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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钞被盗
话说1985年11月25日,广东潮州中国银行,在启用上海印钞厂的高额新币时,发现少了一小包五元券的新票,共计1000张,也就是5000元。银行行长获悉此情,不由一怔,立刻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总行火速电传给上海印钞厂。厂领导顿觉事态严重。自建厂以来,上海印钞厂凡运往外地的成品从未发生过短缺,厂方认为这不会是工序上的差错。于是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报案。
12月3日,普陀区公安分局经济保卫科派员会同上海印钞厂保卫科等5个人,火速飞往广州,第二天乘车赶到案发地点潮州,进行现场勘查。
在潮州银行,他们看到桌上放着一只普通的钙塑箱,箱内全是上海印钞厂生产的五元面值的新票,经检点,箱子内确实少了一小包。这个小包被一元钞的贴头纸厚厚实实地充填着。经厂保卫科同志辨认,这种贴头纸只有上海印钞厂生产,从来不对外。另外,充填物的两头是两张硬板纸的生字卡片,亦属上海印钞厂的物证。由此断定,此案不可能发生在运输途中,也不可能发生在别的地方,只能发生在上海印钞厂。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盗窃案。
上海印钞厂大约有3000多名职工。厂里有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偌大的工厂,当然有一道道工序,分成一个个车间。而01车间是整个印钞厂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保密的一个车间,即成品车间。那成捆成捆的簇新连号的纸钞,都是从这个车间发出去的。01车间共有两扇门,1号门供工人进出,下班后即锁闭,2号门关闭多年,门上的铁锁也快生锈了,人们几乎把这扇门忘记了。因而,这个车间看来是防守严密的。
01车间共有300多名职工,凡是进入这个车间的职工,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01车间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崭新五元面值的人民币,在工人们的眼下翻飞跳跃,一个工人一天经手的纸钞,远远胜过他一生一世的工资收入。不过,工人们并不存邪念奢望,出了厂门便到了另一个世界,对外人从不谈厂里的情况。连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不谈。因为印钞厂有保密制度。别说上海一千多万人,恐怕就连印钞厂的2000多职工也很少有人知道。上海印钞厂生产的新钞是从来不投放在上海市场的。上海仅是回笼货币,因为这儿是全国回笼货币量最高的城市。从武警战士把上海印钞厂的成品押送到全国各地,到开箱启用,这其中的过程一般人也是无法了解的。
秘密调查
12月10日,5位同志由潮州返回上海,立即向上级汇报勘查结果。两天以后,由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区公安分局和上海印钞厂三方11名同志组成的调查组,开展了秘密调查。之所以秘密调查是厂内职工比较多,发案时间长,在没有线索可追的情况下如果公开调查,会带来破案的复杂性和困难。再加上当时还没有迹象表明赃款已经出笼,怕罪犯惊恐之下销毁赃款,所以只能秘密调查。
秘密调查分两个部署,首先通知各个银行和储蓄所,控制号码内的赃款。这就是银行里的术语:控号。另外在厂内,尤其是在01车间内排查线索。这两项工作量之大,范围之广,给侦破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5000元这个数目,在偌大的上海微乎其微,如果分散开来,2600人中只有一张,如果流散到外地,那就控不胜控了。至于在厂内排线索,全厂3000多职工,01车间300多职工,谁又是目标中的案犯呢?
面对这一团乱麻,专案组分头出动,从厂内职工中寻找线索。但几个月过去了,他们几经奔波,绞尽脑汁,也没能排查出可供破案的线索。
再次被盗
正当专案组一筹莫展时,广东惠阳又传来了令人吃惊的消息:那里发现有大于潮州数倍的新票被盗。1986年7月10日,广东惠阳工商银行启开一只装有新票的木箱时,发现少了一大包五元面值的人民币,当时在场的三个人都不由大惊失色,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告。经查,这是上海印钞厂的产品。于是,两天以后,消息传到上海,普陀区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接报告后,第二天就组成两批人员会同厂方共7人再赴广东,次日到达现场。出现在侦探人员眼前的是一只普通的木箱,确系上海印钞厂的包装装置。箱内原本装有8个大包的五元新票,每包5000张,共计25000元,眼下只有7包,并无任何充填物,显然整整一大包被盗。侦查人员对箱子四周作了初步勘查,发现箱内的防潮纸被移动过,木箱盖上有旋入的撬痕,开封口留有钳类咬过的痕迹。侦查人员详细询问了此箱新票的领取过程,观察了开箱的地理位置,排除了当地作案的可能性。
7月19日,去现场勘查的7名侦查人员返回上海,那只木箱也同机带回上海。为确定此案的性质,技术人员对木箱作了全面检验,证实:开封处有重复压痕,压痕为钳类工具所留;打包的铅丝上留有钳类工具的扭痕;封箱铅皮上也有钳类工具扭滑的痕迹。就连封箱钉颈部,也有钳类工具的割痕,而且,箱盖上还有榔头敲打的痕迹。
根据这些痕迹,可以认定:该箱在正常封箱后,被重新开启过。
于是,两个大大的问号摆在侦破人员面前:此箱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启的?究竟是运输途中破盗,还是未出厂前就已盗走?
蛛丝马迹
上海印钞厂连续两次发生新票被盗,数字高达3万元之巨,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为铲除祸害,一个严密的侦查之网,在全国范围内撒开。三天后,也就是1986年8月7日,黑龙江、河北、江苏三地“控号”奏效,同时发现赃款。而且,这三地发现的赃款都是由上海调拨去的,封条上所签的日期为1985年12月21日。
这“1985年12月21日”非同小可,上海公安机关的侦破人员大为吃惊。因为在这个日子的前3天,12月18日木箱刚刚封闭,岂料3天内,被盗的赃款已经出笼。很明显,此案又发生在上海印钞厂,而且发案时间仅有18日、19日两天,因为20日此箱已经进入上海金库,离开印钞厂。可见罪犯的速度之快,手段之狠。但这也是件好事。这说明,罪犯作案地点在上海。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易庆瑶得知这一情况,果断作出指示:充实力量,马上成立专案组,主要侦查目标是上海印钞厂。
当天,由市公安局经济保卫处、刑侦处、普陀区公安分局,以及厂方共17人的专案组成立。专案组成立后,对两次案发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排除了一些嫌疑者,一切从头开始。
除了必备的侦查手段之外,专案人员一分为二。一路目标上海印钞厂,召开职工大会,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揭发排线索。专案人员继续排查、摸底、调查。另一路继续追寻赃款,通过银行控号,翻阅回笼票,同时对南京路,淮海路、金陵路、四川路四大商业街上的家电、家具、床上用品、金银珠宝等大商店进行“控号”。
搁浅
到了9月份,控号有所突破。
这天下午,上海第三钢铁厂的一位工程师,手持17张五元券的新票来到上钢三厂储蓄所存款。这17张新票正是被控制的赃款。专案人员获悉这一消息,火速赶到上钢三厂。这位工程师说:1986年6月23日,他从常熟路储蓄所支取存款时,得了100张新票,共500元。此后,这位工程师用去了40张,手下还剩60张,他又从60张中取出17张到厂储蓄所去。
这位工程师的话是真是假?根据他提供的线索,专案人员追查到常熟路储蓄所,查清常熟路储蓄所确实支付过100张新票。那么这100张新票是谁存到该储蓄所来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存的?这个小小的储蓄所一天要接待成百上千的顾客,他们实在回忆不出是谁存的。
紧接着第二天,大世界储蓄所一位出纳员也发现了100张赃票。经查询,这位出纳员是1月10日上任的,也就是说,这100张新票是在1月10日以后存进来的,具体的日子他回忆不起,至于何等模样的人来存新票,那更记不清了。
以后几天内,老西门储蓄所发现了44张连号赃票,说是春节前后进来的,何人存入,也无法回忆了。
就在这时,淮海路上的龙凤珠宝商店也发现了126张赃票,营业员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数字,说这126张新票是1986年3月2日收进的,于是追查3月2日的营业发票存根,这天售出的是两个品种,方戒和金挂件。由此断定,犯罪分子在3月2日这天去龙凤珠宝商店购买了方戒和挂件,价值600多元。
如果根据现有的调查线索,要从上海13009万人口中去寻找是谁买了方戒和金挂件,那岂不是大海捞针?
又何况,这也可能是外地人买的。
直到1987年春节,专案组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破工作毫无进展。
又发新案
刑侦人员在毫无进展时,一个个双眉紧皱,总想找到突破口,但仍无线索。到了4月3日,吉林农安县农业银行,又传来新票被盗的消息。前两案还毫无线索,突然又传来这一消息,这使上海公安机关的压力越来越重。当天,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裘礼庭亲自出马,会同痕迹工程师、侦查员等五六个人,立即飞往吉林,赶赴现场勘查。此案的所有情况,与广东潮州的那一次完全相同,钙塑箱内少了一小包,即1000张五元新票,又是5000元,所用的填充物仍为一元钞的贴头纸。这一次的勘查比前一次更为仔细,那些贴头纸被原封不动地带到上海,那捆扎的绳结成了最后破案的有力证据。专案组又作了重新调整,由原来的5人,增加到9人,裘礼庭任组长。他向上级立下军令状,今年年底不破案,他愿免职。
裘礼庭深感专案组组长的重任,他马上调兵遣将,从经保处、刑侦处、普陀区公安分局点了25个精明干练的侦查员,又请来了市公安局副局长易庆瑶亲自挂帅。
25人的专案组又分成了3个小组:调研组、控赃组、侦查组。三位组长都是侦察高手。调研组负责厂内的排、查、摸,提供重点对象;控赃组负责控赃;侦查组负责攻重点对象。同时发动普陀区公安分局辖下10个派出所,对上海印钞厂01车间300多人的地区居住生活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浮出水面
7月9日,专案组将各路人马调查来的材料进行汇总时,有一个人成了桌面上研究的重点对象。刑侦处的侦查员汇报说:“据普陀路派出所民警反映,01车间开电瓶车的工人张德康从1986年8月份以后,经济反常,连续添置了冰箱、照相机、录音机、吸尘器、吊扇,落地扇、鸭绒被、羊毛衫等物,总价值大约在5700元左右。”裘礼庭问:“还有什么其他情况?”
侦查员回答道:“据邻居反映,听张德康说他岳父死后给了他5000元钱。”
裘礼庭沉思片刻说:“马上搞清张德康岳父生前的收入情况,另外查清张德康同他妻子在1985年到1986年两年中的总收入。还有,调研组设法获取张德康的捆扎方法和绳结。”两个组的组长领命而去。7月11日和12日两天,专案组成员以翔实的材料回答了裘礼庭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张德康的岳父于1986年8月死亡,生前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每月收入50元左右,无任何遗产,张德康的妻子是地区房管所的一般职工,1985年和1986年两年的总收入约3000元,张德康每月工资90元,加上奖金,两年经济收入共2700元。
这样算了一笔细帐,张德康夫妇两人两年内共收入5700元左右。此外,未发现他们有其他经济来源。那么,张德康一家三口除去衣、食、住之外,突然“暴发”,支出了一笔相当于夫妻俩两年总收入的巨款。这笔钱究竟从哪儿来的?是否如他所言是岳父临终前给的?张德康的嫌疑急剧上升。
除了广泛地在生活区调查之外,专案组一刻也没有松懈过内部的过细工作。侦查的范围逐渐缩小。从吉林农安带回捆扎那些贴头纸的绳结,对破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经检验,这些贴头纸是重新捆扎过的,捆扎打结的方法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因为,01车间捆扎方法,所有结头如出一辙。而这些贴头纸的捆扎方法和结头与01车间出来的结头截然不同。于是从捆扎的绳结上排除了01车间的成员。另外,发生在广东惠阳的那只木箱被撬,从木箱的重量,以及木箱上留下的痕迹,推断出作案者多半为身强力壮的男性。如此分析、筛选,最后剩下32个嫌疑对象,张德康也被罩在“网”中。
专案组组长裘礼庭果断决定,对这32人重点调查。
当天,专案组又从银行里查获张德康的5000元存折。由此,对张德康的疑点又升了一个台阶。
7月13日,专案组调研组的两个人员,在张德康毫无思想戒备的情况下,获取了他亲手捆扎的绳结。经检验,此绳结与捆扎贴头纸的绳结完全相同。
至此,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这天晚上,专案组全部人员集中,裘礼庭部署了新的作战方案。
7月14日下午,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由两位侦察员去张德康妻子杨某的单位,找杨某谈话,迂回了解情况;一路由刑侦处副处长顾乃万带人到印钞厂,与张德康正面交锋;最后一路侦查人员通过侦查手段,从张德康家中又查获了4700元存折。专案组在掌握了张德康近万元存折后,对破案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大功告成
到这时,同张德康的谈话已经是多余的了。当天晚上9时,张德康被传讯到普陀区公安分局。裘礼庭立即组织顾乃万等5人,对张德康进行突击审讯。
张德康面对5位公安人员的炯炯目光,脸色时而泛青,时而泛白。担任主审的顾乃万足足凝视了他两分钟,尔后问道:银行里存了多少钱?”
张德康说:“5000元。”
顾乃万问:“哪来的?”
张德康说:“岳父给的。”
顾乃万问:“给你的是现钞还是存款?存单上写谁的姓名?存单有几张?是啥个存单?存在哪一家银行里?”这问话像炮弹似地连续发出。
张德康额上出汗了,语塞好久后,硬挤出一句答非所问的话:“我没啥问题。”
“怎么没有问题?你要谈清楚产品被盗问题。”顾乃万没待张德康喘过气来,就单刀直入,点明要害。
张德康听了,连忙说:“不是我偷的。”
顾乃万轻蔑地一笑,继而说道,“张德康,你是个聪明人,这么多日子了,你一次又一次地蒙混过关,险些让你漏网。你冷静地想想,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你很大方,我们希望你不要牵连家属,争取从宽处理。”
张德康听到这句话,耷拉着脑袋,沉默了好长时间,连连摇头,随后吐了一句:“算了,我已经输了。”说罢,抬起头来,干脆吐了一句:“我投降,让我吃杯茶,茶吃好后我就谈。”
到此,1987年7月14日晚上9点40分,发生在上海印钞厂的特大盗窃案,由罪犯张德康揭开了真相——
1985年7月5日下午,张德康乘人不备,偷偷地溜进了不上锁的鼓风机房,然后钻进鼓风管内。当夜幕降下,月黑星疏的深夜,他从鼓风机内钻出,用作案工具潜入0l车间,分别从两只钙塑箱内各盗窃一小包新票,这就是在广东惠阳和吉林农安两地案发的1万元新票。第二天上班,他从鼓风机房溜出,混进车间上班的工人队伍中。下班后,他将赃款放入拎包里,平安地出了厂门。
1985年12月18日,他又带着作案工具,再次潜入鼓风机房,趁夜里无人之际,到车间走廊上,撬开已封箱的木箱,从钱箱里盗走了一大包钞票,共2.5万元。
顾乃万问:“当你将这么多钱带出厂门时是怎么想的?难道不怕被门卫查获吗?”
张德康说:“我们厂的门卫确实很严,车间警卫制度更加严格,但是实际上是对外来人、陌生人,而对本厂职工很松。我钻了这一空子,第一次作案时,我用工作纸将钱裹起来,装入尼龙袋,平安无事地出了厂门。第二次作案时,我将钱包放在一只铝桶里,上面盖了一件工作衣,拎了出来。照理,一早拎铝桶是反常的,可是没人问我。”
罪犯的供词,对上海印钞厂这样重要的部门来说,无疑是发人深省的警钟。
7月25日,张德康被逮捕。
9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盗窃犯张德康死刑。国家印钞厂最大的失窃案,至此才划上一个句号。
话说1985年11月25日,广东潮州中国银行,在启用上海印钞厂的高额新币时,发现少了一小包五元券的新票,共计1000张,也就是5000元。银行行长获悉此情,不由一怔,立刻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总行火速电传给上海印钞厂。厂领导顿觉事态严重。自建厂以来,上海印钞厂凡运往外地的成品从未发生过短缺,厂方认为这不会是工序上的差错。于是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报案。
12月3日,普陀区公安分局经济保卫科派员会同上海印钞厂保卫科等5个人,火速飞往广州,第二天乘车赶到案发地点潮州,进行现场勘查。
在潮州银行,他们看到桌上放着一只普通的钙塑箱,箱内全是上海印钞厂生产的五元面值的新票,经检点,箱子内确实少了一小包。这个小包被一元钞的贴头纸厚厚实实地充填着。经厂保卫科同志辨认,这种贴头纸只有上海印钞厂生产,从来不对外。另外,充填物的两头是两张硬板纸的生字卡片,亦属上海印钞厂的物证。由此断定,此案不可能发生在运输途中,也不可能发生在别的地方,只能发生在上海印钞厂。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盗窃案。
上海印钞厂大约有3000多名职工。厂里有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偌大的工厂,当然有一道道工序,分成一个个车间。而01车间是整个印钞厂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保密的一个车间,即成品车间。那成捆成捆的簇新连号的纸钞,都是从这个车间发出去的。01车间共有两扇门,1号门供工人进出,下班后即锁闭,2号门关闭多年,门上的铁锁也快生锈了,人们几乎把这扇门忘记了。因而,这个车间看来是防守严密的。
01车间共有300多名职工,凡是进入这个车间的职工,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01车间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崭新五元面值的人民币,在工人们的眼下翻飞跳跃,一个工人一天经手的纸钞,远远胜过他一生一世的工资收入。不过,工人们并不存邪念奢望,出了厂门便到了另一个世界,对外人从不谈厂里的情况。连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不谈。因为印钞厂有保密制度。别说上海一千多万人,恐怕就连印钞厂的2000多职工也很少有人知道。上海印钞厂生产的新钞是从来不投放在上海市场的。上海仅是回笼货币,因为这儿是全国回笼货币量最高的城市。从武警战士把上海印钞厂的成品押送到全国各地,到开箱启用,这其中的过程一般人也是无法了解的。
秘密调查
12月10日,5位同志由潮州返回上海,立即向上级汇报勘查结果。两天以后,由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区公安分局和上海印钞厂三方11名同志组成的调查组,开展了秘密调查。之所以秘密调查是厂内职工比较多,发案时间长,在没有线索可追的情况下如果公开调查,会带来破案的复杂性和困难。再加上当时还没有迹象表明赃款已经出笼,怕罪犯惊恐之下销毁赃款,所以只能秘密调查。
秘密调查分两个部署,首先通知各个银行和储蓄所,控制号码内的赃款。这就是银行里的术语:控号。另外在厂内,尤其是在01车间内排查线索。这两项工作量之大,范围之广,给侦破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5000元这个数目,在偌大的上海微乎其微,如果分散开来,2600人中只有一张,如果流散到外地,那就控不胜控了。至于在厂内排线索,全厂3000多职工,01车间300多职工,谁又是目标中的案犯呢?
面对这一团乱麻,专案组分头出动,从厂内职工中寻找线索。但几个月过去了,他们几经奔波,绞尽脑汁,也没能排查出可供破案的线索。
再次被盗
正当专案组一筹莫展时,广东惠阳又传来了令人吃惊的消息:那里发现有大于潮州数倍的新票被盗。1986年7月10日,广东惠阳工商银行启开一只装有新票的木箱时,发现少了一大包五元面值的人民币,当时在场的三个人都不由大惊失色,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告。经查,这是上海印钞厂的产品。于是,两天以后,消息传到上海,普陀区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接报告后,第二天就组成两批人员会同厂方共7人再赴广东,次日到达现场。出现在侦探人员眼前的是一只普通的木箱,确系上海印钞厂的包装装置。箱内原本装有8个大包的五元新票,每包5000张,共计25000元,眼下只有7包,并无任何充填物,显然整整一大包被盗。侦查人员对箱子四周作了初步勘查,发现箱内的防潮纸被移动过,木箱盖上有旋入的撬痕,开封口留有钳类咬过的痕迹。侦查人员详细询问了此箱新票的领取过程,观察了开箱的地理位置,排除了当地作案的可能性。
7月19日,去现场勘查的7名侦查人员返回上海,那只木箱也同机带回上海。为确定此案的性质,技术人员对木箱作了全面检验,证实:开封处有重复压痕,压痕为钳类工具所留;打包的铅丝上留有钳类工具的扭痕;封箱铅皮上也有钳类工具扭滑的痕迹。就连封箱钉颈部,也有钳类工具的割痕,而且,箱盖上还有榔头敲打的痕迹。
根据这些痕迹,可以认定:该箱在正常封箱后,被重新开启过。
于是,两个大大的问号摆在侦破人员面前:此箱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启的?究竟是运输途中破盗,还是未出厂前就已盗走?
蛛丝马迹
上海印钞厂连续两次发生新票被盗,数字高达3万元之巨,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为铲除祸害,一个严密的侦查之网,在全国范围内撒开。三天后,也就是1986年8月7日,黑龙江、河北、江苏三地“控号”奏效,同时发现赃款。而且,这三地发现的赃款都是由上海调拨去的,封条上所签的日期为1985年12月21日。
这“1985年12月21日”非同小可,上海公安机关的侦破人员大为吃惊。因为在这个日子的前3天,12月18日木箱刚刚封闭,岂料3天内,被盗的赃款已经出笼。很明显,此案又发生在上海印钞厂,而且发案时间仅有18日、19日两天,因为20日此箱已经进入上海金库,离开印钞厂。可见罪犯的速度之快,手段之狠。但这也是件好事。这说明,罪犯作案地点在上海。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易庆瑶得知这一情况,果断作出指示:充实力量,马上成立专案组,主要侦查目标是上海印钞厂。
当天,由市公安局经济保卫处、刑侦处、普陀区公安分局,以及厂方共17人的专案组成立。专案组成立后,对两次案发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排除了一些嫌疑者,一切从头开始。
除了必备的侦查手段之外,专案人员一分为二。一路目标上海印钞厂,召开职工大会,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揭发排线索。专案人员继续排查、摸底、调查。另一路继续追寻赃款,通过银行控号,翻阅回笼票,同时对南京路,淮海路、金陵路、四川路四大商业街上的家电、家具、床上用品、金银珠宝等大商店进行“控号”。
搁浅
到了9月份,控号有所突破。
这天下午,上海第三钢铁厂的一位工程师,手持17张五元券的新票来到上钢三厂储蓄所存款。这17张新票正是被控制的赃款。专案人员获悉这一消息,火速赶到上钢三厂。这位工程师说:1986年6月23日,他从常熟路储蓄所支取存款时,得了100张新票,共500元。此后,这位工程师用去了40张,手下还剩60张,他又从60张中取出17张到厂储蓄所去。
这位工程师的话是真是假?根据他提供的线索,专案人员追查到常熟路储蓄所,查清常熟路储蓄所确实支付过100张新票。那么这100张新票是谁存到该储蓄所来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存的?这个小小的储蓄所一天要接待成百上千的顾客,他们实在回忆不出是谁存的。
紧接着第二天,大世界储蓄所一位出纳员也发现了100张赃票。经查询,这位出纳员是1月10日上任的,也就是说,这100张新票是在1月10日以后存进来的,具体的日子他回忆不起,至于何等模样的人来存新票,那更记不清了。
以后几天内,老西门储蓄所发现了44张连号赃票,说是春节前后进来的,何人存入,也无法回忆了。
就在这时,淮海路上的龙凤珠宝商店也发现了126张赃票,营业员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数字,说这126张新票是1986年3月2日收进的,于是追查3月2日的营业发票存根,这天售出的是两个品种,方戒和金挂件。由此断定,犯罪分子在3月2日这天去龙凤珠宝商店购买了方戒和挂件,价值600多元。
如果根据现有的调查线索,要从上海13009万人口中去寻找是谁买了方戒和金挂件,那岂不是大海捞针?
又何况,这也可能是外地人买的。
直到1987年春节,专案组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破工作毫无进展。
又发新案
刑侦人员在毫无进展时,一个个双眉紧皱,总想找到突破口,但仍无线索。到了4月3日,吉林农安县农业银行,又传来新票被盗的消息。前两案还毫无线索,突然又传来这一消息,这使上海公安机关的压力越来越重。当天,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裘礼庭亲自出马,会同痕迹工程师、侦查员等五六个人,立即飞往吉林,赶赴现场勘查。此案的所有情况,与广东潮州的那一次完全相同,钙塑箱内少了一小包,即1000张五元新票,又是5000元,所用的填充物仍为一元钞的贴头纸。这一次的勘查比前一次更为仔细,那些贴头纸被原封不动地带到上海,那捆扎的绳结成了最后破案的有力证据。专案组又作了重新调整,由原来的5人,增加到9人,裘礼庭任组长。他向上级立下军令状,今年年底不破案,他愿免职。
裘礼庭深感专案组组长的重任,他马上调兵遣将,从经保处、刑侦处、普陀区公安分局点了25个精明干练的侦查员,又请来了市公安局副局长易庆瑶亲自挂帅。
25人的专案组又分成了3个小组:调研组、控赃组、侦查组。三位组长都是侦察高手。调研组负责厂内的排、查、摸,提供重点对象;控赃组负责控赃;侦查组负责攻重点对象。同时发动普陀区公安分局辖下10个派出所,对上海印钞厂01车间300多人的地区居住生活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浮出水面
7月9日,专案组将各路人马调查来的材料进行汇总时,有一个人成了桌面上研究的重点对象。刑侦处的侦查员汇报说:“据普陀路派出所民警反映,01车间开电瓶车的工人张德康从1986年8月份以后,经济反常,连续添置了冰箱、照相机、录音机、吸尘器、吊扇,落地扇、鸭绒被、羊毛衫等物,总价值大约在5700元左右。”裘礼庭问:“还有什么其他情况?”
侦查员回答道:“据邻居反映,听张德康说他岳父死后给了他5000元钱。”
裘礼庭沉思片刻说:“马上搞清张德康岳父生前的收入情况,另外查清张德康同他妻子在1985年到1986年两年中的总收入。还有,调研组设法获取张德康的捆扎方法和绳结。”两个组的组长领命而去。7月11日和12日两天,专案组成员以翔实的材料回答了裘礼庭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张德康的岳父于1986年8月死亡,生前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每月收入50元左右,无任何遗产,张德康的妻子是地区房管所的一般职工,1985年和1986年两年的总收入约3000元,张德康每月工资90元,加上奖金,两年经济收入共2700元。
这样算了一笔细帐,张德康夫妇两人两年内共收入5700元左右。此外,未发现他们有其他经济来源。那么,张德康一家三口除去衣、食、住之外,突然“暴发”,支出了一笔相当于夫妻俩两年总收入的巨款。这笔钱究竟从哪儿来的?是否如他所言是岳父临终前给的?张德康的嫌疑急剧上升。
除了广泛地在生活区调查之外,专案组一刻也没有松懈过内部的过细工作。侦查的范围逐渐缩小。从吉林农安带回捆扎那些贴头纸的绳结,对破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经检验,这些贴头纸是重新捆扎过的,捆扎打结的方法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因为,01车间捆扎方法,所有结头如出一辙。而这些贴头纸的捆扎方法和结头与01车间出来的结头截然不同。于是从捆扎的绳结上排除了01车间的成员。另外,发生在广东惠阳的那只木箱被撬,从木箱的重量,以及木箱上留下的痕迹,推断出作案者多半为身强力壮的男性。如此分析、筛选,最后剩下32个嫌疑对象,张德康也被罩在“网”中。
专案组组长裘礼庭果断决定,对这32人重点调查。
当天,专案组又从银行里查获张德康的5000元存折。由此,对张德康的疑点又升了一个台阶。
7月13日,专案组调研组的两个人员,在张德康毫无思想戒备的情况下,获取了他亲手捆扎的绳结。经检验,此绳结与捆扎贴头纸的绳结完全相同。
至此,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这天晚上,专案组全部人员集中,裘礼庭部署了新的作战方案。
7月14日下午,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由两位侦察员去张德康妻子杨某的单位,找杨某谈话,迂回了解情况;一路由刑侦处副处长顾乃万带人到印钞厂,与张德康正面交锋;最后一路侦查人员通过侦查手段,从张德康家中又查获了4700元存折。专案组在掌握了张德康近万元存折后,对破案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大功告成
到这时,同张德康的谈话已经是多余的了。当天晚上9时,张德康被传讯到普陀区公安分局。裘礼庭立即组织顾乃万等5人,对张德康进行突击审讯。
张德康面对5位公安人员的炯炯目光,脸色时而泛青,时而泛白。担任主审的顾乃万足足凝视了他两分钟,尔后问道:银行里存了多少钱?”
张德康说:“5000元。”
顾乃万问:“哪来的?”
张德康说:“岳父给的。”
顾乃万问:“给你的是现钞还是存款?存单上写谁的姓名?存单有几张?是啥个存单?存在哪一家银行里?”这问话像炮弹似地连续发出。
张德康额上出汗了,语塞好久后,硬挤出一句答非所问的话:“我没啥问题。”
“怎么没有问题?你要谈清楚产品被盗问题。”顾乃万没待张德康喘过气来,就单刀直入,点明要害。
张德康听了,连忙说:“不是我偷的。”
顾乃万轻蔑地一笑,继而说道,“张德康,你是个聪明人,这么多日子了,你一次又一次地蒙混过关,险些让你漏网。你冷静地想想,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你很大方,我们希望你不要牵连家属,争取从宽处理。”
张德康听到这句话,耷拉着脑袋,沉默了好长时间,连连摇头,随后吐了一句:“算了,我已经输了。”说罢,抬起头来,干脆吐了一句:“我投降,让我吃杯茶,茶吃好后我就谈。”
到此,1987年7月14日晚上9点40分,发生在上海印钞厂的特大盗窃案,由罪犯张德康揭开了真相——
1985年7月5日下午,张德康乘人不备,偷偷地溜进了不上锁的鼓风机房,然后钻进鼓风管内。当夜幕降下,月黑星疏的深夜,他从鼓风机内钻出,用作案工具潜入0l车间,分别从两只钙塑箱内各盗窃一小包新票,这就是在广东惠阳和吉林农安两地案发的1万元新票。第二天上班,他从鼓风机房溜出,混进车间上班的工人队伍中。下班后,他将赃款放入拎包里,平安地出了厂门。
1985年12月18日,他又带着作案工具,再次潜入鼓风机房,趁夜里无人之际,到车间走廊上,撬开已封箱的木箱,从钱箱里盗走了一大包钞票,共2.5万元。
顾乃万问:“当你将这么多钱带出厂门时是怎么想的?难道不怕被门卫查获吗?”
张德康说:“我们厂的门卫确实很严,车间警卫制度更加严格,但是实际上是对外来人、陌生人,而对本厂职工很松。我钻了这一空子,第一次作案时,我用工作纸将钱裹起来,装入尼龙袋,平安无事地出了厂门。第二次作案时,我将钱包放在一只铝桶里,上面盖了一件工作衣,拎了出来。照理,一早拎铝桶是反常的,可是没人问我。”
罪犯的供词,对上海印钞厂这样重要的部门来说,无疑是发人深省的警钟。
7月25日,张德康被逮捕。
9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盗窃犯张德康死刑。国家印钞厂最大的失窃案,至此才划上一个句号。