和作家往往互为因果，一个城市孕育了作家，而一个作家反过来强化一个城市的性格。比如老舍之于北京，卡夫卡之于布拉格。[6]所以，在宾州和俄州长大的伍绮诗作品均以俄州为背景，书中多次出现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等代表性的地名和社区。作者本人也表达过我们深受生长环境的影响，邻居、家庭和童年经历都造就了我们。[3]选择小镇作为故事背景还因为大城市的包容性强，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小镇，混血家庭非常少，因此文本能经得起推敲。
多元化的家庭和社区是伍绮诗多年的关注焦点。西克尔人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睿智、周到、富有和开化的居民，保持榜样地位、启发他人是他们的责任;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福祉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7]然而，西克尔高地真有那么完美吗？完美的“山巅之城”在第四代人克莱西看来并不完美，她在考虑去哪里上大学时就打算不留在克利夫兰，连周边地区也不想待。[8]西克尔高地被宣传为“全国第一个按照规则建立起来的社区、最进步的社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最完美居住地”（伍绮诗，2018：86）。米娅母女来到西克尔高地后，理查德森家的男孩穆迪爱上代表着自由、快乐、野性、天然的珀尔，女孩伊奇恨不得去当米娅的女儿。米娅家的珀尔喜欢走进秩序井然、餐具配套的定居生活，乐不思蜀。在贝比·周争夺孩子案中，西克尔人却分成两派，本质上也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新生活的追寻者之间的斗争，前者是本地人，后者多是搬迁来的其他族裔人。在弗吉尼亚的乡村地区，异族婚姻在1958年之前是违法的。詹姆斯和玛丽琳是在波士顿结婚的。莉迪亚的同学们脸上都带有“本地人漠然的和蔼”。詹姆斯一家作为社区里唯一的混血家庭，经常被人排擠和歧视。这些都流露出伍绮诗作为移民二代，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的种族歧视和童年阴影，以及她对文化和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深刻思考。
4 结语
伍绮诗的小说聚焦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偏重女性情感，但兼具社会小说的价值，囊括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无声告白》和《小小小小的火》的架构相互交缠，并且在一定的情节表现上互相照应，有着明显的互文性特征。伍绮诗的两个文本中没有一个人物是完美的，更没有一个是彻底让人憎恶的。别具匠心的跳跃和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两个文本的结局都是开放式的，莉迪亚到底是有意而为还是意外身亡，伊奇最终是回归家庭还是追随米娅而去，作者并未有确定答案，给予每个人物的未来命运多种可能性，用空白和不确定的形式，取得借复调形式展现和谐统一的独特艺术效果，因此两部作品都值得从多视野、多角度去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蓓.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J].当代修辞，2013（5）：5-15.
[2] 孙银娣.汤亭亭小说的互文性阅读[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6）：87-89.
[3] 走近伍绮诗 了解《小小小小的火》[DB/OL].山西晚报，http：//news.sina.com.cn/o/2018-05-31/doc-ihcffhsv9577489.shtml，2018-05-31.
[4] 李月.《无声告白》的叙事特点[J].文化学刊，2016（11）：77-79.
[5] 刘晓华.无声告白的中国书写[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6）：9-12.
[6] 北岛.时间的玫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30.
[7] 伍绮诗.无声告白[M].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187.
[8] 伍琦诗.小小小小的火[M].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3.
作者简介：王华（1979—），女，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大学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